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是中國人民最崇敬、最信賴的導師和領袖　　

——評茅于軾《紀念王佩英講話》　　

            范正美　　

茅于軾在《紀念講話》中說，王佩英的“歷史功績”就是反毛澤東。為了體現　茅　先生講話那股原生態的精氣神，同時也便于未讀過其講話的讀者一睹他的“霸氣”，我在這里原封不動地錄上幾段他的這方面訓導。　茅　先生說：“王佩英雖然只是鐵道部專業設計院的一名勤雜工，但是她有極為敏銳的觀察力，有最深刻的分析能力。她在文革前就認為毛澤東應該下臺，不適合再當領袖，并且對自己的獨立判斷有很強的信心。否則她堅持真理不可能有這么大的勇氣。如果毛澤東那時候下臺，就不會有文革的慘劇。我們大多數人那時候還蒙在鼓里。但是王佩英已經看透了形勢。她的認識水平遠遠超過了絕大部分專家學者所能達到的水平。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王佩英的面前應該感到慚愧。可能有一些知識分子也能看到，但是沒有說出來的勇氣。”“讓我特別感到悲哀的是，至今既然還有不少追隨毛澤東路線的人。我猜想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他們多半是八零后的一代人，沒有受過階級斗爭的苦。他們感到現在的社會太不平等，所以懷念毛澤東。我非常認同社會的平等。平等永遠是我們追求的目標，但不是唯一的目標，富裕也是我們不可或缺的目標。毛澤東追求平等并不錯，他錯在打倒富人。我們現實的社會是不平等的，從現在這個社會出發，解決的辦法一是像毛澤東那樣打倒富人，分富人的財產，社會馬上變得平等；另外一條路是讓窮人一步步富起來，最后也變成富人。我認為后一條路是我們應該走的路。而不是打倒富人。因為窮人最后都要一步步變富。打倒了富人，窮人還有機會變富嗎？事實證明打倒富人的結果是大家都成了窮人，而且永遠是窮人，永無翻身之日。這是事實證明了的。我贊成大家都來為窮人做事，解決他們的具體困難，而不是空喊口號，用口號來幫助窮人，甚至用口號誤導窮人，坑害窮人。我反對打倒富人。這是我們和毛澤東根本上的不同之一。”這位“和毛澤東根本上的不同之一”的　茅　先生，向中國人民提出了一個事關中國人民生存的根本問題：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應該如何評價毛澤東？　　

有人說，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個十分明確的問題，用不著跟茅于軾辯舌。　　

不！問題并非這么簡單。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面對這樣的挑戰，面對如此放肆詆毀毛澤東，誣蔑中國人民，不能、也不應該置若罔聞，等閑視之！　　

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歷史鑄錠、無可置疑的，這在廣大中國人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心目中，是十分明確而肯定的。但是，由于一位資深的老人開了否定毛澤東的先河，中國主流輿論界（包括新聞、電影、戲劇、文學等）又緊鑼密鼓、推波逐浪，編造了一系列所謂驚心動魄的事例，并且將事情越來越往前延伸，時間越來越提前，把本來錯綜復雜的歷史事實，攪得更加真偽難辨，使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對一些基本事實、基本看法發生了具有顛覆性的動搖，成為茅氏等一些人的俘虜和營銷市場，于是才有茅于軾先生這樣放肆的講話“橫空出世”。　　

茅于軾是一位在中外頗有影響力的著名人物，資深的學者，又是高層領導的重要智囊，而且在茅先生看來，他正在向“無知（茅于軾語）”的中國人民灌輸“真知”、喚醒覺悟。所以，恭敬不如從命，與　茅　先生對話、討論幾個“真知”問題，甚為必要。　　

在我們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度里，所謂“講事理”、“懂事理”、“明事理”，或者說“求真知”，就是討論一切重大的事情、情況或事例，包括評價重要的歷史事件和杰出的歷史人物，必須以歷史事實為依據，把歷史事件和杰出的歷史人物放回歷史環境及其進程之中，運用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加以分析。這一點，是寫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里的。憲法第二十四條明確規定“在人民中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國際主義、共產主義的教育，進行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教育，反對資本主義的、封建主義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聽說茅先生很是重視憲法的。評價毛澤東，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中國人都做到這一點，但是對于茅先生這么大的人物，那么一個勁地講“真知”的人，事關大是大非、大義大德，則是不能離開憲法規定的這條規則的。　　

根據唯物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立場和方法，要正確認識和理解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必須澄清這樣四個深層次的原則問題。　　

第一、人類社會究竟是從哪里進到今天的，經過了什么發展階段，向著什么方向發展？　　

第二、共產黨究竟是干什么的？　　

第三、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選擇的領袖，領導中國共產黨究竟干了共產黨應該干的事情，還是離棄了共產黨應該干的事情？　　

第四、對于毛澤東領導的事業，究竟是總結經驗，以利再戰，還是加以全盤否定？　　

現在就讓我們一個一個地來討論一下，究竟是茅先生的憎愛離開了“真知”，還是中國人民走向了“邪路”。　　

一、關于人類社會走向　　

在盛行否定社會階級矛盾、否定社會革命、否定唯物辯證法關于科學社會主義的歷史時代，卡爾·波普爾（1902．7．28－1994﹒9﹒17）的學說被我們某些高校的一些資深的教授，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內某些人崇拜得五體投地。卡爾·波普爾認為，人類社會從來就無所謂“科學的前進方向”，更不存在什么“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只存在一個所謂的“開放社會”。 卡爾·波普爾力圖推倒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基本原理，從而否認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關系決定社會關系和社會發展的本質，否認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產生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歷史事實，否認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革命專政的歷史必然性。卡爾·波普爾在搜羅一些現象之后，不顧歷史事實而武斷地做出這樣的結論：　　

一是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并不必然導致社會主義，而只是預示了經濟干預主義的必然性，而經濟干預主義不一定采取公有制的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并非不可調和，馬克思強調的資本主義的后果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無產階級的絕對貧困化，這些問題在事實上都被現代資本主義所徹底解決了。馬克思用價值理論來說明資本主義的剝削性是多余的，因為價值理論首先就存在是否真實的問題。即便它是正確的，馬克思的預言也無法實現，因為隨著民主制度的作用，國家社會的干預保障了剝削現象的限制。資本主義初期所表現出的殘酷剝削現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二是馬克思恩格斯有意挑撥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以促使革命爆發。工人階級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會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會改良和民主的手段達到這一目的。　　

顯然，這種理論并不是什么新鮮貨色，經歷中國社會滄桑之變、深刻體會新資本主義剝削壓迫之痛的中國人民，一看便知，這是剝削階級的陳詞濫調，旨在推翻科學社會主義的革命理論，為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的說教翻案。在剝削階級的說教里，社會是不能改變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循環輪轉，至多不過是一些數量上的增減或位移的變化，社會秩序永遠只能按照他們剝削階級的意志運轉，人民造反無理、革命有罪。在近代則是資本主義萬萬歲，資本主義私有制不能動。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反動。按照這種古老的理論，現代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者，只有俯首聽命，甘心被剝削、被奴役，不要反抗、不要革命，聽憑資產階級政府的干預，頂多鬧鬧“民主”而已；已經取得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必須通過改革退回去舊的時代，當家做主的工農必須放棄主人翁的地位，把生產資料所有權交回私人所有，鐵飯碗換成泥飯碗，重新受雇于資產者，兄弟相殘，乞求資產者“剝削越多越好”，遇到天災人禍，求求“老爺恩賜”。　　

這是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回天美夢”。　　

歷史雄辯地證明，特別是目前正在席卷全世界的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將卡爾·波普爾的奇談怪論擊得粉碎，馬克思主義闡明的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走向理論是多么經得起反復檢驗愈顯其光輝燦爛，那些嘲笑社會主義革命因遭受個別倒戈、叛變、圍剿、曲折甚至失敗，或者因為科技進步而宣布共產主義理論過時、資本主義長存的議論，是多么膚淺、自欺欺人而令人可笑，當然，也使馬克思主義者感到更加歡欣鼓舞，斗志軒昂。　　

此時此際，中國人民回想最得馬克思主義精髓的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以及“人間正道是滄桑”的詩句，理解人類社會由資本主義必然走向滅亡、社會主義必然走向全世界勝利，是多么的深刻而充滿豪氣。　　

二、共產黨是干什么的？　　

共產黨是人類社會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的歷史產物。她的最初成員，或者說她的發起人、組織者，并不是一般工人、農民，而是從資產階級營壘中殺出來的人類最優秀、最杰出的知識分子，他們經歷了世界觀的人生裂變：首先由個人自由主義者變為革命民主主義者，進而轉變為共產主義者。這就是大家公認的馬克思、恩格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的先驅們。　　

共產黨是干什么的，1848年2月24日，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共產黨宣言》這個為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同盟綱領中說得明白。　　

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國無產者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共產黨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無產階級政黨的最近目的一樣的：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 　　

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 　　

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在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廢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關系，并不是共產主義所獨具的特征。 　　

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　　

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 　　

要做到這一點，當然首先必須對所有權和資產階級生產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這樣一些措施，這些措施在經濟上似乎是不夠充分的和沒有力量的，但是在運動進程中它們會越出本身，而且作為變革全部生產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會是不同的。　　

在巴黎公社失敗以后，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明確了共產黨人的革命戰略與策略。那就是必須通過暴力革命，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革命政權，實行低薪廉潔公仆制并隨時撤換不稱職的官員，強化無產階級專政并為未來進到無階級的發展創設條件。　　

三、毛澤東干了些什么？　　

毛澤東在投身中國革命的半個多世紀里，干了這樣一些錚錚生輝的事業：　　

（一）經過比較、篩選各種革命思想和理論，接受并傳播馬克思主義，決心以俄國革命為榜樣，走蘇俄革命的道路，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提出走自己的路信念，創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　　

（二）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主張，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維理念和思想路線，創立了毛澤東思想體系，形成了中國革命的進程、系統以及階段性規劃及其戰略、策略設計，使中國革命的整個過程變成了一種高度自覺、高度自主的革命運動。　　

（三）堅持暴力革命的原則，提出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武裝工農、建立紅色革命根據地，創立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道路，締造了中國工農紅軍，把這支部隊鍛造成為真正的人民子弟兵，敢于勝利、不怕犧牲、善于連續作戰。　　

（四）科學明晰地分析中國革命的對象及其不同階段性的變化，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看作紙老虎，在戰略上藐視、戰術上重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各個擊破，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集中一切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并打擊最主要的敵人，創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一系列戰略、策略和方針、政策。　

（五）在長征路上，授命于危難之際，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　　

（六）科學地分析抗日、抗法西斯的形勢，創立《論持久戰》的對日總戰略以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敵后根據地的戰略、策略，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推動世界反法西斯主義的斗爭。　　

（七）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既反對本本主義，反對照搬馬列主義和蘇聯的經驗，又堅決反對狹隘的經驗主義，創立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深入實際、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和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的思想路線，使中國革命避免了左右搖擺。　　

（八）同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作風作堅決地斗爭，提出團結——批評與自我批評——團結的公式，創立解決黨內矛盾和斗爭的全新的整風模式，在小農的國度里，將中國共產黨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理論聯系實際、批評與自我批評和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三大作風的無產階級政黨。　　

（九）團結民主黨派和進步人士，建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制定共同綱領，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時在少數民族集聚的地區實行民族自治，實現了五十六個民族的空前大團結。　　

（一0）多方比較、廣泛吸取各國立憲的積極成果，制定社會主義憲法，創立人民代表大會的政治制度，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確立堅持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兩大原則。　　

（一一）堅決鎮壓反革命，清匪反霸，實行土地改革，迅速蕩滌舊社會留下來的污泥濁水，禁絕黃賭毒黑，破除封建會道門，移風易俗，整治民風，開辟全新的社會秩序，創立愛祖國、愛人民、愛科學、愛勞動、愛護公共財產的社會風尚。　　

（一二）團結并改造民族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采取贖買政策，實行公私合營，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有步驟地推動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創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　　

（一三）堅持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將一個落后的農業大國、什么機器制造業也沒有，初步建設成為工業化的國家，使中國擁有比較先進、比較發達的機器制造業，在科學技術、國防建設上，核心技術的自我創新能力快步增強，成為掌握核武器、航天技術、生物技術的少數國家之一。　　

（一四）制定旗幟鮮明的外交路線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展同其他國家的友好關系，積極參與調整國際環境、打破舊的世界秩序的斗爭，敢于適時地揭露美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的霸權主義陰謀詭計，決戰決勝地進行針鋒相對地斗爭，聯合世界人民，保衛和平、支持革命、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民族分裂。　　

（一五）科學分析天下大勢，明確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時代特征，創立三個世界劃分的學說，運用小球、推動大球，不失時機地打破帝國主義對我國的封鎖，開放國門，迫使尼克松打著白旗訪華，多方聯合并積極爭取第三世界的支持，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派鄧小平出席聯大，宣布中國永遠不稱霸。　　

（一六）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擊退印度和前蘇聯的入侵，堅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敢于同窮兇極惡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作堅決、勝利地斗爭。　　

（一七）深謀遠慮，整體設計，創立了解決港澳臺的各種預案，提出海岸線及邊境線劃分的基本原則，捍衛國家的神圣主權和領土完整。　　

（一八）適時揭露赫魯曉夫修正主義，正確評價斯大林的功與過、是和非，捍衛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捍衛蘇聯和國際共運的革命成果，高舉革命和團結的旗幟，進行了震動世界的國際共運的大論戰，促進了馬列主義的大傳播、大發揚、大提高，鼓舞了世界各國各地的馬列主義者重新站隊，同中國共產黨人一起，勇敢地同形形色色的階級敵人戰斗。　　

（一九）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矛盾，創立了正確區分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特別是提出學會分析和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學說。　　

（二0）警告全黨、全國人民，提出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依然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共產黨必須堅持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對此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有一條馬列主義的路線，創立了中國共產黨必須堅持的基本路線。　　

（二一）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單有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不行，還必須進行意識形態、上層建筑領域的革命，艱難地推動文藝、衛生、教育革命，使中國出現了一批以《東方紅史詩》和革命樣板戲為標志的紅色經典文藝作品，培養了一代新文藝工作者，使他們始終堅持文藝的社會主義方向，在農村出現了以赤腳醫生為標志的合作醫療制度，為解決農村缺醫少藥探討了一條新路，在教育界出現了敢于反潮流的新風，出現了一批好教材，培養了一大批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　　

（二二）提出黨內存在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分歧和斗爭，論斷黨內走資派、黨內資產階級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對象，創立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發動和領導了WG。這場大革命的宗旨就是反修防修，其基本特征，就是放手發動群眾，自下而上，運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等大民主的方式，實行群眾自己管理自已、自己教育自己，直至自由結社、成立群眾組織，揭露黨內的陰暗面，集中打擊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那些需要奪權的地方，實行軍干群三方面代表組成革命委員會，聯合奪取走資派掌握的黨政財文大權。　　

（二三）堅持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科學分析，突破馬克思主義關于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的理論認識，創立社會主義社會依然是商品經濟社會的學說，要運用商品經濟的價值規律發展經濟。同時又從政治上分析，認為我們自己建設了一個有資產階級的國家，跟舊社會差不多，分等級，有八級工資，按勞分配，等價交換。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注意商品經濟條件下兩極分化的破壞作用，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　　

（二四）創立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按照農輕重的順序發展經濟的戰略思想、正確處理十大關系的國民經濟發展學說。　　

（二五）提出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落后就要挨打，搞不好有被開除球籍的警告，中國應該為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創立抓革命、促生產理論，力主企業管理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民主管理、群眾監督。　　

（二六）在黨、政、軍的建設上，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畢生寄望通過人民民主，打破革命黨開始欣欣向榮逐漸走向衰敗、墮落的怪圈，并相信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要革命的。料定中國如果出現反革命右派掌權是短命的；因為右派企圖高舉黑旗，他們就要倒霉了，群眾就會高舉革命的旗幟，將他們打倒。　　

 （二七）毛澤東在革命活動過程中，所寫下的論文、詩詞、工作和讀書筆記、電文、批示、信件、雜記，發表了許多口頭指示、談話，還有許多手書、草稿，等等，涉及中外歷史、哲學、政治、經濟、文化、戰爭與和平、外交、軍事、文學、詩詞、戲劇、書法以及生命、自然、地理等諸多學術領域，是極為重要的經典和精神財富，成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中國國學的瑰寶。　　

以上極其簡單地描述，可以看出，毛澤東在中國的所議所論、所作所為，就是忠誠、切實地做了共產黨人要做的事業，毛澤東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思想、理論一脈相承、事業互相貫通。其最重要、最顯著的特征，就是毛澤東緊緊地依據馬列主義的原則、精神，以馬列主義為行動的指南，并不把馬列主義當做教條去照搬照抄，而且忠實于他的思維和定策的原則：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闖出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道路。這正是毛澤東的高人之處，也正是中國共產黨內至今尚無超過他的人的歷史見證。　　

四、如何評價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　　

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歷史發展選擇的領袖，領導中國共產黨究竟干了共產黨應該干的事情，還是離棄了共產黨應該干的事情？歷史已經做出了結論，一如前述。茅先生把毛澤東所從事的事業，說成是打倒富人，把大家都變成窮人，實行均貧富，真是“無知”之談。我不想花費筆墨、也不想多加論證。因為這些，在《共產黨宣言》里，早已把這些陳詞濫調，駁得體無完膚。　　

那么，茅于軾先生為什么卻要把毛澤東說成一無是處，其實，人們從茅氏講話的嘴里，了解其真諦，那就是他們仇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革命。茅的“打倒富人”，就是“打倒資產階級”。　　

窮和富，不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說法。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著作、演說里看來，窮和富必須做階級分析。窮，不就是革命者；富，也不一定就是革命的對象。毛澤東從來沒有籠而統之地提過要打倒富人。眾所周知，毛澤東選集的開篇之作《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通篇講的就是對一個個具體階層的階級分析，而且，毛澤東提出的對各個階級的分析，所持的尺度有二：即“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兩個方面，要求綜合分析、辯證地對待。分析階級關系，當然要看人們的經濟地位，但更著重看其對人民、對革命的政治態度，尤其強調要注重不同形勢下，人們政治態度的變化狀況，從來不是唯經濟地位（階級成分）論者。因為“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這是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的一個最鮮明的特點，也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根本原因，也正是毛澤東成為中國人民最崇敬、最信賴的導師和領袖的根本原因。　　

所以茅氏毛澤東打倒富人之說，只能有一種解釋，那就是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革資產階級命這件事情。革資產階級的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剝奪剝奪者剝奪來的生產資料歸社會公共所有，完成兩個決裂的社會革命，這是共產黨人的歷史使命，也是走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由之路。如果共產黨人放棄革資產階級的命，放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放棄剝奪剝奪者剝奪來的生產資料歸社會公共所有，放棄完成兩個決裂的社會革命，那就不是共產黨，或者說這個共產黨走到邪路上去了。因為那是對共產主義事業的背叛，對革命烈士的背叛，對人民的背叛。　　

歷史告訴我們，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首先剝奪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等官僚買辦的資產，收歸國有，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開始發展新的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的社會主義建設，著手分步開始對個體農業、個體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就是貫徹落實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個舉世共知的原則進行的，并且真正做到了“這些措施在不同的國家里當然會是不同的”這個要求。　　

溫故而知新。毛澤東的高明之處，就是鑒于民族資產階級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同盟軍，屬于人民的范疇。在政策上，既要堅持社會主義革命的神圣原則，堅決解決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問題，又需要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妥善地處理，不能也不應該把革命的盟友推到敵人那邊去，以便奪取社會革命、社了共產黨人的道義和德尚。據此，毛澤東在做法上采取了與蘇聯完全不同的做法，卻又不離馬列主義基本原則和共產黨人的革命立場。在經濟上，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企業，根據共產黨人的目標，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在政治上，根據共產主義目標和道德準則，對民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只要不堅持資本主義的立場，一般按照人民的范疇，采取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即對他們曾經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解放后繼續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一面，予以團結；又同時對他們自覺不自覺的資本主義傾向進行批評直至必要的斗爭。根據這兩項原則，中國采取贖買（根據其資產的本利和定率分期支付利息）的政策，不是簡單地沒收他們的財產、把資本家個人按照敵我矛盾處理，而是將其資本主義企業逐步改造成為全民所有制企業。于是，在當時，上海、北京等地的民族資本家帶頭上街“敲鑼打鼓”，高高興興地“進入社會主義”。　　

可以說，除了對于對官僚買辦大資產階級采取“打倒”，但也是有分析地區別對待的。其中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引導那些愿意跟共產黨合作的個人，推動他們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而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并沒有“統統被打倒”，許多要人以后成為工商聯的民主人士，或者參加了政協，或者在政府、政協機關供職，給他們享有優厚的待遇，成為統一戰線的成員（黨內與群眾稱之為統戰對象）。　　

由此看來，茅于軾先生對毛澤東這個不滿、那個不滿，直至極端仇視，其根源蓋出于對毛澤東搞社會主義不滿。而這卻不是毛澤東的過錯，而正是毛澤東的豐功偉績、睿智所在。　　

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沒有現成的圖紙，也沒有可以借鑒的經驗，一切需要探索、調查、預測、群眾創造和不斷總結經驗；有一些他人、他國的經驗，也需要消化、變通，使之中國化。因而，不可能不出偏差、不發生失誤，加上革命司令部、革命隊伍里的意見不可能完全統一，如果再有敵人打進來、拉出去，內部出現奸細、倒戈、出賣，則使問題更加復雜、道路更為曲折。還有社會上小資產階級的偏激、搖擺和各種習慣勢力、社會偏見、傳統世俗，特別是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的蓄意破壞，以及突發自然災害、朋友裂變，國內國際上其他不可預見的其他事件，于是發生了新的層出不窮的必須處理和排除這些因素的干擾、破壞的種種措施、辦法，又必然出現在必須處理和排除這些因素的干擾、破壞的種種措施、辦法中發生偏差、失誤。概括起來，叫做歷史時代的局限性、領袖人物的歷史的個人的局限性。何況，中國歷史悠久，幅員廣大，民族、人口眾多，人們文化知識落后，產業很不發達，方方塊塊、層層面面，都是極不平衡的，這些使從事前無古人的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不可能走一條“大直路”。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毛澤東逝世后，為了更好地前進，回頭總結一下毛澤東的事業和經驗，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借此妄圖對毛澤東全面否定，甚至妖魔化，那是絕不能容忍的，也是極不公道的。應該允許毛澤東犯錯誤。　　

歷史表明，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關頭、重要問題上，毛澤東始終代表中國共產黨的最忠誠、最堅決、最積極、最正確的方向。陳云說：毛澤東同志的威望，是通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建立起來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沒有一個人能同毛主席相比，包括少奇同志、恩來同志。許多老干部被整得那么厲害，可是大家仍然相信他，忘不了他的功績，原因就在這里（見崔士忠《誰將李銳的反毛言論按在陳云頭上》）。　　

再重復一遍地說，毛澤東是中國人民的驕子，又是中華民族英雄；他忠誠、切實地履行了共產黨人的職責，做出了共產黨人的壯美事業。毛澤東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思想、理論一脈相承，與他們所從事的偉大事業互相貫通，彪炳千秋，值得大書特書。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經過比較、篩選，選擇了毛澤東作為自己的導師和領袖；毛澤東也確實不負中國人民眾望。陳云說得好：“中國離開毛澤東思想和社會主義，必將亡黨亡國。”錢學森說得更明白：“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所以我們說，反毛澤東，就是反祖國、反人民、反馬列主義、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些淺顯的道理，茅于軾先生應該是明確的，可是茅先生卻自愿要當資產階級右派，自以為反祖國、反人民、反馬列主義、反社會主義、反革命光榮，那就由他去吧。歷史將會把他的名字懸掛在恥辱榜上。　　

但是，應該特別指出來的是，茅于軾先生的反毛、非毛并不可怕。因為他直言不諱，而且敢于宣布自己是右派。群眾一見便知。可怕的是我們中的許多高層政要人物，頂著共產黨人的桂冠，口頭上念念有詞，且信誓旦旦地說什么要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要搞社會主義，卻熱衷于放寬黨員發展條件，熱衷于私有化的改開。并揚言只要有共產黨存在，有黨指揮槍，什么問題也不會出、出了也不可怕。他們不信“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硬要同毛澤東對著干。這些人是大錯而特錯了：殊不知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共產黨的命根子，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折騰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必然折騰社會主義。共產黨人離棄社會主義，搞私有化，就是把人民群眾從社會主人的位置踢到私人資本家的膝下，人民群眾替資本家做牛做馬去了，這是替資本家恢復失去的天堂，把勞動者用生命和心血奪到手的鞭子，交回資本家，讓他們繼續鞭撻勞動者。這樣的共產黨，也就變了質，久而久之，人民群眾就會起來，同這樣的共產黨分道揚鑣。思想起來，前途可悲啊！ 　　

茅于軾先生在講話中感嘆至今人民群眾還在深深懷念毛澤東，十分氣憤。“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澤東！”正是現實生活喚醒人民的覺悟，那又有什么法子呢！　　

這正是：爾曹身與名俱滅，　　

        不廢江河萬古流！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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