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從“兩條路”到“一條路”乃徹底背叛之路　　

      —評李銳“非毛反毛”(45)　　岳青山　　

《炎黃春秋》2010年第4 期，登載了李銳《向周有光老學習》一文(以下簡稱《學習》)，是一篇反毛的新作。這個自稱“老紅軍”，還是什么十七大“特邀代表”的人，究竟是怎么個“人物”？《學習》是他在沉寂半年之后一次新近的、徹底的暴露，很值得一評，以便對此人有新的了解。　　

一、   從去三次“才認識美國”談起　　

當今世界，美國成了唯一的超級大國，它自稱“世界領袖”，奉行霸權主義，還自稱“世界領袖”。各國人民，特別是共產黨人，究竟怎樣正確看待美國？這是一個重大的原則問題。　　

李銳在《學習》中說：79年后，我去過美國三次，“才認識”這個國家，“建國二百年來，確實是在‘一張白紙上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　　

這就是說，李銳79年前，盡管在中國生活了足足62年，在革命隊伍里也走過了41年，但對美國并沒有認識。只有79年后，去過三次，終于發現新大陸，“才認識美國這個國家”。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原來是這么一幅無比美妙的“最新最美的圖畫!”他回首中國，感到兩個國家反差真可謂天上地下。　　

李銳說什么對美國，79年后去三次“才認識”，按照邏輯推論，此前就是“沒認識”。或者說是“認錯了”。錯在哪里？當然是錯在受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迷惑”，“錯”認了美國。　　

原來，毛澤東和黨中央長期以來，確是把美國看成世界上的第一個超級大國，最強大的帝國主義，頑固地奉行霸權主義，肆意欺壓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毛澤東還時常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侵略。 　　

這同李銳如今對美國的認知，無疑是兩種根本對立的“美國觀”。這種對立從哲學根源上看，則凸現出唯物主義的反映論和唯心主義的先驗論的對立。 　　

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反映論看來：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實踐是人的認識的基礎；在實踐基礎上，從感性認識能動地上升到理性認識，再回到實踐中去檢驗認識和發展認識；真理是客觀事物及其規律在人的頭腦中的正確反映；實踐是檢驗認識真理性的標準。　　

與此相反，則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美國觀”，是中華民族一百多年來不屈不撓地反抗美國帝國主義侵略，乃至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反抗美國帝國主義侵略的斗爭經驗的科學總結。這種“美國觀”是經過社會實踐驗證了的客觀真理。　　

1840年，英國帝國主義發動侵略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威逼清政府簽訂第一個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只過四年，美國帝國主義以“利益均沾的原則”為借口，乘機威逼清政府于1844年2月，敲詐勒索到中美第一個不平等的《望廈條約》，進一步獲取中英條約沒有的侵犯中國主權的權利。諸如：關于領事裁判權的特殊規定、關于破壞關稅自主的規定、關于侵犯中國領海權的其他規定，等等。　　

　1900年8月14日　，英、美兩國策劃糾集“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后，像強盜一樣，將北京洗劫一空，把圓明園搶光燒光，僅僅是強迫清政府賠款，總數竟在十億萬兩以上。而我國清末人口總數也只有4億1千多萬呀！　　　

中國人民在8 年浴血抗戰取得勝利后，亟須和平建設，又　是這個美國“出錢出槍”(多達五十九億一千四百余萬元)，“蔣介石出人”，“幫蔣介石殺了幾百萬中國人”。（《毛選》第4卷，第1491、1506頁）　　　

新中國誕生之后，美國不甘心在中國的失敗，又誰策動和組織“聯合國軍”，朝鮮挑起戰爭，并派第七艦隊侵占我國臺灣，轟炸我國東北，妄圖把新生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志愿軍奮起反抗，“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結果打得以美國為主的“聯合國軍”付出了100.9萬人傷亡后，美國被迫“第一次在沒有取得打勝的條件下”，同中朝鮮簽訂和約。　　　

臺灣是我國神圣不可侵犯的領土，美國始終圖謀長期霸占我國臺灣，夢寐以求“臺灣獨立”。在中美上海公報被迫承認對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不表示異議”后，卻又賊心不死，直至今日，還一次對臺軍售650億美元之巨。這就公然把我國領土臺灣納入了美國的導彈防御系統。 　　

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美國一改鴉片戰爭后力主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竟又實行了一條很不神圣的原則：門戶封閉”，(《毛選》第4卷，第1507頁)對我國遏制、禁運和封鎖長達二十多年，嚴重破壞了毛澤東早就確定的對外開放方針的實行，嚴重破壞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 　　

毛澤東和中國人民的“美國觀”，正是科學地概括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人(當然也包括世界上被壓迫人民)一百多年 來同美國帝國主義不屈不撓的斗爭的理論結晶。這是唯物 主義的反映論。　　

那么，李銳的新“美國觀”又是從哪里、怎么來呢？　　

按照李銳自己的說法，這個“最新最美的圖畫”的理論成果，是從“三次去美”中來；所謂“才認識”，“痛改前非”，也是“三次去美”的結果。這當然不可能是唯物主義的反映論，而只能是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只要重溫一下毛澤東《實踐論》就是再清楚不過的了。在這里毛澤東深刻揭示了認識發展的辯證運動，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以至無窮。他特別強調指出：這個基于實踐的從感性飛躍到理性的辯證運動，有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前提，就是：“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 (《毛選》第1卷，第290、291頁)否則，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陷入唯心主義的先驗論。李銳的“三訪識美論”就是這樣。　　

誠然，李銳79年后是去過美國三次。問題在于，憑著這“三次訪美”，是否可能獲得有關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實際(不是錯覺)”的感性材料，從而　做出科學的結論？　　

顯然，是絕無可能。　　

按李銳日記的講法：第一次去美，是78年5月“隨中國能源代表團訪問巴西和美國”。這種來去匆匆的“能源”專業參訪，對美國社會的“內部聯系”、“本質”和“規律性”，恐怕連邊都沒能沾到，更遑論對美國“二百年”的調研做到感性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實際(不是錯覺)”。　第二次，是89年1月底，應邀“在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演講”，第三次是93年5月，“再次應邀赴美國講演”(28和31日，先后在美國加州大學圣地哥分校和美國克羅拉多“1936-1963年中國黨和國家建設和中國社會主義研討班講話”)李銳這兩次“應邀講學”，被美國人看中和賞識的，決不是在社會科學哪個領域，有什么“造詣”，僅僅是，也只能是因為其標榜“毛澤東秘書”(實則只是毛澤東說的“通訊員”。頂多算個“通訊秘書”，時限僅19個月)的特殊身分，竟充當反毛的急先鋒，美國主子高興，“應邀講學”以資獎賞。李銳沾沾自喜，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試問：在這兩次“應邀講學”外，李銳又是否想過，乃至作過一點點社會調查？就算是“想過”社會調查，美國老板能慷慨解囊“買單”？　　

可見，李銳的“三次訪美”，來去匆匆，除了在車中看到兩旁的花花世界，在“反毛演講”聽到回報的掌聲，望見官員與教授“坐前、坐后”，乃到品到美式西餐的味道之外，所得“感性材料”，當然不可能“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實際(不是錯覺)”。至于對美國“二百年來的歷史”、社會的“本質”和“內部聯系”做系統的、周密的和深入社會調查，李銳恐怕連想都沒有想過。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對美國“才認識”，做出的美國“建國二百年來，確實是在一張白紙上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的“新結論 ”，難道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或者“頭腦中固有的”？　　　

可見，李銳的“三訪識美論”，是十足的唯心主義的先驗論。　　

二、   無恥鼓吹捧美國，充當資本主義的衛道士　　

《學習》對美國的無恥吹捧，達于致極，令人肉麻。那個美妙無比的“最新最美的圖畫”，實質上是把美國的基本社會制度，吹捧成“人民資本主義”。依據又何在？《學習》中提出了“三個一”的所謂論據，這就是“一個統計資料”；“一句金口玉律”和“一種聽講坐次”。　　

李銳的這種“美國觀”荒誕無稽，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先看，所謂“三個一”的論據　　

《學習》提出的第一個論據，即“一個統計資料”。李銳說什么79年后，我去過美國三次，“才認識美國這個國家，確實是在一張白紙上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有一個統計資料可以說明，即獲得諾貝爾獎的美國人占70%(德國人上占12%，猶太人占18%，中國大陸一個也沒有)。”　　

這個“統計資料”果真“可以說明”美國畫出了“最新最美的圖畫”嗎？當然不能。。　　

李銳在此犯了形式邏輯講的“推不出”的錯誤。諾貝爾獎得多少，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或可表現該國尖端獨創發明的成果，但決不能以此判定、證明其“圖畫”的新舊美丑，即各國社會制度的本質。再說，“諾貝爾獎”的評定，能談得上“客觀、公正、公平”嗎？西藏的達賴59年叛亂外逃，長期分裂祖國，夢想西藏獨立，不是也得到了“諾貝爾和平獎”嗎？按照李銳的邏輯，豈不證明他在西藏搞的那種慘無人道的農奴制，乃至發動反革命武裝叛亂，也是畫出了“最新最美的圖畫”？奧巴馬上臺，擴大阿富汗戰爭，超過小布什，不是也榮獲“諾貝爾和平獎”， 是不是又一次“證明”了美國“確實畫出最新最美的圖畫”呢？如果說，毛澤東領導的前三十年，大陸諾貝爾獎“一個也沒有”，就說明了“中國走上了絕路”，畫出了“最舊最丑的圖畫”，那么，這三十年大陸同樣是“一個也沒有”，李銳憑什么又說，全靠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把中國帶進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畫出了“最新最美的圖畫”呢？此外，世界上“一個沒有”的國家多得很，能說都是畫的“又黑又丑的圖畫”？李銳“一葉障目”，攻其一下，不及其余，實在是“形而上學猖獗”！　　　

《學習》搬出的第二論據，即克林頓的“一句金口玉律”。說什么“有這樣一件小事：克林頓到西安參觀，碰到一個十來歲的男孩子，談起話來，男孩子在電視中見過克林頓，就說你是克林頓，你領導美國。克林頓說錯了，不是我領導美國，是美國人民領導我。這一句話說明美國跟中國不一樣。”怎么個“不一樣”？李銳的意思很清楚：“這一句話說明”美國的資本主義并不是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而是“人民資本主義”；中國相反，雖說是社會主義，實則是“封建專制主義 ”。　　

這個所謂“一句金口玉律”的論據，又能否成立？當然不能。　　

李銳在美國老爺面前，真不是一個地地道道其的奴才。老爺發了話：“不是總統領導美國，而是人民領導總統”。于是就信以為真。原來美國不是“總統領導人民”而是“人民領導總統”！這真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國家，美國總統及其官員都成了人民的“勤務員”。馬克思主義批判資本主義實在大錯特錯！因之，《學習》鼓吹這種“人民資本主義”，“什么都自下而上”。他說“我在美國感受最深的是，美國什么都自下而上，尊重個人權利(尤其是言論自由)，尊重知識和人才，盡量發揮每個人的長處。”　　

這是荒唐到了極點。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自從原始社會改變以來，“人是劃分為階級的”，“社會的歷史就是階級斗爭的歷史”，這是客觀存在的基本事實。克林頓說“人民領導總統”，那所謂“人民”又指什么？如果這“人民”是指資產階級，那倒是實話實說，在美國確是資產階級領導總統，美國總統實質上只不過是資產階級的奴俾。　　

倘若以為，在美國是廣大工人和農民“領導總統”，那只能是一個“創吉尼斯記錄”的大笑話。試問：如果美國工人階級“指令”總統，勞動創造世界，不準資產階級獨占生產資料，剝削與壓迫工人，總統能應聲照辦？如果美國工人階級“責成”總統，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不得欺壓和侵略他們，總統就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再如果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造反，實行馬克思主義，“對剝奪者必剝奪”，這個被“工人領導”的總統，不會堅決秉承資產階級的旨意“無情鎮壓工人”？其實，用“人民”、“全民”、“人本主義”來掩蓋社會的階級的區分和對立的客觀現實，原本是資產階級愚弄百姓的“祖傳秘方”。只是過如今加了許多“最新最美的”創新罷了。　　

同理，所謂“美國什么都自下而上”，這“下”又在哪里？如果“下”指資產階級，亦屬真話。如說“下”是勞動人民，則是騙人的鬼話。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克林頓無視國際公法，在公海上橫蠻霸道強行“搜查”我國“銀河號”貨輪，在侵南戰爭中竟野蠻地用導彈炸我駐南使館，難道這是“自美國的工農而上”的嗎？　　

此外，還應當看到，美國總統的“言”，與“行”、與國家性質、與社會制度，是不決不能簡單等同起來，混為一談的。否則，又何須“聽其言，觀其行”？我國周代的政治文誥就曾提出“民為邦本”，周武王講過“天視我自民視，天聽我視民聽”，封建王帝還講過“民貴君輕”，這些話比起克林頓的“人民領導總統”更“以民為本”，為什么在中國，“說明”的是“專制主義”，在美國“說明”的是“民主資本主義”？　　　

《學習》擺出的第三個所謂論據，即“一種坐次”。說什么“ 改革開放后差不多每年到外國去，人家都請我去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在國際會議里有許多美國大官，他們也是學者。可是他們的教授都坐在前面，大官都坐在后面。我們中國正相反，大官坐前面，教授坐后面。”這就表明了美國確實“尊重知識和人才，盡量發揮每個人的長處。”　　

這樣“一種坐次”果真能表明美國確實畫出了“最新最美的圖畫”嗎？當然不能。　　

在美國的國際學術會議上，發現人家“教授坐前面，大官坐后面”，欣賞和學習倒亦無可非議。只不過就憑此小事一樁，以“一孔之見”，就得出美國“才認識”，那就荒謬可笑了。國際學術會議的“一種坐次”，同美國“這個國家”、美國的基本社會制度，談得上有什么內在的、本質的聯系？單就會議“坐次”而論，你李銳對美國開會的“坐次”是否作過全面的調查 ？只是特例，還是“國策”？美國大政方針的“決策會議”，又是何種坐法？美國建國二百多年來，從華盛頓到奧巴馬，他們召開的會議是不是也“坐在后面”？否則，又怎么說畫出了“最新最美的圖畫”？　　　

那么，要怎樣才能“正確認識美國”？為什么李銳一類，乃至我國的一些官員，在對美國的認知上鬧出一串在笑話？說到底，是一個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問題。　　　

第二、只有唯物史觀才能提供正確認知美國的“鎖匙”。 在馬克思主義以前，人們始終解不開、走不出社會歷史這座大“迷宮”。只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唯物歷史觀，才第一次科學地揭示了社會的本質及其發展的一般規律，從而為人們提供打開正確認識社會“迷宮”的方法論“鎖匙”。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自己長期研究發現的唯物史觀作出過經典的概括：“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在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馬恩選集》第2卷。第82頁)　　

以唯物史觀作指導，馬克思在《資本論》和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深入解剖的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內在矛盾和發展的一般規律。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結構”都是資本家占有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所有制構成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也就造就“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他們被資本家“雇傭勞動”，遭受慘重壓迫和剝削。“資本就是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流著血和骨骼的東西。”由此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即“社會化的生產和資本主義占有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進而“表現為個別工廠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從而導致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的經濟危機”。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們的時代的資產階級國家，同樣是“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它的生產條件，特別是用暴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的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下。”“資產階級經濟學關于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一致、關于自由競爭必將帶來普遍協調和全民幸福的學說完全是撒謊。”(《馬選集》第3卷，第423、428、429、431頁《資本論》第3卷，第961頁) 為了擺脫資本主義的困境，資本主義國家不斷發動侵略戰爭。　　

因之，“資本獨占，成了和這種 獨占在一起，并在這種獨占下開花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與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之點。這種外殼會被破裂。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響起來了。剝奪者被剝奪。”(《資本論》第3卷，第 964、965 頁)　　　　

這里講的是“一般資本主義”，至于美國資本主義是不是《學習》所謂的“卻是一個例外”，會永葆資本主義“青春”？這顯然是反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的。　　

讓我們重溫一下1887年恩格斯的《美國工人運動》吧。他說：1886年2月，美國社會幾乎一致認為“美國沒有歐洲式的工人階級，因此，使歐洲社會四分五裂的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階級斗爭在美利堅共和國不可能發生，所以社會主義是一種從外國引入的植物，它決不可能在美國的土壤上生根。然而正是那個時候，越來越近的階級斗爭已經呈現出它的巨大陰影。……這就使這些群眾意識到一個事實：他們構成了美國社會的一個新的、特殊的階級，一個實際上多少是血統的雇傭工人即無產者的階級。”“因此，美國無產階級的綱領在最終目的上，歸根到底一定會同經過六十年的分歧才成為歐洲戰斗的無產階級廣大群眾公認的綱領相一致。這個綱領宣布，最終的目　的是工人階級奪取政權以便實行整個社會對一切生產資料—土地、鐵路、礦山、機器等等—的直接占有，提供全體為了全體利益而共同利用。”（《馬恩選集》第3卷，第255、258頁）　　

　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為資本主義社會畫出的“兩個必然的圖畫”。　　

第三、看一看美國前總統里根特別助理道格·班多的“美國破產帝國圖畫”　　

今年4月，美國前總統里根特別助理道格·班多發表了一篇題為“破產的帝國”的文章，也為美國畫出了一幅“圖畫”，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旁證，打了李銳一記重重的耳光。　　

這位美國前總統助理是這么說的：“美國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華盛頓再也不能對全世界進行事無巨細的管理。在入不敷出的同時做出這樣的嘗試實屬愚蠢行為。對美國的傳統軍事威脅基本上不復存在然而美國仍繼續充當全球應急中心。極度活躍的外交，需要一支龐大的軍隊。按任何尺度衡量，美國的軍費開支都大得驚人。美國的軍費開支一直處于上升趨勢。現在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5%。美國人均軍費開支為2270美元。多數歐洲國家大大低于1000美元。如果再加上五角大樓之外的防務開支，美國2008年的軍費開支為8351億美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5.9%，人均2700美元。美國目前的國債是12.7萬億美元”。“山姆大叔當前的凈負債，超過美國人的凈資產。”帝國面臨破產。（《參考消息》　2010年4月22日　）　　

綜上所述，在我們面前，擺放著三幅“美國圖畫”，構成三種“美國觀”：李銳在新近《炎黃春秋》所畫成的那幅“最新最美的圖畫”；馬克思恩格斯描繪的資本主義“喪鐘響起來了”、“兩個必然的圖畫”；乃至道格·班多的勾畫出的美國“帝國破產”圖畫。只要把這三幅“圖畫”簡單地比較、對照一下，那就鮮明地、尖銳地、活神活現地凸顯出李銳這個馬克思主義叛徒和資產階級的奴仆的丑惡嘴臉。　　　

三、   污蔑中國“封建專制主義”只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老調重彈 　　

值得注意的是，李銳在概述自己的“新美國觀”時，為何要援引毛澤東1958年《介紹一個合作社》中說的“一張白紙好畫又新又美的圖畫”這句話？顯然是包含著險惡的用心。　一方面，借以肉麻地吹捧和宣揚美國；一方面則是藉以惡毒諷剌和詆毀中國。他在字里行間流露出那一幅得意的狡詐鬼臉，大家看：毛澤東提出要畫最新最美的圖畫，可自己沒能畫成，倒由美國畫好了。　　

李銳在《學習》中咒罵新中國實行“封建專制主義”，并且惡狠狠地胡說這就如同“邪教”。他說：克林頓在西安說，不是我領導美國，是美國人民領導我，“這一句話說明美國跟中國不一樣”。怎么“不一樣”？美國原是“人民的民主資本主義”，真正的“以人為本”，實現了“民主和科學的理性原則”。與此相反，“中國自古以來的政治文明，‘三綱五常’的傳統，居高臨下，大家養成眼睛向上的習慣。中國共產黨執政后，更是凡事都要有領導，領導尤其是一把手說了算，大搞個人崇拜(英語里的個人崇拜—persomal cult,同邪教是一個詞)。這就不是‘以人為本’，更不是民主和科學的理性了。”　　

應當指出，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李說一直咒罵新中國實行“封建專制主義”，只一過這一次更加惡毒，把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污蔑成“邪教”罷了。只不過此類攻擊和污蔑，中國人民感到很耳熟，原來這只是60年前美國帝國主義咒罵中國的老生常談！　　　

毛澤東早就回敬了美國帝國主義對我政府的這種無恥的污蔑和攻擊。　　

他在《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尖銳指出：“艾奇遜污蔑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極權政府’的話，也有一半是說對的。這個政府是對內外反動派實行專政或獨裁的政府，不給任何內外反動派有任何反革命的自由活動的權力。反動派生氣了，罵一句‘極權政府’。其實，就人民政府關于鎮壓反動派的權力來說，千真萬錯地是這樣的。這個權力，現在寫在我們的綱領上，將來還要寫在我們的憲法上。”（同上書，第1502頁）　　

　1949年6月3日　，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也曾指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污蔑人民政府是獨裁政府，‘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總之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全國人民“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向著帝國主義走狗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放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毛選》第4卷，第1475頁）　　　

他還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對于勝利了的人民，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樣不可發須臾東西。這是一個很好的東西，是一個護身的法寶，傳家的法寶，直到國外帝國主義和國內的階級被徹底地干凈地消滅之日，這個法寶是萬萬不可棄之不用的。越是反動派罵‘極權政府’，就越顯得是一個寶貝。”（同上書，第1502—1503頁）　　

這里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即國家的實質本來就是階級的工具，為什么從馬克思到毛澤東，敢于公開坦承，而資產階級及其幫兇無不極力掩蓋？這因為，他們各自所代表的階級不同。從馬克思到毛澤東，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多數專政少數”，手中有真理，理直氣就壯。而李銳一類不管把資本主義國家不管吹得如何天花亂墜，實質仍少數剝削階級對廣大勞動群眾的專政，理虧難為認賬。正如毛澤東所說：“資本主義國家正好相反，那里是資產階級專政，不許革命人民亂說亂動，只叫他們規規矩矩。剝削者和反革命者無論何時何地總是少數，被剝削者和革命者總是多數，因此，后者有專政就有充分的道理，而前者竟是總是理虧的。“（《毛選》第5卷，第158頁）　　

 “　　　

當然，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對廣大人民群眾，則實行最廣泛的民主，人民當家作主。李銳污蔑毛澤東領導的共和國前三十年全無“民主”。其實，有黨以來，哪一個人有毛澤東那樣實行廣泛民主的氣質和決心？哪個敢于提倡并長期實行“四大”？更不消說哪個敢像在文革中那樣號召紅衛兵全國“大串連”，同全國人民一道“造黨內走資派”的反？古今內外哪有這樣廣泛的民主？現在，毛澤東時代寫入憲法的人民的民主權利，如“四大”、“游行”被刪了，上訪“違法”，游行“有罪”，百姓被迫只好“集體散步”，這是多么強烈的反差！　　

所以，如今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都懷念共和國前三十年的民主生活。　12月6日　，《南方周末》發表了我國“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和科協主席周光召的專訪。他就深深懷念“那個時候，沒有上下級概念，沒有干部、群眾的區別，沒有知識分子和工人、軍人的區別，大家都是還可以一條心：要把核武器做出來。”撫今思昔，他感慨：“今天的科技界民主氛圍太少。缺乏學術民主的氛圍，往往是院士或領導一講話，就再也沒有人敢講話了。”　　

這是歷史真實的生動寫照！　　

星移斗轉，六十年過后，李銳一樣咒罵我國的人民政府是“獨裁政府”、封建專制，等同“邪教”。如此污蔑和詆毀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實在令人發指!　　　

四、   從“兩條路”到“一條路”乃徹底背叛之路　　

中國向何處去？中國的前途怎樣？世界會向哪里發展？　　

這對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來說，原本來清清楚楚、無庸置疑的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在《共產黨宣言》中，早就振聾發聵地昭告世界“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是不可避免的。”又說：“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馬恩選集》第3卷，第263、285頁）　　

　1957年11月6日　，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會上的講話》指出：“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這是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不管反動派怎樣企圖阻止歷史車輪的前進，革命或遲或早總會發生，并且將必然取得勝利。”（《文集》第7卷，第315頁）　　

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制度終究要代替資本主義制度，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世界；世界各國或遲或早都將走上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中國，乃至世界的發展前途，就是社會主義“一條路”。　　

這在我國，這是寫進憲法和黨章了的白紙黑字。　　

否定了這一條“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從根本上背叛了馬克思主義，背叛了社會主義，背叛了黨。　　

現在，我們且看近二十年來，李銳這個“老紅軍”、“老共產黨人”、十七大“特邀代表”，又是走的什么“路”呢？　　　

1993年5月，李銳第3次去美國，跑到加州大學圣地牙哥分校作“非毛反毛”的演講，在無恥吹捧資本主義道路的同時，還曾煞有介事地說什么：“我還要說這句話，要讓我選擇的話，我選社會主義，不選資本主義。”(《手記》第382頁)這一個“美麗的表白”，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怎么一個瘋狂的“反毛專家”、資本主義的狂熱鼓吹者，竟又公開宣稱如果要我選擇，“我選社會主義，不選資本主義”？這種“社會主義”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可暫不管。但李銳此時此刻在口頭上、表面上還是承認擺在中國和世界的前途有“兩條路”：社會主義的道路和資本主義的道路；美國之路也并非是全世各國必走的唯一道路。　　

然而，時過境遷，17年過后，李銳的《學習》一文，標記其“與時俱進”到了“新境界”。說什么：“中國的前途怎么看法”？世界的前途怎么看法？“中國的前途跟世界的前途一樣，因為整個世界在進步，中國不可能不進步。現在道路就只有一條了。本來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蘇聯道路，一條是所謂資本主義道路，現在只剩下這一條了。這條道路上，有的走在前面，有的走在后面可能往前走，大家都走在一條道路上 ”。　　

同一個李銳在17年后說：如果要我選擇：“我選美國資本主義”。世界上“本來有兩條道路，現在只剩只有一條了。”這就是美國資本主義的道路。世界各國，“大家都走在一條道路上。”　　

這樣一來，李銳就從“兩條路”走到“一條路”，美國資本主義的一條路，從17年年口頭“選社會主義”，走到公開的“選美國資本主義”，并且斷言世界各國“都走在一條道路上 ”。　　

。這“一條路”是一條徹底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和反黨的背叛之路。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以無產階級先進分子“類聚”。每個賞入黨宣誓：“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永不叛黨！”　　

我百思不解，為什么李銳這么個人既然公開宣稱中國的前途和世界的前途，只有美國資本主義“一條道路”，為何又要死死賴在中國共產黨內？　　

我更百思不解，黨中央又是何緣故不僅容許李銳一類賴在黨內，還在十七大請其“特邀代表”？　　

這究竟是為什么？為什么？為什么？　　　　　

201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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