形而上學是改革開放的禍根　　

　　　　　　　　　　楊連旭　　

我國3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之所以問題很多，根源就在于是以形而上學方法論為指導的。

形而上學方法論導致了國人以簡單片面地極端性絕對化的思維方式，“一不做、二不休”，從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產生了落后偏激的社會思想和僵化輕浮的理論科學，形成社會矛盾持續產生。　　

不信，請看事實。　　

　　　　　　　　　　（一）　　

形而上學方法論以極端主義和經驗主義誤導了改革和發展的戰略。　　

第一、形而上學者“他們在絕對不相容的對立中思維；他們的說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之外，都是鬼話。”（恩格斯：《反杜林論》）　　

正因如此，他們以極端主義的絕對化分析問題，犯下從一個極端跑到另一個極端的錯誤。　　

當計劃經濟思想占據主流地位時，他們就把社會主義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宣揚得美侖美奐、美妙無比，將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市場經濟貶低得一無是處、萬惡無比。　　　

當鄧小平強調：“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形勢逼人，迫使我們進一步改革開放。”（《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18和269頁）后，他們就將公有制計劃經濟丑化得無惡不作、罄竹難書，把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吹噓得無所不能、精美絕倫。　　

形而上學家們既是“體制萬能論”者，又是“經濟萬能論”者。　　

一方面，他們把現實生活中的一切問題都歸結為體制問題。一時間體制成了萬惡之源，“體制問題”成了一切問題的問題，改革的作用被無限夸大。　　

另方面，他們又把改革中出現的所有問題乃至于腐敗問題都歸結為經濟落后的問題，以追求經濟的高速度掩蓋一切。　　

于是，對以往的體制和做法采取一概否定，先破后立，乃至于只破不立，或者是標新立異。　　

于是，經濟增長的速度取代一切，所有的問題都是發展中的問題，重復著犧牲質量和效益追求速度和數量的原始模式。　　

更有甚者，一切破壞，都可以以體制問題為借口；所有罪惡，都可以以發展問題為開脫。所謂的體制問題和發展問題變成了瀆職無能的遮羞布，改革和發展變成了嘩眾取寵、勞民傷財、乃至以權謀私、假冒偽劣、偷稅走私各種犯罪活動的的保護傘。　　

 第二、“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300頁）　　

所以，形而上學者以經驗主義的片面性進行改革，企圖以簡單機械的方法一勞永逸地解決復雜多變的社會問題。　　

承包制在農村改革獲得了成功，就搬進城市，一時被吹得天花亂墜，成為解決企業經營問題的靈丹妙藥。　　

承包萬能論破產之后，市場萬能論便應運而生。于是，“不找政府找市場”就成了政府官員無能和不作為的充分理由。　　

市場萬能論破產之后，股份萬能論就隨之而興。發達國家的股份公司，又成為解決中國企業問題的為萬能鑰匙。　　

事實上，無論是主張承包制，還是主張推向市場，亦或主張股份制，都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卻也都不是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就是時下流行的股份制改革，也不可能解決現實經濟生活中的根本問題。　　

事實是明擺著的。農村的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當初就是由農民出資入股成立的，可現今生產合作社被稱作是“大鍋飯”給解散了，供銷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陷入了經營困境。　　　

　　　　　　　　　　　（三）　　

形而上學的方法論以極端主義和教條主義誤導改革和發展的戰略。　　

 “在經濟問題上，我是個外行，也講了一些話，都是從政治角度講的。比如說，中國的經濟開放政策，這是我提出來的，但是如何搞開放，一些細節，一些需要考慮的具體問題，我就懂得不多了。”（《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77頁）

作為總設計師，鄧小平當然不需要懂得具體和細節，只需要從政治上把握總的方向和原則。政治方向和原則確定之后，怎么樣從經濟上具體落實到細節，這就是經濟學家的工作了。

早在1979年底，鄧小平就指出：

“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但這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雖然方法上基本上和資本主義社會的相似，但也有不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當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36頁）

那么，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怎樣結合，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同外國資本主義的關系的市場經濟又該是怎樣形成呢？經濟學家研究出來了嗎？

沒有。不僅當時，而且就是現在，也沒有系統地理論研究，以至于國有和集體企業的資產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變成了少數人發家致富的資本，某些國有企業經營者的收入已經超過了資本家。

我國的理論之所以落后于實踐，就在于理論家們熱衷于以形而上學的極端主義絕對化制造出各個發展神話，以教條主義的方式推廣應用。

1980年代中前期，適應追求高速增長的需要，日本的經濟奇跡風靡全國，日本的產業政策和企業管理是中國理論界的熱門話題。

1980年代中后期，適應闡述基礎產業制約增長速度的需要，我國理論界以匈牙利的經濟模式為理想，流行短缺經濟學。

1980年代末期后，隨著東歐的動亂和匈牙利神話破滅了，由于出現了權錢交易和經濟秩序混亂，西方新古典經濟理論取消政府干預的主張趁虛而入，一時間甚囂塵上。

到1990年代前期，由于蘇聯解體和“治理整頓”后買方市場形成，所謂亞洲的“四小龍”又在理論界走紅。

到1990年代中期，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四小龍”的神話失靈了，美國模式就在事實上居于壟斷地位。

實際上，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至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這期間，我國各種經濟成分并存，計劃經濟結合市場經濟，經濟恢復和增長速度之快、社會建設和發展成就之大，令世界瞠目結舌。對此，理論家們卻以自己的偏見和成見，充耳不聞、視而不見。　　

所以說，形而上學的理論家們熊瞎子劈苞米一般，折騰了十五、六年之后，最終黔驢技窮，只剩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三十多年來我國的經濟理論實際上是，宣傳性大于指導性，介紹性大于研究性，表面性大于實質性，微觀性大于宏觀性，炒作性大于實用性。

　　　　　　　　　　　（三）　　

形而上學方法論大行其道、深入人心的根源是，情緒化所導致的不顧事實、脫離實際的唯心主義。　　

情緒是人類天性自發表現，理智是人類進化自覺表現。社會文化由兩個層次的文化氛圍構成，即世俗文化和教化文化。世俗文化的社會氛圍主要是由情緒形成的，教化文化的社會氛圍是理智形成的。　　

情緒和理智是矛盾的統一。天性自發的情緒是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進化自覺的理智是追求社會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理智形成的是教化社會抑制個人天性，情緒形成的是沖破理智壓抑的沖動。　　

改革思想一經成為社會主流，就意味著弱化了計劃經濟的社會教化。此前被束縛、壓抑和限制的個體、個性和私欲，不僅勢如火山噴發、要求暢通無阻，而且激發出強烈的極端復仇情緒。　　

由此，又深受美英兩國政府宣揚的鼓惑，以新古典自由主義思潮為理論依據，將計劃經濟體制視為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后快，就不顧事實、脫離實際、混淆是非、夸張計劃經濟的劣勢、夸大市場經濟的優勢，從而進入了形而上學。　　

一是、否定國家主導的科學技術和生產要素的決定性作用。　　　　　　　　　　

本來20世紀80年代前半葉，我國之所以出現農業持續增長、農民持續增收、城鄉差別持續縮小，是由于國家有計劃地縮小工農產品“剪刀差”、加大農業投資、引進優質復合肥、改良品種、勞力充裕、實行生產責任制等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但是，卻被說成實行生產責任制的改革是唯一原因；　　

結果，形成了“體制決定論”和“改革萬能論”，掩蓋了國家主導的科學技術、生產要素的投入和勞動力增長的作用，造成經濟增長方式依舊是以資源開發和粗放經營為主，科學技術發展緩慢，資源浪費和生態破壞嚴重。　　

二是、否定抑制消費增加生產投入的必然性。　　

本來犧牲人民消費水平和經濟效益是落后國家鞏固獨立和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必然選擇與必經階段，惟計劃化不過是借以實施的形式和手段；　　

但是，卻被說成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天性；　　

結果，“消費促進增長”、“腐敗有益發展” 甚囂塵上、猖獗異常，消費欲望趨強、濫發獎金實物、大興樓堂館所、揮霍公款、奢侈成風、鋪張浪費、消費基金膨脹，經濟犯罪嚴重。　　

三是、否定社會和諧發展規律的普遍性。　　

本來有計劃按比例協調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內在客觀要求，在私有制市場經濟中是通過供求關系和社會矛盾的形式自發實現的，公有制不過是為自覺依據這個規律推動發展提供了經濟基礎；　　

但是，卻被說成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特殊性；　　

結果，任由市場作用，不僅經濟增長依然是大起大落的波動著，而且城鄉差別日益擴大、農村愈來愈貧困落后，貧富分化日益嚴重、在世界也名列前茅。　　

四是、回避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局限性和人性的缺陷。　　

本來私有制的自由市場經濟不僅是通過周期性經濟危機、破壞性的自發實現經濟和諧發展，而且也刺激著人性中唯利是圖而不擇手段的缺陷。西方經過了數百年發展形成的成熟市場，也依然存在著由于壟斷和過度競爭導致的失靈問題，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所造成的欺詐作弊和投機取巧的問題的現實，　　

但是，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所表現出的這些人所共知的事實，或者被輕描淡寫，或者是避而不談； 　　

結果，發展市場經濟就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放任自流；于是，“一旦有了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就不怕殺頭、就敢鋌而走險、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的市場規律就發揮了作用，不僅形成了私欲泛濫、物欲橫流的唯利是圖，而且催生了傳統的政治腐敗：　　

一方面，“鳥為食死，人為財亡”的理念刺激了投機經濟猖獗，假冒偽劣產品充斥社會，破壞了經濟秩序，造成大批國有企業的人才和技術失去了競爭優勢，由于原材料緊缺和市場被非法侵占陷入經營困境的，產生并發癥，從此一蹶不振；　　

另方面，“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升官發財理念不僅造成了各級各機構的家長制，而且催生了任人唯親、結黨營私和貪贓枉法、以權謀私的腐敗，破壞了社會經濟效率，刺激了機構和官吏激增膨脹。　　

……　　

放棄公有制國家主導的優勢，重復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的原始發展模式，既放任了私有制市場經濟的惡習，又刺激了傳統集權專制的官場腐敗。這個教訓是深刻的！　　

                      (三)　　

當我們在為改革開放以來外資大量涌入、經濟高速增長、國民生產總值躋身世界前列而津津樂道、沾沾自喜的時候，可曾想到與這繁榮興旺共生同在的還有：　　

一、中國的人均收入差別，城鎮與農村已經達到4:1以上，基尼系數也已經達到了0.4左右，接近了拉美國家20世紀80年代以后至今發展緩慢、社會動蕩時期的水平。同時，城鎮居民最高組與最低組之間的收入之比從2002年的5.2:1擴大到2003年的5.4:1，進入“黃燈”區。　　

二、中國的糧食產量已經從1998年的3.92億噸下降到了2004年的3.45億噸，2003年的庫存量只剩下1.02億噸，2004年進口小麥800萬噸，成為世界最大的小麥進口國。“誰能養活中國？”已經成為了現實的問題，十年前曾受到口誅筆伐的始作俑者爾今已經成了座上客。　　

三、中國土地的年均沙漠化，1950年至1975年是15.6萬公頃，1990年至2000年已增至36萬公頃；東北整個黑土帶的水土流失面積已經達到27.59萬平方公里，超過了總面積的1/4，有望在數十年后變成第二個“黃土高原”。　　

四、中國的有毒有害企業目前已經超過1600萬家，受到職業病危害的人數超過2億。　　

五、中國有70％的河流湖泊受到了污染，超過97％的地下水受到了污染，3.6億人口缺乏安全的飲用水。　　

六、中國有18000公里海岸線、6500多個海島、300萬平方公里的海疆，是世界海洋大國，可是不僅在世界海洋產業總值中所占不足2％，而且已經成為世界上海洋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七、中國近25年的年均增長率是世界第一，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第七，但是總體競爭力是第31位、科技競爭力是25位，創新能力是43位。　　

八、中國已經躍居為第二大能源消費國，8個高耗能行業的單位產品能耗平均比世界先進水平高47％，全球20個污染最重的城市，中國占一半。　　

九、中國近年來貪官腐敗的金額年均高達1.5億元，約占全年國民生產總值的七分之一、即13.4％，相當于全年出口額的80％以上。　　

……　　

就自然資源的人均占有量而論，中國只有世界水平，耕地是40％、石油儲量是11％、煤炭儲量是50％、森林面積20％，……　　

以這樣水平的資源占有水平重復發達國家的原始發展模式，中國的增長極限肯定要早于世界出現。這樣的發展，必然令發達國家心花怒放、欣喜若狂。　　

中國的資源耗盡、生態破壞必然產生全球性的災難。這又必然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憂心忡忡、顧慮重重。　　

發達國家這種喜憂參半的矛盾的心態就如同當年世界列強對晚清時期的中國既鼓勵和支持變法維新、打開國門、任由經濟侵略，又唯恐中國興旺發達、先進富強如出一轍。所以，我們經常能聽到來自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關于中國發展互為矛盾的評論，或者吹捧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就，或者鼓吹中國威脅論。　　

社會經濟發展出現的這種不和諧，根本原因就是：在形而上學方法論的指導下，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戰略沒有能發揮出公有制計劃經濟的優勢，重復了早期私有制市場經濟畸形發展的舊路。　　

何以見得呢？　　

　　　　　　　　　　　（四）　　

姚國華先生說：“原國家科技管理學院院長師漢民教授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二十年來（在科學的春天里），中國任何一個領域力沒有任何一個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領先于世界’。從這個角度講，中國科學已經死了。”（文池：《在北大聽講座》第十輯，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8月，第42頁）　　

姚國華先生雖然出語驚人，但卻是持之有據。不然就無法解釋，改革開放以來的二十多年，中西文明實現了前所未有的交匯，也理應是中華文明實現飛躍發展的二十多年，可為什么“中國任何一個領域里沒有任何一個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領先于世界”。　　

其實，不是中國的科學已經死了，而是中國的科學思想已經死了；不是中國的科學思想已經死了，而是中國學者們的思想已經形而上學化了。是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禁錮了思想、壓抑了創新，導致“二十年來（在科學的春天里），中國任何一個領域力沒有任何一個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領先于世界”。　　

請看：　　

　　問：您認為中國20世紀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是哪些人？　　

答：魯迅、蔡元培、陳寅恪、馬寅初、梁漱溟、顧準。　　

答：蔡元培、魯迅、胡適……；陳寅恪、顧準、錢鍾書……；不知道的：……　　

答：蔡元培、魯迅、梁漱溟、陳寅恪、馬寅初、聞一多、朱自清、胡風、沈從文、冰心、巴金、顧準、宗白華、朱光潛、錢鍾書、季羨林……　　

　　答：梁啟超、蔡元培、胡適、魯迅、傅斯年、梁漱溟、陳寅恪、梁思成、錢鍾書、楊振寧、顧準、王小波……　　

……　　

這是在21世紀之初，1900年至1973年期間出生的百多名學者、作家和批評家關于“您認為中國20世紀最優秀的知識分子是哪些人？”這個問題的答案（朱競：《世紀印象——百名學者論中國文化》，華齡出版社，2003年10月）。　　

其中，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只有朱立元提及，另有一人提到了孫中山。　　

如果說，偉人在觀念上已經不被視為知識分子還情有可原的話，可是有關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類的知識分子，也僅有朱立元和敬文東兩人提到，這就令人不可思議了。　　

那么，是因為20世紀中國的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類中沒有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嗎？這是連小學生都不屑一顧的問題。　　

20世紀中國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類的優秀知識分子可謂燦若群星：李四光、竺可禎、茅以升、華羅庚、錢學森、錢三強、錢偉長、蘇步青、陳省身、鄧稼先、黃昆、陳景潤、楊樂、張廣厚……。　　

可以說， 20世紀在國際上有威望的中國知識分子，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類的科學家要遠遠多于社會科學類的專家學者。他們對我們民族和國家，乃至人類的貢獻之大，是婦孺皆知、舉世公認的。　　

可是，為什么百多名學者，僅有一人只是將其中的梁思成和楊振寧列為中國20世紀最優秀的知識分子呢？作家劉齊道出了其中的原因：　　

“我們現在一提中國知識分子的杰出代表，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文史哲方面的人物，而對其它領域比如科技、金融、法律、信息、交通等方面的杰出知識分子所知甚少。這說明，至少是20世紀的相當一段時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專業分布具有結構性缺陷，同時也說明我們在認識上的偏頗和后滯。”（朱競：《世紀印象——百名學者論中國文化》下冊，華齡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22頁）　　

　　　　　　　　　　　（五）　　

其實，這些以作家和批評家為主的所謂學者、知識分子，其實就是平時所謂的文人墨客。　　

那么，這些文人墨客們在認識上后滯了多少呢？　　

早在18世紀初，西方的傳教士就指出：中國的科學不發達，其原因是中國的知識分子所能走的惟一道路是通過八股達到升官發財，科學知識是不受重視的。（何兆武：《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國青年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44頁）　　

1927年，美國科學家古德諾在《窺視中國文明的神奇魔力》中指出：　　

“在中國，對于一個有學問的學者來說，除了文學的東西外，其它的幾乎并不引起他過多的關注，而且，在中國，也只有那些深諳中國文學的專家學者才會受到人們的尊敬。除了中國的文學以外，其它的一些東西在中國人看來，都不值得一學。……　　

“這種對文學的過份關注也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極為不良的后果，那就是這種科學技術的能力從未被開發過，科學的發展也相當緩慢。”（《彼岸視點——美國〈國家地理雜志〉中國探險紀實（2）》，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年3月，第309頁）。　　

三個世紀過去了，75年過去了，第三次世界技術革命已經使世界發生著日新月異的變化，可事實表明：中國文人墨客們的思想認識卻依然如故。　　

那么，文人墨客們在認識上偏頗到了什么程度呢？　　

從這百多名文人墨客們的高談闊論中，我們不難感覺到他們普遍有著極端的自我傾向。　　

他們欣賞的是向政權大唱反調的知識分子，這充分表現出了不分青紅皂白的自我孤立性。不僅是從事社會政治活動獲得成功的社會科學類知識分子被他們視作異類，而且由于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直接構成社會生產力，其中優秀的知識分子大都為政權所倚重，也就不為文人墨客們所贊賞。　　

文人墨客們的歷史態度，是以文人墨客階層乃至個人的遭遇為標準，這充分表現出了自以為是的自我中心性。這百多名文人墨客大都不約而同滿懷深情地表述了中國文人墨客階層和他們個人在20世紀社會中經歷的種種不幸，儼然是“憂國優民”了。可卻只有朱學勤、秦暉、余開偉極少數學者指出，比知識分子更加不幸的是農民。 　　

由此可見：現今的中國文人墨客普遍不能以正常心態、理智辯證地看待社會、分析問題，他們的思想認識普遍是情緒化大于理性化。　　

問題是，這些文史哲方面的文人墨客，他們的專業是有社會的普及性，承擔著教化社會的主要內容，是他們在左右著社會輿論，營造著社會文化氛圍，他們這樣情緒化的思想認識流行于世必然是誤導社會發展。　　

在如此偏頗和后滯的社會文化氛圍中，中國的文人墨客又怎能以正常的心態從事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的研制。這也就難怪大量的知識分子紛紛改行追求升官發財，自然科學的人才轉業到社會經濟中。　　

所以，文人墨客所營造的的社會輿論，政治家們不能不聽，因為他們畢竟是我們社會的精英，往往有著獨到的見解。可是聽了之后必須組織進行反面論證，必須征求人民的意見后再決定是否采用。因為畢竟他們的思想是情緒化大于理智化，是偏頗和后滯的。　　

　　　　　　　　　　（六）　　

為什么中國文人墨客的思想認識竟然是如此地后滯和偏頗呢？因為他們的思維方式往往是形而上學的方法論。　　

形而上學思維的特點是，簡單片面、極端絕對。首先判斷任何事物都是：“或者……，或者……，二者必居其一”；然后進行的選擇是：“寧可……，也不……。”“一不做，二不休。”　　

就是由于這樣的判斷和選擇，中國社會發展的矛盾不斷。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形而上學方法論是以小生產生產方式和集權專制相結合的社會組成為基礎而生存的。集權專制的社會制度與自由分散的小生產方式本來就是矛盾的兩個極端，只要一有機會極端主義絕對化就要泛濫成災。一統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自古就困擾著中國歷代的政治家們。　　

同時，集權專制是教條主義的社會基礎，小生產是經驗主義的社會基礎。不是盲目排外、迷信經驗，就是盲目媚外、拿來主義。　　

所以，中華傳統文明中就有著濃厚的形而上學方法論，凡事都是兩個極端，不僅機械的將人分兩類，不是君子就是小人，而且戲劇有臉譜，白臉奸臣、紅臉忠臣，……　　

形而上學在中國有著濃厚的社會氛圍。自古至今，我國都是小生產生產方式和集權體制占社會主體，形成了形而上學的濃厚社會文化氛圍，每個人都會在不知不覺中受到形而上學方法論的左右。　　

制約中國發展的社會根源幾乎都來自于形而上學的思維結果。形而上學方法論滲透在中華文明的每一個細胞中，表現在中國社會的各個方面。無論是治國安邦，還是日常生活，幾乎所有的大事小情，形而上學無所不在，成為形成社會矛盾的禍根。　　

平時人們總愿意指責所謂的農民性，其實那并非是什么農民性格，而是形而上學性。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幾代都與農民無緣的帝王和城市人卻有農民性。　　

由于中國自古是“勞心者食人”，文人墨客作為少數社會精英就有些高人一等的感覺。以自我為中心，很少從人民大眾的角度以發展的觀點看待社會，這是他們的通病。　　

19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走向兩極分化嚴重。面對著國家的落后和政權的腐朽，其中的一批人以天下為己任，不怕犧牲，直接投身于民眾之中，領導社會變革獲得成功，成為了執政掌權的政治家；另有一批人走上了科學救國之路，成為強國富民的科學家。再一些有文人墨客，他們有心報國卻又回天乏術，更不愿自我犧牲，除了空談，別無技能，只能是坐而論道。　　

坐而論道的文人墨客，卻又不安分守己。由于他們深受“學而優則仕”和“立一家之言”傳統理念的影響，有著“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和“桃李滿天下”的夙愿，企盼著或者進入政權，或者出人頭地。　　

以自我為中心的文人墨客在其所屬的知識領域或許是專家，但就其社會主張而論卻是文人作派，輕浮勢利。不要以為文人墨客，個個都像魯迅、聞一多，骨頭最硬、橫眉冷對特務的手槍；人人都如朱自清，不肯吃“嗟來之食”；別忘記，賣身投靠的周作人、周佛海、陳公博、胡蘭成之流，也是大有人在的！　　

在功利思想的指導下，許多文人墨客普遍情緒躁動，不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想艱苦奮斗、只想一鳴驚人，傾向于脫離群眾的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語不驚人死不休。因此，也就很容易以形而上學方法論的極端主義絕對化看待世界。先是向當權者大唱贊歌、曲意奉承、極盡巴結之所能，以求獲得賞識、躋身政權；一旦不遂心愿，便深受成功者的刺激，淪為孤芳自賞，同行相輕、牢騷滿腹、怨天尤人、感嘆命運。在情緒化的作用下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或者徹底否定，或者全盤肯定。　　

執政黨實行整風征求意見，他們就否定一切，要求輪流坐莊；　　

執政黨讓他們放下架子，深入社會了解人民，他們就喊冤叫屈說是受到了迫害；　　

執政黨要改革體制中的弊端，他們就否定一切、全盤西化，鼓吹西方市場經濟；　　

執政黨想糾正改革中的錯誤，他們就企圖連執政黨也否定，鼓吹無政府主義；　　

……　　

孤芳自賞的文人墨客，他們最大的本事就是：以極端的思維方式、片面的知識內容，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把復雜的問題簡單化，把所有的問題絕對化。　　

改革開放至今，我國之所以淪落為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附庸，問題很簡單，原因一目了然，就是重復了晚清至國民政府時期企圖以市場經濟、依靠資本主義救國的故事。可他們卻無中生有地生拉硬扯出什么民主、自由、壟斷、民營企業、中產階級等等。　　

我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重復了晚清至國民政府時期企圖以市場經濟、依靠資本主義救國的故事，本來有著深刻地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以毛主席的偉大、用文化大革命這種方式尚且不能避免，可他們卻僅僅將其絕對化為是鄧小平一人、或幾人的個人偏好乃至人品問題。　　

于是，他們以救國救民的名義，分裂成了極端的兩派，各抱地勢、勾心斗角，危言聳聽、嘩眾取寵，左右輿論、甚囂塵上，令人不知所從，導致社會分裂。　　

                      （七）　　

在號稱是社會精英階層的文人墨客中，形而上學方法論尚且有如此之大的市場，那么在普通人中的市場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由此可見，當年，倭寇入侵正緊，而毛澤東卻要著作《矛盾論》、《實踐論》，蔣介石也提出從“哲學運動”入手來做民族復興工作，這不謀而合的巧合、絕非偶然。　　

趕超世界先進水平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學習引進先技術、設備和理論固然重要，但是最根本的還要靠自立更生，要靠咱們中國人自己的新理論、新概念、新方法領先于世界。　　

對個人而言，也是如此。無論你做什么，發牢騷、放怨氣、危言聳聽、歪曲謾罵，都無濟于事。只有牢記“牢騷太盛防腸斷，風物長宜放眼量”的教誨，嚴守先哲們倡導的中庸之道、一分為二、不走極端，必定有收獲。陳云曾再三強調：“學好哲學，終身受用。”應該說。這是他一生得失成敗經驗教訓的最根本體會。　　

由此可見，學好哲學，于國、于民、于自己，都很不錯，自當人人爭先、個個奮勇。　　

然而，古今中外的哲學著作何其多也！即便專家學者，也不能窮盡、讀懂，何況常人。唯有的毛澤東的哲學著作，通俗實用、適于常人。陳云就介紹，說他自己的哲學水平就來自于延安時期毛澤東的教導。在毛澤東的哲學著作中，《矛盾論》、《實踐論》是根本。所以，大慶人賴以起家，開發出了大油田。　　

蔣介石雖然提出了從“哲學運動”入手來做民族復興工作的主張，可他卻沒有哲學成就，故而不了了之。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卻指導著我中華民族從落后中崛起，直逼世界先進水平。由此可見，“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確實是經過反復實踐所檢驗出的真理。　　

為此，必須持之以恒地掀起全民學習《矛盾論》、《實踐論》的運動，堅決打倒形而上學，倡導普及辯證法，清除形而上學的社會文化氛圍，從“哲學運動”入手來做民族復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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