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問題

劉國光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個主要矛盾首先還是在1956年黨的“八大”上提出來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新確認了這個主要矛盾，后來到了黨的“十三大”，引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概念，又把這個主要矛盾當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原來是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主要矛盾，現在又把他當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由于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大于落后的社會生產，社會生產的落后迫切要求我們聚精會神地加緊經濟建設，所以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黨、全國重點工作轉移決策的理論依據，轉移到以抓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搞以階級斗爭為綱。因此，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提法是很重要的。
    一、生產落后與產能過剩
    當前有一個理論上的疑難的問題——就是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國內生產能力大于國內的需求。這好像與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不符合，是和社會生產落后于社會需求的主要矛盾有點脫節，現實跟我們的理論相脫節。所以這樣的事情很需要政治經濟學從理論上來解釋、來說明。
    人民日益增長的需求是指什么需要，這需要可以是生理上、心理上的欲望。生理上我們要吃、喝、穿，心理上我們要看書，看戲、旅游，滿足精神上的需要。還有另外一種需要，即有購買能力的需求，這個有購買能力的需求不是欲望，而是有貨幣支付能力支持的客觀需要。欲望是主觀的，社會生產總是趕不上主觀欲望，由此就推動我們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如果需要不是指的欲望，而是指有購買能力的需求，那么社會生產和人民消費的需求的關系就要看什么社會制度了。
    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之下，社會生產和有效需求的關系，受到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矛盾的制約，就是社會化的大生產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性質的矛盾。一方面私人占有生產資料，一方面社會化大生產，受這一基本矛盾的制約，所以人們的有效需求總是落后于不斷擴大的社會生產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老百姓、勞動人民的需求，總是落后于不斷擴大的生產。因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常發生生產過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公有制的經濟和按勞分配的制度，再加上有計劃的、按比例的調節和綜合平衡，一般地說不應該發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的問題。但是在我們過去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因為有大鍋飯，有軟預算的制約，所以導致我們過去的經濟是一個短缺經濟。匈牙利的經濟學家科爾內說過，我們社會主義過去的計劃經濟就是短缺的經濟，社會上總是排隊、憑證購買，我們過去票證多達幾十種。所以這是傳統的計劃經濟的一個缺陷，但是無論如何社會主義社會一般不應該發生有效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不會發生這個現象。只會是需求過大、生產不足，不會發生反過來需求不足、產能過剩這個現象。這個現象是同社會主義本質、宗旨相扭曲的現象，社會主義怎么能夠允許生產浪費呢，生產過多了，東西賣不出去，這個現象社會主義是不允許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可以的，他牛奶倒到海里面，肉燒掉總是可以的。我們社會主義是不能允許的。
    現在的問題在什么地方，我們現在也發生需求不足，產能過剩，倒過來了，這個現象的問題在于，初級階段還是不完整的社會主義。我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除了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經濟成分之外，還允許私營企業、私人資本、外資企業等一些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存在和發展。因此，資本主義經濟規律的作用就滲透到我們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中來，就發生局部的生產過剩。我是這么解釋現在的產能過剩和內需不足問題的，不知道這樣解釋行不行。因為有私有制的存在，引起勞資關系的變化，引起收入差別的拉開，引起大多數人購買力不足。因此靠外需牽引著我們的增長，靠外需來支撐，不是靠內需。內需是不足的，內需為什么不足，因為有這些資本主義的因素。我是這么考慮的，大家看看是不是這么一回事。但是由此也可以得出了一個結論，要避免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人們有購買能力的需求和消費落后于社會主義生產的矛盾，我們還需要在經濟發展中多發展社會主義的因素，限制資本主義的因素才能夠做到，不然的話做不到。現在資本主義因素的影響，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允許它的存在和發展的，但允許要有個限度，這是一個問題。
    這次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是資本主義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在這次的經濟危機過程當中，中國為什么被卷進去了，過去蘇聯在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的時候沒有被卷進去，我國過去好幾次都沒有卷進去，就這次卷進去了，為什么呢？就是因為現在初級階段有資本主義的因素存在，資本主義因素大量地滲透到我國經濟中來了。但是中國在這次危機當中表現得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好，我們先復蘇了，恢復得比資本主義國家快，這又是為什么呢？這是因為同時我們還有強大的社會主義因素存在，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個從道理上講得通，我是這么考慮的。從政治經濟學角度，我把這個問題提出來，讓大家考慮考慮。這是一個問題。
    二、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就是社會需要大于社會生產，而不是內需不足的問題。這個主要矛盾決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這個經濟建設、經濟發展要做什么事情，我們要把它說清楚，簡單地說就是兩件事情，一件是要把蛋糕做大，把我們的經濟實力做大，國力做強。另外一方面，同時要把蛋糕分好，要做好分配，一方面要把蛋糕做大，一方面要把蛋糕分好，讓大家共同享受我們的發展成果。經濟建設應該包含這兩個方面，我想應該是這樣的。我們過去30多年大部分時間是放在蛋糕做大上面，沒有把它放在蛋糕分好上面。這是一個缺陷，當然這也有道理，因為我們國家窮。先把蛋糕做大，然后等到我們現在蛋糕慢慢的大了，再把蛋糕分好，這也說得過去。人們說把蛋糕做大是政府的責任，把蛋糕分好是政府的良心。那么在蛋糕沒有分好的情況下，政府就沒有良心嗎？不能這樣說。應該說這都是我們政府的責任，不是良心的問題，是個責任問題。但是政府在前一階段不可能把這個蛋糕又做得大，又切得好。所以前一階段我們要把這個蛋糕做大，到了一定的時候，就要兩者并重，同時既要做大更要分好。社會主義要把分好蛋糕放在更加注重的地位，因為我們社會主義是大家共同分享，不是少數人侵吞發展的果實。同時不這樣做也不行，不這樣做怎么能進一步做大蛋糕。不這樣做，老百姓的不滿意程度多起來，大家的積極性發揮不出來，蛋糕也沒辦法做大。現在已經到了兩者并重的時候了。所以政治經濟學應該強調我們現在已經到了這個時候，到了這個時期。因為按照鄧小平同志1992南巡談話的精神，在上個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突出的提出和解決貧富差距問題。上個世紀末他是講基本上達到小康水平，不是全部達到小康水平，那時就要突出地提出解決貧富差距。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不就是分好蛋糕的問題嗎？那么就是說從20世紀、21世紀之交開始我們就應該在做大蛋糕的同時，從2000年左右就應該開始注意分好蛋糕，并且把后者放在經濟工作的突出地位，這是鄧小平同志講的。那么現在兩極分化的趨勢，就是向兩極分化的方向發展，遠遠比2000的時候嚴重得多。我前幾年寫文章一直在講現在還不好說兩極分化，由于種種原因我就不去講了。但是現在比那個時候嚴重得多，現在的基尼系數已經到0.5左右了，所以更應該把分好蛋糕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經濟建設工作中心的重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把蛋糕做大，一個是把蛋糕分好。我們現在到了這個時候。不是說現在不要再做大蛋糕了，還是要做大蛋糕，但應該把中心的重點放在扭轉解決兩分化極趨勢問題方面。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這兩者都很重要，但是分好蛋糕到現在這個時侯講起來應該是更重要。所以中心的重點應該是這個問題。我今天提出來的這個問題是過去沒有提出來的，不曉得大家同意還是不同意，可以討論。不能說重要的只是做大蛋糕，這跟社會主義性質不符。資本主義也做大蛋糕，人家的蛋糕做得還比我們的大。我們社會主義分好蛋糕很重要的。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既是全體人民切身關心的問題，也是符合社會主義的本質、宗旨。鄧小平說分配問題大得很，比生產問題更大，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更困難，分配問題比發展問題更困難。所以這個事情不是小事情，大家研究的還是不夠。這就是說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更難，這就是鄧小平同志講話的意思。不曉得我們注意到這句話沒有，所以需要我們全黨高度重視，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的問題更難，就是分好蛋糕比做大蛋糕還要困難。所以我們要細心研究這個中心之中的重點大難題。解決這個大難題，我們政治經濟學有很大的責任。這是我講的主要矛盾問題的第二點。
    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我還要再講一點，就是主要矛盾跟次要矛盾的問題。我們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是社會需要大于社會生產。但是，是不是能說初級階段階級矛盾、階級斗爭不存在了?說是次要矛盾可以，但是不能說不存在了，在某種條件之下，階級矛盾、階級斗爭可能激化。比如說在“六四”，那是激化。當前很多論述，很多文章，不提階級，不提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變相地宣揚階級消亡，變相地宣揚階級斗爭熄滅的理論點，這是不正確的。因為這不符合我們黨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不符合鄧小平的講話精神。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仍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這是鄧小平講的，毛澤東講的更早。在哪些范圍長期存在呢？首先在政治思想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存在，這是很明顯的。這個毛澤東早就指出來了，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當時認為剝削階級沒有了，現在看剝削階級又有了，當時是沒有了。現在不能這么說了，誰敢這么說現在剝削階級沒有了。社會主義改造成功以后剝削階級基本消滅，那時候毛澤東就講在政治思想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存在激烈的階級斗爭。現在我國很時髦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民主社會主義思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普世價值的思潮等等，還有“六四”風波，06年的西山會議，《08憲章》等等，不都是階級斗爭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想領域的表現嗎？大家說是不是？這么多事情，不能說沒有階級斗爭。我們回到經濟領域，剝削階級存不存在，現在不僅在私有企業存在勞動和資本的矛盾,勞動人民受中外私人資本的盤剝、剝削壓榨、低工資、血汗工廠，還有此起彼伏的勞資糾紛，深圳的“富士康”等等。而且在某些所謂異化了的國有企業當中，隨著工人階級的重新被雇傭化，工人階級不是主人了，工人被雇傭勞動，也可以看到在一些國企當中，高管階層和普通職工的對立。政治經濟學不應回避對中國新資產階級客觀存在的兩面性做科學的分析，只講他們是社會主義建設者的積極的一面。這一面是應該講的，他們確實是社會主義的建設者，紅色的私營資本家，是堅定的社會主義建設者，這個應當承認，我們應該創造條件允許他們來發展，使他們得到發展。如果只講這一面，不講資產階級有剝削性的一面，甚至回避新資產階級的名稱，那還稱什么科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能夠這樣子嗎。政治文件為了策略關系是可以這么講的。政治經濟學我們講科學，是不可以這么講的，不然這還是什么科學。所以客觀地分析初級階段的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門科學義不容辭的、責無旁貸的責任。不錯，我們需要社會和諧，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的性質是非對抗性的，它的解決不需要像資本主義社會那樣采取激烈的階級斗爭方式，而是可以依靠社會主義制度自身的力量，在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自我改革當中得到解決。但是如果根據這一點我們就淡化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慢慢地變相地宣揚階級消滅論和階級斗爭熄滅論，這種理論只能夠掩蓋和縱容別人明目張膽地不斷地發動他們對勞動人民的階級斗爭，并使代表勞動階級的共產黨在這種客觀存在的階級斗爭面前陷于被動、不利的地位。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的嗎？但愿不是。
    注：（本文根據劉國光2010年9月18日在河北經貿大學舉行的“國經濟規律研究會第20屆年會暨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與經濟規律理論研討會”上主題發言錄音整理。）
    （《環球視野》第3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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