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課論” 是貨真價實的資本主義復辟謬論　　

      陳石宇　　

    前不久，有人在交談中給我國現在的社會性質下了一個既屬于他個人又有一定代表性的結論。他說：說我國現在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不確切的，除了還保留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以外，其他都已經變了。準確地說現在的中國社會屬于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還處在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中，會經常發生些野蠻的異常的事情，等到大部份農民都失去了土地，資本原始積累完成了，制度也健全了就好了。他認為這是由于中國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需要補資本主義的課決定的，也正是改革開放的本意。他還認為現在不是研究該發展社會主義還是該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應當去研究如何才能又快又好地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補好資本主義這一課的問題。　　

    聽了這番高論，不由讓人回想起30多年前改革開放伊始，右派精英炮制的資本主義補課論出籠時的情景。由于當時漢奸們正以滿腔仇恨從上而下發動全盤否定和批判文化大革命，否定和批判毛澤東時代的高潮，并為改革開放尋找理論和事實根據。他們站在極右的立場上，認定文化大革命是“極左思潮”的產物，認定毛澤東時代從1957年反右派斗爭以后犯了“左傾錯誤”，于是需要從一切方面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方面尋找“左”的表現。在經濟方面，把過去認為最神圣的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實行一大二公，鏟除滋生資本主義土壤，以至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都被當成“左”的東西進行批判。在此基礎上，有的人把唯生產力論推至極端，把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規律絕對化，提出由于中國革命是在經濟落后的國家，而不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取得勝利，沒有條件立即建立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需要保留一定數量的私有制經濟，尤其是在那些不能進行社會化大生產，還必須依靠手工勞動的行業，更要保留和發展一定數量的私有制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這樣就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同時并存的所有制結構的認識，回到了過去關于新民主主義經濟成份構成的認識上，正是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主義補課論被提了出來，并成為破除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形成多種所有制并存的重要的理論依據。　　

    所謂補課論，是說中國沒有經歷資本主義發展階段，不能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必須先發展資本主義，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待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以后，才能再搞社會主義。當時，他們還是打的馬克思主義旗號，提出的主要依據也多是從馬克思主義那里找來的。如說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是在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分析論證的基礎上產生的，要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各種矛盾充分暴露并十分尖銳的條件下，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而中國原來基本上還是一個封建社會，資本主義極不發達，立即實行社會主義的條件很不成熟，需要補上資本主義這一課。還說按照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性質的原理，我國的現代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太小，不能立即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需要發展多種所有制，才適應生產力的性質，才能解放生產力，促進生產力更快的發展，所以，需要補上資本主義的課。但是，鑒于當時社會主義已經深入人心，連改革開放都披上了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美麗外衣，右派精英在提出資本主義補課論時，受形勢所迫不得不同時也講要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以表示他們不是要用資本主義完全取代社會主義，不是主張中國要經歷一整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而是在保持社會主義經濟主體地位的前提下，適當發展一定數量的資本主義經濟作為補充，以活躍整個社會經濟。不過，他們的真實意圖究竟是什么，在當時是絕對不會公開，他們是典型的資產階級右派，不靠欺騙一天也活不下去。由于他們的這種主張與走資派不謀而合，便一路暢行，主流媒體大開綠燈廣泛傳播，決策部門欣然采納，列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據。　　

    改革開放幾十年來，補課論雖然沒有被時時掛在嘴上，事實上卻正是在這樣做，每一項重大的改革開放措施，無一不是在補發展資本主義的課，無一不是在發展擴張資本主義，削弱瓦解社會主義上面做文章，無一不是在為資本主義的順利發展掃除障礙。在一個自稱為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國家里，如此傾心的愛護資本主義，熱衷于私有化，堅定不移地向資本主義一邊倒，同時，又如此的厭惡社會主義，憎恨公有制，必欲干凈徹底鏟除之，愛憎如此分明，是非如此顛倒，實屬奇怪。更令人稱奇的，是這一切均來自上層，來自被稱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機關的國務院及其各個部門，這說明補課論并非少數幾個知識精英們的主張，更是篡奪了黨和國家領導權的走資派的心愿。　　

    說補課論是貨真價實的資本主義復辟的謬論，不僅在于它本身就是主張補資本主義的課，要求中國必須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更重要更根本的還在于它要求在無產階級奪取了國家政權，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和鞏固的社會主義制度，消滅了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以后，再去搞一段資本主義。這是要無產階級和全國人民在消滅了資本主義以后，又再去發展資本主義，在消滅了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以后，再放任讓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再現。這怎么不是典型的公開的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呢？　　

    我們知道，由于我國的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我國的民主主義革命不是由資產階級領導，而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下取得勝利的，在革命勝利以后，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奪取了政權，上升為統治階級，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現在按照補課論的要求，還要由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自已去發展資本主義，再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再造一個資產階級，讓自已重新回到雇傭奴隸地位，讓自己及子孫后代再去過那被剝削被壓迫被奴役的悲慘生活，這符合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利益嗎？這是在為人民的利益著想嗎？顯然這是根本違反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是要把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重新推入暗無天日的深淵的大陰謀。資產階級既然連民主革命都無力領導，完成民主革命任務只能由無產階級來承擔，無產階級在領導革命勝利以后，為什么必須將革命成果拱手讓給資產階級，任由資產階級坐享其成，重新騎在自己頭上作威作福呢？這豈非天下奇聞。我國軟弱的資產階級不賣身投靠在外國帝國主義的胯下也絕難完成發展資本主義的任務，結果只能任由帝國主義宰割，整個中國將重新回到解放以前，甚至比那時還要慘。　　

    我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主義革命的直接目的，是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在我國的統治，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國。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應當向何處去？當然是走社會主義的路，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絕不是走資本主義的路，建立資本主義制度。因為我國的民主主義革命，不是舊式的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新就新在領導權掌握在無產階級手里。無產階級在領導革命取得勝利以后，必然會不失時機地將革命引向深入，開展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關于這一點，毛主席在《論聯合政府》中談到我們的綱領的時候，就堅定的表明了我們的態度，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已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的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因此，當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在推翻了三大敵人，建立了新中國以后，為了使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進一步獲得解放，真正成為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由自已主宰自已的命運，就必須及時轉入社會主義革命，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消滅階級剝削和階級壓迫。進而在條件具備以后，逐步消除階級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實現人類最美好的理想，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為此，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歷盡了千辛萬苦，經過幾十年的艱苦奮斗，流血犧牲，以幾千萬革命烈士的寶貴生命為代價，才取得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現在，在補課論的鼓噪下，卻成了為那個根本無力領導革命取得勝利的資產階級的嫁衣裳，成了僅僅是給資本主義發展開辟道路，天下哪有這種好事？　　

須知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是兩個根本利益完全對立的階級，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它們之間的對立永遠也不可能調和。資本家靠無償占有無產者創造的剩余價值而積累財富，發家致富，離開了對無產階級的殘酷剝削，資產階級就無法生存，資本家就不成其為資本家。無產階級在取得革命勝利，在已經將原來的資本家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以后，為什么還要親自去再造一個資產階級，放棄自已的主人翁地位，重新去過雇傭奴隸生活呢？這是哪個階級的邏輯，這不是對無產階級革命利益和革命立場的徹底背叛嗎？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條道路不僅完全不同，而且方向相反，相互排斥和斗爭。本來，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以后，直到進入共產主義社會以前的整個時期，馬克思稱為是一個過渡時期。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書中指出：“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對于整個過渡時期這種特點，他還指出：“不僅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而且對任何一個有學識的、多少懂得一點發展論的人來說，都是非常清楚的。”可見，我國那些補課論的鼓動者和支持者，都是資本主義的辯護士，是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他們明知社會主義在我國雖然已經建立，但尚未完全鞏固，資本主義已經被打敗，但遠未被消滅，兩條道路在我國的彼此斗爭從未停止過，誰勝誰負的問題遠未解決，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嚴重存在的條件下，卻借補課名義，削弱瓦解社會主義，助長資本主義迅速發展，不是明目張膽地要改變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公然復辟資本主義嗎？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無產階級既然有能力領導中國人民取得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就一定能夠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根本沒有必要再去求助資產階級，再去發展資本主義，使中國社會再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　　

    首先，無產階級在奪取革命勝利，建立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以后，完全可以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順利地實現向社會主義轉變，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新中國建立以后，我國就運用國家權力，沒收了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掠奪去的財產，建立起社會主義性質的全民所有制的國營經濟，從而掌握了控制國家經濟命脈的部門。然后，國家又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確政策，例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續買政策，并通過統購包銷，加工訂貨，公私合營等形式，順利實現了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加上同時完成了對農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而才在我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使我國成為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國家。對資產階級實行和平贖買，是列寧曾經設想但未能實現的政策，我國不僅實現了，而且進行得非常順利，沒有造成社會經濟的任何破壞，創造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奇跡。為了充實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加速改變我國一窮二白的落后面貌，建立鞏固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還可以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將國家集中起來的部份財力，投資建設最急需的產業部門。我國前30年社會主義國營經濟的高速增長，門類齊全的工業部門的建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靠國家的投入。可見，奪取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完全可以依靠手中的國家權力，堅定地走社會主義道路，無需補什么資本主義的課。　　

    其次，舊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資本主義經濟雖不發達，卻已經有了一定的發展，為革命勝利以后的無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奠定了一定的物質基礎。我國的資本主義早在明代已開始萌芽，到清代受阻，鴉片戰爭以后又逐漸發展起來，經過百余年的緩慢發展，在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的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已經占到百分之十七左右。新中國成立以后，經過三年經濟恢復時期的努力，1952年我國的現代工業在工農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上升至百分之四十三，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的1957年達到百分之近五十八，1978年增至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事實證明，中國社會根本不需要補什么資本主義的課，更不需要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完全可以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如果我國社會仍然照著前30年的路子繼續走下來，在前進中不斷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我國的現代化事業所取得的成就遠非現在的成就可比，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人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及高漲的勞動熱情，是在雇傭奴隸制下的勞動狀況根本不可比的，人民群眾普遍的實際生活水平會比現在高得多。因為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人民群眾所創造的財富都是人民自已的，由大家共同享用，用于國家建設和改善人民生活，不致被極少數剝削者掠奪去任意揮霍，更不會成為國際資本的囊中物，絕對不會發生如現實社會中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象。　　

    再其次，我國的無產階級比資產階級強大得多，完全有能力領導我國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是大工業的產物，與資產階級相伴而生，但是，在我國除了在民族資本主義企業中的無產者外，更多的無產者是在帝國主義在華企業和官僚資本主義企業中工作，因此，即使從數量上看，我國的無產階級也要比資產階級強大許多。而且，我國的無產階級開始參與國家的政治活動，就正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組織共產黨誕生，無產階級一登上政治舞臺，就直接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在自已的先鋒隊組織共產黨領導下進行革命斗爭，是國家一支成熟而強大的政治力量。加之，占我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階級是無產階級的天然同盟軍，依靠工農兩大階級的鞏固聯盟，我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就有了最可靠的保障，最堅強的政治基礎。因此，我國根本不需要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完全能夠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發展階段。　　

    最后，從社會發展規律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關系來看，所謂補課論也純粹是一派胡言。馬克思主義雖曾指出未來的社會主義社會是建立在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基礎之上，但是，這是指規律的一般性而言，任何規律其運行過程中都是復雜多變的，不是絕對的，會出現某些特殊性。由于不同國家和地區存在許多不同的具體情況，其發展進程可能會很不相同。例如，資本主義取代封建主義，就不是首先發生在中國、印度這些封建主義社會形成較早，發展較為充分的國家，而是發生在封建主義發展相對較晚的歐美。其中，有的國家如美國尚未經歷過封建主義社會，便直接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為什么唯獨建立社會主義就不能有例外呢？何況，由于種種內外因素作用的結果，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是首先在資本主義發展較充分的歐美，而是在資本主義發展很不充分的俄國和中國取得勝利。無產階級既然能夠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領導革命取得勝利，勝利了的無產階級難道還不能領導人民勝利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嗎？在我國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過程中，在大革命失敗以后，曾出現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二次革命論的主張，即托陳取消派，其根據就是認為中國社會資本主義不發達，不能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只能幫助資產階級革命，待資產階級革命成功以后，再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無產階級再進行第二次革命，黨和毛主席嚴厲地批駁了這種錯誤主張，終于引導革命走向勝利。如果我們的黨在當時接受了托陳取消派的主張，中國革命還能取得勝利嗎？無產階級革命在中國大地上的勝利的事實，也就粉碎了借資本主義在我國發展不充分，需要補資本主義課的謬論。補課論者拾起托陳取消派的牙慧，妄圖讓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拱手讓出勝利成果，實足是荒謬極了。　　

    上述情況告訴我們，補課論本來是不值一駁的，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根本不應該放棄已經獲得的勝利成果，不應該放棄自己的主人翁地位，重新淪為雇傭奴隸，而且，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引下，完全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可是，補課論卻在我國橫行了30余年，居然成了氣候，現在，補課論的支持者們已經不需要任何掩飾，能夠理直氣壯地宣稱，現在不是討論什么方向道路問題，而是如何更快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這又是為什么呢？第一，補課論的鼓吹者是一伙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政治騙子，善長欺騙術；第二，補課論對了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的胃口，為其提供了復辟資本主義的理論依據，沒有這一條，補課論者再會騙術也無濟于事；第三，補課論已經結出豐碩成果，復辟已不可逆轉。　　

    不過，直到現在為止，補課論者還只能私下里如此猖狂，還不敢公開將其擺到卓面上來，至少在高層官員中還不敢如此公開如此放肆鼓吹補課論。因此，這里有必要提出如下問題做進一步討論：即在已經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如果真需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的活，那么，這一課究竟應當怎么補，補到何種程度方休？是要放手發展資本主義，任其無限擴張，積極削弱社會主義，任其衰亡瓦解，最終由資本主義完全取代社會主義，使我國重新經歷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發展階段？還是在保持社會主義經濟占主體地位，不斷鞏固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前提下，適當發展一定數量的資本主義經濟，僅僅是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補充，并給以正確的引導和嚴格的限制呢？　　

    如果是前者，即放手讓資本主義發展，最終取代社會主義，首先遇到的問題是共產黨必須立即退出歷史舞臺。因為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其使命就是要為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徹底解放而奮斗不息。不應該也不可能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已經翻身解放當家做主人以后，再去制造出一個資產階級，重新把無產階級打下去，這豈不是在拿無產階級的歷史命運開玩笑嗎，這樣的共產黨還是真正的共產黨嗎？當然不是，實際上已經成了國民黨，成了法西斯黨，哪還有一點共產黨的味道呢？近些年來常聽人說，我們國家現在是共產黨領導搞資本主義，這個說法多么荒唐，世界上哪有共產黨領導搞資本主義的呢？如果有，只能說這個共產黨已經蛻變為只有共產黨名義的資產階級政黨，保留共產黨名義僅僅是為了欺騙。因此，放手發展資本主義絕不是共產黨干的事，是資產階級政黨的事，如果真要那樣做的話，共產黨不是放棄執政地位，轉入地下，就應當學習蘇共叛徒戈爾巴喬夫宣布解散共產黨。接下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也不要提了，早已名不符實，干脆直接宣布搞資本主義。國家政權也不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專政，但是，為了欺騙人民只要繼續堅持階級斗爭熄滅論就行了。由于任何一個社會的全部上層建筑“都是自已時代經濟關系的產物”（恩格斯），政府、軍隊、警察、法院、監獄等國家機器及意識形態領域，都會自動的轉向為資產階級服務，保護資產階級利益，無情地鎮壓人民。除此，難道還能有別的什么嗎？　　

    既想要在我國發展資本主義，經歷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階段，又要保持共產黨領導地位和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是根本不可能的。不管這個資本主義是誰扶持起來的，當它達到一定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也絕不會允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08憲章”的出籠就是一個典型，新“西山會議”上的叫囂也是個活生生的事例，袁騰飛在中央電視臺的丑惡表演都已經一再證明了這點。他們只要資本主義，只要跟在西方列強后面亦步亦趨，絕不要共產黨那怕是變了質的共產黨，也不要社會主義即使僅僅只是一塊社會主義的招牌。　　

    如果是后者，即是要在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只是適當發展一定的資本主義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必要補充的話，又怎樣解釋改革開放以來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和社會劇變呢？又怎樣解釋新中國成立以后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建立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因素，包括人民公社，國營經濟，按勞分配，計劃經濟等等，全都無一例外地成為被攻擊丑化否定的對象呢？如果它們存在某些不足有待改善，為什么卻見不到任何完善的辦法措施，見到的只是徹底推翻砸爛呢？如果說它們有不足之處需要指出，便于改進完善，但是，它們在前幾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過重大作用，作出過重要貢獻，充分展示出社會主義巨大的優越性，為什么在指出不足批評缺點時，卻從未見肯定其長處，肯定其積極方面，反倒是一味抹黑呢？而且，幾十年一貫制，從不間斷，這又是為什么？要知道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從來就是彼此完全對立不斷斗爭的，雙方都力求按照自已的面貌改造世界，妄想讓他們長期在一個國家范國和平共處是根本辦不到的。何況在社會主義剛建立不久的國家里，社會主義雖是新生事物，有很強的生命力，但是，還處于成長期，還較脆弱，共產黨不大力扶持還比較脆弱的社會主義，而百般愛護資本主義，這還是共產黨嗎？下面僅從幾個方面來看，在所謂改革開放名義下補資本主義的課，究競是怎么個補法，補到何時方休。　　

人民公社被從上到下硬性解散是一個典型。經過建立以后10多年的不斷調整和完善，人民公社本已日益鞏固，其積極作用正在發揮出來，涌現出一大批搞得好的公社或大隊，生產隊。只要繼續堅持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并在堅持中繼續完善，我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事業必將蓬勃發展，興旺發達。可是，當死不悔改的走資派篡奪領導權以后，利用農民自私的心里，炮制出小崗村這個典型，在全國范圍內強行推行包產到戶，解散人民公社，使集體農民重新回到個體農民的路上。還大言不慚的說什么農村要經歷兩次革命性變革，把解散人民公社，將集體農業變成個體戶稱為第一次變革，然后再由個體再實現社會化叫第二次變革。這是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是鞏固發展社會主義嗎？不，這是對社會主義徹頭徹尾的背叛。聯系到1962年他們那樣熱衷于包產到戶，就可以看到這次強行解散人民公社絕非偶然，早就處心積慮，炮制小崗村這個典型，只是為找個借口，一個可以突破的口子。小崗村單干以后，各級政府采取了那么多扶助措施，至今仍很貧窮，連找一個愿為大家出點力的干部也找不出來，同頂住壓力仍然堅持集體經濟的河南南街村等根本無法相比，足見小崗村帶頭鬧單干的人都是自私心很重，存在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人。整個農村按照這樣的人的意志去依樣畫葫，能不出“三農”問題嗎？更不可思議的是，小崗村除了整垮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當了典型外，在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村社會進步方面毫無建樹，可是，至今仍然被吹捧為整個改革開放的先進典型，不厭其煩的大吹特吹，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怪事？恐怕這就是改革開放的本來屬性吧。　　

國營經濟被丑化、削弱、整垮和改變原有性質，是又一個典型。在偉大的毛澤東時代，經過全國人民共同努力已經建立起來的強大的國營經濟，是我國整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和主要支柱，那時，絕大多數企業都搞得不錯，為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結束了雇傭奴隸悲慘命運的工人階級，在當時都自覺的以很高的勞動熱情參加生產勞動和企業的經營管理，創造出被稱為“鞍鋼憲法”的“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寶貴經驗，保證了國營經濟各項經濟指標都處于先進水平。何況，國營經濟的存在和鞏固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保證。然而，這30余年來，在一浪又一浪的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國營經濟被深化改革得所剩無幾了，從八十年代的撥款改貸款，利改稅，廠長經理負責制，承包制，到九十年代以來的國營企業退出竟爭性行業，減員增效，砸爛三鐵，抓大放小再到破產并購，產權制度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企業改制，靚女先嫁，國退民進等，沒有那一項是為了完善，鞏固發展和搞好國營經濟，全部都是圍繞如何搞死搞垮國營經濟做文章。以至于把國營經濟當成唐僧肉，任由權勢者們相互勾結，用種種最卑劣最無恥最兇殘的手段，無限低價評估，賤賣，變相贈送，把全國人民幾十年節衣縮食，艱苦奮斗積累起來的財富，幾十萬個國營企業，在短短的幾年間幾乎全部變成權勢者們的私有財產，從而極大的改變了整個國家的所有制結構，資本主義經濟早已遠非僅僅是個補充，已經上升為主體，成了普照之光，公有制經濟已經退居次要地位，這還能叫社會主義嗎。況且，剩下來的國營經濟也被深化改革得變了性質，實際上成了不出資的管理層的私人企業。對于這些如此公開明顯的肆意侵吞國家資產的極端嚴重的犯罪行為，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機關及有關領導人除了講幾句不痛不癢的要使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外，從無下文，對那些侵吞了大量國家資產的嚴重犯罪分子的懲罰也多只是做做樣子，有關領導機關時不時公布點按現價計的國有資產數量以顯示他們如何功勞卓著，以蒙騙人民。原來這場人類歷史上少有的對國家和人民財富的瘋狂的搶劫運動，正是他們是實際的主使人和真正的受益者，他們及其親屬的萬貫家財幾乎全部是這樣搶來的。據報導原國資委主任李榮融退休后表露心聲，想當一個私營企業主，即資本家，這可暴露了他在位時雖是全國國有資產當家人，心里渴望的卻是成為資本家，這種人能代表人民管好國家財產嗎？是否應當追究他國有資產流失罪呢？　　

對計劃經濟的徹底抹黑和全盤否定，把市場經濟神化是又一個典型。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計劃經濟是資本主義社會占統治地位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的對立物，其基本功能就是要克服生產無政府狀態對社會生產造成的周期性破壞，保證社會生產能夠有計劃按比例發展，使生產與消費保持基本平衡。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個重要的基本特征，只有在公有制基礎上才可能實行計劃經濟，在私有制條件下生產是各個私人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實行計劃經濟，只能放任市場去調節，出現生產無政府狀態是必然的。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把計劃和市場僅僅當著一般手段，進而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也僅僅當成手段，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然將其定為所謂的改革開放目標模式，并要求一切經濟活動都要服從這一目標模式。試問，既然計劃與市場都是手段，只能服從于目的的需要，可是，現在卻處處把市場經濟當成目的，一切以市場為準，連它與公有制發生沖突以后，也要求公有制變性以服從于市場，這還能叫社會主義有市場，還僅僅是手段而已？由于我國的社會主義建立不久，我們的計劃管理存在一些問題，需要不斷總結經驗予以完善，但是，絕對不能因此將計劃經濟一竿子打死，把它污為萬惡之源，用市場經濟全盤取代計劃經濟，在一切方面實行市場化，這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完善社會主義嗎？不，這是要徹底推翻社會主義，完全復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的另一種稱謂，世界上從來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沒有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今后也永遠不會有。如果不是成心要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使中國重新經歷一個資本主義發展階段,是絕對不會用所謂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鬼話來騙人。　　

我國山西省為整頓煤炭生產混亂狀態采取的措施,引來右派精英和一些文人學士驚呼國進民退是又一個典型。按照他們的邏輯，不論何時何地凡國退民進公退私進就是改革，永無止境，不徹底消滅公有制，不徹底消滅國營經濟，不徹底復辟資本主義誓不罷休。而國進民退公進私退就是反改革，是大逆不道。這難道是要在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適當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作為必要補充嗎？這也絕不是思想方法上形而上學思維過于頑固所能解釋的，是徹底復辟資本主義的欲望已經深入我國知識精英骨髓的真實反映。　　

更為典型的是國務院近年來出臺的一些政策措施，如國發新36條，國有林地承包，農村土地流轉，文化體制改革等等，這些政策措施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將私有化市場化推向更加全面更加徹底的地步。其中如國發新36條，是向國營經濟發起的最新一輪也是最后一輪搶劫運動。它開啟了以往的改革從未允許過的由私人資本進入關系國家經濟命脈的那些行業的閘門，在權勢者們的導演下，通過官商勾結，這些行業必將最終成為私人資本囊中之物。　　

凡此種種，有哪一項是在鞏固發展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僅僅只是適當發展一定數量的資本主義經濟，以作為社會主義的必要補充呢？沒有，一項也沒有，全部都是圍繞如何實現資本主義完全取代社會主義進行的，只不過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完成的，這是在社會主義與廣大人民利益完全一致，又業已深入人心的條件下，一心要在中國實現資本主義復辟的右派們用心最毒也是最狡滑的一手。也算是他們最得意之作，居然將經過毛澤東思想長期教育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鍛煉的中國人民中相當一部分人都蒙住了，使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成了事實。現在補課論者雖然還掛起共產黨的招牌，口頭上還要講兩句社會主義，但是，他們再也不回避資本主義在我國快速發展的事實，反倒認為是正常的合理的，并且理直氣壯的表明要盡快的全面的補好資本主義這一課的意愿。因此，徹底批判補課論，揭穿其復辟資本主義的本來面目，回歸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每一個還信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還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還愿意和人民群眾在一起的人的應盡責任。　　

2010年9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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