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當時既有頗為深厚的政治資源，為何不出來謀就一個實際的政治職務呢？
何新：這就是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問題。我對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極有自知之明的。
    我將離開社科院時，為我的工作安排問題，統戰部長丁關根同志曾派一個副部長和秘書長來我家中數次，征詢我對于工作安排的意見。我說，我要求不上班，不開會，我不從政。這其實是給中央出了難題，很難安排的。后來李鵬總理也幾次讓人和我談過，我向總理提出最適合我的工作是去國務院參事室或中央文史館，總理讓我給他寫個報告。我寫了送去，總理很快就批了，批示由羅干秘書長具體來作安排，因為這兩個機構都是定編的，需要向人事部申報編制。當時是因為我的年齡，按照慣例參事和館員都要年紀較大的人擔任（周總理定的），我當時才四十出頭，過于年輕，所以參事室表示不同意（也許還有別的原因，但表面的理由是如此）。所以后來中央另作安排就把我放到了全國政協。最近，中央有關方面又擬安排我去參事室。但是，其實去不去哪里，我個人都已無所謂了。名義上的東西，對我已不重要。何況我的身體狀況已是這樣。
記者：您現在的職務是什么？
何新：我的職務是專職的全國政協委員，到本屆已連任第三屆了(第7、第8、第9屆)。除政協委員之外，我沒有其他公務，所以我不是公務員。
記者：您的工資是政協發嗎？
何新：是的。
記者：那么您是什么級別呢？對不起，如果可以問的話。
何新：我的工資及供給關系都在全國政協，級別相當于正研究員或者正教授。此外，國家給予專職的政協委員一些特殊照顧。
記者：您這種地位在知識分子中似乎是很特殊的。這是一種特殊安排嗎？
何新：這應該算是一種特殊安排。國家還為專職的政協委員提供了一些生活待遇和照顧，但近年來我基本上都主動放棄了。例如，國家為專職委員每年提供一個月的公費避暑休養(可以選擇北戴河或其他風景名勝地)，我自1996年后，沒有去過。國家為我提供公務用車，但我開的是自己的車，汽油費也是自己出。我每年有公費視察的機會，可以申請公費出差、開會、調研，所有這些待遇都是有正式文件的。但所有的這些，我都放棄。
記者：您為什么要放棄呢？
何新：我這個人不僅追求精神的自由，而且也追求物質的自由。古代有一種游士寄人籬下，為“出無車食無魚”而彈鋏悲歌，作搖尾乞憐狀。我認為這是士之奇恥！我欣賞歷史上那些功業成就即遠離權力中心，棄富貴如敝屣而浪跡江湖的隱者，這是真正洞徹達觀的大智。得志則行其道而兼濟天下，不得志則志于學而獨善其身，這就是我的抱負和理想。既然已經是市場經濟的時代，既然這個時代存在很多機會，那么我還是寧愿自食其力，依靠自身的智能和才藝去養活自己。
記者：您寫了那么多書，您令人不可思議。請問全國政協有多少專職的委員？
何新：在兩千多位全國委員中，好像只有二三十人是專職的，其中主要是離退休老人，像李雪峰、王光美，還有一些較特殊的知名社會人士，如過去的溥儀、梁漱溟。十年前我擔任專職委員時才40出頭，是當時唯一比較年輕的專職委員。
記者：政協為什么對您作這樣一種特殊安排呢？
何新：這是中央領導根據我個人的某些特殊情況，而作出的一種工作安排。
記者：冒昧問一句，港臺一些報刊上有文章說您是江澤民、李鵬的顧問。您的工作是否他們安排的？
何新：1990年我準備離開中國社科院時，關于我的工作當時曾受到國家最高領導層的關心，當時小平、陳云、先念、江總書記、李鵬總理、丁關根同志都以不同的方式對我表示過關心。對此，我是很感念的。確切說，我后來在政協的工作是1990年經國家副主席王震提議，由全國政協李先念主席和王任重副主席斟酌我的特殊情況而特殊作出安排的。后來第8屆、第9屆全國政協領導雖然換屆，但對這種安排并沒有作改變。
記者：您所說的關于您的特殊情況是什么？
何新：(笑)那就是我比較自由放任的性格與作風。我是一個狂狷之士。由于我過去寫過很多政論性的文字和政策建議，有人認為我會以此作為仕進之階。應該說，確實有過這樣的機會，而且不止一二次。但是我有自知之明，我都避開了。我了解自己的天性不適合從事政治活動。
記者：這的確有些矛盾。你寫了那么多有關政治經濟的論文和政策建議，但你又說你無意于政治……
何新：我關心政治。政治決定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命運！我認為政治是一個男子漢值得從事的偉大使命和事業。但是，這不意味著每個人都適于從事，我這個人就很不適合。但是，我們那一代人都是被文革拋入政治激流的，當時人人都不得不關心政治。在文革時代，我已經確立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方向。最重要的是毛澤東號召青年人去承擔一種對國家、對民族前途命運負責任的使命感，所謂“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因此，每當國家面臨大的政治方向性選擇的時候，就想站出來講話。不是為了個人仕途的求進，不是為了謀取什么一官半職，而是作為一個“匹夫”的這種“天下”感、責任感和使命感使然。
記者：您說您有過從仕的機會，請談談是什么樣的機會？
何新：我講其中兩次給你聽。1989年初，時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李慎之受上面委托，找我長談一下午。那次交談的范圍很廣，從歷史文化到當前政治。在此之前，我有一個好朋友，當時擔任中國社科院的副秘書長，他曾向我打過招呼——這位朋友告訴我，他曾列席中央書記處的會議，在會上聽到一些領導談論我；他還關照我，近日可能有院領導受上面委托找我談話，實際是對我作考察。他建議我出言謹慎，只要謹慎就可能得到重用。但我告訴他，我這個人在重大問題上不善于掩飾自己的觀點。僅這一點就決定了我的個性不適合于從政。
    當李慎之與我談話時，他果然試探性地談到一種假設——如果邀請你參與某種與政治有關的工作，你怎樣考慮？我明確地對李說，我不適于從事政治性的工作，我難以接受一些政治紀律的約束。因此，我寧愿作一個自由思考的學者，以學術來為國家服務。1991年春，國務委員馬洪同志受李鵬總理委托找我談話，準備安排我調入國務院經濟發展中心。我說，我不愿坐班(每天上班)，不能開會，等等。他說這不行，我說那么最好還是不去。此前此后還有一些別的重大的機會，我也都一一放棄了。在過去的十幾年中，我以不同身份出過多次國，遨游走訪過不少國家，包括日本、美國和歐洲。我也遇到過一些可以留在那里工作和生活的機會，但是我都拒絕了。
    孔夫子說：“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梁漱溟說：“狂者，志氣宏大。狷者，狷介。”狷介即耿介，即剛勁，即強健。君子志氣宏大，勁節剛健。我這個人有很狂的一面，但也有有所不為的一面。
記者：那么，政協對您作出目前這樣一種安排，您認為對您合適嗎？
何新：非常合適。我不需要上班，不需要開會。我能夠集中精力做政治經濟文化及國際問題的思考和調研，并且有一種比較通暢的渠道把我認為最重要的研究結果直接上報到最高層。
記者：您準備干一輩子嗎？
何新：作為全國政協委員，目前我已經連任了三屆。我現在的工作是中央安排的，我以后也會聽從中央的決定。如果下一屆我退休，我會很愉快地縮進我的書齋，但是繼續會作我有興趣從事的研究。
記者：那么，在過去的這些年代中，您認為是否勝任了你自己的職責呢？
何新：自從1990年以來，我每年至少向國家最高領導提呈2-3篇有關國內外形勢及問題的研究報告，提出我個人的分析和政策建議。回顧起來，這些年來，我為國家致力的工作主要是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為政治社會大局的穩定，為對抗來自西方的顛覆性意識形態，為國家提供積極的意識形態支持。例如，面對西方的人權攻勢，我在1991年提出人權內容不僅僅是個人政治權利，還有社會成員整體的生存權、溫飽權。
    第二、在近年復雜背景的國際政治經濟斗爭中，將我所看到的危險傾向和失誤，及時提出警報，為國家獻計獻策，提示某些具體且可操作的對策與建議。
    第三、面對近年國家意識形態基礎的動搖，進行更深入的理論思考，尋求支持國家大局穩定和長治久安的新的建設性的理論基礎。
    并沒有人要求我必須這樣做。我是自覺地、也是自主地做這一切的。
記者：您工作忙嗎？
何新：忙，也不忙。我不用上班，對我的工作沒有硬性的規定、約束或工作要求，我的工作方式是相當自由和自主的。我日常活動主要是在家讀書看材料，有時到外面走走。但是，“書有不可勝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想讀的書，想讀取的信息太多，每天還是覺得時日匆匆。
記者：您研究問題的范圍是什么呢？有硬任務嗎？
何新：我的時間安排很自由，非常自由。我的研究面很寬，從古代文化到當代經濟、政治。沒有人給我限定任何硬課題或任務。據說這也是一位老同志的提議。他認為，對我這種人，“不要約束，不要管他，讓他自由思考。”
記者：但您對自己是否有自律、自我約束呢？
何新：當然。我的自律原則就是國家利益。
記者：海外一些報刊及媒體認為你是“御用學者”。
何新：(笑)御用？對，因為我領的是國家的俸祿嘛。受國之托，則勤國之事。應該說，能為國家服務效力是我個人的無尚榮幸。這里涉及到對于一個知識分子、學者的責任的理解。有人認為，知識分子的責任似乎首先是某種抽象道義的責任，似乎只應該為某種抽象的價值(如“民主、自由”)而工作，而奮斗，似乎可以不食人間煙火。這是一種假清高。問題在于，在現實中，一切道義和價值并非純粹抽象的，而總是具體的。我認為國家利益，社會公眾(最大多數的民眾)的利益，才是最重大的利益、最重大的價值。忠實于這種利益、這種價值——這就是忠誠，對國家的忠誠。這意味著自覺地、自為地承擔一種道義的責任。這種承擔、這種承諾并不一定是總有回報的。得到回報是幸運的，得不到回報也無足抱怨。關于這一點，歷史上許多志士仁人已經為我們作出榜樣。試問屈原要什么回報？文天祥要什么回報？岳飛要什么回報？司馬遷要什么回報？聞一多要什么回報？有人說這是愚忠。忠，就是要愚！忠就是誓守一種價值，不僅是衣帶漸寬終不悔，而且必要時甚至要求個人甘愿為之付出一切以至生命。
    回顧我的過去，我認為我是極其幸運的。在我的智慧和學識最成熟的時期，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一個相當特殊的歷史背景下，我有幸際遇鄧小平、陳云、王震這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以一個學者的身份竭忠進言而竟不被見棄，從而能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為國家、民族效力。我目睹國家大局如何擺脫了一個至為艱難危險的時期，有幸成為一段歷史的見證人，并曾在一定的意義和范圍內參與了這一段歷史。這種歷史契機，在人的一生中只要遭遇一次就是莫大的幸運。在那些對我的指責中隱涵著一種貶責，似乎認為我是一個逢迎當局的諂媚者。在這十幾年中，我曾經反復自省，也曾經回頭重讀我自1988年以來所寫過的那些政論、政疏(所謂“密折”)和政策建議。我的結論是問心無愧——無愧于這個國家，無愧于生我育我的這個民族，也無愧于我自身的良知和良心。
    事實上，我常常是反潮流，反主流的。一直以來，我對一些現實問題和政策尖銳的剖析和坦率的批評使很多體制內的學者和官員都會感到震驚甚或害怕。王安石講過“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畏，祖宗成法不足畏（大意）。我也有三不畏——學術上的權威不畏，政治上的威權不畏，社會上的人言洶洶不畏。惟真理是從，惟國家與民族之最高利益是從。 
    好在我的這些東西大部分已結集出版，已經存留在歷史中了。就讓后人去評說吧！（參看《何新政治經濟論集》，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4。《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上、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為中國聲辯》，山東友誼出版社，1998。《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鏡出版社，1998。《新戰略論》（政治/經濟/國際戰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記者：您說您常反潮流，您可以舉幾個事例嗎？
何新：1988年趙紫陽主政準備“闖關”，提出“長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療法”時，我曾上書中央批評他倡導的經濟政治方案可能將國家引向混亂以至動亂。
    1990年當政府工作報告中認為國內經濟主要問題是“總需求大于總供給”時，我向李鵬總理進言中國經濟陷入衰退的原因是由于“生產過剩”，即“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為此我曾被李鵬總理約見而面陳我的觀點。
    當主流觀點認為冷戰后世界已進入“多極化”以及“和平與發展”局面時，我向中央進言認為，真實的國際政治圖象現實是美國正在謀求一極化的超強霸主地位，試圖以美國一極主宰世界，因此未來的世界局面不會很太平，等等。
    我的許多不同意見是直接陳報到最高當局，包括鄧小平、陳云、王震、趙紫陽那里，也包括第三代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那里。多年以來，我對國家和世界的看法，充滿憂患意識，我絕不是那種歌功頌德的人。我現在所持的許多觀點，我下面將向你們表述的許多觀點，仍然是非主流而且違背多數的。但是我不會輕易放棄，除非未來的歷史實踐證明我確實錯了。如果是那樣，那我情愿“披發入山、埋琴焚書、永不復言”。（笑）
記者：但是，我曾聽說您是一位預言家。
何新：（笑）是的，我作過一些預測。
記者：這些年來，很多所謂預言家已被揭露其實是騙子。——恕我直言。
何新：你說得對。在這個世界上自稱為預言家的人中，很多是騙子。我見過的也多了。
記者：那么您呢？
何新：我不是那種事后諸葛亮，事情發生之后才說我早有預料。我常常把話說在前面，而且寫成文章，印成鉛字，甚至發表出來，有案可查。而且多數情況下是人們不相信。
記者：比如說？
何新：請你查閱《自學》雜志1989年第5期何新的文章《中國現代化的國際環境》（并見于《中國金報》　1989年5月19日　），我預言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必將失敗，隨之東歐集團將解體，蘇聯也將解體。還有香港《明報月刊》1988年第11期何新的文章《當代中國的社會危機與成因》，我在文中預言中國可能面臨動亂，可能將會發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以及中國可能陷入分裂局面。這些話在當時都是破天荒的，在我之前沒有人講過。
記者：我讀過你的這幾篇文章。但是，有沒有新近的事例？
何新：　1998年12月2日　，我根據當時尚不明顯的一些國際跡象（當時正是江澤民主席訪問日本的前后），預感到日本已形成新的對華戰略，寫了一篇《警惕日本對華新戰略》的研究報告上報中央。　1999年5月8日　北約轟炸中國使館以及近兩年來亞太形勢的演變，可以證明那個報告中對國際形勢（我預言可能發生對華戰爭）的預想得到某種證實。
    　2000年3月8日　，《華聲報》記者王涌在兩會期間來采訪我，我告訴他所謂“新經濟”不可信，美國及香港當時呈現的科技股熱是一場金融虛火；我還講，香港近年可能會發生“第二次金融危機”。這個預言發表在　4月16日　出版的香港《廣角鏡》雜志上。　4月14日　，華爾街道瓊斯指數暴跌617點，創造該指數日跌幅的歷史最高記錄；納斯達克指數則在1周內連跌1000點，即跌去其高幅的1/3，其跌幅超過1987年10月美國股市大崩盤的跌幅記錄。跌風隨之傳到香港。4、5月間香港恒指一度由18000點跌至14000點以下。雖然后來由于紅籌股和地產股的回升將指數拉回到15000點上下，但9月間，港股在對沖基金操縱拋盤推動下，一周之內再次跌去300點。過去兩年被吹捧為“新經濟”的科技股從此一蹶不振。被稱為“小超人”的李澤楷和他的“盈科動力”概念也已日薄西山。
記者：您的意思是否是，第二次亞洲金融危機現在已到來了？
何新：我沒有這樣講。但是，事情并沒有完，我們當今肯定仍然是處在爆發新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前夜階段——不僅是香港，而且是全球性的。你看一看，2000年以來，前幾年在中國被吹上天的美國三大股神巴菲特、索羅斯、羅伯遜相繼破產或陷入金融困境，美國財爺格林斯潘先則惶惶不可終日，近期以來一直沉默寡語。這是為什么？
    歐元生不逢時，兩年來匯率一跌再跌，而國際油價則一浪高過一浪。這后面不是看不見的手，而是存在著看得見的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頻頻迭發，1992年的英國金融危機，1995年的南美金融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的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的歐元匯率危機，以及近期的石油期貨漲跌，危機一再頻頻發作，一浪催一浪。把這些現象綜合在一起觀察，這后面究竟預示的是什么？我認為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索羅斯前幾年曾寫了一本書《全球性資本主義的危機》。他有一個觀點，認為全球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總體性危機正在向世界日益走近。
記者：這樣說，我也有點不信。
何新：那我們可以走著看。近年以來全球股市、匯市一直動蕩不已，目前還是風方起于青萍之未，我認為大的風暴在后面。當然，我這種觀點一發表肯定又會被批判（笑），主流學派又會說我是“不懂”（笑）。
    我是不懂呵，現在的很多經濟現象我都看不懂。2000年3月我講科技股是泡沫，那時國內各種傳媒多么嚴厲地批判了這種泡沫論呵。3月底，納斯達克的總裁跑到北京發狠說：“新經濟是不是泡沫，走著瞧吧！”（見當時的《北京晚報》）但是，現在全世界都瞧見了，是個泡沫，而且是個大泡沫。只是破得這么快，連我都想不到。
    不過，在“新經濟”的鼓吹者和主流學派看來，這些危機不是危機，只不過是“正常調整”，形勢大好。（笑）永遠大好。好不好在人的心境嘛，感覺好，就是好。（笑）
記者：您的意思是，今后仍然可能發生全球性的金融風暴。
何新：是的。近年來股市匯市的激烈動蕩表明全球金融體系暗伏著深刻的內在危機。這場危機之所以尚未降臨，是因為美國的銀行體系尚未被股市、匯率的動蕩襲倒。但并不是沒有預兆，格林斯潘不斷調整利率，根本目的就是保護美國的銀行體系。近十年來，美國經濟的高增長“奇跡”并非像一些美國崇拜者鼓吹的那樣，是靠什么“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而是：第一得益于美國市場對國際金融過剩資本的吸納。若沒有這種巨額外來資本的支撐，就不會有高新科技及所謂“新經濟”的崛起。第二得益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工業國的廉價對美出口。第三得益于蘇聯東歐解體后美國直接競爭對手（軍事及經濟）的消失。但是福兮禍之所伏，現在沖擊美國市場的外部金融力量愈來愈大，可能失去控制。
在香港，如果不是中資以及“長實”等華資集團不斷干預市場，股市崩盤恐怕早就會出現。
現在國際游資（過剩金融資本）像洪水一樣沖擊著全球金融體制脆弱的堤壩。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把災難歸因于亞洲國家金融體制的不良。而現在問題也降到了歐美頭上，他們卻沉默著。我們往下看吧，在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之內，我們肯定還會看到一系列連臺好戲。
記者：讓我們等待歷史的發展吧。請問您對未來進行預測的方法是什么呢？是某種神秘的直覺嗎？
何新：不，我運用的是理性主義的工具，就是黑格爾所謂”辯證邏輯”。我有時也有靈機，就是對事件發展趨勢和走向的直覺。但我洞察未來主要是根據理性主義的方法，根據歷史預察未來，從現象中尋繹對象演化的內在必然邏輯。
記者：有這種邏輯嗎？
何新：黑格爾的邏輯方法就是這種邏輯。我早年對這種邏輯曾作過極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得益非淺！人們常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其實，實踐是動態的，實踐不僅是過去的經驗。人類之所以是人類，就因為人類是理性的動物。其他動物也有感知，有感情，有知覺，甚至也有技巧。但是除人類以外，沒有任何動物具有系統化的理性能力。這種理性能力雖然極為復雜，但說到底最根本的則是兩點。一是對事物分類而形成概念；二是發現因果關系，從而預知行為和過程的結果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