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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是歷史的英雄—評炎黃春秋“四千老干部民主評議”

阜遠 · 2010-04-28 · 來源:烏有之鄉
《炎黃春秋》 收藏( 評論() 字體: / /

2010年第4期“炎黃春秋”上刊載了一篇名為《四千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黨的若干歷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的文章。(http://www.yhcqw.com/html/qlj/2010/49/F998.html)讀了幾遍,心情久久不能平靜。該文在不遺余力地將毛澤東拉下“神壇的同時,卻點著鼻子斥責他沒有神通。所用語言之尖刻,所舉理由之荒誕,所恃哲學思考之淺薄,固然讓智者哂笑,但卻也可能迷惑一些歷史虛無主義的青年——尤其當此文被作為史實轉載在“鳳凰網”后。為正視聽起見,筆者不得不寫文批駁。  

姑不論政治光譜的左、右,筆者以為凡是崇敬我們民族百年來可歌可泣的奮斗史的人士,都會對《四》文的讕言感到憤慨。因為確如英國歷史學家卡爾(E. H.Carr)所說:“危險并不在于我們要去掩蓋革命歷史中的巨大污點,去掩蓋革命帶給人類的痛苦代價,去掩蓋在革命的名義下犯下的罪行。危險在于我們企圖完全忘卻并在沉默中無視革命的巨大成就。”(轉引自莫里斯.邁斯納Maurice Meisner: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  

在此文中,筆者并不試圖全面地評價毛澤東波瀾壯闊的一生,這固然因為筆者能力之限,更因為“冒犯”“1981年決議”是一件得不償失的冒險。但筆者深信,不遠的將來、在左翼團結的基礎上、一個客觀的對毛澤東的評價將會形成,并且這一客觀的評價將會成為更大團結的基礎。  

   

一、《四》文內容的歸納  

該文名為“大討論記略”主要地就是通過回憶當時參加討論會的老干部的發言,遠遠超過“1981年決議”地非難毛澤東。如果概括大概,筆者認為《四》文主要想向人們灌輸的有3大點:1文革前17年和文革10年,一直存在著一條強勢的錯誤的“左”傾路線,毛澤東是其總代表;2毛澤東的錯誤思想和其正確思想很難分清,從毛澤東的思想中已經提煉不出較正確的“毛澤東思想”了,也自然無法以之為指導思想;3毛澤東發動文革不是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預謀有意識地整人,以整人開始,以整人告終。在此3大點下,還有很多小問題,比如毛澤東的唯意志論、毛澤東的個人品質問題、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認識的錯誤,等等。用語尖酸,駭人聽聞,什么“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面”,什么“歷史上最大的暴君”,什么“機會主義者、專制主義者”,什么“拒諫愛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甚至毛澤東愛看線裝書,毛澤東和毛澤覃兄弟打架都成了他封建帝王“本色”的佐證。凡此種種,讓人不忍卒引。尤其是將毛澤東稱為機會主義者,恐怕在人類歷史上還是首次!  

當然“1981年決議”最終沒有采取他們的意見,因為那樣“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四》文對此耿耿于懷,最后在余論中說,雖然討論本身是“暢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討論會” 但“多數人意見并沒有被后來正式通過的決議所采納”。言下之意就是“1981年決議”是威權壓倒民主的決議。又說“因為那時候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沒有達到現在認識的高度。”就是說今天回頭看,他們的看法都是真理了,并且是被歷史驗證的真理了。民主在口,真理在胸,自以為他們對毛澤東的評價,別人想不接受都不行。是嗎?  

不客氣地講,你們錯了!  

   

二、民主討論、民主評價毛澤東的問題  

真正的左翼應該信服馬克思和列寧等革命導師一再堅持的,民主是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民主就是目標之一而非僅僅是手段。所以真正的左翼絕不憚于民主地討論和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不過,這種民主,應該是社會主義的民主而非雅典奴隸主式民主。社會主義的民主本應該無論在質的方面抑或量的方面都勝過歷史上一切民主形式。但歷史的發展往往是螺旋形的,所以具體社會主義民主的良好模型,還待來日的實踐。不過可以設想,那一定是包含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實質民主。  

毛澤東是革命的黨的締造者和長期領導者,也是人民的國家的締造者和長期的領導者。可以說他既是中國的列寧,又是中國的馬克思。他自認屬于黨,也自認屬于人民。人民也始終愛戴他為人民的領袖。那么對這樣一位人民的領袖的評價,人民要不要有發言權呢?按照《四》文所說,幾千名與會者被選擇出來——甚至不是選舉的,他們暢談一番毛澤東的功過,如果他們的整體意志通過了,就叫發揚了民主,否則就是沒有民主。請問,這是誰的民主?是干部的民主,還是人民大眾的民主?  

這是第一個問題——形式的問題,以下進入實質話題。  

   

三、所謂“左”傾錯誤路線的問題  

不可否認,自1949年后,在治國理政中,毛澤東有一條逐漸形成但又一以貫之的路線。這條路線和黨的路線既不是完全重合,也不是完全平行,是糾纏交織的關系。這條路線后來被歸納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受到了全面的否定。筆者理解,該理論的核心思想有兩點,1是階級斗爭持續論,2是不斷革命論(以下簡稱“兩論”)。無疑這條路線形成于文革前,集中體現于文革中。所以那種對毛澤東的路線,撇開“文革”談建設或者撇開建設談“文革”的,都不科學。同樣地,應該講,這條路線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并不是毛澤東個人拍腦袋想出來的。有人說,談毛澤東路線的國際背景,“是把自身的錯誤歸咎于國外原因”。那完全是無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曾是個整體的史實。筆者認為,恰恰是國際共運中的經驗,尤其是蘇聯的經驗,促使毛澤東形成了“兩論”。  

熟悉國際共運的人士都應該清楚,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不符合馬克思的設想。馬克思本來預言,只有西歐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國家才可能發生社會主義革命。但列寧卻從理論到實踐闖出了一條新路。不過列寧(包括托洛茨基)原本設想的,也是蘇俄革命成功后,輸出革命,引起歐洲的烽火,再靠歐洲支援俄羅斯的生產力發展。結果這條路失敗了。那么就面臨著在一國能否建設社會主義,以及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列寧短暫嘗試并迅速廢除了戰時共產主義,之后開始推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某種意義上,就是先發展資本主義再以此為基礎建設社會主義。因此新經濟建設被精英們稱道。  

列寧去世后,斯大林開始一種不同的實踐,那就是公有化和工業化的嘗試。斯大林的成就極大,“約.維.斯大林出生時,俄國還用木犁耕地;但他離世時,這個國家卻已經擁有了原子彈。”(丘吉爾)若沒有斯大林和蘇聯,中歐可能會被納粹重新拖入漫長的中世紀。與此相比,卡廷簡直就不算個事兒。但他造成的問題也很大。在斯大林的認識中,建設社會主義必須以高度工業化為基礎。他和聯共(布)如此重視工業化,以至于工業化成了目標本身而非建設社會主義的手段。工業化需要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工業化需要技術精英,這些階層在蘇聯都形成了。蘇聯是如此重視官僚,斯大林甚至提出了“干部決定一切”的口號;蘇聯是如此重視精英,當時蘇聯各行業、各領域的精英——如文學界的法捷耶夫都,被高比例地吸收到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里。在蘇聯,本該逐步消失于社會主義的城鄉、工農、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三大差別”進一步擴大了。比起“三大差別”,更重要的是蘇聯官僚體系(包括精英)和人民的差別,官僚體系中等級的差別,在驚人地擴大。此外,政治迫害大行其道,官僚的腐敗初現端倪——加里寧愛用公款向女明星贈送高級皮毛衣服是有名的。毛澤東評之為“貓鼠關系、父子關系”。  

將蘇聯的現象進一步抽象化,就形成“熱月反動”的概念。那是指“社會大革命總是對未來完美社會秩序的烏托邦憧憬所推動,但革命一旦結束,這種輝煌的烏托邦憧憬也就隨之消失。”“革命勝利后的政治、經濟形勢迫使變成了統治者的革命家們同現實和舊傳統妥協。革命勝利后烏托邦的社會目標成為形式化的象征,人們還利用它來使新形式的社會不平等和政治壓迫合理化,這些都是革命中常見的現象。”(莫里斯·邁斯納:烏托邦的形式化-毛主義時代后的中國馬克思主義)  

在毛澤東看來所謂“貓鼠關系”也好,“熱月反動”也好,在中國也有。“社教”時,毛澤東就說“現在用幾盒香煙就可以把一個黨支部書記給賄賂了。如果把女兒嫁個一個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了。”(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不僅有,而是多少基層政權已經爛掉了的問題。不僅在基層有,而且“在座的就有”。按此邏輯,革命必須持續,而階級斗爭也必須常抓了。這就是毛澤東建國后路線的由來了。  

對此,有人評價說:“社會主義社會中本來仍存在種種矛盾,特別是當權的干部和群眾的矛盾,但把問題看得越來越嚴重,就越來越脫離了實際。到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他已認定:黨中央已出現了修正主義,中國已面臨資本主義復辟的現實危險。這個估計就完全錯誤、完全不符合實際情況了。”  

(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3卷)  

孰是孰非,歷史自會給出定評!  

但就算毛澤東在建國后的路線是錯誤的,要如此理直氣壯地批評他的話,至少需要存在一條和錯誤路線斗爭的正確路線吧?事實是,從來沒有過那樣的路線——個別的抵制是有的。劉少奇曾被作為反毛澤東路線的代表批判,但他自己都不承認自己有什么路線。比如,認為三分之一的基層政權不在“我們”的,是“四清”階段全黨高層的判斷。黨的一線負責人劉少奇對斗爭基層政權可謂不遺余力。又如,在洛陽拖拉機廠蹲點的第八機械工業部部長陳正人給薄一波寫了封信,說“開始發現了廠里從不知道的許多嚴重問題。這些問題,如果再讓其繼續發展,就一定會使一個社會主義的企業有蛻化為資本主義企業的危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薄一波批示:“這是個問題。所以成為問題,主要是由于我們多年來沒有抓或很少抓階級斗爭的緣故。”毛澤東就勢提出了:“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的觀點。(羅平漢:“文革”前夜的中國)可以說,用階級斗爭的方式解決生產中的問題,老革命可能蛻變為官僚主義者繼而蛻變為資產階級,這些觀點都不是毛澤東個人的發明。而當這些被宣告為錯誤后,卻又要求毛澤東個人為此負責。毛澤東領導革命成功,那是大家的功勞,否則毛澤東逝世了,怎么《四》文的作者等人還兗為公卿、封妻蔭子呢?但錯誤就是“主要還是毛澤東犯錯誤嘛”!貪功諉過,到了什么程度!  

倒是威望不低、功績不小、被整得更慘的黃克誠反而說了幾句公道話。他說:“在我們這樣一個貧窮落后、人口眾多的大國搞社會主義,實在是一件艱巨的事業。直到今天,在我們面前還有很多未被認識的問題,我們仍在不斷摸索,也還會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關于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  

   

四、發動“文革”的原因  

行文到此,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就呼之欲出了。筆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就是想解決自己意識中的“熱月反動”,而絕不是什么權力斗爭和整人。這方面,金沖及有很好的論述,他說:  

“毛澤東迫切地期望能實現并保持一個公正、平等、純潔的社會。他認為現在中國的社會主義社會中依然存在許多‘黑暗面’,特別是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系方面,一些問題還在不斷發展。在他看來,這些問題只有依靠放手發動群眾來解決,‘文化大革命’正是他所想找到的那‘一種形式,一種方式’,一旦‘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就可以充分揭露并消除這些‘黑暗面’,實現他所理想的那樣的社會。為了防止國家改變顏色,他覺得亂一陣也不怕,付出些重大代價也是值得的。這就是他所說:‘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  

“西方有些學者(實際上不只西方、不只學者)喜歡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歸結為‘權力斗爭’。這種看法,客氣一點地說也只是主觀臆測之詞,并不符合實際:一來,當時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澤東的巨大威望和‘權力’挑戰;二來,毛澤東當時如果要打倒某個或某些人并不困難,根本用不著‘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群眾’進行這樣一場“文化大革命”。  

(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3卷)  

其實,確如黃克誠所說,如果毛澤東及早引退,頤養天年,不去礙一些人的事,那他定會封為世界上完美的大革命家。但是他晚年的雄心壯志仍非常之大,想要為人民做事情。“詩言志”,他說:“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岡山。”“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水調歌頭)他又說:“忍將夙愿,付與東流?!”(訴衷情)對身邊的工作人員,他說的更直白: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作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很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再走回頭路。”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毛澤東傳1949-1976)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這是怎樣一種對歷史和人民的責任感啊!它穿越時空,讓一切愛國者感動。  

除了歷史責任感,毛澤東還有強烈的殉道者情結,在另一首不甚為人知悉的《念奴嬌·井岡山》中,他說:“猶記當時烽火里,九死一生如昨。”在漫長的革命斗爭中,包括自己的發妻、冢子、兄弟、密友在內的大量同志犧牲。毛澤東甚至對自己還活著感到驚奇,他對斯諾說,“看來死神對我不感興趣。”(Interview with Mao)這么多人都死了而我卻還活著,幸存者的這種意識使毛澤東肩負的革命使命具有神圣的性質,產生了宗教式的獻身感——即他的命運就是帶領追隨者完成他們的革命使命。其他人即使沒有毛的這種特殊使命感,也都有著類似的經驗,對人員的巨大傷亡感到痛心,銘記活著的人應盡的義務。把革命斗爭進行到底的特殊使命感,就是這種精神的體現。只有這樣,才能使無數犧牲烈士的鮮血不至于白流,隨時為革命而獻身的準備不至于無謂。  

“兩論”的理論指向,對形勢的嚴重估計,對歷史和人民的責任感以及強烈的殉道者情結,就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了吧?  

接下來,筆者想談一下“文革”失敗的意義。  

近年來,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哲學很流行,“存在即合理”幾乎被當作真理傳誦。由此引申,“文革”既然失敗了,那么也就是不合理的。但“存在即合理”只不過是一種對科學的假設,而非科學本身。筆者認為,存在當然有其邏輯依據,因此是合理——合乎邏輯的;但存在未必有益于人類,未必符合客觀的發展趨勢,所以不能一概認為合理。顧誠先生在《南明史》“序言”中說:“必然性只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其間可能出現短期的逆轉和曲折。至于統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屬于偶然因素。只不過人們太習慣于把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就本質而言,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顧’沒有多大區別。”這才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因此,“文革”的失敗不過30多年,何謂歷史的必然,還得留待歷史回答。  

但筆者想著重強調,“文革”失敗了,它沒能達到自己的既定目標。這部分地因為這些目標的現實不可實現性,部分則要歸咎于毛澤東的妥協。尤其在晚年,他對“文革”只要求一個“三七開”的形式上的肯定,以及“不翻案”的承諾。毛澤東內心如此糾結。“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展開后,鄧小平向他寫報告,提出仍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毛澤東批示:“暫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過一會再說。” “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已經開始,但中央日常工作以至批判鄧小平的會議仍由鄧小平主持,這實在是很少見的事情。(金沖及:二十世紀中國史綱第3卷)但對“文革”中所出現的失控的暴力,對知識分子的凌虐,對文化的破壞,毛澤東無疑應該承擔領導者責任,因為他是“文革”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得知毛岸英的犧牲,毛澤東動情地說:“誰讓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今天,筆者苛求毛澤東,想說:“誰讓他是毛澤東呢!”人民愛自己的領袖,會從心理原諒他的失誤,同時嚴格解剖他的失誤。苛求的目的不是為了打到,而是為了借鑒。  

   

五、唯意志論和歷史進步的原因  

唯意志論用來解決終極問題,無疑是錯誤的。  

馬克思絕不是唯意志論者。列寧也不是唯意志論者,列寧痛心于俄羅斯生產力的低下,把農村看作落后和愚昧的堡壘。  

毛澤東是否是唯意志論者,卻頗為可疑。他有時候非常務實地計算中國的鋼產量,來衡量中國有無成為國際共運首腦的可能。但更多的時候,他卻鼓勵人民,中國一窮二白,窮得好,白得好。可以說應該認為毛澤東具有唯意志論的濃重傾向。  

筆者想,這個需要分3個層次看。1乃是毛澤東個人特殊的經歷。他自己本就是一個一窮二白的農村少年。他成長為領袖的導師,其個人的稟賦和性格,無疑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早在1915年,毛澤東只有22歲,他未來的岳父楊昌濟就評價他:“渠之父先亦務農,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他的確是天才。2在漫長的革命生涯中,尤其是長征中,毛澤東及其戰友們,一再證明了決定戰爭勝敗的不是武器,而是掌握了武器的人。那么他們自然也會引伸出,決定生產力發展的不是技術、物質等外在條件,而是掌握了外在條件的人的結論。3一窮二白,的確是國家的現狀,若不鼓勵人民發揮主觀能動性,難道告訴人民需要長期爬行在帝國主義國家后面嗎?  

必須指出,第2個層次,人決定生產力的結論,在生產力的發展歸根到底需要人來推動的層面,是正確的,而且具有巨大價值。馬克思曾經指出:“有一種唯物主義學說,認為人是環境和教育的產物,因而認為改變了的人是另一種環境和改變了的教育的產物,——這種學說忘記了: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恩格斯:馬克思論費爾巴哈)。在馬克思看來,“新人”的出現,是一個新社會到來的諸多前提之一。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按照某些學者的教條,我們必須坐待經濟發展到一個很高的(沒有明確標準的)水平,坐等社會主義的實現,才能稱為馬克思主義的話,馬克思本人首先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完全可以做律師,做工廠主,去推動生產力的發展,但他選擇做一個變革社會的革命家。  

與“唯意志論”截然相反的,就是“唯生產力論”。唯生產力論的核心觀點就是,一切社會的進步需要生產力發展的賜予,人的覺悟如此,民主、公平和自由亦如此。這其實就是蘇聯的正統思想。當人們看一下蘇聯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官僚集團專制完全成形,到90年代轟然倒塌,就可以設想其他推行“唯生產力論”的國家會是怎樣一個社會效果。  

馬克思指出那種認為個人的人格和意志,單純是環境,尤其是生產力的產物的理論,“必然會把社會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駕于社會之上。”(恩格斯:馬克思論費爾巴哈)而事實正如偉大的哲學家的預言,凡推行“唯生產力論”國家,一定產生龐大的權貴階層和“威權主義”的意識形態。  

單純的生產力(經濟)發展和人類的進步、幸福無關,這個道理是如此普遍而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新加坡學者鄭永年說:“并非所有類型的經濟增長都對社會有利。”(中國“圈房運動”弱化執政黨社會基礎)自由主義學者秦暉則說得更直:“學者們認為‘威權體制’下的經濟增長將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暫階段。他們從來不想,不去自己爭取權益,不去推動制度民主化建設,不去抨擊社會的不公,難道自由民主與公正會隨著‘經濟增長’像天上掉餡餅一樣落到國民手里嗎?遠看歐美各國,近看臺灣、韓國,民主化進程都是血與淚凝成的,好東西不會光顧睡大覺的民族。不去追求民主,哪來的民主?不去追求自由,哪來的自由?不去呼喚平等,哪來的平等?企圖等著經濟發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話,沒看見別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不挖渠,水到了只會把人淹死。”(極左、左派、右派、極右的區分與現狀)這也是本文的結論。  

   

我們今天談論毛澤東,不是因為他需要我們辯護;而是因為我們需要他指引。發現真理,需要智慧;跟隨真理,則需要勇氣!(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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