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多樣性”，即重視文化類型及其表達方式的豐富性，尊重并扶助弱小文化形式，作為一種文化觀和文化立場，已成為今天國際社會的主流輿論。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文化多樣性宣言》；2005年，又通過了《文化多樣性公約》；2003年通過的《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也是秉持同樣的文化觀和文化立場。
但迄今為止，很少見到關于“文化多樣性”的深入的、理論性的論述。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對“文化多樣性”及其相關問題，做一探究。
一、文化多樣性與中國傳統
縱觀世界史，如果把中西文明相比較，那么可以說，文化多樣性一直是中國傳統文明的價值觀。相對而言，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反倒不是歐洲文明的特點。例如，孔子講：“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這些話并非空言，在很大程度上，的確是中國古代曾經發生過的政治文化實踐。例如《史記·周本紀》說：“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農之后于焦，黃帝之后于祝，帝堯之后于薊，帝舜之后于陳，大禹之后于杞。”另外，對于剛剛被自己推翻的商王朝，也不例外。周武王封商紂王之子武庚于殷，以奉其宗祀。后來武庚叛亂，周公平叛，誅殺武庚，但依舊封商紂王的庶兄微子啟于商丘，國號宋，以便繼續奉商人的宗祀。這就是“興滅國”。孔子是商人的后裔，他懂這道理。
秦始皇兼有天下，搞所謂“以法為教、以吏為師”， 收繳民間藏書，嚴格控制文化，“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記·秦始皇本紀》）動輒有殺身之禍，使得諾大的秦帝國鐵板一塊，硬而脆，不旋踵即土崩瓦解——從翦滅六國到王朝傾覆只有15年光景。西漢代秦，撥亂反正，到漢武帝整合意識形態，采董仲舒之言，獨尊儒術，但并未禁絕其他諸子，道家、法家等在漢代仍有獨立的發展。況且，董仲舒本人即雜揉了道、法、陰陽、五行等諸子學說，形成歷史上儒學的第一次綜合。這種狀況，用今天的官方語言說，是“主旋律與多樣化”的統一。
類似的政治文化實踐，可以說，一直延續到中國現代。新中國成立后，本來公認的少數民族只有9個，即滿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維吾爾族、朝鮮族、苗族、瑤族、彝族。但是，政府動員大量人力物力，進行“民族識別”，先后認定了其他少數民族。這種“民族識別”工作一直持續到1979年，最后一個被認定的少數民族是云南西雙版納的基諾族。這種做法，使許多原本族群意識含混模糊的群體，被確立為“獨立民族”。這是現代版的“興滅國”。
歐洲歷史不同于中國。羅馬帝國時期，先是大規模殘害基督徒，來自政府和民間的暴力使無數基督徒殉道。以至于教父特土良（Tertullian, 公元155-220年）說，殉道者的血是孕育出教會的種籽。作為異端的基督教是用血來傳播的。但是，羅馬皇帝君士坦丁確立基督教為國教之后，又反過來殘害異教徒，政府禁止異教的祭祀和集會，摧毀所有偶像，焚毀異教神廟，系統地清除了希臘羅馬的一切異教文化。因此，作為正統的基督教同樣是用血來傳播的。羅馬帝國與基督教、基督教與異教、正統派與異端派、天主教與新教等等之間的迫害和殘殺，很難從當時的生產力和經濟結構方面尋找根源，而只能歸之于文化，即由同一種文化邏輯所支配。反復的文化清剿穿越中世紀，一直持續到近代早期。其結果之一，便是歐洲現有的文化相當勻質和單一。例如，今天，被列入聯合國“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歐洲項目，與其44個國家的數量相比，可謂寥寥無幾。這不能不追溯到歷史的原因，而其背后，則是西方特有的深層文化心理和價值觀。相反，中國的文化類型及其表達形式極其豐富多樣，例如，目前經過官方識別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就達約87萬項。同時，中國也是入選“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最多的國家。
二、“文化多樣性”在歐洲的起源
“文化多樣性”作為國際主流價值觀，特別是作為歐洲的主流價值觀是晚近以來轉變形成的。解說清楚這個轉變形成過程需要回顧世界史，從大處著眼，認真梳理。因篇幅所限，這里只能提出幾個關節點，勾畫一個輪廓。
本來，人類文明就是多元的，中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伊斯蘭文明、基督教文明，等等，它們的起源、特性和種族載體，都迥然不同。在漫長的世界歷史中，這些不同文明體之間，彼此大體保持著平衡和均勢。
但是，自從1492年哥倫布航行美洲之后，歐洲商業資本迅速擴張，開始打破原有的世界格局。兩三百年后，英國完成工業革命，歐洲文明席卷全球。南北美洲、大洋洲和西伯利亞徹底歐化，整個亞洲和非洲的絕大部分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歐洲人確信，他們的統治地位源自其文明的優越性，文明的優越性又源自其種族的優越性。上帝創造了不同種類的人，白色人種天命所歸，注定要領導那些“寬背、低能的劣等種族”。歐洲人陸續在各大洲接受“劣等種族”的效忠，在印度他們被稱為“sahib”（大人），在中東被稱為“effendi”（先生），在非洲被稱為“bwana”（老爺），在拉丁美洲被稱為“patron”（恩主）。19世紀的100年，拿破侖戰爭結束，重新整合后的歐洲，以英國為中心，經過工業化，實現了產業升級，全球力量對比嚴重失衡。因此，到19世紀末，歐洲，特別是英國的資產階級，普遍沉浸在一種歷史巔峰的快感體驗中，形成了19世紀版本的“歷史終結論”——英國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描述當時英國人的世界觀說：“歷史對于他們已經結束。在外交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15年隨著滑鐵盧戰役的結束而告終；在國內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32年隨著《改革法案》的產生而完結；在帝國事務方面，歷史已于1859年隨著印度兵變的被鎮壓而終止。”
大約一百年前的國際環境就是如此。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氛圍里，英國詩人吉卜林才能發表他那篇著名的詩歌《白人的重任》（1899），露骨地表達其種族主義的政治文化立場。當時正值美西戰爭結束，美國占領菲律賓之際，因此該詩的副標題是“合眾國與菲律賓群島”。吉卜林敦促美國，像英國及其他歐洲列強一樣，“肩負起白人的重任”，去治理“新近虜獲的半是魔鬼半是孩童的子民（half-devil and half-child）”。《白人的重任》受到稍后擔任美國副總統、不久繼任總統的西奧多·羅斯福的贊賞，他抄錄此詩，題贈友人。1907年，吉卜林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第一個摘取這項桂冠的英國作家。并非巧合的是，此前一年，以“溫言在口，大棒在手”之名言傳世的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他也是第一個獲取該獎項的美國人。詩人與總統、文學與政治，英國與美國，以及國際大獎的頻頻青睞，象征性地傳達了上個世紀之交國際主流社會的特征。
一次大戰和十月革命打破了殖民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戰爭削弱了歐洲舊殖民帝國，戰后出現了蘇聯。在蘇聯的推動下，殖民地、半殖民地陸續組建共產黨，如亞洲的土耳其（1920）、印度（1920）、印尼（1920）、中國（1921）等。二次大戰是一戰的延續，也只有到二戰結束后，英、法、德、意、荷、比等舊殖民帝國才徹底瓦解。從1944年到1970年，共有63個國家獲得獨立，其人口占世界總人口約三分之一。本來，1884-85年柏林會議后，不到20年時間，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比利時等歐洲國家便瓜分了非洲大陸。但是，從1956年開始，僅僅十幾年，絕大多數非洲國家便一舉擺脫了殖民統治。1960年被稱為“非洲獨立年”，有17個非洲國家在一年內獨立，其中14個是原法屬殖民地。1945年聯合國成立時，51個成員國當中亞非國家僅占13個，到1970年，124個成員國中亞非國家占70個。從政治版圖看，歐洲舊殖民國家大體上退回到了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前的位置。
“四海翻騰云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是我們熟悉的名句。那是世界史大周期的另一個時段，除亞非拉地區外，世界資本主義的核心國家也爆發了大規模反體制運動。美歐日學生和市民造反浪潮風起云涌。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期間，5000萬人口中，有1000萬人上街游行。正是在1960年代的反體制運動中，自地理大發現時代以來的西方主流價值，如殖民主義、種族主義、資本主義，等等，統統受到質疑。差不多同時，法國當代理論最強大的解構主義學派登臺亮相——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的三本代表作《書寫語言學》、《聲音與現象》、《寫作與差異》均出版于1967年。德里達指出：自柏拉圖以來，西方哲學傳統在萬物背后都設定了一個唯一的本質、中心、力量，一個潛在的神或上帝。解構主義就是要徹底顛覆這個西方形而上學傳統，同時顛覆由此衍生而來、盛行于西方的本質主義、父權主義、西方中心主義、白人中心主義，等等。解構主義倡導最徹底的多元論和相對主義，堪稱1960年代西方造反實踐的哲學版。
六八運動影響了幾代人，解構哲學傳播于西方校園。丹尼爾·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當年六八學運的風云人物，如今著名的歐洲綠黨黨魁，在他看來，1968年運動的第一個成果就是“一種多元文化共存局面的形成”。因此，首先是遍及全球的反殖反資運動，在實踐層面“去西方中心”；然后，才是多元文化觀在國際主流輿論中的形成。
三、文化多樣性與未來
在資本主義市場邏輯席卷全球的時代，今天，社會關系和自然生態瀕臨崩潰的邊緣。文化多樣性作為一種國際輿論，是對這一大趨勢的回應——正因為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現實倍感失望和憂慮，人們才轉而去關注和維護多元文化，特別是那些前現代的、尚帶有人性和鄉土余溫的傳統民族文化，如上所述，希望用這些多元文化去抵抗、糾正、平衡單一的資本增值和利潤最大化的市場法則。
但是，多元文化的力量是否能改變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其實，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一種文化總是某種生產-生活方式的表達，脫離了舊的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或遲或早，都要被——也只能被新的經濟基礎所整合、重塑，或者干脆消滅。沒有全球經濟政治制度的全面變革，多元文化是無法孤立地被保護，更無法單獨應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在經濟、政治、社會、生態領域所造成的后果。實際上，90年代以來，面對全球化的現實，人們亟需另一種強有力的社會制度的選項和參照。但是，原蘇聯社會主義集團的崩潰使人們徹底失去了這種可能，從而陷入了某種全球性的“失語”狀態，使人們的真正愿望和訴求無從表達。也就是說，當人們掙扎于全球資本主義現實中的時候，他們發現，自己沒有能力提出一種根本超越于這種現實的社會愿景。換句話說，我們的時代完全失去了未來的視野——在“現在”的支點上，“過去”與“未來”完全失衡，價值的重心似乎只存在于過去、傳統和歷史記憶。
因此，文化多樣性一方面抵御著全球資本主義的現實，另一方面自身又包含著內在的困境。
從長時段的歷史看，中國有兩個“增量時代”。一個是春秋戰國時期，那時鐵器開始普及，應用于戰爭和生產，使勞動生產率和戰爭的規模及烈度，都迅速提升，導致思想創新、制度變革、財富積累、人口增長，等等。歷史進程突然增速，以至于在中國歷史上首次出現歷史分期的觀念，如“上古”、“中古”、“近古”、“上世”、“中世”等概念，便屢見于《商君書》、《韓非子》、《周易·系辭》等戰國文獻，并被近代的中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廣泛采用，以轉譯西方歷史學的相關范疇。這當然不是偶然的。只有在急劇變遷的時代，或者說，只有在歷史發生斷裂的時代，才會有“歷史”，才會產生同以往時代在觀念上區隔開來的需求，歷史分期的概念范疇才會應運而生并深入人心。與此相關，厚今薄古的思想也出現在戰國時代，以法家為代表，所謂“圣人茍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茍可以利民，不循其禮。”所謂“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所謂“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商君書·更法篇》）過去、傳統和歷史記憶受到貶抑。到秦始皇時期，甚至發展到所謂“以古非今者族”，即以暴政強制推行“歷史進步觀”的地步。這一輪歷史擴張期大致到西漢中期結束，歷史回到“存量時代”。所以，漢武帝采董仲舒之言，獨尊儒術，從此，以“尚古”為特征的儒家保守主義長期占據主流。
中國歷史的另一個“增量時代”是1840年以后，特別是20世紀以來。和鐵器開始大規模使用的時代一樣，大工業也使勞動生產率和戰爭的規模及烈度，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世界范圍內也空前提升。同樣，這導致思想創新、制度變革、財富積累、人口增長，等等。歷史進程又一次突然增速。從五四到新中國，尤其在毛澤東時代，我們曾經歷過“未來”無比燦爛的年代，過去、傳統、歷史記憶再一次被排斥。一些讓今天的許多人詬病不已的社會文化現象，例如反傳統、破四舊、拆城墻、評法批儒等等，只有放回到那個時代大背景下，才能理解其歷史因果。例如，建國初，梁思成、陳占祥完整保留舊北京城的規劃方案之所以不被采納，除了建國初政府財力的限制，主要還是由于新的時間觀在開啟未來視野的同時，抑制了過去、傳統和歷史記憶的價值。
那么，今天，難道是由于這一輪歷史擴張期又行將結束，我們又要回到新的“存量時代”，所以文化保守主義才又盛行于世嗎？實際上，我們的技術進步遠未達到飽和，更重要的是，我們正掙扎在全球資本主義的困境中，金融危機、社會危機、生態危機，已經爆發，或正在逼近。正是在這樣的歷史困境中，“文化多樣性”充當了一種臨時的替代性的話語。提倡和保護文化多樣性，就意味著保存這些文化形式所凝結的人類經驗和智慧，意味著保存某種記憶，即保存人類關于前資本主義或者非資本主義的生產-生活方式的記憶，從而使人類始終保持一種超越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因此，即使是面向過去的“文化多樣性”本身，也具有指向未來的含義。
參考文獻：
王繼訓：《漢代諸子與經學》，陜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楊軍、王秋彬：《中國與朝鮮半島關系史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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