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13）：窮理觀命

   何新　先生在《與佩利第二次談話錄：我對人生感到悲壯》中言及北大荒生涯時說：“我認為我一生真正的大學校就是在這9年中找到的。因為那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部分，我通過那段經歷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歷，對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何新先生近日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我的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然則，　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又經歷了幾多俗子書生不曾夢見的愛恨情仇？體驗了何種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這些閱歷又是如何出入損益其思想？請讀《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欲批判何新者也不妨進來收集資料，定然不會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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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十三）：窮理觀命　　

記者：如果由您對自己作評說的話，您如何對自己的社會角色給予一個定位呢？學者？政客？或者介于二者之間？
何新：不，都不恰當。你知道羅丹有一件作品？“The thinker”。那是一個低著頭作痛苦狀的深思者，思考者。
    黑格爾講過一件軼事，他說：有人為斯賓諾莎的一幅畫像作了如下的題辭：Signum reprobationis in vultu gerens［一個憂郁的受譴責者］（《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97頁。）我每讀到此不禁發笑。真正的哲人永遠會受到世俗的譴責，也經常會是憂郁的，因為他們遠遠地超越于庸俗。我也是一個憂郁的受譴責者——不過我是經常抬著頭，而且睜著眼的。我認為自己是人生這出戲劇和當代歷史的觀察者。我想我此生的宿命就是如此，也只愿如此。雖然我也曾作過其他事情，但那多數是不得已而為之的。
記者：您相信命運嗎？
何新：是的，我深信宿命的存在
記者：那么，什么是“命運”？您如何理解“命運”？
何新：從哲學上定義命運，我認為所謂命運，就是一個有目的地進行著，因而是必然性的宇宙進程。我們每個人，無論自我是否意識到，都作為一種角色而生存在這樣一個進程中。這就是命運。對于這個進程，自我并非真實的“存在”（Existenz），而只是宇宙進程的工具而已。
記者：這是什么意思？是否可以說，在您的命運感中，存在著某種使命感。
何新：的確，那是使命感。這就是說，我認為自己的生存對社會、對他人、對歷史，是承擔著某種道義和責任的。雖然我不一定會做好。但是我認為人不應該僅僅為自己而生存。不論環境如何，回報如何，成敗如何，我都必須完成我所意識到的宿命。只問耕耘，不計收獲！
記者：（笑）如果收支不平衡呢？作為經濟學家，您不認為會不經濟、不劃算嗎？
何新：（笑）在人生意義的追求上，我無法作經濟學家。但是我還是相信《圣經》中的這句話——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凡有耕耘，必有收獲。
記者：您剛才談到了“存在”--Existenz，您是否了解存在哲學？薩特說，他人就是地獄。他認為人只能--也只應該生存于自我之中。
何新：我根本就渺視薩特。“存在主義在本質上不是一種哲學，只是一個標簽。”（考夫曼）我一向蔑視那種所謂存在主義哲學，蔑視當代西方哲學中多數的以卑微的自我主義為單位的所謂現代性及后現代思潮。我認為那種生存哲學是蒼蠅的哲學。
記者：為什么是蒼蠅？
何新：因為存在哲學認為人生是惡心的（薩特的名著《嘔吐》），認為文明是垃圾，社會是廁所，認為人的本質類同蒼蠅。我不能說他們絕對無道理（笑）。但是，人生畢竟還是有終極意義。至少，還是值得追求終極意義。
記者：存在主義是否徹底否認人生的意義呢？
何新：是的。存在主義自己都承認——
        嚴格來說，存在主義并不是思想上的一個學派，也不可以歸屬于任何一種主義。（考夫曼）
    存在主義的特點，就在于它注重的是個人內在極端的主觀性，自我的情緒，自我的感覺，全然不顧現實，不顧世界，不顧他人以及他人的感受（所以他們認為他人是地獄）。存在主義不承認客觀真理存在，不承認任何客觀價值存在，因此也不承認上帝存在（上帝已死）。
    存在主義不僅是原罪的哲學，并且是瘋者的哲學。是自我“作賤”的哲學。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那是一部刻意描寫瘋狂和變態的書（魯迅的《狂人日記》似乎也是模仿這部作品），它一向被視作近世存在主義的開山作、代表作。
    《地下室手記》中塑造了這樣一種病態的人格——
        我是一個有病的人，我是一個心懷惡意的人……。我可以莊重地告訴你，曾有許多次我確實想變成一個蟲豸，但是連蟲豸我也不配。
    尼采說，一旦對上帝的信仰沒有了，對基督教道德規范的信仰也就消失了。因為沒有上帝，所以一切都可以做。在一個沒有上帝的世界里，人只能通過自我選擇價值。因此價值在存在主義中成為純粹的主觀性。人僅僅是個別的、隨機的，這就是存在主義所謂"自由"，絕對不承擔任何義務和責任的唯自我“存在”（Existenz）。
記者：那么你認為存在主義中就沒有任何有積極意義的東西嗎？
何新：在存在主義的作品中，惟一使我喜愛的是卡繆的《西西弗斯的神話》。因為這篇作品不僅描寫了荒謬，而且試圖超越荒謬。
記者：意義？究竟是什么意義？這個詞如何定義？
何新：意義是指事物的一種內涵。在這一涵義上，意義就是信息。另外，意義就是價值。我告訴你有趣的一點，在漢語中，“意義”一詞與“價值”一詞幾乎總是可以互換。例如說人生有意義，就是說人生有價值。
記者：宇宙中一切事物都有意義嗎？
何新：當然都有。黑格爾有一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這句話一直受到很多誤解。其實所謂“合理”，就是說一切存在的，都是有意義的，雖然許多事物的意義還有待于人去揭示和發現。人類與宇宙中其他事物的不同，就在于人是能夠發現、能夠自覺，而且能夠創造意義的動物。
記者：“凡是存在的都合理”，這個命題真的是有道理嗎？我對這個說法也有點不理解。
何新：過去也有人解釋過這句話，但那種解釋不令人信服。我的理解是，所謂“合理”，不僅是說其當然或應然，而是說，一切存在者都是有意義的。理解了事物發生與存在的意義，你也就理解了存在的合理性。
記者：那么一個小偷偷錢包，也是合理的嗎？一塊石頭、一片沙漠的存在，也是合理的嗎？
何新：小偷偷錢包，那一定是因為這種活動對他自身有某種意義/或價值。這個現象的背后，必有其發生的原因和普遍性含義。自然，理解這種意義并非意味著小偷可以不受懲罰。相反，被懲罰這一現實則提供了與偷竊活動相關連的更深一層意義。而一個竊賊的錯誤就在于他不理解這些更重要的意義，正是這些更深的意義使他的偷竊活動成為負面的東西。要知道，存在的意義始終不僅是在個體而且是在總體和群體中設定和實現的。
記者：您身上似乎表現了一種很矛盾的人格。您的經歷表明，您本身是極富有個性的；但是在理論上你否定個性。您的個性是極其追求自由的；但是您卻否定個性自由，即選擇的自由。
何新：（笑）要回答你這個問題簡直可以寫一整本書。
記者：（笑）您能簡單作個回答嗎？
何新：讓我這樣講吧，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其形態確實是作為一種孤立個體而存在的。的確，自我對存在的感覺、意識又是個別的和孤立的，是封閉著的。因此，作為個體的人，在人生中產生孤獨感是難免的。但是，存在的意義是理性的，人的理性就是對這種存在意義的自覺和把握。無論其是否有意識，或是否意識到，個人存在的意義也總歸不完全在自身中，其意義存在、并且實現于非自我的社會文化的總體中。
記者：如果是一個大人物，一個偉人，如毛澤東、鄧小平，自然可以理解他的存在具有社會文化的意義或價值。但是，如果僅是一個卑渺的小人物呢？也許除了對于他的家庭，他周圍的少數人，很難說他的存在對于社會文化會產生意義。
何新：所以人應當自覺地即自為地追求個人人格的偉大,這也就是追求自身對于社會、文化以及更多的人的存在意義。這種意義使個人的人格存在超越人的職業和社會地位、超越時空，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而升華到永恒。
記者：您關于人生的這種見解，很有啟示性。
何新：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意義，只是許多事物的意義還有待被發現和肯定而已。但是物質雖有意義卻不能自覺,只有人能自覺其存在的意義，并且可以自我創造其意義,盡管許多意義常常是暫時的和相對的。
記者：您的說法未免太抽象了。
何新：如果你讀過費希特的著作，就會理解我的話。關于自我與非我、自在與自為的關系，在西方哲學家中他是思考得最深刻的。實際上，存在哲學，叔本華、尼采的唯意志哲學，都是費希特主觀主義哲學的夸誕和延伸。
記者：存在主義的一個主要命題是關于存在與選擇的問題。
何新：這么說吧，比如你是一塊石頭，你當然可以說：我就是一塊石頭，并且愿作一塊石頭（即選擇），我生存的意義就是作為一塊石頭。這似乎是可以自由地選擇的。但實際上，盡管作為一塊石頭，它仍然有它的生存環境。比如擺在戈壁灘上，它是戈壁灘中的一個分子。而在宇宙的演化鏈中，這塊石頭是作為無機物存在演化的一種過渡形態。它的存在意義是在一個時空的更廣闊的存在鏈上被設定的。總之，無論從時間空間的意義考慮，這個石頭都只是一種暫時的“自我”，是一種過渡形態。這種時空定義就是命運，是這塊石頭所無法自由選擇的。或者說，無論選擇還是不選擇，它的存在意義已經被設定，因之它的選擇對宇宙的存在之流并無太大意義。自我、個性的卑微性就在于此。
記者：存在哲學的主題正是要追求個性的解放和自由。
何新：這是誤解。在存在主義看來，所謂追求個性解放和自由，那只是古典哲學的迂腐，是無意義的。而在西方古典哲學中，對自由及其限制面（即必然）在歷史上有過很多討論。其結論是——自由是與限制（必然）同在。
    所以盧梭說，“人類生而自由，但卻無往不在網羅之中。”關于自由與必然的關系，在康德的《理性批判》中被列作理性的四大“二律背反”之一。但是康德的悖論仍是理性主義的，而存在主義的荒謬感則是徹底非理性的，存在哲學從根本上否認一切人生價值。比如說，你不喜歡紅色，你可能會選擇另一種顏色，白色或藍色。那么你就不是存在主義者。存在主義意味著，不僅否定紅色，也否定白色、藍色，以至否定一切對顏色的感知，只有黑暗，只有黑暗所激發的焦慮、憤恨，以至焦躁，直到瘋狂。抒發和渲泄它們，這才是真的存在主義。存在主義就是那種“搖頭丸”，服用它之后，人就拼命地搖頭，對一切都搖頭，瘋狂地搖頭，搖頭就是對“自我”的瘋狂肯定。——這就是存在主義！
記者：那么，您認為人對自身命運能不能抗爭和自由選擇？
何新：可以抗爭，可以選擇，但這種自由是相對和有限的。承認這種限制，并且要求認知和理解這種限制，通過限制而獲得自由，這就是理性主義。否則就是非理性主義。存在哲學是非理性主義的，它是絕對瘋子的哲學。
    所以根據這種哲學制作的藝術作品多少都具有瘋狂的意味。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克爾凱郭爾，都是具瘋狂特征的天才。存在主義否認限制，它認為人可以自由選擇一切，選擇就是命運。薩特說人生下來什么也不是，人是什么，靠自我的創造，自我的選擇，自我的決定，沒有先在的意義。人性只是一個括弧，內容是個人通過生活和選擇加進去的。存在主義認為，你把自己創造成什么，你才是什么，你是什么以后，才能對你下定義。這就是“存在先于本質”。薩特說人不能下定義，因為事前沒有一個Idea擺在那里。
記者：是不是如此呢？
何新：薩特的哲學在60年代70年代的西方，是作為一種反抗資本主義異化的哲學而流行的。拒絕接受資本主義文化所已經預先賦予的事實，而追求新的自我塑造，包括對命運的自我塑造。自然這比現在那班跪伏在所謂西方“主流文明”之下的新自由主義高明一些。真正的存在主義是一種絕望的哲學，是一種面對虛無的絕望。面對絕望，挺身抗爭，這是加繆。面對絕望，沉浸入瘋狂，這就是克爾凱郭爾。所以存在主義有積極與消極兩種類型。但是，抗爭盡管抗爭，命運仍然是命運。抗爭并不能脫離既定的環境，選擇也是有前提的，是有條件的。說不要條件，自由就是一切，這是欺騙人也會害死人的。
記者：您知道“新新人類”嗎？新新人類所體現的現代——后現代思潮，哲學基礎似乎也是存在主義。
何新：(笑)我的許多觀念肯定是缺乏現代性的。對！我不追求現代性。在古典的理性主義思想與存在主義的非理性之間，我選擇前者！
    現代性是什么呢?不過是“Moden”(摩登)而已。這些年的許多經驗告訴我們，實際上，所謂Moden，即時髦，那不過是一些文化或商業的騙子在一個時期中鼓吹起來的一種趣味和偏好(這就叫“流行文化”)。人類所面對的宇宙存在著兩種永恒，一種永恒是過去，一種永恒是未來；而“現在”——所謂“現代性”恰恰是非永恒的。現代性，常常只是一種正在崩潰中的現實。因此，我不喜歡那種“新新人類”，他們的生存狀態，他們的哲學，包括他們的藝術，雖然我理解他們所追求的某種疏離感與反叛的精神。
記者：然而您談到命運，接受命運不也是非理性嗎？
何新：不。我認為命運就是理性。
記者：為什么？
何新：理性，就是對于某種必然性的確知。命運不正是必然性嗎？
記者：您看，不同的人信仰不同的哲學，這也表明了一種選擇。
何新：對。什么樣的人會選擇什么樣的哲學，而有什么樣的哲學就有什么樣的命運。作為我個人來說，我是古典主義者。在倫理學上，我十分鐘情于孔子所代表的古典人文主義、人倫主義，孟子所追求的人格主義以及老子所體現的自然主義。我酷愛中華文明，因此我也熱愛在幾千年中支撐或者說哺育了這一偉大文明的中華古典哲學。
記者：那么您是否整體地拒絕西方哲學？
何新：不。早在我的青年時代，我對西方哲學史就作過深入的閱讀和思考。西方的偉大哲人，從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黑格爾、馬克思，都是我的精神導師。但是在價值觀上，在人生意義的求索上，我絕不會孤立地追隨任何一種西方理念。“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我要走的是我自己的路。
記者：這也就是選擇呵，這不是存在主義嗎？
何新：(笑)我所拒絕的只是存在主義對人生意義的判斷。但是有沒有存在主義，人自己的人生中也總是要面對選擇的，盡管這種選擇是被環境和歷史(必然)所局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