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學者劉小楓在復旦大學做了題為“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共和國戰爭史的政治哲學解讀”的講座。其講座的總結聽起來像是力圖為共和國的國際政治訴求找到一個歷史性的解釋，這令聽眾有些震驚。劉小楓會變成一個學術投機者嗎？以前那個背負罪感，反思政治人生的人，會一變而徹底成為一個浸透于樂感文化和實用理性中的人嗎？

劉小楓是當代中國政治哲學上有特別地位的人物，從早期引進基督教神學，到后來介紹施特勞斯、卡爾斯密特，在學術界掀起政治哲學與古典研究的熱潮，算是“引領潮流”的人物。

“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是周易坤卦的第六爻。王弼注云：陰之為道，卑順不盈，乃全其美，盛而不已，固陽之地，陽所不堪，故戰于野（《十三經》，上海書店出版社）。意思就是說，陰本應卑順于陽的，但目前陰極盛，而與陽為敵，雙方交戰于野，兩敗俱傷。這是變革之象。

劉小楓的演講持續了3個多小時，演講辭的記錄著復旦學生 Fontaine的說法是，只能先把開場白和最后的總結記錄下來，中間大段時間（3個多小時）被劉用來講述戰爭的故事，當時的慘烈以及國際關系中的太多非正義。

劉小楓引用希羅多德等古典史學家，并提示說，這些古典史學家與現在的戰爭史家不一樣，他們在記錄戰爭時，都會有著他們的社會政治目的，而他這次講座的目的就是，學習古典學家們來回顧一場戰爭：60年前的抗 美援朝之戰。

劉小楓說，60年一甲子，已經過去了。清末以來與西方外敵的交戰，幾乎都是被迫的，到了朝鮮戰爭的后期中國則完全轉為主動，并且第一次與西方強敵打成平手。

這場戰爭的敵方美國，一方面是軍事上最強大的對手，另一方面也是截然不同的政制的代表。或許在這個意義上，朝鮮戰爭是漢武帝以來，中國與蠻夷對戰中最大的一次勝利。

朝鮮戰爭扭轉了中國在東北亞的地位，塑造了中國人的現代品格。中國被拖入現代性的開端可以放在“甲午海戰”，在現代性中站穩腳跟則是朝鮮戰爭，兩次都與朝鮮有關。

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曾經出現過四股新式軍事力量：1、打擊太平天國而興起的淮軍和湘軍，代表人為李鴻章、曾國藩；2、甲午戰爭之后建立起來的“新軍”和地方軍閥，以袁世凱為代表；3、蘇聯幫助下扶植起來的國民黨軍隊；4、毛澤東和中共發動農民為主體的中國現代軍隊。

劉小楓認為，前三者都有著“家軍”性質，國民黨軍隊有某種政治理念。而到了“人民軍隊”則是全民性的、國家性的，主要由農民和青年學生組成。

隨后，他提出了五個問題供大家思考，第一是戰爭的起源問題；第二是戰爭時的決斷問題；第三是中國軍隊與聯軍之間英勇與否的問題 (軍隊素質與制度的關系問題) ；第四是中國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問題；第五是如何重新理解毛的問題。

劉小楓認為，施米特所言巨大變局之下，在歐洲，法國大革命奠定了現代政治的開端，即各國為了“最好的制度”實施實驗并且相互競爭；拿破侖的征戰挑起了現代國際政治格局。而對于當代世界而言，中國出征朝鮮，則是面對了傳統制度的挑戰和未有之國際格局。

因此，他提出，之所以朝鮮戰爭顯得關鍵，是因為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站穩了腳，便是能夠介入國際政治格局——下一步就是要進行制度創新，在制度上與英美各國競爭。

在場的聽眾有些震驚地聽到他的總結：

劉小楓說，唯有毛組建的軍隊具有全民性和國家性。并且，唯有毛具有國際眼光，和國際政治報負。而應當從韓戰中國與美打成平手，這樣一個歷史事實為考查基點，可以重新來理解大躍進，理解文革。

從這個意義上，劉小楓強調說，從某種意義上講，毛骨子里是一個自由主義者。毛是想在經濟、制度上與美國展開競爭，所以才會不斷地尋求制度上的設計與創新（比如他的第三世界理論）。

在演講現場的同濟大學博士生韓王韋認為，劉小楓可能在 “身體力行地”配合著甘陽數年前所提出的“通三統”，力圖為共和國的國際政治訴求找到一個歷史性的解釋。

令人吃驚的是，這么多年來，為什么每次劉小楓的轉變都這樣讓人吃驚，這樣讓人琢磨不著頭腦，他的立場也似乎一步步從右派搖擺向古典共和，現在卻以一種更加混雜的面目出現于我們的面前。

他會變成一個學術投機者嗎？以前那個背負罪感，反思政治人生的人，會一變而徹底成為一個浸透于樂感文化和實用理性中的人嗎？

韓王韋認為，當知識人失去了批判性，我們恐怕不能再去簡單地問責于體制和文化了。

附文：

李憲源：跟毛主席領導的人民軍隊相比，西方的軍隊其實離“國家化”更遠

劉小楓所說“人民軍隊”的所謂“全民性、國家性”，是對應中國近代史上另外三種軍隊之“家軍”性質而言，不能離開上下文的特定語境硬套；更不能無形中入了西方“軍隊國家化”的套而不自知。

毛主席也不是每論必提人民解放軍是工人階級領導以其可靠同盟軍農民為基礎的“階級軍隊”，而是常用“人民軍隊”一言以概之。 而按照比較現代化的無產階級話語體系來理解和解釋，一個由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國家，就其特別廣泛的執政基礎和政治代表性而言，從屬于這個國家的軍隊，不僅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和政治屬性，很自然地也必然具有“國家化”的屬性，除非這個國家不復具有社會主義制度下所特有的最廣大民眾基礎。 

與此相對比，西方國家所謂的“國家化”軍隊，其實才具有某種“家軍”的性質；因為西方國家不管誰上臺黨政，從政權到軍隊，首先必須服從于與全民本質利益相對立的資產階級少數派利益。比如加拿大的“國家化軍隊”，受其“家軍”本質決定，就可以不顧全國多數民眾反對，堅定不移地參與阿富汗戰爭，為美國大資本財團及其（經濟上利益悠關的）加拿大同伙火中取栗。

就此而言，跟毛主席領導的人民軍隊相比，西方的軍隊其實離“國家化”更遠。

20樓同志“先不要激動，看看后面還有什么故事”之勸告，敏銳而又清醒。其依據是：中央黨校的那幫xx，在“修正”的理論上搞不定，大概會請幾個高手出來，比如：劉小楓，比如：錢文忠……。

這個分析，跟法國媒體作者的分析判斷其實并無區別。無非是說，劉小楓這個講演，是在“身體力行地”配合甘陽數年前所提出的“通三統”，力圖為共和國的國際政治訴求找到一個歷史性的解釋。

儘管本人對甘陽上述努力一向持有保留批評的態度，但如果我們緊密結合當前所面臨的國內外特定形勢，真按毛主席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來看待這件事，對此應該是熟視無睹、甚至冷嘲熱諷、大潑冷水呢？還是應該謹慎地“激動”一下，以進一步動搖正在急劇分化的右翼思想政治陣營、同時鼓舞一下廣大左翼民眾的斗志呢？

我以為，答案很明顯。

再說了，劉小楓如此“身體力行地”為共和國的國際政治訴求所尋找的這個歷史性解釋，主席如真有在天之靈，也會覺得很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