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11）：保守爭衡

   何新　先生在《與佩利第二次談話錄：我對人生感到悲壯》中言及北大荒生涯時說：“我認為我一生真正的大學校就是在這9年中找到的。因為那是中國社會最底層的一個部分，我通過那段經歷充分地理解了什么是社會、什么是生活。”“早年在中國社會底層生活的經歷，對我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　　
      何新先生近日在《我的六十自述》中又曰：“計算起來，我平生五歷生死邊緣，兩次死里回生。多少恩恩怨怨，是是非非，流水落花，往事不堪回首！其間生生死死，愛恨情仇的經歷和上天下地的閱歷，絕非一般的文人、書生、凡夫俗子所能想象以至可以夢見！” “我的這種相當個性化的人生，竟然發生在1949以后到今天這么一個完全缺乏浪漫精神的時代。所以，我的生活經歷在中國知識分子圈中，可以說是異常奇特獨一無二的。”
    然則，　何新先生究竟曾如何存身寄命于中國社會的最底層？又經歷了幾多俗子書生不曾夢見的愛恨情仇？體驗了何種上天下地的浪漫人生？而這些閱歷又是如何出入損益其思想？請讀《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欲批判何新者也不妨進來收集資料，定然不會失望。　　

建議從頭閱讀：

【何新談話錄】我的思維之路（十一）：保守爭衡　　

記者：通過前幾回的訪談，我們對您的個人經歷已有較深入的了解，那的確是十分獨特。人們知道，您治學范圍非常廣泛，視野也十分開闊。但是，人們還會想了解您的治學歷程，也就是您的學術思想的發展過程。您能否只用幾句話概括一下您的思想的發展歷程？
何新：回顧我的思想發展，大體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尋求破的時期，第二階段是尋求立的時期。破，就是突破傳統意識形態的桎梏，這個階段從1967-1987，約略為20年；立，就是在面對文化虛無和意識形態真空的廢墟上，探索維系、延伸中華文明生存發展的新價值體系以及新的意識形態，特別是尋找連通華夏傳統思想與現代革命、華夏傳統思想與外來文明，使之銜接連續的橋梁。
記者：從您出版的著作看，您的涉獵幾乎涉及人文學術的各個學科。在這些學科中，究竟什么是您治學的主干呢？
何新：我是《伊索寓言》中那個蝙蝠，因此既被動物界也被飛禽界所驅逐。（笑）
    我治學的過程，在70年代，主線是研究馬列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西方哲學史、宏觀中國史與世界史；1980年進社科院后，我得以接觸各種西方現代思潮，一度對存在主義、語言分析，結構主義、符號學、解釋學這類新玩意（當時所謂“新方法”）頗為迷醉，同時也特別注意西方的民族學和文化人類學理論。1982年秋，我曾出席在成都召開的“中國近代科技落后原因”研討會，在這次會上發表的論文中，我在當時首先提出應當進行“文化反思”的命題。但是在那前　后黎澍　先生的一句責罵——你通讀過24史嗎？你讀懂了13經嗎？對我乃如醍醐灌頂。
    離開黎澍以后，我即試圖以新的學術眼光，包括學習西方人類學、語言分析方法深入讀史、讀經，重新解讀中國傳統文化。《諸神的起源》等著作就是這一研究過程的結果。也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我逐漸發現和重新認知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重新理解和評估中國文化的價值體系。同時我從中國文化的特殊性這一意義重新解讀近代中國革命。我日益相信中華民族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承擔著偉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并且決心致力于這個民族的文化復興。由此而有了我九十年代的兩部重要著作《東方的復興》(1988-1990)，《中華復興與世界未來》(1996)。在此之后，我十分鄙視那種主張引進西方價值改造中國文化的所謂“自由主義者”。至于一些人指責我的“保守主義”、“反動倒退復辟”等等，只令我感到自豪。
記者：知識界有一種說法，認為你的觀點是保守的，認為你是“新保守主義”的代表。安排你的幾位老一代領導人，通常也被認為是保守派。你是否知道這些說法？
何新：我知道。當今存在兩種力量，兩種輿論，兩股趨勢。一種是力促天下亂，這股力量來頭不小。外部有國際根源，內部則利用中國社會內部的種種矛盾、困難、問題，以及部分民眾的不滿情緒。在這些問題中，包括國家政策的某些重大失誤。
    當前社會最尖銳的是四個問題——一是大批國有企業破產及數千萬人的下崗；二是政治腐敗；三是農村中存在大量的無業、無機會的人口；四是尖銳的社會貧富兩極分化。當今社會不穩定的根源，社會矛盾的根源，無非是由于這四大問題。不錯，若這四大病癥一齊發作，是足以導致社會動亂的。我個人對此常常深感痛苦。為什么呢？十幾年來，在我寫給高層的信中，在我的書中，曾不斷地大聲疾呼，呼吁人們警惕。我曾不斷呼吁和告誡，我希望在中國的改革進程中避免這四大問題的發生，至少不會如此嚴重地發生。但是，回天無力，這些情況還是發生了。它們是否不可避免的？當然不是。政策是可以選擇的，如果不可選擇，就不會有美政之譽和失政之譏了。
    今天面對這四大問題，還是有兩種選擇。一種是變亂，就是一些內外勢力所鼓吹和期待的，以“加速改革”的名義而推翻這個制度，粉碎這個國家，所謂“經改”不成轉而“政改”。但是如果“政改”不成而失敗呢？一些人鼓吹模仿美式“民主”以改造中國。但如果竟是畫虎不成反成犬，沒有改成美國的模樣，倒改成菲律賓、印尼、南美那些國家的—“民主”模樣呢？——在外夷的扶持下產生新的兒皇帝(“總統”？)。在亂中會有人得利，也會有人向火中取栗。那些今日流竄于外的“民運”、“法輪同修”即可以趁亂奪取政治經濟資源，成為統治者。但是老百姓會如何，國家會如何？難道不是四分五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
    霍布斯說，在一切政體中，最壞的政體并不是專制而是無政府狀態。(《利維坦》)今日一些人鼓吹的所謂“民主自由”，實質就是無政府狀態，其結局是不言而喻的。
記者：霍布斯是什么人？
何新：此人在西方政治學說史上太重要了！他是現代英　國　君主立憲政體的理論奠基人。今日士人喜侈談民主，心目中所謂民主，無非是美國總統選舉“一人一票”的偽形式民主。還有的人所主張的民主，實際是無政府狀態。無政府之亂局，有利于小盜竊利，大盜竊國也。民主的真正妙諦，絕非某些人所幻想的那種“無限自由”。盧梭說：“究竟是什么不可思議的藝術，使人類找到一種法，通過強迫人們服從，從而使他們獲得自由？”——這是民主！
    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制度在構建之前，有霍布斯、洛克、哈利法克斯、休謨、盧梭、孟德斯鳩等大師，以自然法、社會契約、國家主權、公民責任、三權分立等為論題，做過百年以上的政治哲學的理論探討，又在社會改革中對這些理論在實踐中反復修正和調整，直到19-20世紀，才形成比較完善的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而中國那些所謂“民主派”和“新自由主義”，除了西方理論的皮相學舌，有誰對民主問題真正作過研究和深思？西方勢力利用中國士人的這種無知，極力鼓動無政府狀態，目的是欲削弱中國的力量，達到分化治之從而遏制中華的戰略目標。像英國這樣的女皇國家也有資格向中國人灌輸民主政體？他們向中國人灌輸偽自由主義、偽民主主義，真正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要中國亂，要中國陷入無政府狀態，要中國土崩瓦解。
記者：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解決中國的腐敗已刻不容緩，腐敗的根源是制度腐敗，因此徹底根治腐敗，必須從根本上改革政治制度。
何新：如果談“徹底”和“根本”，那么我認為他們挖根挖得還不夠深透。腐敗的真正根源還并非在制度，而是在于人性，在于人性中的自私和貪婪。不信你看一看一些人推薦給我們作為“理想模式”的西方政治制度中——近則有小布什竊票當總統，克林頓夫婦盜竊白宮禮品，大搬其家，稍遠則有法國高官卷入售艦回扣案，日本眾多大臣議員背后有政治獻金丑聞，德國前總理科爾也有受賄丑聞……等等。政治腐敗是彌漫于全世界的，包括具有那么美妙的“自由民主”制度的國家。你說這不是根源于人性是什么？所以這些朋友挖根挖得還不夠，徹底根治腐敗必須改造人性才行。
    其次，若談制度改革，我認為有兩層涵義必須分析。制度有大制度和小制度，有國家的根本體制和具體的法規制度，許多人現在所談的制度改革常常混淆這兩個層面而籠統談之。對國家大法和根本體制進行變革，這將意味著發動顛覆國家現政權的政治革命和大動蕩、大動亂，這種運動能搞嗎？至于具體法規和制度的改良改革，除弊興利，我認為那是不可避免的，隨時應該進行；但是我認為，這也需要一些整體的規劃，需要作政治理論的基礎研究。
    政治體制(民主體制或威權體制)與政治腐敗沒有必然關系。威權體制是一種集中權力的體制，民主體制是一種分散權力的體制，腐敗與這兩種體制都沒有必然關聯。在兩種體制下，都可能發生政治腐敗。認為當前中國只有轉換政治體制才能避免腐敗這種理論的背后，暗藏著促動國家走向動亂的意識形態陷阱。腐敗是一種復雜的歷史社會和經濟現象。在社會的轉型期，由于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的弛解，腐敗常常作為伴生物而出現。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總書記最近提出“以德治國”補充“以法治國”，是真正切中時弊的。
記者：那么根據您的看法，腐敗主要是一個政治道德問題，與制度并無重大關聯？
何新：在中國　古代的　君主政體下，同樣有政治清明、官員廉潔的時代。但是，民主政治體制下同樣可能發生極其嚴重的政治腐敗。希臘城邦民主制的后期、羅馬貴族民主制度時期、英國17-18世紀的重商主義資本主義時代、美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時代，雖然也是所謂“民主”或“法治”的體制，但均是著名的政治嚴重腐敗的時代。只要讀過《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羅馬史》以及狄更斯、德萊賽等人的名著，就會知道這一點。另一方面，在現實中，我們看到的俄羅斯、南斯拉夫和東歐，其體制轉型后的政治腐敗遠比改革前嚴重得多。還有當代的印度、南美、菲律賓等所謂“不發達”的“民主”國家，政治腐敗也都極其嚴重。歷史似乎表明，威權體制與多元分權體制(所謂民主制)，應當是前者更有威懾于抑制腐敗，特別是對于經濟資源難以普遍共享的發展中國家。所以，流行的所謂“只有政治體制轉軌(改革)才能根除腐敗”之說，我認為是沒有歷史根據之論。
記者：那么以您的觀點，搞政治改革首先需要奠定理論基礎？
何新：當然。據我的研究，西方政治理論，從16世紀馬基雅弗利以來，至少形成了三大流派。一派是法國盧梭、狄德羅等啟蒙學者所代表的浪漫(理想)民主主義，一派是英國霍布斯、洛克所代表的政治保守(現實)主義，還有一派是17世紀英國“掘地派”，如溫斯坦萊(G·Winstanley)所代表的平等派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發明)。
    盧梭等啟蒙哲學家的民主浪漫主義使得1789-1793年的法蘭西尸橫遍野、血流成河，以至拿破侖在盧梭墓前曾感嘆——盧梭一枝筆的力量超過我的大炮。而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政治保守主義引導英國走向良性有序的政治改革，為英國爭取了百年安定，百年繁榮，直到上升成為“日不落帝國”。我認為當代中國政治改革，當務之急首先不是盲目鼓吹政治改革，而是必須作深入的理論研討。不僅要研究盧梭式的民主浪漫主義，也要研究霍布斯、洛克的現實主義、保守主義，他們的主權論、民法論、自然法論。
記者：霍布斯的主要政治主張是什么？
何新：霍布斯是一個國家主義者，他的代表作是《利維坦》（LEVIATHAN）。
記者：這個書名是什么意思？
何新：所謂“利維坦”，是《圣經》中的一種力大無窮的巨獸名字的音譯。霍布斯借用以命名本書，意在呼喚一個強大的國家。《利維坦》主要是霍布斯的一本關于國家主義的專著。
    霍布斯說：“人的自然本性是自私自利、恐懼、貪婪、殘暴無情，人對人互相防范、敵對、爭戰不已，像狼和狼一樣處于可怕的自然狀態中。于是出于人的理性，人們相互間同意訂立契約（信約），放棄各人的自然權利，把它托付給某一個人或一個由多人組成的集體（如議會），這個人或集體能把大家的意志化為一個意志，能把大家的人格統一為一個人格；大家都服從他的意志，服從他的判斷。這個人或這個集體就是主權者，而像這樣通過社會契約而統一在一個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組成了國家。這就是偉大的利維坦的誕生--用更尊敬的方式來說，這就是活的上帝的誕生。”（第17章《國家的產生》）
    他認為：“主權者的權力——至高無上，國家制度的最佳形式——君主制；人民的義務——絕對服從。主權者或國家的職責有三——一是對外抵御敵人侵略，保障國家安全；二是對內維護社會的和平與安寧；三是保障人民通過合法的勞動生產致富。”霍布斯說，無論國家和教會，其權力都不是來源于上帝，宗教決沒有理由掌握獨立于國家之外，甚至凌架于國家之上的權力。反之，宗教只能依附于國家，它同道德一樣，只在國家存在的條件下才能存在，只有國家容許和贊同的信仰才能成為宗教。他認為，宗教是為了國家統治的利益，為向人們灌輸對權力的畏懼和服從才有存在的價值。
    霍布斯對社會契約論的回答是：“不帶劍的契約不過是一紙空文。它毫無力量去保障一個人的安全。“（第19章）這就是說，沒有權威的社會契約并不是導致民主，而是導致無政府狀態。
    在有些人眼中，英國是資本主義法治民主的老牌典范國家。但是他們卻忽略了這種君主立憲制的法治民主的理論基石是奠定于霍布斯、洛克的國家主義、政治保守主義理論之上的。
    近年在中國流行的所謂“自由民主”思潮，實際是一種無政府主義。西方格外關心中國的“政治改革”，其真意是欲利用這一種思潮貫徹其拆解中國國家制度的戰略目標。這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在中國流行是有根源的，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發動群眾起來摧毀了國家機器，也摧毀了公眾對于國家權威的崇拜。這種現象在其他國家就很難存在。我到過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西方民主國家，人們不一定崇拜總統，但是崇拜國家，敬畏國家機器，尊重法律制度的有效權威。這種對于國家權威的蔑視，可以認為正是一種“文革”的后遺癥。包括輕言“政治改革”，實際往往是顛覆現存體制和制度的同義語。
    我們不必去討論西方的民主制度本身究竟好不好。但是我們有必要指出，對這種民主制度，包括其理論基礎，中國人并不真正了解，而且存在嚴重的誤解。那么回顧一下英國保守主義者霍布斯的這些思想，對于當前的中國，我個人認為自然具有現實意義。事實上，法制主義是一種保守而不是一種革命主義。
    至于盧梭，也不應當只注重他的浪漫主義，他也同樣有保守主義、法治主義和愛國主義的一面。盧梭說過：“道德中最偉大的奇跡從來是由愛國主義造就的。這一美好而強烈的感情賦予自尊的力量以一切德行的美，它在所有的激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氣概。”盧梭也認為社會秩序高于一切，他所理解的民主原則是：“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人權提供基礎的神圣權利。…… （民主就是）我們每個人都以自身以及自己的全部力量共同置于公共意志的最高指導之下，我們以統一共同體的資格接受每個成員作為整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認為國家主權的目標高于全球化：“我們只是在成為公民之后才真正成其為人。我們對那些冒充是世界主義的人——他們認為熱愛人類高于熱愛自己國家——應當這樣看，他們所謂熱愛全世界的空話只不過是為了竊取自己的特權。”
記者：然而政治保守畢竟不是一個好聽的字眼。
何新：我看未必。英國的兩大政黨其一叫“保守黨”。美國主流政治（共和黨）中有一個保守的“傳統基金會”。西方也并不以保守為恥嘛。
    從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發動改革開始，中國的改革已經歷了20多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進步，這是人所共見的。但是也發生和積累了嚴重的問題，這也是人所共見的。現在我們處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再下去，也許是萬丈深淵，也許是康莊大道。難道不需要我們回顧一下，反思一下？我個人認為，當前國家需要深刻的理論思維，需要調整政策修正失誤，需要對繼續改革的方向深化認識和重新認識。
    我使用“保守”這個詞，也是針對曾導致蘇聯崩潰、東歐癱瘓的那種“休克療法”。這種“休克療法”是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薩克斯發明的，曾被推薦給中國、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領導者和“社會精英”。這個“休克療法”有一度曾紅得發紫，被認為是推進各國改革速成其效的靈丹妙藥，而今在全世界則臭名昭著。
    所謂“保守”，就是首先力求維護社會大局的穩定，以大局穩定尋求政策的良性調整，以政策的調整來爭取時間，尋求機會，改良結構，疏解矛盾，消除腐敗，求得新的發展。不錯，這是一種“保守療法”，而不是“休克療法”，但我認為這是面對當今社會問題的一副良藥。這就是我的“保守”思想的根源。
    在我的字典中“保守”并不是一個壞字眼，保守就是執著地堅守某種傳統。何況我們這個民族面對著兩種傳統。一種是中華民族偉大文明的傳統，從伏羲、炎黃到孫中山。一種是新中國賴以立國誕生的革命傳統，從孫中山到毛澤東。近20年來，這兩種傳統遭到八面來風的沖擊。而我在精神上所致力的，一直是堅守和復興這兩大傳統。你所提到的幾位老一代革命家，我個人始終對他們懷著深深的知遇和感念之情，不僅是由于他們對我個人的知遇，也是由于我尊重他們本身是締造這個共和國的革命傳統的一部分和化身。
記者：問題在于，所有制問題的確是當代中國經濟改革的一個核心問題。
何新：甚至可以說是焦點問題。一個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一個所有制問題，的確是當代中國改革的焦點。
記者：既然如此，難道你認為這兩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嗎？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為其必要，中國人，特別是領導人要小心中國的內外對手利用這種必要性而將我們導入陷阱。
記者：這是什么意思？存在這種陷阱嗎？
何新：的確存在。中國歷史上好象有這樣一個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師徐達患重病需藥補，朱元璋嫌其權位過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味藥膳——一只蒸鵝，而徐達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鵝，徐達見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鵝后疽乃大潰（崩潰）而死。
記者：進這個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國近20年來一直處在不均衡的高速發展中，在國際上也是“位高權重”呵，因此也有人（國際間的“皇上”）甚忌之，他們經常派人給我們送來蒸鵝。然而天佑我中華，幸虧中國人沒有照方通吃。
記者：您的意思是國外有些關于經濟改革的建議就是這種“蒸鵝”。
何新：對。比如一些經濟學人向中國人灌輸的徹底打碎國家壟斷，徹底解散國企，“人間正道私有化”，為中國國民經濟解困和施救治的單方，就是這種食之疽必大崩的鵝。
記者：你承認當前存在著嚴重的失業等問題，你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華民族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民族。中國是一個非常偉大的國家。這個國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寬厚、博大。而領導這個國家的共產黨，是一個極其智慧、成熟的黨。所以這個國家、這個民族，這個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2000年前荀子的話）。
    中國在1949-1979年的30年間完成了重、化、核工業化，建立了一個門類初步齊全的、自給自足的工農業體系，并實現了包括導彈衛星核武器在內的自我武裝。在1979-1999年的20年間實現了國民經濟的高速騰飛，其速度大大超過美國、日本、德國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崛起。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民族曾以這樣的速度騰飛，沒有任何民族比中國人干得更好！這不僅僅是一個古老民族的復興，也是一個偉大現代國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崛起！
    自1840年那場打開國門的戰爭發生以來到今天，在這個土地上發生的全部歷史運動具有著統一的完整性，這是一個成序列的分階次的不斷攀升的歷史浩蕩前進之流。如果說，1840年英國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聯軍和八國聯軍不能分解它，后來的東條英機、羅斯福、斯大林、丘吉爾、杜魯門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擋它，那么世界上已沒有任何國家、任何力量能夠再在前面阻遏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的崛起！這個歷史運動具有一種必然性！中國人完全有理由對未來充滿信心！
    不是美國人把戰略重點移向東方，而是世界歷史從20世紀初以來就在把歷史運動的軸心轉移到東方（列寧在1923年就指出了這一點）。從過去的100年，到未來的100年，世界歷史運動的中心主題就是中華民族的崛起，以及東方文明的偉大復興。因為人類未來的希望，人類追求一個公正、正義、和諧與人道社會的終極而永恒的夢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舉著社會主義旗幟的中國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