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14）：思齊政教

   何新　先生在《與佩利第二次談話錄：我對人生感到悲壯》中言及北大荒生涯時說：“我認為我一生真正的大學校就是在這9年中找到的。因為那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部分，我通過那段經歷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歷，對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何新先生近日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我的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然則，　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又經歷了幾多俗子書生不曾夢見的愛恨情仇？體驗了何種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這些閱歷又是如何出入損益其思想？請讀《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欲批判何新者也不妨進來收集資料，定然不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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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十四）：思齊政教　　

記者：　何　先生，我想向您提出一個敏感的問題。您愿意回答就回答，如果不便回答，就不作回答。
何新：（笑）有什么問題，你盡管提。
記者：您現在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您是否仍然真誠地信仰這一學說？
何新：(沉思良久)馬克思主義，是19-20世紀對全人類生活和社會變革影響最大的思想體系，我個人一直在研究它。
    至于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都是一種政治意識形態。有人說共產主義是幻想，但是美國當今向世界傳播的“自由主義”、“民主主義”、“自由市場”作為一種主觀意識形態，也是欺人之談和幻想。凡在美國生活過的人都知道，美國自己的社會現實就遠不符合這種幻想。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社會科學的多數領域如哲學、歷史學、社會學、經濟學，直到現在仍然不是真正客觀的科學理論，而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種主觀的、可以由人根據自己的利益和主觀價值偏愛去選擇和解釋的意識形態信仰。
    關于信仰與科學的不同，18世紀的康德已經作過非常深刻的思考。他在研究認識論時，指出感性、理智性（知性/悟性）是可以依賴的。但他認為理性是不可依賴的，因為理性具有借助思維符號（概念范疇）和語言符號進行自由構造的功能。因此在理性的推論——即理論意識形態中，總是矛盾歧出，而且難以確切地得到事實的檢證。正如黑格爾所說，“人們以某些思想和可能性為依據，作出這樣一種推理；人們也同樣可以再提出另外一種推理來與它針鋒相對。這兩種推理，誰也不比誰更高明。”（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第208頁）所以康德主張放棄理性，只以感性和理智性作為認知工具，而把理性的領域保留給信仰。康德是近代一位非常深刻的思想家，他所意識到的問題即劃分知識工具和理性信仰的問題，也就是工具理性和宗教及意識形態的歧異性問題。
記者：那么您今天如何看待啟蒙精神？
何新：啟蒙即思想解放是兩頭銳利的雙刃劍。五四激進的啟蒙思潮，在反封建的口號下也否定了華夏文化傳統的一些基本價值和精神支柱。《狂人日記》說，“翻開5000年史書，只看到兩個字‘吃人’。 ”這種徹底否定中國歷史傳統的看法在當時是有代表性的，但無疑是非常極端而片面的。70年代末興起的“思想解放”(新啟蒙)也產生了一些極端和片面的東西。例如，徹底否定政治意識形態的存在意義，就是一種片面而幼稚的政治理念。意識形態不應當隨意干預學術自由、文化自由以及世俗生活領域，但這絕不意味著一個國家應該徹底放棄意識形態。
記者：人們經常使用“意識形態”這個概念，這個概念是怎樣產生的？
何新：對于“意識形態”這個概念，就我所知，那本身是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是馬、恩在1844年所著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的。這個術語的涵義，指社會對自身存在的自我意識、自我表述。例如，我國現在的意識形態，自我表述是“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美國的自我意識、自我表述則是“民權主義”和“民主主義”。這都只是政治意識形態，是一個象征和虛擬的體系，或者說，是一種主觀的社會自我表述。馬克思說，“在現實中判斷一個人，不能以他對自己的說法為依據。同樣，在歷史中判斷一個國家、一個時代，也不能以它對自己的看法為依據。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個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別某人的面具和真相。然而我們的歷史學卻還未具有這種常識，不論每一時代關于自己說了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德意志意識形態》)
    所謂“社會科學”的多數領域(包括被某些人奉為圭臬的“經濟學”理論)，也都屬于社會意識形態，即屬于社會中某些階層/利益集團的自我意識和自我表述。例如，市場經濟理論就是市場資本主義的自我意識和自我陳述。所謂“自由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有時是一種極端的個性主義，有時又是一種無政府主義(反對公共威權/確立自我威權)。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意識形態。意識形態通常具有極大的價值偏見和排他傾向，它很難中立。但是，科學這個術語具有中立、客觀、以事實(而不是主觀意識和某種利益)為根據等等涵義，所以培根將之稱為“工具”，后來有人將科學稱為工具理性。科學是科學，意識形態是意識形態，它們各有自己的領域和功能。它們常常被混淆，但是二者實際是非常不同的。工具理性與意識形態的功能有時很容易被混淆。但如果在政策的施用中，決策者對二者的功能發生混淆，是會造成嚴重后果的。
記者：您能否舉一個實例？
何新：例如國家統計局是國家的經管部門之一，它本身是一個政策工具部門。但它所發布的國民經濟統計數字，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識形態。作為意識形態，它具有為現行政策提供經濟業績數字，以動員人們支持現行政策的宣傳意義。但對于決策者來說，來自統計局所提供的統計數字又具有社會經濟的“壓力表”的儀表作用，為決策者直接提供對于社會經濟進程的量化監控。這種監控的可靠性，取決于統計數字的真實性、及時性、準確性，通過這些數字的及時反饋，決策者才能準確地了解經濟和社會運行狀態，隨時對經濟運行狀態進行調整。
記者：但是，出自自身“政績”的考慮，統計局往往“報喜不報憂”。
何新：問題就出在這里！這種有意的誤報，實際上是統計部門誤解了自身的真正功能。它是統計局，不是宣傳局，它的責任只應該是真實地、客觀地、盡可能準確地、至少也是不失實地，像計算工具一般地統計和匯報數字。對國家不利的數字，它可以不對外發布；但是它無權也不應該由它為某種政策目標，直接政治化地處理統計數字。這種利用統計數字進行加工而進行宣傳的工作，應當由專業宣教部門、意識形態部門、傳媒部門去作。如果對統計局給予可以自由加工處理、以至歪曲粉飾統計數字的授權，表面看來會有利于當局，實際是遺患無窮。讓統計局利用所加工過的數表搞政治宣傳，以支持現行經濟政策，這就是將統計部門由工具部門變成意識形態部門。對于決策者來說，這意味著為自身制造一種極為危險的信息污染。
記者：為什么？
何新：因為決策者很容易犯一個錯誤，就是把虛假的向外宣傳當成了真實的現實，自身也被虛假數字和虛假經濟情況所誤導。同時這種功能誤用也為統計部門提供了機會，提供了行為范例，使它可以隨時編造真真假假、半真半假、似真似假的宣傳數字，為阿諛和支持現行政策方針而上報當局，以此討取執政者的歡心。其結果必將導致決策者對社會經濟形勢的嚴重誤判，使得需要及時調整不良政策的時機被錯過，使得需要糾正的政策失誤得不到糾正，最終釀成重大的社會危機。在共和國歷史上，由于決策者被虛假統計所誤導而作出重大錯誤判斷造成經濟災難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958-1959年的“大躍進”。
記者：宗教與意識形態一樣嗎？
何新：宗教是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之一。在傳統社會中，例如在中世紀歐洲，宗教是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但是，意識形態也可以作為哲學、文學、經濟學或其他學術而出現。中國傳統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是孔孟之道，即儒教。
記者：宗教與哲學等學術的區別在哪里？
何新：簡單說，世俗的宗教不要求理性。對于宗教來說，信仰比理性更為重要。宗教對其教義，要求人們整體地接受它，拒絕任何分析和批評；而學術研究、科學研究，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之上，理性的本質就是分析和批評。
記者：您可以舉個例子嗎？
何新：例如對待馬克思的著作。如果把它當作宗教，就要整體接受它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每一個標點符號都是神喻或圣喻，不能分析，不能討論，不能存疑，不能批評，更不能否定。但學術理性則不同。其實馬克思與馬克思也不同，毛澤東與毛澤東也不同。他們是人，是思想家，但不是神。他們自己對現實的認識，對事物的看法，在生活中也是不斷變化的。
    在東北的時候，我當時通過直接研讀馬恩列斯的原著，已注意到，馬克思的理論與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不完全相同。而且，馬克思本人的思想，在早期、中期、晚期也有所不同，有所變異，有所發展。馬克思早期是激進的啟蒙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中期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和消滅資產階級的暴力革命；晚期，在《資本論》后期手稿中，馬克思對新興的資本主義科學技術革命和資產階級的歷史作用給予高度評價，并且認識到資本主義可能并不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很短暫的階段，這與他早期發表《共產黨宣言》時的激進主義立場已有顯著的不同。
    列寧在新經濟政策前也曾激進地主張立即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傾向于“左派共產主義”)；但在布列斯特和約簽訂后，面對落后的俄國迫切要發展生產力的現實，他就主張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實行名叫“新經濟政策”的讓步政策。
    不僅馬克思、列寧如此，毛澤東也如此。毛澤東在50年代初期，曾認為中國應當搞幾十年的新民主主義，而新民主主義社會是可以容納資本主義生產力和資產階級存在的。但在1954年后，他又主張加速過渡，1958年甚至主張提前結束過渡階段，直接進入共產主義，試圖在中國徹底消滅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消滅三大差別，消滅“資產階級法權”。
    斯大林，以及30年代他所培養的一批理論家(如尤金、日丹諾夫等)，將馬克思特別是斯大林的思想宗教教義化，變成神圣不可侵犯的國家政治信條，變成政治意識形態，以意識形態斗爭作為政治斗爭的工具，制造了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多次大清洗，發起了許多次整肅科學異端和學術思想異端的運動(如在遺傳學、控制論等學科中)。中國在1957年反右斗爭后，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重蹈了這一覆轍。在文革中，盡管我自己早已成為一名異端分子，但我當時卻有決心以一種反迷信的態度去重新解讀馬克思主義。
記者：您的這種想法在當時是很勇敢的。
何新：如果當時沒有這樣的勇氣，在理論上就不可能進行任何有意義的獨立思考。
記者：這么看來，懷疑主義、理性主義，是宗教信仰的敵人。
何新：是的。康德說過，所謂啟蒙精神的特征就是以懷疑為先導的理性精神的覺醒。馬克思本人年輕時代寫過一篇著名的《博士論文》，這篇論文中也貫穿著一種理性主義的啟蒙精神。馬克思在這篇論文中講過一個名言，他說，“老實說吧，我憎恨所有的神。”又說，“那些摒棄世俗所信仰的神靈的人，并非是瀆神的；只有那些迷信這種神靈的人，才是褻瀆神的。”這些話，當時也深深地激動和鼓舞過年輕時代的我。在70年代中期，除了馬克思和黑格爾的書外，對我影響較大的書籍還有一些歷史書，例如《第三帝國的興亡》(威廉·夏伊勒)，《法國革命史》(馬迪厄)。我這個時期也比較注重對法國18世紀啟蒙哲學例如孟德斯鳩、盧梭的著作，以及對休謨、康德哲學的研究。這些書中都貫串著啟蒙的精神。
記者：您當時為什么對這些書特別感興趣呢？
何新：《第三帝國的興亡》是美國記者威廉·夏伊勒根據二戰后美國繳獲的希特勒德國檔案資料所寫的一部納粹德國史。這本書在1965年第一次出版，文革中后期的1975年出了新版，作為“內部讀物”在內部發行，我通過父親的幫助搞到了這部書。在這個時期，幾乎一切書不可能自由出版的情況下，官方居然出版這樣一本具有極強的政治性色彩的書，似乎是意味深長的。
記者：您認為意味著什么？
何新：《第三帝國》一書記述了希特勒個人崇拜的形成過程和法西斯政治極權體制的形成過程，記述了戈培爾制造納粹意識形態，實行思想專制，毒化德國社會輿論的過程。書中指出，“第三帝國”的法西斯主義運動也是以一種“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和“革命”(“褐色革命”)的名義而進行的。這些歷史資料，使生活在文革政治氣氛中而具有政治敏銳性的人不可能不產生非常切近和具體的聯想。事實上，法西斯主義，這個字的拉丁語源就是棍棒與斧頭，就是政治暴力，黨衛軍就是制度化的“紅衛兵”，法西斯蒂的實質就是以暴力和恐怖維持的絕對極權主義、絕對專制主義。而這也正是文革時代以四人幫為核心的新政治體制的特征。當時出版這部書，我認為這是黨內反對文革派作出的一個有意識的文化動作。
記者：這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您反對政教合一，另一方面您又認為一個國家制度不能放棄意識形態。
何新：用康德的話說，就是應該為信仰和理性劃定各自的領域。國家不是一個自由組合的社團，不是所謂“自由契約”(盧梭)，也不是一種暴力機器(列寧)。國家是一種制度，一種有機有序帶有某種強制性的組織制度。這種制度中需要有權威，需要有權威的象征符號(如國徽、國旗、國歌、領袖)，也需要有支持合法統治的基本原則和政治理念，這種原則和理念就是政治意識形態。國家意識形態是一種虛擬現實，它是被設定的一種政治理想，它不一定真實，也不必要求它一定是真理。關于意識形態的虛擬性，馬克思講過一句經典性的話，“它（意識形態）不想象某種真實的東西而能夠真實地想象某種東西。從這時起，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德意志意識形態》第25頁)
    現今的世界上有多種多樣的國家制度，有多種多樣的政治意識形態。在西方基督教國家，基督教是意識形態，《圣經》是教義。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亞當夏娃的故事以及上帝七天造人的神話是真理呢？美國總統就職前要到教堂中去作禮拜，這不僅是一種宗教儀式，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儀式。日本國家認為天皇不是人而是神，至今日本國家仍以神道教作為國家的宗教和政治意識形態(靖國神社就是其象征之一)。難道天皇真的是神嗎？追究統治意識形態的虛擬性問題，常常蘊涵著推翻和否定國家現實政治制度的涵義。國家意識形態是超越理性的，它是一種政治信仰，它不接受追究，不接受質詢，但是它要求每個公民必須承認它，接受它，信奉它，就像國徽、國旗、國歌一樣，因為它是國家權威、國家統一的象征體系。
記者：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是我不能理解的。我們在大學讀哲學時，教科書告訴我們，唯心主義是反動的、落后的、愚昧的哲學，并且往往是和宗教愚昧結合在一起的。
何新：這是一種偏見。唯心論是一種哲學學說，本身并不具有必然相關的政治屬性（所謂“反動”或‘不反動”）。宗教也是唯心論的一種形態，但唯心論并不等于宗教。猶如細菌是生物的一種形態，但生物并不等于細菌。
    16-17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和18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潮反對天主教的政治文化，標志著歐洲思想的一次大解放，它直接為1789年的大革命作了意識形態準備。任何革命往往都具有偏執化的片面性，啟蒙思潮也如此。但是，近代法國的激進思潮后來深刻影響了19、20世紀的俄國革命哲學、以及后來的中國革命哲學。這種激進的反唯心主義、反宗教思潮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產生及發生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也具有促進時代精神從天主教統治下解放的進步意義。但在學術上，啟蒙思潮所提出的許多理論卻是站不住腳的。
記者：你是否同意這種說法——過于嚴密的意識形態控制最終會阻礙文化進步？
何新：我同意。意識形態是重要的國家政治工具。但是，對治國來說，沒有思想自由和沒有思想控制都不行。人類的新思想是社會文化中發生突變的活躍基因，過度地抑制這種變異就會阻礙文化和社會的進步，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有一個社會組織的連續生存和穩定性的問題，這是一種精神性的免疫功能。要知道，惡性癌變也是一種基因突變。國家對于某些異端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加以控制是有必要的，否則一些意識形態的致癌基因就會發揮毒化社會機體的作用，例如“法輪大法”一類邪教。所以完全實行思想自由，不實施任何控制也不行。毛澤東在《政治經濟學讀書批注》中曾講過，在生物的進化中，一個因素是基因的變異，另一個因素是基因的遺傳。遺傳保持物種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變異、特別是創新機制的突變則提供物種創新的機會，使之達到進化和更高水平的生存適應。思想的自由創新和社會控制，可以說正是社會組織、文化形態通過矛盾作用而協調互補的兩種功能。
    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社會處在激烈變遷中的大變動時代，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經濟改革，導致社會的價值體系陷入持續不斷的激烈動蕩，一直沒有穩定下來。我們當今的時代是價值崩解的時代，道術已為天下裂，學術已不能定于一尊，往日的宗教和學術權威不復存在。學界亦如流行文化界，只有明星（流星），沒有恒星。正如康德所說，“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批判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幾乎一切傳統價值和意識形態都受到了挑戰和質疑。
記者：這里還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關于哲學是否具有階級性的問題。
何新：蘇聯斯大林時代和中國文革時代，對哲學作階級性分類，實際是為了對思想意識形態進行政治分類。這種對意識形態作階級性的分類必然導致“思想犯罪”。
記者：那么您認為，哲學以及意識形態的階級性在客觀上究竟是否存在？
何新：這個問題的實質應該是——哲學以及一般意識形態是否具有功利性？或者說，人們信仰一種哲學、一種意識形態，以及宣揚它，是否有功利性？還是單純地為哲學而哲學，為學術而學術，只有純學術的目的？
記者：我認為有兩類人。一種人是有功利性動機的。另一種人熱愛學術，以純學術為目的。
何新：毛澤東說，在階級社會中，一切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一切”這兩個字，未免過于絕對了。但現在有人們認為，人類社會中根本沒有階級存在，沒有社會利益集團的存在，沒有利益歸屬的差異，一切思想沒有任何功利性，這也未免太荒謬。在我們的生活現實中，經常可以看到，一個人主張什么，反對什么，堅持什么，后面常常隱藏著自身的或家族的或社群的功利性潛意識。思想后面隱藏著利益和價值的判斷和選擇，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社會意識形態的判斷和選擇所涉及的利益群體范圍遠遠超越了個人私生活的領域，社會性意識形態怎么能不涵有利益、功利性的意圖呢？否認對于意識形態主張之后的利益歸屬的分析，不是愚蠢就是騙人。
    但是，過去對意識形態階級性的分析，往往是一種貼標簽式的主觀判斷。對某種異端學說，一概武斷和隨意地貼上“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標簽而給予扼殺。這種教權主義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
記者：最近我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主張經濟學遠離政治。
何新：（笑）人文科學中，恰恰是經濟學最不可能遠離政治。政治是經濟利益、集團利益、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的集中表現。馬克思說過，政治經濟學的利益屬性會把人心底最隱秘、最惡毒的私利欲望召喚出來。
記者：股市分析往往體現著股市操縱者的授意。我們且不談直接的收買和操縱，難道政治意識形態后面也有操縱之手嗎？
何新：意識形態是價值觀念、道德倫理觀念的基石，意識形態的確可以被某些社會利益集團利用而成為對社會進行思想控制的工具。在歷史上，某些利益集團鼓吹、有意炒作、煽動某種意識形態，借以操縱社會輿論和社會行動，以實現其自身的私利，這并不是新聞。近二十年以來的一個重大偏頗，就是片面強調法制的功能，而對政治意識形態和政黨的社會組織功能則有所忽視。西方國家表面似乎沒有意識形態，但是卻有宗教控制人的心靈生活，有基本統一的主流政治意識形態支配輿論。我認為，政黨組織(在功能上相當于西方國家的政黨和教會)、意識形態(包括宗教)以及法律和國家制度，這是維系任何一個國家制度的四大基礎支柱。
記者：您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工具理性（科學）還是意識形態？
何新：這個問題問得好。以我個人對馬克思理論的認識，我認為它既是工具理性也是意識形態。作為前者，它具有作為分析社會的客觀方法論的意義，因此是有效的歷史和現實的社會分析工具。作為工具理性，馬克思本人曾說過，他反對使科學的客觀性從屬于外界利益的任何實用主義，他認為這樣做是“卑鄙”，是“對科學的犯罪”。作為后者，馬克思主義在現實中是具有社會整合功能(即凝聚力)、同時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政黨和國家制度提供法理性和論理性支持的國家政治意識形態，它又具有實用性和功利意義。方法與意識形態，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功能。前者對于研究當代社會問題、對于研究歷史現象具有重要意義；后者對于維系社會基本制度極其重要。
    意識形態首先是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統治階級的意識分裂必會造成嚴重的政治危機，意識形態與現實遠相背離也會造成社會危機。我們當前同時面臨著這兩個方面的問題。要知道，政治意識形態是任何國家體制和制度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關系到人們的精神信念和社會的基本價值。從歷史的經驗和教訓看，甚至經濟政治崩潰的后果都不如意識形態的崩潰來得嚴重。意識形態是一個國家、一種制度、一系列與這個制度相關的基本價值的法理和邏輯基礎。對于國家來說，意識形態也是一種重要的政治資源，世界上沒有一個明智的國家政權會放棄而不利用這種政治資源。歷史和現實的經驗都表明，一個國家絕對不能沒有意識形態。馬克思說過，“如果從觀念上來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識形式（態）的解體足以使整個時代覆滅。”（新版《馬恩全集》第30卷第539頁）
記者：在現代國家制度中，難道仍然需要意識形態嗎？國家對意識形態問題難道不能保持中立嗎？
何新：美國、英國、法國、日本，請你指出這些現代國家制度哪一個是沒有政治意識形態的？當今只有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還有俄羅斯這種仍處在演變中未成型的國家，是缺乏整體性政治意識形態的，而其政治局面也都因此而形同一盤散沙。（但是蘇聯解體后，國家馬上恢復了東正教的信仰權威，表明新統治階級是懂得怎樣利用宗教這一工具的）
    90年代初的蘇聯為什么會在頃刻之間瓦解？你可以從經濟、政治、社會方面舉出許多原因，但我認為那都不是根本的原因。如果談經濟問題，難道1990年的蘇聯會比1917-1920年的俄國更落后更困難嗎？會比1942年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被圍困時期更困難嗎？為什么那時蘇聯沒有崩潰？我認為，導致蘇聯瞬間解體的根本原因是其國家政治意識形態的崩潰，也就是精神崩潰。導致蘇聯國家崩潰的原因，一是赫魯曉夫的非斯大林化，一是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這兩大精神文化運動徹底摧毀了蘇聯的精神價值體系和蘇維埃國家存在的合法性基礎。80年代中國也有人煽動搞非毛化運動，然而中國制度之所以至今仍未被摧垮，就是由于鄧小平當時堅決果斷地拒絕了非毛化。古人說，三軍可以奪帥，但三軍不可以奪志。志是什么？志就是精神力量，志就是意識形態。
    馬克思說，“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只能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放棄了對意識形態的主導，甚至失去了對有害意識形態的識別和自衛能力，就會患上意識形態的“失語癥”。那么，各種精致包裝的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以及類似“法輪功”這樣的意識形態自然就會趁虛而入，瓦解社會的精神秩序，填充人們的信仰空間。要知道，對社會的一般民眾來說，正常的人雖然都具有意識，但絕不意味人人都具有鑒別的意識、批判的意識，他們很容易受媒體的左右和欺騙。而且偏見與先入為主的成見極其重要，一旦形成，改變或替換就非常困難。
記者：當前國家面臨著很多問題。你認為這些問題與意識形態有關嗎？
何新：當前中國面臨若干危機，主要問題在三個方面。1、由于嚴重失業問題造成的經濟和社會危機；2、由于腐敗問題造成的政治危機3、意識形態危機。我個人認為，三大危機中最嚴重的是意識形態危機。
    當代中國之所以遭遇嚴重的意識形態危機，是由于文革和后文革時代，國家的意識形態政策蹈向兩個極端。文革時代的極端是極端意識形態化，即政教合一。然而物極必反，后文革時代的極端，則是非意識形態化，消解政治意識形態，以“不爭論”為方針而回避意識形態領域的尖銳問題，因之國家幾乎喪失了對外部敵對意識形態的識別和抵御能力。否則，不會有各種邪教的興起和盛行。這種利用人性中最愚昧的下意識、利用愚夫愚婦的盲從心理和迷幻信仰的邪教，本應當一開始就將其遏制于萌芽狀態，不使它形成氣候。所謂圣者治于未亂，而非治于已亂。
    我個人認為，自80年代后期以來，中國所面臨的真正危機，主要不是經濟危機，也不是由于腐敗導致的政治危機，根本危機是由于意識形態與現實分裂所造成的精神的危機、價值的危機、信仰的危機！當前有兩大問題。一是共產主義公有制意識形態與市場資本主義私有化的現實相矛盾，嚴重矛盾，導致民眾對國家體制及制度合法性、合理性的信心發生動搖；加上西方意識形態通過一些知識分子極力鼓吹所謂“制度創新”，更增大了這種信心動搖。第二是社會意識形態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
記者：那么您是不是認為，中國未來的發展面臨著必須重建國家意識形態的任務。
何新：對！對于一個人來說，支持其生存的力量有物質的因素，有體質的因素，但根本因素是精神力量。一個人可以被重病纏身，在生活中屢遭橫逆，但只要其精神力量旺盛而不敗，則他就是打不垮打不死的；反過來，即使有錦衣玉食，榮華富貴，如果他的精神世界是空虛的，他沒有人生信仰，那么他的生存一定是萎蘼的，其雖生亦猶死。一個人如此，一個國家也如此。一個國家窮也好，面臨困難也好，外敵強大也好，如果民族精神是強健的，政治意識形態是統一而有聚合力的，則這個國家制度絕不會垮臺。
記者：意識形態是否真的具有這么巨大的力量？
何新：意識形態體現了一個制度賴以存在的核心價值。摧毀一種意識形態，也就意味著推翻一個制度。在列寧《哲學筆記》中摘錄了拿破侖的一句名言——“大炮摧毀了封建制度，墨水正在摧毀當今的制度。” 拿破侖所謂摧毀封建制度的大炮，是指1789年法蘭西大革命。黑格爾曾指出，這個大革命之所以會發生，正是因為“墨水”的力量。革命前夜，盧梭、伏爾泰、狄德羅及“百科全書派”哲學家用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哲學，批判作為社會精神支柱的天主教意識形態與君主制度，摧毀了革命前的意識形態，為血流成河的1789大革命的爆發作了輿論和精神的準備。作為一個對比，我們可以考慮一下英國革命。由于英國近代沒有激進的反宗教、反王權的革命意識形態，其主流思潮是培根、霍布斯、洛克、休漠、柏克等思想家所體現的政治保守主義思潮，因此英國由封建制度向資本主義制度的轉變比法蘭西平和得多、穩健得多，社會變革過程流血較少。維多利亞王朝一直維系到今天。
    世界歷史、當今世界上很多國家的現實則從另一面證明國家意識形態的重要意義。伊拉克被美國封鎖十年，哀鴻遍野，經濟危機深重，但為什么至今不垮臺？因為它是實施伊斯蘭主義倫理政教合一的體制，伊斯蘭主義意識形態的凝聚力使人們團結在一起。古巴不過是個彈丸小國，但摧不垮、打不爛，就是因為卡斯特羅有強大的意識形態魅力和精神力量。一旦意識形態分裂，一個國家的民族精神解體，一個制度頃刻之間就會土崩瓦解。當今的互聯網，美國通過文化傳媒極力向中國灌輸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對中國的威脅也就在于此。
記者：某些第三世界的情況，與中國的國情畢竟不完全相同。
何新：當代中國由于處在經濟政治文化和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動中，所以也發生了意識形態的分裂以及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的分離。這也是一種“異化”。這種異化使當代人遭遇了非常深刻的精神危機、信念危機、信仰危機。
    的確，今天中國面臨著很多問題和困難。但是，就中國的總體情況看，中國在當今世界上的地位和局面，中國人的生活，并不是最壞的。常有人拿人均數字排在160位之后論說中國落后，但我認為這個數字意義并不大。瑞士人均數字比中國高很多，但瑞士的國力難道可以與中國相比嗎？瑞士與中國比究竟誰是真正的強國？人均數字這個統計在1980年以前世界統計數字中還沒有出現，其實那正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制造的一種意識形態陷阱。目的就是丑化和誤導中國一類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摧毀他們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中國今天雖然問題重重，但局面和世界地位比印度、比南美、比非洲的多數發展中國家好得多。但是為什么那些國家的人民并沒有朝不保夕的深刻危機感？為什么那些國家中聽不到那種激進政治制度改造論的煽動？為什么中國當今卻存在著這樣一種不安和危機的情緒？根源就在于意識形態危機和信心、信念、信仰的危機。
    由于政治是受到國家即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指導的，政策是意識形態的派生產物，由此引發出很多決策和政策上的矛盾和信息混亂。這是當今中國問題的根源所在。面對這一問題，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有道義也有責任面對和正視這種信仰危機。我們必須創造能夠增強國家和民族凝聚力、尊嚴與自信心的新精神價值，這是每一個愛中國的學者當仁不讓的精神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