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與全盤西化投降主義路線保持一致　　

──評胡耀邦的一個理論創新　　

作者：  江西  向東　　

全盤西化是一條賣國投降主義路線，既是民族投降，也是階級投降。共產黨建黨以來，右傾投降有幾次發生，也曾給黨的事業造成程度不同的損失。但像改革開放后，由執政了的共產黨領袖親自提出、并大張旗鼓地貫徹執行一條全盤西化的賣國投降主義路線，還是共產黨史和共和國史上第一次。這次投降主義路線給黨和社會主義事業造成的損失是極其嚴重的。由于當時僅對西化派領袖作了組織處理，并未在人民群眾中對這種錯誤思想進行批判教育，致使謬種流傳，貽害無窮。其追隨者不思悔改，反而變本加厲，暗中推波助瀾，在后來的二十馀年里繼續執行這條錯誤路線，給中華民族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對外卑躬屈膝，賣國投降，引狼入室給帝國主義經濟侵略、肢解和殖民化中國以可乘之機；對內復辟資本主義、封建地主階級、奴隸主階級，形成高危“兩極分化”。中華民族被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　　

西化派、極右派、漢奸賣國賊、所有反動精英從2010年以來，掀起了“改旗易幟”顏色革命新高潮。他們想徹底丑化毛澤東，一舉推翻共產黨，甚至連和他們一道改革開放，僅僅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鄧小平也不放過。倒“舊”旗，舉“新”幟，選定“新旗幟”便是頭等大事。鄧后的領導人并不認同全盤西化的路線，反而應順民心，公開宣布“決不改旗易幟”。而積極主張西化且又有分量的人物大多聲名狼藉，難上臺面。無奈之下，只得搬出當年曾經騙得民心的西化派領袖胡耀邦，企圖將其作為顏色革命的旗幟。這真是利令智昏！胡耀邦是個什么人物呢？三十年后的今天，人們已經有了清楚的認識。當時有人說他“胡亂幫”，說他“跳梁小丑”“沐猴而冠”，沒有多少人贊同，今天就不同了。毛主席當年愛惜地批評他：“此人好讀書不求甚解，好講話不得要領”。可惜他并未從中領悟真諦、得到啟示、求得提高，就在主席逝世前后，把他自己的缺點發揮得淋漓盡致，以應驗別人對他的評價。不僅如此，他還利用自己的發言權優勢，把“不得要領”發展成了“信口開河”。　　

一，簡單列舉“信口開河”的實例

胡耀邦執掌了中央大權后，由于地位不同，其“信口開河”的毛病更加彰顯，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和難以彌補的危害。　　

正確的“平反冤假錯案”是領導者明智的選擇，是歷來朝代更迭、領導換屆后都將出現的一個歷史過程。這樣做有利于創造新的團結奮進的局面。可是胡耀邦執掌組織大權后，他竟不分青紅皂白地統統翻案。內部的案翻、敵我的案翻、階級案也翻。說什么：“毛主席批的案照樣平反”，把李銳、辛子陵、茅于軾、謝韜、西藏奴隸主等等大批仇毛、反共的階級敵人請到高層，安插于要害部門，成為一幫反毛、反共的鐵桿團伙，三十年來，這伙人竭盡了造謠污蔑、栽贓陷害、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之能事，干盡了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罪惡勾當；　　

到西藏、新疆“撥亂反正”黨的“民族政策”。胡耀邦伙同萬里大駕光臨西藏，提出“要把80％的漢人從西藏撤出來”，“在新疆問題上，黨中央只要三個權：國防權、外交權、內政否決權。即除了國防、外交歸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區范圍里的內政都由你們決定。”實行“兩少一寬”政策。在西藏扶植舊貴族奴隸主，全部釋放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亂”分子，清退過去被查抄的財產。請59年的叛軍司令拉魯出山當上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其妻任政協常委，兒子任自治區宗教局副局長。至此，奴隸主重新被請到壓迫、剝削的崗位，使已經進入博物館的奴隸制卷土重來。與此同時，打壓共產黨的積極分子和藏漢平民干部，使翻身農奴重新回到地獄，淪為弱勢群體，工作、收入無保障，非常困難，使穩定多年的西藏、新疆開始動蕩；　　

他還號召人民高消費，不要生產耐用消費品。他說“什么細水長流，要有水快流！國家、集體、個人一起上！不要考慮幾十年以后的事，那時人們都用核能原子能了！”，致使中國三十年過度消費，嚴重浪費掉了難以計量的、不能再生的寶貴資源，造成人們嚴重的享樂主義，許多人窮奢極欲、揮霍無度，包括土地、礦產等等各種物質資源被大量透支。此一錯誤路線貽害無窮，泛濫成災，至今還在蔓延；　　

他還推崇西方自由主義、走全盤西化的道路，致使漢奸賣國賊蜂擁而起，在他投降賣國路線指導下，國資、國產大量被西方掠奪，大部分實業、經濟、金融被外國資本控制，三十年大量黨政干部各路精英卷資投奔自由世界；　　

他還主導旨在推倒政敵、同時貶低毛澤東思想的“唯一標準”大討論，致使實用主義思潮在我國理論界、社會上大肆泛濫，嚴重影響到人們的政治生活和價值取向；　　

他還把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說成“勞民傷財”，大批農田水利基本建設計劃被取消，甚至強令即將竣工的西水東調工程強行下馬，由于荒廢水利建設，致使如今水旱災害頻乃，真的到了“三天連雨成水災，五天不雨憂旱災”的程度；　　

他斷章取義曲解馬克思主義，誤認為如今世界上“資產階級還在走上坡路”，所以中國要“補資本主義的課”，搞一個“初級階段”，使中國復辟資本主義、實現私有化變得“順理成章”，誤導中國走了三十年私有化回頭路，難道他不要負主要責任嗎；　　

他還反對“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必須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他說“用共產主義思想對待精神文明”，“容易助長許多錯誤傾向的發生”，這簡直就是混帳透頂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反革命言論了！由于這種謬論在全黨全國擴散，共產主義理想受到空前壓縮和踐踏，自由主義因而泛濫成災；　　　

更嚴重的是，他一面要補資本主義的課發展資本主義，另一面卻否定階級斗爭理論，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既然發展了資本主義，就有了資本家，有資本家就有剝削，就有被剝削階級。階級就怎么被消滅了，就沒有了階級斗爭呢？這是什么邏輯？如果不是別有用心，那不是睜著眼睛說瞎話嗎？　　

……　　

胡耀邦“信口開河”的實例數不勝數，罄竹難書。聽其言，觀其行，胡耀邦是個地地道道的“非毛化”、全盤西化、全面復辟、投降主義的帶頭人。他的這些嚴重違背中國人民利益的錯誤言論和舉措，錯誤方針與政策，在他的傳人們殫精竭慮的推行下至今還在繼續泛濫，難以遏制。這樣一個信口開河、危害社會主義事業、誤導治國安邦的人物，不去糾正其錯誤，消除其影響，反而把他抬出來，企圖置于神壇之上，豈不是貽笑大方？　　

（這里把胡耀邦通過講話、指示隨意改變黨的政策、廢止黨的優良傳統等等歸結為他的“信口開河”，是不是恰如其分的評價？尚待討論。如果他的那些作為另有深意、別有用心，那就另當別論了。）　　

二，荒謬的“保持一致”

今天，要擺出一個因胡耀邦信口開河而把共產黨推入建黨誤區的事例，進一步說明此人理論上的低能、手段上的兩面派、道德上的卑劣，致使共產黨作繭自縛，遭受三十年屈辱、禍害而難以擺脫。這就是共產黨員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以下簡稱“保持一致”）這個一般提法被胡耀邦荒謬地拔高到《共產黨員要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并擴展為共產黨員“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更荒唐的是：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應該是無條件的，不論中央正確與否，都要自覺地跟隨、靠攏、看齊、服從，以中央的是非為是非。把中央直屬辦事機構對工作人員的一般要求，不問適用范圍、不問具體情況、不問是否特殊對象、不問是否符合邏輯，貿然將其提高到黨建理論和黨的紀侓的高度，真是荒謬絕倫。難道不是又一次信口開“禍”了嗎？　　

后來“保持一致”無形中成了一個理論創新，成為全黨的紀侓和原則，甚至被發展到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地步，而且至今還在中下層文件上到處流傳。　　

1，1980年初，鄧力群同志在一次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說，“我們這個研究室是黨中央的秘書班子、參謀班子，是直接為黨中央服務的，在工作中，我們必須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見附件）這話雖然不夠嚴謹，但在特定的時間、地點、特定的關系、以特定的表達形式出現是完全可以的。如果把它從“下級對上級自覺服從”演化為”上級對下級的原則要求”，其意義就起了質的變化。<見附件:這篇文章發表的次日，時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胡耀邦同志打電話給《北京日報》負責人，對這篇文章深表贊同。又過了不久，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一份文件中除了提出“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之外，又進一步提出了“在思想上保持一致”，把元石的提法擴展為共產黨員“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作為中央領導人的胡耀邦拿這樣一句小會上勉勵同志的話，無限發揮、大做文章，最終將其擴展為共產黨員“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定為黨的紀侓，不僅有雞毛令箭之嫌，而且已經造成陷黨于不義的惡劣影響。　　

回顧中國共產黨從成立至今，其中央領導層始終在正確與錯誤的斗爭中前進。相對的一致性，是無數次思想交鋒和思想斗爭得來的。客觀條件和思想認識的變化，又會釀成新的思想交鋒和斗爭，通過斗爭獲得新的團結和一致。如此往復循環，不斷前進。可見，一致是相對的、暫時的。不一致是絕對的，斗爭是絕對的。暫時的一致是斗爭得來的。其領導成員也在不斷變化、更換當中，由正確的領導取代錯誤的領導。請問：從廣義上講，黨員應該與那一時期的黨中央保持一致？是陳獨秀時期？是王明時期？毛澤東時期？還是胡耀邦提倡西化、開創私有化的時期？歷史事實告訴人們，回答應該是非常簡單明了的：與錯誤的中央保持一致，就會走上邪路，革命就失敗；與正確的中央保持一致，革命就勝利、就成功。可見“保持一致”是有選擇性的，有條件的，相對的。因為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所以尋求黨內一致是經常的課題。即使暫時找到了保持團結統一的契點，也只能以當時中央或全黨的決議、決定為準則，以當時全黨通過的綱領、章程為準繩。因此，“保持一致”，從黨的思想路線、組織路線角度看，是個奴隸主義的提法；從政治上衡量，是個封建專制主義口號；用唯物辯證法考究，這是個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絕對化的錯誤思想方法。胡耀邦沒有注意到，這種東西的原始版本只有封建皇帝和黑社會老大那里才能找到，甚至一些開明帝皇，為了避免錯誤，還要設置專門機構以廣開言路諫議皇上，而不屑于無條件“保持一致”的商紂楚霸。　　

2，共產黨員的第一義務就是服從《黨章》，從宣誓那一刻開始，以后的言行必須基本符合《黨章》要求。否則就是混進黨內的異己分子或變節分子。這種要求對普通黨員和黨的最高領導是一樣的。可是，從黨史可以看到，能夠代表全黨主持日常工作的最高機構中央政治局的少數領袖們卻是經常變動、更換的，因為經常地犯錯誤。如果要求黨員無條件與錯誤的領袖、領導保持一致，勢必造成盲從、產生霸道、失掉民主、走上邪路。列寧的提法是：“行動一致，討論和批評自由 --- 這就是我們明確的看法。只有這樣的紀律才是先進階級民主主義政黨所應有的紀律。”列寧這里所說的“討論和批評”的對象，包括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在內（見附件）。毛主席提倡的民主集中制也是這個意思。而且毛主席一貫主張互相監督，批評與自我批評，“三大紀侓八項注意”就是最好的典范。毛主席提倡民主集中，最后實現“全黨服從中央”是有前提的，前提就是民主。對重大決策的產生和決定，有嚴格合理的程序和必須遵守的紀侓：調查研究─廣泛征求意見─認真討論─作出決議草案─開會討論─表決通過─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在最終“全黨服從中央”的集中前面有一個充分發揚民主的過程。哪象胡耀邦信口作個指示，表個態，便成了黨中央決定，既不要開會，也不要下文件，在報紙上一登，就讓全體黨員與其保持一致、絕對服從。這不是專制是什么？口口聲聲的民主，地地道道的專制。記得當年非毛化的第一役就是反對“一言堂”。什么叫“一言堂”，胡耀邦才是真正的一言堂。　　

3，就在胡耀邦炮制“保持一致”的同時，他正干著與當時的中央極不一致的事。他利用中央黨校作陣地，組織“理論動態”，用“唯一標準”作武器，對“兩個凡是”進行全面批判和聲討，通過掌握的宣傳輿論大權，把拆臺行動推廣到全黨、全國。終于從“理論”上“擊敗”了當政集團。不是說“英明領袖”領導的中央不應該改變，那是完全應該的，有錯誤、不稱職，撤職查辦都是應有之義，何況是請其體面下臺。問題是一面批判錯誤的“兩個凡是”，一面又提倡一個與“兩個凡是”有異曲同工之妙的“保持一致”，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甚至連曾經的“真理”都要用“唯一標準”的實踐去檢驗，卻對帶著問號的“黨中央”不允許黨員對其有一絲一毫的質疑。這種做法表明，胡耀邦實在是一個地地道道、口是心非的兩面派、偽君子。事實是通過批判“兩個凡是”和所謂“唯一標準”的討論，迫使當時的政治局以上成員大部分被撤換，這都是有據可查的。如果說新上來的中央執行的是正確路線，要求黨員與其保持一致，那倒也罷了。不料前門驅虎后門并未進羊。自從胡耀邦執掌中央，真是花樣百出，推翻了從井岡山到延安到解放后近五十年中國共產黨建立的行之有效的成規典制，拋棄了共產黨人不惜犧牲創建的優良傳統，走上了一條復辟、賣國、腐敗的道路，最后還要把屎盆子往別人頭上扣，他倒成了好人。你叫黨員和人民怎樣和這種領導人保持一致？聯系本文開頭說到的胡耀邦親口指示和親自出馬所做的一系列事件，不是徹底辜負了推其上馬的老一輩革命家一番苦心嗎？所以其結局“不亦宜乎”！　　

4“保持一致”的后果十分嚴重。　　

由于“保持一致”沒有商量的余地，沒有民主的成分，所以它是個邏輯錯誤的命題，是個形而上學的命題，是個專制主義的命題。由于在思想上政治上無條件“保持一致”是永遠做不到的，所謂“保持一致”就成了虛偽的、相互欺騙的代名詞，它敗壞了黨的優良傳統，導致共產黨上下離心離德、欺上瞞下、假話成風、蒙騙中央成為常態、成為痼疾。以至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人民的呼聲到不了中南海，人民想要與黨保持一致而不可得。由于這個不切實際的霸道的荒謬的“保持一致”，使共產黨在道義上失去了基礎，在一些人的潛意識里產生出一種輕蔑和逆反，共產黨的威信因此受到嚴重損失。一些黨員從“保持一致”這個極端跳到完全不“保持一致”的另一極端，如一些宵小李銳、袁騰飛之流乘隙而起，對共產黨、毛主席竭盡污蔑、詛咒、攻擊之能事，必欲打倒、消滅而后快。　　

三，是誰不“保持一致”

在胡耀邦的血管中流淌的并不是善于“保持一致”的血液，而完全是另一種東西。不妨略舉例一二。　　

文革之初，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不按黨中央516通知進行文革，而是按照別的路線，立即抽調了1800多名團干部，組成300多個工作組，迅速派到了各所中學，整死斗死了成千上萬的學生。毛主席聞訊大怒，說： “歷史上只有國民黨、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運動。”“團中央應站在學生一邊，但卻站在了鎮壓學生一邊。”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隨后，毛主席發表了《炮打司令部》，人民打倒了雙手沾滿學生鮮血的胡耀邦。　　

76年四五事件中，胡耀邦一點也沒有與當時的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意思，而是上躥下跳，奔走于天安門與某領導家之間，唯恐天下不亂。毛主席逝世后胡耀邦的活動更加證明了他的不可能“保持一致”。　　

“保持一致”雖然不符合辯證法，為說明問題下面暫姑妄用之。　　

1，提倡“保持一致”的胡耀邦，幾乎從來就不與真正的共產黨中央保持一致。首先不與毛主席時期黨中央保持一致；第二，不與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保持一致；第三，不與第二代核心保持一致，這個不一致不仁不義；第四，從理論意義上講，不與消滅私有制、實現公有制的共產黨保持一致。從小參加革命，經過共產黨及其中央教育、熏陶幾十年，還親領團中央十幾年，之后長期兼任黨的高干，對《共產黨宣言》應該濫熟于胸，對中共黨章、黨綱更能倒背如流（據其兒女介紹，胡是誦讀《報任安書》幾遍便能背誦的人。反正吹父不犯法）。那么組成全盤西化三駕馬車，大搞資本主義復辟，否定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否定共產主義理想，這是與誰保持一致？你要保持一致的難道是美國共和黨、民主黨的黨中央嗎？！或者是國民黨的黨中央？！你自己都不與共產黨、不與中國人民保持一致了，還怎么讓真正的共產黨員與你那中央保持一致呢？　　

2，胡耀邦上臺搞私有化改革、附庸化開放，造成了一大批腐敗分子和漢奸賣國賊，已經被查處的、外逃的數量已經不少，不是靠誠實勞動而致豪富的人更多，雖然與13億相比他們還是少數，但絕對數是相當驚人的，這些人沒有和共產黨保持一致；胡耀邦放出來的李銳、謝韜、茅于軾之流，自從他們升天得志那時起，就一直拿共產黨做靶子、當敵人，寫書做文贓，開會扯大謊，造謠連污蔑，謾罵加栽贓。鬼蜮伎倆無所不用其極。他們數量也不少，與腐敗分子、漢奸賣國賊是一丘之貉，絕不與共產黨保持一致；難以計數靠搶劫發了橫財的、靠復辟重新掌握資本的、靠改制、管理層收購一夜暴富的、靠灰色收入養肥了的等等，這些人也沒有和共產黨保持一致；還有本來就是階級敵人，象孫悟空占進鐵扇公主肚子一樣占進共產黨內，他們不可能與共產黨保持一致；還有如共產黨員袁騰飛，從他在中央電視臺公然詛咒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的領袖可以看出，他不僅不“保持一致”，反而大罵共產黨及其領袖。袁騰飛特別欣賞蔣介石和美帝國主義，他只與國民黨保持一致，與美國共和黨、民主黨保持一致，似乎中央電視臺也沒有“保持一致”，而有點與袁騰飛保持一致……　　

當然，上述人等不與共產黨保持一致，確與胡耀邦基本一致。　　

3，還有許多人想要“保持一致”而難以“保持一致”。幾千萬下崗工人難以“保持一致”； 前途渺茫的失地農民，難以“保持一致”；被迫拆遷的人群難以“保持一致”；受到三座大山威脅的人群難以“保持一致”；畢業即失業的莘莘學子難以“保持一致”；幾千萬流落街頭的妓女難以“保持一致”；受到黃賭毒毒害的人群難以“保持一致”；許許多多真精神病、被精神病患者難以“保持一致”；類似富士康樓頂上準備往下跳的人難以“保持一致”……雖然這些人大部分沒有資格被要求“保持一致”，但按照過去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做法和代表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要求，這些人是不能放棄的。而且這些人才是真正想要“保持一致”的。他們想要“保持一致”而不可得，反而被拒之門外、被拋向街頭、被送入如富士康那樣的虎口、被迫退回到49年以前的小農經濟社會……總之，中國社會已經有太多的人被排除在“特殊利益”集團之外，這類人還會越來越多，他們沒有資格“保持一致”，并不是共產黨不要他們，是一伙假共產黨在他們與真共產黨之間筑起了一道防火墻，使他們彼此間隔閡越來越深、距離越來越遠，由隔閡而猜忌、而矛盾、而對立、到斗爭，這就是真共產黨和人民大眾的共同敵人想要達到的目的。只有這樣，那些帝國主義的走狗、西化派、資改派、漢奸賣國賊極右派，才能最終徹底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實現“改旗易幟”罪惡計劃，逃過被清算、追討的可恥下場。　　

中國的勞動人民是善良的，只要一個溫飽就滿足了。可是面對三十年私有化市場化的今天，到處都是橫行霸道，強者極強，弱者極弱；兩極分化，富者極富，窮者極窮；三十年持續不斷的通脹和面對新的三（N）座大山，占人口大多數失去生產資料、低收入者，生活在惶惶不可終日之中……我們設身處地想一想，是不是這些人才是最需要依靠和保護的群體，他們才是真心誠意地想要與共產黨保持一致，得到共產黨的主持公道。他們是迷途的羔羊，他們先是受了發財致富的引誘欺騙，夢想破滅之后，落入了被壓迫、被剝削的最底層，又受盡了地方官員和黑惡勢力的欺凌，有冤無處伸，才三番五次不畏艱險地跑到可以“保持一致”的地方，尋求依靠、爭取一致。如果能夠還這些人以公道，那醫治創傷將有無比良好的療效，其社會效應可以立見。　　

四，原則和紀侓不等于“保持一致”

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有必須無條件服從的準則，那就是黨的綱領、黨的章程，還有自己的誓言。而黨綱、黨章和誓言中從來沒有無原則“保持一致”這種提法。對黨員的要求是：執行黨的決議，遵守黨的紀侓。只有民主集中制的組織原則。共產黨是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侓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組織，實行一元化的領導。除了這些既剛性又靈活的、客觀的要求，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共產黨人所特有的、對共產主義的信仰。而這種信仰是自覺自愿的、比信佛、信教更為高尚的自我精神境界。中國共產黨就是依靠原則、紀侓的約束和高尚的信仰、崇高的理想，才成為了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能勝的革命隊伍，成就了20世紀世界之奇跡。　　

1，“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事業是前提，事業是什么？是人類解放、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就通俗、眼前而言：“為了人民的利益”。既然如此，共產黨必須與人民利益保持一致，亦即與人民保持一致，而絕不是相反。真因為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緊密相連，與廣大黨員、人民群眾保持了一致，代表了他們的利益，所以無往而不勝。如果本末倒置了，其結果也將相反。　　

沒有中國共產黨團結一致，沒有共產黨與人民群眾團結一致，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團結是第一位的，“團結──批評──團結，則團結存”，黨的優良傳統是黨內要開展積極的思想斗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無原則的盲從，奴隸主義，結果一定失敗。毛主席提倡民主集中，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同時保護少數，因為有時真理在少數人手里。但是在行動上必須絕對服從上級、服從中央，這就是三大紀侓中的“一切行動聽指揮”。否則就不會有長征的勝利、不會有抗戰的勝利、不會有解放戰爭的勝利。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實踐中，同樣要有團結一致、共同奮斗的精神。但決不是不講民主的無條件“保持一致”，假使不問青紅皂白地“保持一致”，一旦領路人出了問題，后面的人閉著眼睛跟著走，必然是“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真理超出一步便是謬誤。中國有句俗語叫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保持一致”就是一個超出真理一步的謬論。　　

2，信仰和理想是共產黨的靈魂。黨的紀侓、原則等等都是由思想即信仰和理想產生出來的可操作的規則。規則離開了靈魂，只是一個空殼。“保持一致”根本算不上規則，在沒有靈魂的情況下，“保持一致”就成了一種虛幻的假想。那么，提倡、推崇“保持一致”的胡耀邦有沒有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信仰和理想呢？最后的結論是──沒有。“保持一致”是個沒有靈魂的提法。胡耀邦也是一個失去靈魂的共產黨員。此處贅述一下，要搞全盤西化、否認階級和階級斗爭、推行私有化幫助剝削階級翻身鎮壓無產階級、反對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設……這些足以說明，胡耀邦已經完完全全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起碼的條件，其實離無產階級的敵人也不遠了。如果他在長征的時候還有理想，在延安還有信仰，那么，在文革初期、改開伊始他的信仰和理想就變成了完全不同往日的另一種東西。　　

五，不能與哪些黨中央保持一致

共產黨21年建黨至今近九十年，歷經17屆。就共產黨所經歷程、成就事業的整體而言，無疑是正確的，不枉冠以偉光正。然而，盤點具體事件、內容，不難看出一個任何人推翻不了的事實──沒有毛澤東，共產黨至今還在野，也可能已被消滅；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沒有毛澤東就沒有現在的黨政軍領導層（若有也是別的基因）。這就可以推導出，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才是正確的黨中央。遵義會議以后的所有黨的思想的、軍事的、政治的、組織的、外交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基本正確的，唯其如此，才能無往而不勝。連毛澤東的敵人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黨內的無論何人在這一點上感到憋屈是毫無道理的。中國人民多么希望如今能有一個象毛澤東那樣偉大的領袖出現在共產黨內！或許已經有了，還在城府之內未見其大的動作。那些無休止地攻擊、污蔑毛澤東的人，絕對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甚至連一個正直的人都算不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是奠定中國共產黨正確的基礎。不僅如此，毛澤東思想的正確還在于開創了馬列主義理論新篇章，實踐了社會主義革命新歷程。所以才凝聚了千千萬萬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力量，吸引了全世界被剝削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的目光，開啟了世界革命的新格局。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才是值得全體黨員、全國各族人民、世界革命人民向往和凝聚的中心。不用自己呼吁“保持一致”，自然就團結一致了起來。　　

遵義會議以前的歷屆黨中央除了大方向值得肯定外，許多具體方針、政策、做法方面，存在錯誤或嚴重錯誤，導致斗爭失敗甚至幾乎被徹底消滅。這不是那時一般黨員的責任，而是當時的黨中央制定和執行了錯誤路線。這樣的黨中央是不能盲目保持一致的，只有對其進行批判、與其斗爭，糾正其錯誤，才是正確的方法。有時還要進行抵制，才能保存革命力量。例如對陳獨秀放棄武裝斗爭的右傾機會主義的抵制，對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的斗爭等等。　　

毛后的黨中央已歷七屆五任，現任的黨中央，已經讓心焦神燥的人民大眾看到了點點曙光，當然指望著進一步改弦更張，從私有化的迷途中返回，重建社會主義公有制大廈。這是中國絕大多數人的迫切愿望，也是中華民族的希望所在。作為勞動人民的想法：只要不賣國、不代表腐敗分子、不代表復辟勢力、堅持走真正的社會主義道路，那么能和這樣的黨中央團結一致就是求之不得的，人民群眾一定會和毛澤東時代一樣，為革命、為建設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作為經驗教訓，華國鋒為首的黨中央是不能與其保持一致的；口是心非的兩面派、信口開河、首開西化的胡耀邦為首的“黨中央”也是不能與其保持一致的；地地道道的西化派趙紫陽為首的“黨中央”也是不能與其保持一致的。如果要論功過，促成胡趙下臺終止其全盤西化、賣國投降主義路線就是大功一件。這是最近西化派所以棄鄧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西化派錯誤估計形勢，利用胡耀邦忌日搞特殊的紀念活動，把他重新抬出來，一方面強烈地表示對當年給他的處分不滿，更重要的是企圖把他和趙的全盤西化的思想路線拿來取代現在執政的共產黨，來個既換湯也換藥的顏色革命。這就是至今還和胡趙“保持一致”那伙人的用心。他們不顧奧巴馬“語重心長”的“警告”，還在做著不可能實現的“全盤西化”的美夢。　　

盡管美帝國主義步步緊逼，國內漢奸賣國賊緊相配合，要把中華民族推向四分五裂、附庸化、殖民化的境地。然而，這是他們單方面的如意算盤，經過毛澤東思想教育的中國人民，決不會讓他們的陰謀得逞。真正的中共黨員、人民群眾都不會與危害大多數人民群眾利益的團體、組織、或者什么中央等等保持一致，而且還要與其作堅決的斗爭。　　

毛主席曾多次提問：“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么辦？”難道出了修正主義也要與其保持一致嗎？不！應該象毛主席當年那樣“炮打司令部！”。譬如胡耀邦的“全盤西化”就是個修正主義！對此，全體黨員和人民群眾只有一個選擇──炮打司令部！　　

六，“瓦釜雷鳴”的意義

有比較才有鑒別。拿胡耀邦和毛澤東相比，實在是一件難事。站在民族的高度、階級的高度、人類解放的高度，比較這兩個人，幾乎沒有可比性。猶如九天鯤鵬之與蓬間雀。　　

自然規律決定人的去留。在偉人逝去后，肆意損毀其名譽、破壞其正義事業、離間其與人民血肉關系、顛倒是非，倒行逆施，這難道不是陰暗心理、道德淪喪的表現嗎？！如果這些作為出自敵人，那是情有可原。這些情況偏偏多數出在黨內，這就使人難以理解了。久思之下使人想起屈原的一句話：“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胡耀邦最后十幾年時間干的正是毀棄黃鐘的勾當，同時他這個瓦釜也大大地雷鳴了一番。與他保持一致的人至今還在雷鳴不已，而且，聲音越發沙啞。　　

毛澤東的人格、氣度、一生追求的事業成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在人類歷史進程中的價值、直至他能與推心置腹的眾多同志和朋友、甚至他所擁有的多個世界重量級的敵人等等、等等。胡耀邦有么？哪一樣也沒有！盡管聲如雷鳴，畢竟是瓦釜，甚至連曇花一現也算不上。然而毛澤東呢？“毛澤東”已不是他個人意義上的毛澤東，“毛澤東”已經成為一個符號、一種象征。毛澤東是在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特定形勢下經過千錘百煉造就的、如眾星捧月般凸顯的民族英雄；毛澤東是中華民族幾千年優秀文化積累結成的碩果；毛澤東是全心全意為大多數人謀利益而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共產黨人的真正代表；毛澤東是真心誠意踐行馬克思列寧主義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奮斗終身的人；毛澤東是帶領幾個、到幾百個、到幾萬個、到幾千萬、到幾億乃至幾十億人民進行革命斗爭的革命領袖；毛澤東是正義的化身，人類追求光明的指路明燈。胡耀邦存在的歷史意義正好在于反襯毛澤東的偉大，在不同角度上、不同的時代背景下起到了蔣介石起不到的作用。沒有瓦釜雷鳴一通，怎么比較、襯托出激越、美妙的黃鐘大呂之音。　　

在此，我們奉勸那些至今還捧著瓦釜不放的人們，企圖用敲打瓦釜發聲來蓋過黃鐘洪亮的聲音，那只能是枉費心機、白日做夢。若是繼續毀棄黃鐘，讓自己這只瓦釜不斷發出雷鳴之聲，那就更會貽笑大方了。至于全盤西化的路線，那更是一條老一輩漢奸賣國賊想走而走不通的投降主義路線，也是中華大地絕大多數人堅決反對的路線，因此，一并奉勸西化派：回頭是岸。　　

江西  向東　　

2010-7-24　　

附件：　　

 “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提法是正確的嗎？　　

嚴 銘 　　　

“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是鄧力群同志最先提出來的。我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工作時，大約在1980年初，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研究室主任鄧力群同志在一次研究室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說，我們這個研究室是黨中央的秘書班子、參謀班子，是直接為黨中央服務的，在工作中，我們必須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　　　　

“與…保持一致”這種句式，含有跟隨、靠攏、看齊、服從、以對象的是非為是非的意思。這是個新提法。中國共產黨過去只有“全國的各個組織必須統一服從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委員會”的提法，沒有“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提法。黨中央是個集體，即中央委員會，在日常工作中是中央政治局、書記處。中央領導人是個人。中央意見與中央領導個人意見的區別在于：經過集體討論，形成決議的是中央意見，此外則是個人意見。　　　　

鄧力群同志那次講話后不久，1980年2月22日，《北京日報》發表了署名“元石”的一篇文章：《共產黨員要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文章說，“所謂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主要是指在政治路線以及為實現政治路線所采取的政治行動方面，共產黨員必須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包括擁護中央確定的“一系列方針政策”。為此，文章否定了“中央先要正確。正確，就服從；不正確，就不服從”的觀點。宣稱擔心“強調與中央保持一致會提倡盲從，影響黨員獨立思考”是不必要的。　　　　

我認為，除了該文明說的內容之外，“與黨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實際上還內含著在對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見解上與中央保持一致在內。元石這篇文章發表的次日，時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胡耀邦同志打電話給《北京日報》負責人，對這篇文章深表贊同。又過了不久，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在一份文件中除了提出“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之外，又進一步提出了“在思想上保持一致”，把元石的提法擴展為共產黨員“要在政治上思想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樣，不但把“政治”中隱含的“政治見解”揭示了出來，而且擴大為“思想”并單獨提了出來。這兩個提法與列寧的提法是不同的。列寧的提法是：“行動一致，討論和批評自由 --- 這就是我們明確的看法。只有這樣的紀律才是先進階級民主主義政黨所應有的紀律。”列寧這里所說的“討論和批評”的對象，包括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在內。　　　　

中國工農紅軍在長征中，毛澤東同李德、博古在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問題上意見不一致，但不論分歧有多大，都在一起走，就是行動一致的體現。政黨內部的行動一致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根據會議的決議而行動，另一種是根據上級組織或指揮員的命令而行動。服從上級指揮員是一種軍隊組織機制。只有實行民主集中制即集中制的政黨才有這種機制，其它現代政黨并沒有這種機制。決議是死的，指揮員是活的。服從決議與服從上級指揮員是不同的兩回事。當然，這兩回事又可以存在著聯系。　　　　

列寧認為，行動一致并不排斥討論和批評的自由，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在行動前需要討論和批評，決議就是討論和批評的結果。決議后，在行動一致的前提下，仍可以對決議進行討論和批評。而元石的文章卻說：“關于黨的政策問題，在黨的領導機關沒有做出決議以前，黨的下級組織和黨的委員會的成員，都可以在黨的組織內和黨的會議上自由地切實地進行討論，并且向黨的領導機關提出自己的建議。但是黨的領導機關一經做出決議，他們就必須服從。”還能不能討論和批評了呢？雖然沒有說，但是實際上是認為不能再討論和批評了。這是沒有道理的。　　　　

列寧所提出的“行動一致，討論和批評自由”這個原則并不以黨中央正確與否為轉移。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無產階級政黨不是由救世主及其信徒組成，而是由平等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自由組成，黨究竟應該如何行動，需要經過全體黨員的共同探索。因此，黨內的言論自由，即討論和批評的自由是絕對必需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認為，真理是不怕批評的。黨中央如果掌握真理，應該是不怕討論和批評的。正確的意見，通過討論和批評可以深入人心，被更好地執行。不正確的意見，通過討論和批評可以被糾正，從而避免黨受到損失。討論和批評的自由對黨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提出“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除了行動外，還要求在政治見解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似乎只比列寧的主張多出了一點點。但是“真理超過一步就是謬誤”。因此，盡管只超過這一點點，還是離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何況，當初鄧力群同志在講話中要求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主體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的約一百人，這些人作為黨中央的雇員，當然應該與雇主保持一致，這個要求無可厚非。元石的文章把需要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主體從中共中央辦公廳研究室的這一百人擴大到全體黨員，擴大到幾千萬人，情況就變化了，問題就產生了。　　　　

毛澤東提出：“共產黨員對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為什么，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實際，是否真有道理，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毛澤東不是不要黨的紀律，不要黨內的集中和統一，但是他所要的集中和紀律是有前提條件的，即看中央是否執行馬克思主義路線。如果執行馬克思主義路線，就服從中央；如果背離馬克思主義路線，就不服從中央，根據具體情況，或者在行動一致的前提下在黨內開展同中央的思想斗爭、政治斗爭，或者造反奪權，你死我活。元石的文章認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應該是無條件的，不論中央正確與否，都要自覺地跟隨、靠攏、看齊、服從，以中央的是非為是非。在理論、路線、方針、政策上如果中央錯了或者有錯誤，還與中央保持一致，不提出反對意見，顯然是毫無道理的。　　　　

林彪曾經提出：“對主席的指示要堅決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林彪是在長期的軍隊工作的條件下形成這種觀點的，這樣講主要是針對黨內干部的，并且是有條件限制的。即便這樣，毛澤東也沒有對這種說法加以肯定。　　　　

提出在政治上思想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就是說，黨中央是天然正確的。不論什么人，不論用什么方法，通過什么途徑進入中央，只要進了中央，這些人就成為真理的化身，不論他們說什么，做什么，都是絕對正確的，不允許下級組織和黨員有絲毫懷疑。即便他們背叛馬克思列寧主義，背叛工人階級的利益，實行修正主義，也要與他們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黨員只能充當上級的工具，特別是充當中央的工具。這無疑使共產黨內的集中制固有的弊端更加嚴重，增強了黨內制度的極權性質，使黨員在黨內更加無權，不但沒有政治權利，而且連獨立思考和公開表達政治見解的權利也被剝奪了。事情還不止于此。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經常出現把中央主要領導人的意見當成中央意見的混淆。因此，“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在實際生活中往往演化為“與黨中央主要領導人保持一致”的現象。中央主要領導人擅自發表與黨的決議不一致的言論，擅自改變黨的方針、政策，通過自己在黨內的追隨者強行貫徹，然后由中央全會加以追認的事情，已經發生過不止一次。在中央全會追認前，黨員如果與中央主要領導人保持了一致，那么便連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都沒有做到。　　　　

與黨中央在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一致，即使在黨中央由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組成的條件下也是不正確的。而當黨中央滑向修正主義，成為資產階級司令部時，它的荒謬性就更加突出了。因此，我們必須否定和拋棄這個提法、口號和原則。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