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分田到戶”，剖析“砸工人鐵飯碗”
 
作者：學與思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點擊數：2904    更新時間：2008-10-27      熱 薦   【字體：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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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分田到戶
分田到戶可不是資改派的發明，也不是劉少奇的發明，甚至根本就不是現代人的發明，而是兩千多年前的農民起義軍的發明。令“耕者有其田”從來都是農民起義的最好旗幟。就連中國共產黨打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也是高舉著“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幟。這面旗幟成功地動員了億萬農民投入中國工農革命戰爭，并且建成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

在新中國建立三十年后，資改派再次打出“分田到戶”的旗幟，是為了什么呢？

按照資改派及其追隨者的說法，是由于人民公社束縛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民們不愿意再被囚禁在集體化制度中，他們要拿回土改時分給他們的土地，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

聽到資改派如此說法，使人立即想起了資改派的“老搭檔”、“老上級”劉少奇的表演。58、59年他還把人民公社稱作“共產主義”的細胞，還號召人民“跑步進入共產主義”，還計劃十五年超過美國，61、62年就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不僅反對人民公社，而且要徹底取消集體化農業制度——鼓吹分田到戶了！我沒有關于當年資改派是如何配合他的“搭檔”、“上級”的資料，可是網上可以查到文革中資改派高調贊揚文革，贊揚毛主席的社會主義道路的資料。對照那些資料來看資改派的“到了崩潰的邊沿”和其“分田到戶”，一張奸詐、丑陋的面孔立即浮現在我們面前。

拋開資改派的低下人格不說，我們來剖析其“分田到戶”的政治含義。

毛主席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盡管資改派聲稱沒有人知道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么樣子，可是凡是多少有一點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都知道：社會主義制度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這里實際上有兩個“專政”。一個就是“人民民主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和其他勞動大眾民主執政的，對資產階級和其他反社會主義分子實行專政的政治制度；另一個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的經濟“專政”——政府致力于發展、壯大公有制經濟，壓縮、消滅私有制經濟。

毛主席的共產黨在創立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時沒有照搬蘇聯的經濟改造模式，特別是對農業的改造。蘇聯是直接沒收地主、富農和所有農民的土地，建立集體農莊，實行類似于工廠的管理方式，一舉實現了農業的公有制改造。這種方式超越了多數農民的覺悟程度，不僅遭到了地主階級的武裝反抗，而且引起了部分農民的激烈反對，對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鞏固造成了惡劣影響。

中國是通過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的漸進式合作化道路，從小私有農業一步步過渡到公有程度更高的集體所有制。這是個具有深遠意義的創造。盡管由于黨內的官僚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幼稚，人民公社的路走得并不理想，可是她在興修水利，改土造田，興辦工業、商業與金融，發展成人與兒童教育，創建農村醫療體系等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抹殺不掉的。

更重要的是，人民公社的集體化道路體現的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社會主義發展方向。所有自稱共產黨人的人都不能否認消滅私有制是消滅剝削與壓迫的必要條件，是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要前提；因此，無論你是否知道社會主義應當是什么樣子，堅持發展公有制經濟，逐步壓縮，直至消滅私有制經濟是必須堅持的。背離了這個基本的立場，就不再是共產黨人。

資改派借“分田到戶”毀滅了中國的集體化農業，把幾億農民重新拉回到小私有經濟的軌道。不走社會主義的路，作為小私有者的農民將走向何方呢？三十年的“改革”都已經充分證明了他們只有兩條路可走：或者成為資本家，走上剝削階級的路；或者淪為“打工仔”，走上被剝削的路。這兩條路其實就是一條路的“兩邊”，這條路的名字就叫資本主義。

也就是說，資改派堵塞了毛主席為中國的農民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打開了被毛主席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閉了的通往資本主義到路，從而否定了毛主席為中國的農民開創的社會主義大道，進而達到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方向的目的。——這就是資改派的“分田到戶”的政治本質之一。

資改派的“分田到戶”的政治本質之二是：借摧毀農業集體化體制毀掉了人民民主專政的階級基礎——工農聯盟。

中國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是通過武裝“剝奪剝奪者”建立起來的，她必然遭到剝削階級的仇恨與堅持不懈的反抗。盡管剝削階級人不多，但是這種仇恨與反抗是強有力的，原因就在于他們擁有文化上的優勢。這里所說的“文化”不僅僅指“知識”——盡管“知識就是力量”，最重要的是幾千年的私有制經濟在人民思想深處的烙印，這種烙印時時刻刻引誘著普通人去追求出人頭地，追求發財致富。那些向往出人頭地、發財致富的人們就是剝削階級復辟的天然同盟軍。所以，在社會主義時期，工人階級即使奪得了政權，在政治上仍然處于弱勢。為了鞏固社會主義制度，工人階級必須建立最廣大的“統一戰線”，團結盡可能多的人們共同走社會主義道路。除了工人階級，最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理想的是農民，是經濟、政治地位都很低下的農民。

工人階級是最少出人頭地、發財致富幻想的階級。因為他們除了自己的雙手一無所有，而且大規模的、分工極細的勞動也沒有給他們提供個人發財致富所需要的技能與心理訓練的機會。就是這個原因，他們才成為最向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階級，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說，無產階級才是最革命的階級。

中國的農民與工人階級相比是“小有產階級”，他們那“一畝二分地”就是能給他們帶來發家致富希望的基礎；自古以來農民就熟悉的集市貿易又給了他們商業經營的初級訓練；所以在農民的頭腦中出人頭地、發財致富的愿望遠比無產階級強烈。但是，他們畢竟一直處于是社會的最底層，與權貴、富豪、文人相比，他們一直就是“弱勢群體”，他們的發財夢幾乎沒有實現的可能。所以，在中國各階級中，農民是僅次于無產階級的容易接受社會主義理想的階級。正是基于這一點，中國共產黨才選擇工農聯盟作為其執政的階級基礎。

為了把農民組織到社會主義的建設大軍中來，必須把小私有者的農民改造成類似于公有制的集體所有制的農民，也就是要用農業集體化道路來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反過來說，農業集體化是建立、鞏固工農聯盟的必要條件。失去了農業集體化，就早晚要失去農民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支持，工農聯盟就必然要土崩瓦解。

“改革”的實踐已經證明了上述結論。當農民幾乎沒有抵抗就放棄了集體化道路，走上了奔向資本主義的出人頭地、發財致富道路時，工人階級就徹底孤立了。面對“政治精蠅”、“財富精蠅”、“文化精蠅”的復辟資本主義的“改革”，本來就缺乏足夠的政治自覺的，如今又孤軍奮戰的工人階級的抵抗又能有何作為呢？

所以說，“分田到戶”起到了一舉摧毀工農聯盟的作用，為打垮工人階級對他們復辟資本主義的反抗創造了極好的社會條件。

資改派的“分田到戶”的政治本質之三是：把毛主席通過人民公社組織起來的農民重新打散成“一盤散沙”。組織起來的人們不好對付，一個個互相分離的個體容易欺負。

“分田到戶”為即將大量產生的官僚資本家、買辦資本級和跨國資本家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廉價勞動力。有文章指出：“改革”已經使中國的農村呈現出一片“戰爭景象”。青壯年紛紛外流，只有老弱留在那二十幾年沒有什么變化的農村。外流青壯年農民的絕大多數都淪為“打工仔”，干著最苦、最累的工作，拿著最低的工資，生活條件最惡劣，最缺乏醫療保障，前途最渺茫。這一切都是當初資改派給他們“分田”的必然結果。那“分田到戶”分明是“釣餌”，而農民就是“魚”。現在“魚”在“鉤子”上苦苦掙扎，卻很少有人想到只有回歸集體化道路才能逃脫這悲慘的命運！

以上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站在毛澤東思想的立場上，站在真正的社會主義立的場上所做的剖析。可是“精蠅”們會不承認這個立場是正確的立場，他們會抬出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的立場來反駁上述剖析。

“精蠅”們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出發，認為“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追求財富是人類發展的基本動力，貧富分化是人類進步的必然結果。

對于自由主義這種出于豺狼本性的觀點是在沒有過多的話好說，只需指出：這種沒有脫離獸性的人群是無法理解共產主義的理想的，他們甚至不能想象博愛與奉獻的精神價值。

抬出民族主義來對抗社會主義的典型話語是資改派的“發展是硬道理”。那就是說，為了民族的發展、強大，需要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需要一部分人付出代價。當然，他不能明說是要官僚階級先富起來，是要工農大眾付出代價，否則農民如何能夠上鉤呢！

“分田到戶”果真能夠導致民族富強嗎？

回頭看一看鴉片戰爭時期，列強瓜分中國時期，日寇侵華時期，中國的農民不都是處于“分田到戶”的狀態嗎？一盤散沙的個體農民能夠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國家嗎？至少從歷史中我們看不出有什么希望。

那么，在一黨專政下“分田到戶”就能夠建設強大的、現代化的國家嗎？先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說的吧。

【1965年毛澤東重上井岡山，在　5月25日　送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下山的時候，毛主席大聲地問：“你是沒有忘記我在專列上的許諾吧。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基礎就會動搖，工業品賣給誰嘛！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了。”（馬社香：《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10月第1版，第151頁）

】

毛主席首先說：“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工業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

這不是個天才的預見嗎？“分田到戶”不過十年，中國的公有制企業就被貪官污吏們瓜分得所剩無幾了！現在公有制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足百分之十七，中國已經淪為私有制經濟的天下。

這就導致了毛主席指出的第二個后果：“兩極分化快得很”。現在處級以上官僚們的實際年收入通常在數十萬上下——還不包括索賄、受賄的收入，是普通工人一年收入的數十倍，更不要說那些官僚資本家了！現在的中國是：一邊是帶有室內游泳池和高爾夫球場的官僚別墅，一邊是三代人擠在不足三十平米的陋室中；一邊是整日花天酒地，一邊是撿垃圾掙學費！

當然，這些正是“精蠅”們理想的“發展狀態”。但是這種狀態果真有利于民族經濟的發展嗎？

正像毛主席指出的：“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精蠅”們期望的民族經濟大發展并沒有出現，反倒是一個畸形的，依附于帝國主義的經濟怪胎在中國出現了。如今帝國主義資本已經控制了中國經濟的約百分之六十，中國的裝備制造業上幾乎全軍覆滅，中國的所有工業幾乎全部依賴“引進技術與裝備”，幾乎完全失去了自己開發、創新的能力，中國的經濟已經淪為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難怪美帝國主義總是在中國政府面前耀武揚威，就在前幾天還不顧中國政府的反對，為繼續分裂中國賣給臺灣先進武器。

“分田到戶”給中國經濟帶來的再次殖民化，而不是現代化！

可以說，“分田到戶”是資改派在中國全面復辟資本主義打基礎的一步，是把中國再次推入半殖民地火坑的關鍵一步。

這就是“分田到戶”的政治意義！

剖析砸工人的“鐵飯碗”
資改派“改革”的第二個重大步驟是所謂的“砸三鐵”。這里所說的“三鐵”即“鐵交椅、鐵飯碗、鐵工資”。

“鐵交椅”指干部終身制，且只能上，不能下；“鐵飯碗”指國家職工的身份（工作的權力及享受一切國家規定的福利的權利）除非依法判刑，任何人不能剝奪；“鐵工資”是說毛澤東時代的工資制度缺乏靈活性，不利于調動人們的積極性。

按照資改派的說法，砸爛這“三鐵”是為了根治干部與群眾的“懶惰”，取代“三鐵”的是“競爭上崗”和“多勞多得”。

毛澤東時代的干部與群眾是否“懶惰”且不說，先來看看“砸三鐵”的結果如何呢？

首先，干部的“鐵交椅”變成了“金剛交椅”，更加“堅不可摧”了。毛澤東時代貪腐干部有兩怕：一怕上級的調查，二怕群眾的揭發。現在的貪腐干部安全多了，上級幾乎全部是下級“喂熟了”的，通常比下級貪腐更甚，所以不用擔心上級調查下級貪腐的問題，除非到了非“丟卒保車”不可的時候。群眾揭發的風險也大為降低了，因為群眾實際上很難找到一個真會處理干部貪腐問題的“衙門”。所以如今干部的交椅是“金剛”的！

砸爛了“鐵工資”，工資真的被官僚們“搞活了” ！官僚們是否“多干”了不得而知，可是“多得”了是不容置疑的！經理、廠長們的工資已經幾十倍、上百倍于工人的工資。“多得”還真的把官僚們跟著資改派干“改革”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改革”的最顯著成就是大批官僚資本家如雨后春筍般成長起來，工資——無論多少——對于他們來說已經是“基本不動”了。

相反，工人的工資降到了僅可維持生存的地步。毛澤東時代一個工人的工資可以供養五、六口之家，如今一個工人的工資勉強可以滿足兩個人的生活需要。工人階級成為名副其實的“弱勢群體”。

資改派的“鐵飯碗”也只砸了工人的飯碗，幾千萬工人“下崗”——失業的美稱；僥幸保住了工作的工人手中的飯碗也由“鐵飯碗”換成了“泥飯碗”，隨時可能被打破。再看看那些擁有“國家正式干部身份”的人們，特別是政府機構中的“公務員”們，手中的‘“鐵飯碗”，不僅沒有砸爛，反而大多換成了“金飯碗”了。連過去被人們羨慕的高級知識分子也自愧不如了，如今教授不如處長“值錢”就是鐵證。

看吧，資改派叫喊的是“砸三鐵”，確確實實上只是砸了工人的“鐵飯碗”。

下面就來剖析以下砸工人“鐵飯碗”的政治意義。

為了便于年青人理解這個問題，先簡要介紹一下何謂毛澤東時代工人的“鐵飯碗”。

在毛澤東時代，工人是國營企業的主人。為了確保工人的主人公地位，毛主席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其中最能集中體現工人的主人公地位的是“鞍鋼憲法”。

1960年3月中共鞍山市委向中央寫了一份報告，其中介紹了由黑龍江北安市的慶華工具廠干部和工人共同創造的，在鞍山鋼鐵公司推廣的一套國營企業管理制度。毛主席高度評價了這套制度，冠以“鞍鋼憲法”的美名，并且作為國營、集體企業的基本管理制度，向全國推廣。

“鞍鋼憲法”可以用七個字來概括，那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

“兩參”是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所謂干部參加勞動是指企業管理干部每周要有一定時間與工人一起進行生產勞動。這一方面是為了加強干部與工人群眾的相互理解與聯系，為了使干部能夠更及時，更準確地了解生產過程中和群中出現的具體問題，一方面為了方便工人隨時向干部提出合理化建議和批評意見。所謂工人參加管理主要是指職工代表大會制度，職工代表大會的職能主要是對企業領導工作的建議與監督作用，為此企業領導要定期向職工代表大會匯報工作。

“一改”是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由于我國建國初期的企業管理制度基本上是學習蘇聯的管理體制，最大特點是“首長負責制”。這個制度高度突出了“首長”的權力，而沒有給群眾參加管理留下余地，所以很容易造成官僚主義的滋生與發展。改革這套“蘇式”制度就是當時經濟管理制度改革的重要任務。當時除了蘇聯的經驗，我們還沒有其他經驗可以借鑒，所以 “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就是要根據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自創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創新就需要集思廣益，需要發動群眾與干部共同獻計獻策。干部從管理者的角度看問題，工人從被管理者的角度看問題，二者結合起來就能夠制定出最能同時夠發揮干部、群眾兩個積極性的規章制度來。顯然，在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方面，工人有發揮創造力的廣闊空間。

“三結合”是干部、技術人員和工人三結合的技術“功關”隊伍。在那是，凡是遇到生產、技術上的難題，總是召開由干部、技術人員和有經驗的工人參加的“諸葛亮會議”，同時發揮“政治動員”，“理論指導實踐”，“實踐中發現、解決問題”三個方面的長處。

從上述對“鞍鋼憲法”的介紹中可以看出，在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在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中不是雇傭勞動者，而是與企業的管理干部，與工程技術人員平等的成員；他們不僅享有不可剝奪的工作權力，而且享有參與企業管理的權力；因而他們都是企業的主人。

反對者會說，他們都是國家的“雇傭勞動者”。

要駁斥這種論調就要反問：誰是“國家”的主人？

如果工人階級不是國家的主人，那么這種反對意見就是正確的，反之，如果工人階級就是國家的主人，難道可以說是工人階級自己雇傭了自己嗎？

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嗎？從理論上論證可能難以說服那些在“改革”中成長的年輕人，所以下面把毛澤東時代與“改革”的今天工人的社會地位做個比較，從對比中理解毛澤東時代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看看他們是否配稱為國家的主人。

首先，毛澤東時代沒有失業的工人，或者說那是根本沒有失業者，甚至刑滿釋放人員也能得到及時的安置，使他能夠立即得到一份可以自食其力的工作。這是毛澤東時代不同于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最突出的特點。為此，毛澤東的政府不斷創辦各種規模的企業與事業單位，以滿足不斷增長的社會勞動崗位的需求。

毛澤東時代工人在企業中的工作權力是不可剝奪的。除非他本人要離開，或者他被依法判處了徒刑，任何人都并不能趕他出門。在這一點上，廠長、經理們與工人是一樣的。甚至可以說，國家對干部的管理更嚴格一些。當國家對干部的工作不滿意時，可以隨時撤換他們，甚至降職、降薪處分。對工人則只有批評教育，調換工作，沒有降薪處分。

第三，毛澤東時代的工人可以對企業的領導者提出批評與建議。他們既可以通過職工代表大會提出，也可以當面批評，更可以一紙“大字報”給他貼到辦公樓前。干部則不能“反制”，他們不能進行反批評，更不能打擊報復，否則等待他們的是“上級的處分”。

而資改派的“改革”一腳就把幾千萬工人踢到失業大軍中去，任其自生自滅。就是有幸保住了飯碗沒有“下崗”的工人，也必須小心看好領導的眼色，稍有疏忽就可能拿到一紙通知——“下崗” ！現在的工人還敢批評企業的那些官僚嗎？不想干了？

成為鮮明對照的是：各級官僚們仍然擁有“鐵飯碗”，不，是“金剛飯碗”。現在“國家”對官僚階層是愛護備至，寬容無限。除非被群眾抓住了尾巴，否則無論腐敗到何種程度，都可以繼續作威作福，橫行霸道。一旦腐敗罪行敗露，處理起來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貪污、受賄幾十萬不算什么過錯，上了幾百萬頂多判個有期，上了千萬也死不了，最好是自己趕緊外逃，大家都放心了。

毫無疑問，官僚階層是“改革”后的“國家”的主人！而工人階級只是他們的奴隸！

相比之下，毛澤東時代的工人的與干部的政治地位接近。如果那時的工人階級不是國家的主人，那么干部階層也就不是國家的主人。在毛澤東時代干部與工人階級的政治地位最高，如果他們都不是國家的主人，那么誰又配稱為國家的主人呢？

極右派會說：毛澤東是國家的主人。

對于這種出于對中國工農革命的極度仇恨，出于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極度仇恨，完全不顧事實的無恥污蔑，我們只能嗤之以鼻！

看看人民日報的論壇《強國社區》的那些回帖吧！盡管資產階級官僚集團，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三十年如一日地向毛主席潑污水，可是人民仍然把毛主席看作唯一真正的人民領袖，真正一心為人民的大救星！

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和其他勞動者與干部階層都是國家的主人。這是他們基本平等的政治地位決定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看，工人階級之所以可以稱為國家的主人的最關鍵因素是：他們擁有“鐵飯碗” ！正是因為他們的飯碗是“鐵的”，所以他們才敢于批評領導干部，正是因為他們有批評領導干部的勇氣與權力，他們才真正參與了企業的管理，才體現了他們主人公的作用。

反過來，正是由于“改革”剝奪了工人的“鐵飯碗”才使得他們失去了與官僚們平等對話的權力，使他們淪為徹底的雇傭者。

砸了工人階級的“鐵飯碗”，工人們就只能“競爭上崗”，于是工人內部的“自相殘殺”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剛剛被毛主席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立刻把瓦解為“一盤散沙”。工人階級再也不是一個團結一致的力量，再也不能對資改派的“改革”構成威脅！

這就是說“砸工人的鐵飯碗”的真正政治意義就是：把工人階級從國家主人公的地位上拉下來，變成官僚資本、買辦資本可以任意剝削的奴隸！這一舉措可以說是一舉兩得：即消除了復辟資本主義的最大障礙，又獲得了大量供奴役和剝削的對象。資改派著實“高明” ！

最后來說說毛澤東時代的干部和工人懶惰嗎？今天的年輕人很難想象，毛澤東時代的工人階級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建設祖國的熱情！我有幸在毛澤東時代當了十年工人，在我心中，如今那些蠅營狗茍，醉生夢死的一代與那農家后院里的母雞沒有多大分別！

剖析利改稅與“賣光、送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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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利改稅與“賣光、送光”

在農業集體經濟被“分田到戶”搞垮后，83年到84年間又急不可待地搞了個國營企業的“利改稅”。按照資改派說法，國營企業的“政企不分”是造成國營企業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于是才有了利改稅的“改革”。而正是這個“利改稅”打開了掏空國營企業，搞垮國營企業，化國營企業為私人所有的大門。

本節的主要目的是剖析利改稅的政治本質，及其后果；在這個剖析之前先來揭露一下資改派在上述話語中耍的把戲。

這個說法本身就是一個陷阱，因為他首先斷定了國營企業效率低下，然后再來說原因。如果你只注意他所說的原因，你就已經在不經意間同意了他“政企不分的國營企業效率低下”的結論。所以，我們首先需要澄清一個事實，“政企不分的國營企業”的效率究竟是低還是高。

所謂政企不分，就是指國營企業的計劃經濟模式。

政企不分的國營企業——計劃經濟模式——的效率確實低下嗎？最近幾年有大量網友通過十分具體的數據證明：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率并不比“改革”年代低。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時代的經濟增長完全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而“改革”年代的經濟增長是依靠國外資本的扶植，即所謂“招商引資”、“外資拉動”。如果“改革”僅靠中國自己的力量來發展生產，其效率能夠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嗎？可以肯定，沒有國外資本的“奶水”，“改革”的崽子很難養活！

其實哪里需要這些數據，只要稍微有一點關于社會主義陣營的“歷史”知識，就不難看出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才是真正強大的、高效的經濟模式。

直接的證據有兩個，最典型的是蘇聯在短短五十年里就從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被西方資本主義瞧不起的落后國家一躍而為兩個超級大國之一。他們不僅在經濟規模上，而且在科技水平上也與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不相上下。不要忘記，美國經濟與科技以西歐資本主義經濟與科技為基礎，曾經遠遠領先于蘇聯。蘇聯能夠趕上來，并駕齊驅，就已經證明蘇聯的計劃經濟的效率高于美國的自由市場經濟。

同樣，中國的經濟在毛澤東時代也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盡管資改派污蔑為“到了崩潰的邊沿”，可是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們遠比資改派誠實，他們廣泛贊譽中國在毛澤東時代靠自力更生取得的成就是一個奇跡！在短短二十七年間，中國從一個連自行車都不能生產的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一躍而為一個擁有完備的工業體系，能夠自己設計、制造飛機、巨輪、各種數控加工機床、集成電路、大中小型計算機，電子顯微鏡，以及“兩彈一星”的強國。這樣的發展速度與生產效率也只有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才能找到。

再與日本的發展對照一下。三七年日本入侵中國時，日本早已能夠制造飛機、坦克、巨型戰艦，而中國只能生產步槍與輕機槍。而到七十年代初，不論是經濟規模還是高科技水平，中國都與日本不相上下。反倒是“改革”的一、二十年間，中國科技又再次落后于日本。幸好胡錦濤上臺后這種情況有所改變。

其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國營企業在管理模式上很像一個跨國公司。他們都有巨大的規模，都包含眾多的行業，都有統一的財務計劃，內部都是按照計劃生產與銷售。所謂市場經濟，那是對企業外部而言。那些跨國公司的外部是自由市場，內部是“一盤棋”的經濟運作。國營企業也是一樣，它的外部是市場經濟，內部是計劃經濟——也是“一盤棋”的經濟運作。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的經濟主要由兩塊構成，國營經濟與集體經濟。不僅這兩塊之間是“市場經濟”，各集體企業之間也是“市場經濟”。所謂計劃經濟有雙重含義。首先國家的發展是按照計劃來布局的，不論是興辦國營企業，還是新建集體企業，都要服從國家的全局利益；另一方面，在國營企業內部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所有國營企業都是一個“老板”——政府。

之所以說在國營企業內部“基本上是”計劃經濟，是說在各國營企業之間仍然有獨立的經濟核算，仍然有買賣關系，只不過無論盈虧都不會影響企業的運作。贏了的部分國家會調走，虧了的部分由國家補上。國家往哪個企業投入多少，完全取決于“一盤棋”的需要。難道那些巨型跨國公司不是這樣運作嗎？

想一想那些巨型跨國公司在自由市場上與那些中、小公司競爭中的優勢吧，國營企業在自由市場的競爭中不是同樣具有明顯的優勢嗎？沒有人指責跨國公司效率低，又憑何指責社會主義國營企業效率低呢？

所有這一切都證明：以公有制為基礎的計劃經濟不是效率低下，恰恰相反，其效率明顯高于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身為國家高級干部的資改派說出這樣的鬼話，實在是太卑鄙！

就歷史事實說話，國營企業就沒有效率低下的時期嗎？有啊，有兩個時期國營企業的效率比較低。一個是大躍進之后的兩、三年調整時期，一個是文革前期。劉鄧在大躍進時期大搞浮夸風，盲目追求高指標，搞亂了經濟，需要一個調整、鞏固的時期，效率自然要低一些。文革的“全面內戰”時期，許多企業的生產受到嚴重影響，導致國家經濟整體效率下降。

另外，不論是蘇聯還是中國，計劃經濟都經歷了一個生產效率逐漸降低的過程。導致國營企業效率逐漸降低的原因則是黨風、政風的日益惡化。而導致黨風、政風的日益惡化的主要原因是黨與政府的權力缺乏真正有效的制衡。這個問題將在后面專門討論。

戳穿了資改派“國營企業效率低”的鬼話后再來說說利改稅。

在毛澤東時代，所有國營企業都是國家的，企業運作所產生的利潤當然是屬于國家的，國家可以按照全局的需要來統籌使用這些利潤。所謂國營企業上繳利潤也只是賬面上的上繳，所有的資金全部在國家銀行手中，由國家統一調配使用。

注意，當資改派之流在談到“利潤”時，實際上已經確認了國營企業的經營也是商業化運作的，否則哪里來的利潤？

按照資改派之流的說法，利改稅首先是改變了國家與國營企業之間的利潤分配模式，可是我認為利改稅實際上是改變了國營企業的公有制屬性，使之退化為類集體企業。這個問題可以從兩方面看出。

首先，利改稅后國營企業有了自己獨立于國家利益的“私利”。

毛澤東時代的國營企業基本上沒獨立于國家利益的私利，企業發展和職工生活的利益完全由國家統一計劃來保障。這就為全國范圍內既可保障重點，又可平衡發展提供了一種最有力的調節手段。就是這種“一盤棋”模式才使得我國得以在極度缺乏資金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迅速建立起作為國家經濟棟梁的完整的重工業體系。也就是這種“一盤棋”模式才使得當年中、西部的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幾乎與東部各省不相上下。

另外，國營企業沒有自己的“私利”才有可能實現全國一盤棋的技術合作，實現先進設備與先進技術共享。在毛澤東時代各行各業的無償技術合作，技術共享，無償的人力、物力相互支援是司空見慣的事情。

也就是說，毛澤東時代的國營經濟不論在資金上，在裝備上，在技術上全都是所有國企共享的，是真正的公有制。

利改稅后企業的發展和職工的福利全部依賴“剩余利潤”，企業和職工必然要為爭取更多的“剩余利潤”而排斥一切非本單位的利益，包括國家的利益。所有的國營企業都以本單位的利益為中心，就再也不會把本企業的技術與裝備無償地提供給其他國營企業使用，這就大大降低了我們擁有的技術與裝備的使用效率。同時，為了在同行業中取得優勢，必然互挖墻角，必然增加內耗，必然降低整個國家的經濟效率。

利改稅后企業有了獨立的生存、發展的權力，有了獨立與國家計劃之外的意志與權力，“一盤棋”的計劃經濟不復存在，無序競爭成為國營企業的常態。“改革”后許多國營企業幾度一窩蜂地追求高利潤行業，造成生產能力過剩，造成國營企業內部無序競爭，浪費了國家的資源，降低了國家資源與資金的使用效率。

這一切正是利改稅后那幾年國營企業迅速陷入困境，國營經濟迅速萎縮的原因之一。

利改稅使得各國營企業“分家”了，原來共享的資金、裝備、技術現在被分割到各個國企中去成為“私有”的了。這說明，從資產的所有權方面說，利改稅使得國營企業退化為“類集體所有制”的企業。

在利改稅前，國營企業的生存與發展完全由國家利益來調節。需要“你”——國營企業——生則生，需要“你”死則死，需要“你”肥則肥，需要“你”瘦則瘦。利改稅后國營企業有了獨立發展的權力，國家除了象地主一樣“收租”外，不能干涉企業的經營與發展。這說明，從國家對國營企業的控制能力上說，利改稅使國有企業低為“類集體所有制”的企業。

說到此，“改革派”會說國營企業的“大鍋飯”恰恰是造成經濟效率低下的根本原因，降為“類集體所有制”的企業正好可以激勵企業的創造性經營能力。

他們所說的“大鍋飯”就是指國營企業的公有性質。他們說，正是由于這個“公有性”使得國營企業的管理者、經營者的利益與企業效益沒有直接關系，因而不能激發這些管理者、經營者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利改稅后企業的管理者的權力擴大了，他們不僅能夠自主經營自己手中的企業了，更可以從經營企業的成果中獲取自己的超額利益，他們的積極性自然就調動起來了。

這是不是個實際問題呢？確實是個實際存在的問題。在中國和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確實存在越來越多的官員對國營企業的“大鍋飯”不滿，他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越來越低，他們要求給他們更大的權力，使他們能夠從管理、經營國營企業中獲得與他們的地位相稱的社會地位與財富。他們要向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些“CEO”們看齊。——這是站在官僚們的立場看問題。

如果你是站在社會主義建設與革命的立場上看問題，就立即可以看出，這些反對國營企業“大鍋飯”的官員們已經墮落為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了，他們不再是建設社會主義的革命者，他們是企圖通過他們手中掌握的權力獲取個人利益的蛀蟲。他們沒有管理、經營國有企業的積極性，只有竊取國家財富的積極性。這些人不想繼續走社會主義的路，要走資本主義發家致富的路。

包括蘇聯與中國的幾乎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員們都在幾十年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先后腐敗了，他們都先后墮落為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些昔日的革命者腐敗、墮落呢？“改革派”會說這不是什么腐敗、墮落，而是回歸人的本性。“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小崗村就是他們的旗幟。他們認為只有利益是值得追求的東西，作為國營企業的管理者的人們如果不能從企業中獲得最大的個人利益，他們就不會有工作的積極性。

對于這種剝削階級的思想，我們無需爭論。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信奉的是：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解放我們自己。所以我們提倡奉獻，“為人民服務”是我們的旗幟。

我們深知，幾千年剝削制度中成長起來的利己主義思想是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是頑固而強大的。這些丑陋的思想無時不在侵蝕著我們的思想。蘇聯、中國和其他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先后變質說明我們的社會主義政治理論還有問題，還不能抵御資產階級思想的進攻。這就是說，共產黨的腐敗是政治制度的問題，不是經濟制度的問題。

公有制的經濟制度遭到腐敗份子的反對，正說明公有制經濟有著抑制腐敗的作用。熱衷“改革”的腐敗官僚們一邊高“堅持黨的領導不動搖”，一邊瘋狂反對公有制的計劃經濟，正說明一黨制政權是錯誤的，而公有制計劃經濟是正確的。關于一黨制政治將在后面專題討論，這里請讀者注意，“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和“為人民服務”這兩種人生觀必然導致兩種對立的經濟制度，即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和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堅持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人屬于資產階級，擁護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人們屬于無產階級。

現在“改革”為了滿足這些黨內的資產階級份子發家致富的需要而“改革”，正說明這個所謂的“改革”就是資本主義復辟！

退一步說，給國營企業管理者們更大的權力，更多的個人利益，他們就能夠把國營企業搞好了嗎？“改革”二十幾年的事實已經作出了結論：利改稅激勵下的官僚們不僅不能更好地管理國企，反而大批大批地搞垮了國企（二十年來國企已經倒閉百分之八十以上），大批大批的國企變成了官僚們的私企，千萬個官僚資本家成長起來，已經形成了一個“新階層” ——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中國已經變成了官僚資本主義、買辦資本主義的、半殖民地的中國！

看吧，這就是利改稅的政治意義與后果！

當然，要實現化國有為私有，僅僅靠利改稅還不夠，還要一系列“配套”措施。

要把國企變為私企，首先要讓國企虧損，要讓國企成為國家財政的負擔。當國企虧損，成為國家的財政負擔，甚至是政治負擔時，不僅可以名正言順地賤賣，甚至可以“光明正大”的白送。所以，化國有為私有的第一步是讓國企虧損。

讓國企虧損的辦法很多，第一位的是高稅收。在“開放”后的中國，“招商引資”請來的外資企業是享受“超國民待遇”，只需繳納很少一點稅；為了鼓勵私人創辦企業，又給予頭兩、三年免稅的優惠；唯有國企遭受了結結實實的“當頭一棒”，一下子就征收超過營業額30% 的各種稅。在這樣重的稅收壓力下，除了個別壟斷、暴利行業，絕大多數國營企業都立即陷入虧損。盡管政府一直叫喊國營企業要“扭虧為盈”，可是那泰山壓頂般的稅收卻至今沒有改變，國營企業如何能夠不紛紛垮掉？

“改革派”會反問：民營企業僅僅在頭兩、三年享受優惠，以后還不是照樣納稅，為什么它們能夠承受這種稅收，而國企不能？

民營企業能夠承受這種稅率而國企不能的原因主要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是，民營企業的主人——新資本家不愿意讓他自己的企業垮掉；而國企的主人——上級主管和企業經理們——都在盼望國企盡快垮掉，以便他們能夠把這些企業變成自己的私企；因而前者會想方設法減免自己企業的稅務負擔，而后者正好借重稅來實現自己搞垮國企的目的。

第二個原因是，民營企業的經理們會通過向稅務部門行賄來減免自己企業的稅務負擔，國企的經理們即使不是故意要搞垮企業，也往往不愿意為了不屬于自己的企業而去冒險行賄；所以，盡管私企與國企應當承擔同樣的稅率，可是實際上私企所繳納的稅要少得多。

搞垮國企的第二個重要手段是卡住貸款。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企運作的資金由國家統一調撥。現在利改稅了，國家只管收稅，不再為國營企業提供所需的資金。國企需要的資金全部要靠銀行貸款。銀行在誰手中呢？當然在政府手中，在“堅持改革不動搖”的政府手中。政府一心要盡快把國企轉變為私企，使用銀行來卡死國企不是一個現成的好辦法嗎？只要提高貸款利率，再來個“從緊的貨幣政策”，要卡斷國營企業的資金來源易如反掌。

搞垮國企的第三個重要手段是不買國營企業的產品。理由是現成的，外國貨質量好。計劃經濟下國企的產品是由國家包銷的，現在政府帶頭不買國企的產品，國企還能不陷入困境？

實際情況就是這樣，利改稅之后的幾年內，國營企業紛紛倒閉，或賤賣，或白送，轉眼之間國營企業就去了七、八成。利改稅的目的終于順利實現了！

下面是摘自網帖的一段文字。

這不是改革，是搞官僚資本主義！

2008-07-30 21:42摘自《環球視野》雜志

2005年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喻權域先生應邀到北京大學參加改革開放縱橫談的沙龍活動，期間他發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講，……

喻權域說，1992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占48%；商業中，國有商業占30%。那年制定的《憲法》第六條規定，我國現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憲法》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可是，1992年以后，國有經濟不僅沒有得到“鞏固和發展”，反而是直線下降。到1997年，我國工業總產值中，國有工業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25.5%；商業中，國有商業所占比例下降到只有10%。

1997年鄧小平去世后，私有化進程大大加快，大批的國有企業被賤估出賣給私人，或者半賣半送。從2000年到2003年，連續四年的“兩會”上，喻權域委員提出，要求主管經濟、財政的領導人向“兩會”報告：在我國經濟中，公有制經濟是否仍占主體？這些年賣了多少國有企業？賣得多少錢？這些錢用到哪里去了？

……

喻權域問：這叫改革嗎？這不是改革，這是造反，是造社會主義的反！

在私有化的進程中，數以千萬計的職工失業下崗，幾千萬農民盲目流入城市成為打工仔，這些工農群眾已經進入“弱勢群體”。在崗的職工中，多數人已從“國家的主人、企業的主人”變成了老板們雇傭的打工仔。這是改革嗎？這不是改革！這是造反！是造工人農民的反！

……

有些人鼓吹，人都是自私自利、各人顧各人的，公有制經濟、國有企業就搞不好，只有私有化。喻權域念了一大串數字，從1952年到1978年，我國經濟每年遞增6.5%，比世界平均增長速度快一倍，比美、英、發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增長速度快兩倍。

喻權域還拿出聯合國的統計、世界銀行的統計、美國《財富》雜志的統計說明，從1952年到1998年，我國國有經濟的效率和經濟效益大大高于資本主義國家。根據90年代的調查，我國各類企業中，國有經濟的效率最高，利潤率最高，大大超過“世界500強”。

喻權域委員激動地說，這些年，許多國家企業虧損、破產，是那些打著“改革”旗號搞破壞的人搞壞的，目的是把國有企業搞跨賤賣給私人，搞私有化。】

看看吧，誰說“改革”僅僅是經濟模式的探索？這個利改稅及其隨之而來的化國有為私有的浪潮不就是造社會主義的反嗎？造反還不是政治嗎？

剖析承包經營與“股份制改造”
 
作者：學與思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點擊數：869    更新時間：2008-11-17      熱 薦   【字體：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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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承包經營與“股份制改造”
　 　

前文說到“資改派”利用利改稅后獲得的控制權迅速把國營企業搞垮，然后通過賤賣、白送等方式把國營企業變成官僚們的私企，很快就把大部分中小型國企瓜分掉了。這種現象多半發生在中小城市，發生在“天高皇帝遠”的地方。在那些中心大城市，在“天子腳下”，由于群眾的覺悟相對要高一些，官僚們也就相對謹慎一些，他們更愿意采取更隱蔽，更安全的方式來獲取個人利益。特別是那些大型國企，群眾與基層干部對企業領導層的威懾作用不會在短時間內完全消失，那里的高級官僚（高級干部）們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運動的畏懼也還沒有完全忘卻，所以他們更愿意采取貌似合法的手段來瓜分國家財產。

首先被他們采用的手段是“承包經營”。

在毛澤東時代，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基本上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較好地貫徹了鞍鋼憲法的民主管理體制，一類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后一種制度是蘇聯的“首長負責制”與中共的“黨委領導”制的混合體。前者是毛主席大力提倡的，后者是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時普遍推行的。也就是說，當時大多數國營企業實行的是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

在實行鞍鋼憲法的國企中，不僅中、下層干部對企業領導有較好的監督權，廣大群眾與技術人員也在企業的重大決策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所以，在這些企業中領導干部相對比較廉潔，比較勤奮，干群關系也相對較好。

在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的國企中，日常管理工作由廠長（經理）獨斷，重大決策由黨委決定。顯然，這里的廠長的權力要更大、更獨立一些，對他的權力的監督也更弱一些。當“黨委一班人”結成一個死黨時，他們對企業擁有的權力就更獨立了，但是仍然不是完全自主的。這是因為還有上級管理機關對他們的監督與檢查。

在上述兩種管理體制下，國企的領導層想通過自己的權力來竊取國家資財是很困難的，更是很危險的。正是這個原因，盡管在毛澤東時代的二十幾年中干部的特權思想日益嚴重，干群關系日漸惡化，干部在經濟上犯罪的卻很少。

現在“改革”了，毛澤東時代的一切都在批判之列。國營企業的管理體制自然也需要改一改。理由可以信手拈來——毛澤東時代的管理體制對管理人員管得太死，限制了他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改”的原則自然是要放權給國企的領導人，而最徹底的放權莫過于承包制。直接把國企承包給原來國企的“一把手”，或前 “幾把手” ，讓他們“自主經營”。

他們的這種“承包”還不象出租車司機承包公司的一輛出租車，不象佃戶租種地主的土地。租車的司機和過去的佃戶的“租金”是必須交足的，否則“抄家”，象黃世仁對付楊白勞那樣！國營企業的頭頭們的承包是“包贏，不包虧”。也就是說，國營企業有了盈利，我照章交稅，虧了我就只能“打白條”，而且不保證將來會“兌現”。

“包贏，不包虧”的原因很簡單，很明白，他們根本就沒有“包虧”的本錢。大中型國企一虧往往就是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個億，身為國家干部的廠長、經理們哪里能夠拿出這么多錢來補虧？所以，“改革”的承包經營是：贏了大家高興，虧了國家承擔全部損失，承包人沒有任何損失——高額的工資早已“落袋為安”了！

看看網上爆出高管們的那些駭人聽聞的高工資吧。工人平均年薪才一兩萬，而國企承包人年薪幾十萬被稱作“寒酸”，年薪幾百萬只是“一般般”，上了千萬的才像個“官”。

對比一下毛澤東時代的干部、工人工資差別吧。在毛澤東時代，大型國企的領導層（一般相當于“地市級”至“副省級”）的月工資一般在二、三百元，工人平均月工資約四、五十元，前者是后者的約五、六倍。現在“承包”了，干部的工資達到了工人工資的幾百倍，上千倍！按照憲法，干部與工人都是國企的主人，都是平等的勞動者。可是，面對這幾百倍、上千倍的工資差別，還能說他們都是平等的嗎？干部當真創造了那么多的財富嗎？這不是赤裸裸的剝削是什么？這不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一種隱蔽形式是什么？特別是考慮到“包贏不包虧”，這些官僚資本家肯定會讓西方的資本家羨慕不已！

什么“承包經營”？不就是化國有為私有的有一種形式嗎！不就是官僚資本主義的一種隱蔽形式嗎？表面看還是國家干部，其實已經變質為最虛偽的官僚資本家！

更可氣的是，這種“承包經營”并不能滿足所有官僚的貪欲。畢竟還有個“上級部委”、“國資委”等牌位擺在那里，總要不斷地在它們面前“燒香”。如果徹底把國企“合法地”變成個人的私企，那就可以降低“燒香”的規格與費用。要實現這個目的，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先把承包的國營搞到連年虧損，再通過賤賣甚至白送的方式轉化為私有，另一個辦法就是“股份制改造”。與賤賣與白送相比，“股份制改造”更高明，更安全。

下面來說說“股份制改造”的秘密。

股份制改造要分四步走。第一步是讓國企虧損，第二步是壓低國企的評估價，第三步是按照權力分配股份，第四步是用企業本身做抵押貸款買股份。

官僚們承包了——獨掌了國企的經營權之后，要讓國企虧損那是易如反掌。

要壓低國企的評估價需要一點“外交手段”，“改革”開始后官僚們很快就掌握了這種手段——行賄、受賄，有福共享是官僚“圈子里”的慣例。代表國家評估國企的也是官員，他們也能從壓低國企的評估價中獲得自己的那一份。所以，這第二步也沒有困難。

那么國企資產評估能夠壓低到什么程度呢？所有善良的人能難以想象，這樣評估得出的價格通常是國企實際價值的十分之一左右！

第三步分配股份更沒有問題。國企是由個人或幾個人承包的，其他人都是雇員——全員合同制——，一切由承包人說了算，誰不服氣就給我“下崗” ！于是通常“一把手”分得總股份的三分之一到一半，幾個“副手”分得另外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中層干部分得剩余的一半，基層干部與工人分得另一半，當然基層干部還是要比工人多一些。

以總股份為一萬股為例。“一把手”通常分得四千股左右，幾個“副手”共分得三千股左右，中層干部共分得一千幾百股，基層干部和工人分剩下的一千幾百股。若這個企業有三個副手，三十個中層干部，基層干部與工人約一千人。那么分配的結果是：一把手分得約四千股，副手每人分得約一千股，中層干部分得約四十股，基層干部分得三、五股，工人分得約一股。

凡是對股份制經營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立即可以看出，這個企業實際上是“一把手”和幾個“副手”的企業，其他人全都是雇員。

第四步最“妙”。分配了股份就要所有人拿出錢來買股份。企業原來是國家的，現在企業的管理人員和所有工人拿出自己的錢來買這個企業，交上錢后國企就變成私企了。這看起來很合理。

交錢吧！

工人與基層干部必須拿出自己家的存折，取出錢來買自己名下的股份。通常每個工人只需交不超過一、兩萬元，還拿得出。基層干部要交近十萬，有點困難。中層干部要交近百萬，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副手”與“一把手”分別要交一、兩千萬與幾千萬、近一億，他們能拿得出這么多錢嗎？

如果他們拿不出錢來，他們就得不到那些股份。可是他們拿得出！中層干部也以同樣方式拿得出。竅門就在用被出賣的企業本身作為抵押去貸款，用貸出的錢來買股份！

看！他們不花一分錢，只靠簽幾份文件，原來的國有奇硬就變成他們的私人企業了！世界上還有比這股快捷、輕松的暴富嗎？連搶金庫都比不了，一次搶走幾億、幾十億、幾百億是極其困難的。而這些黨的干部們則可以坐在辦公室里，一邊品茶，一邊蓋章，輕輕松松拿到這份巨大的財產！

這是“買股份”嗎？這是公然搶劫！通過上述方法進行“股份制改造”的廠長、經理們根本就是一伙強盜！

我不知道是那個“天才”發明了這種股份化的方法！更讓人不能理解的是：黨和國家機關的幾百萬大大小小的官員——包括了最高層的所有人——居然幾乎全都認可了這種荒謬的“買”股份方式！當真全都能夠從中分得一份嗎？

經過“資改派”的賤賣、白送，和“股份制改造”，國營經濟還剩下多少呢？

下面是摘自網上的文字。

【全國工商聯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和自己的調查，2000年內外民營（即私營）經濟在GDP 中占比重為55%，到2005年上升為65%。這五年比重平均每年上升2個百分點，據此估算，則2006年私營經濟在GDP 中占比重為67%，2007年為69%。這就是說，現在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已經是私有制為主了。（再減去“合資”企業中外資的份額，國有經濟還剩幾何？）

再看工業總產值中所有制結構的變化。根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6年》發布的2004年資料，計算出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的比重為15.3%。按照多年來國企比重每年下降2個百分點的趨勢估計，2007年其比重可能只剩下10%左右了。數據表明，1992年黨的十四大宣布“公有制為主體，國有企業為主導”的所有制結構，已經不復存在了。

幾十年來，國家統計局基本上不發表全國各種所有制的結構變化的資料。前30年計劃經濟時期，強調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優先發展國營經濟。“一五”經過“一化三改”，國家宣布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1957年，在全國的國民收入中，公有制經濟（包括國營、合作社、公私合營經濟）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提高到97.2%，個體經濟由71.8%下降為2.8%，資本主義經濟由6.9%到被消滅。以后，個體、私營經濟有所發展，但公有制經濟為主的基本結構堅持下來了。  

關于國營工業，在工業總產值中，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2%，經歷過由增加到減少的變動，到1978年占77.6%。改革后的1997年，迅猛下降為25.5%，低于1949年的水平。1998年以后國家統計局宣布：“以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反映國有經濟的狀況”，這實際上是加上一塊國有控股工業，以掩蓋國有工業比重下降的實際情況。如上所述，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計算，目前國有工業的比重只剩下10%左右了。】

看吧，這就是的巨大成果——社會主義的經濟通過搞垮、賤賣、白送，和“股份制改造”消失了；“物質不滅”，直接轉化成了官僚資本主義經濟。

好個“特色” ！

剖析合資經營與出賣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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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合資經營與出賣股份
　 　

前面介紹了賤賣、白送和“股份制改造”三種變國營企業為官僚們的私營企業的內幕。白送的通常是小型國營和集體企業，賤賣的和“股份制改造”的通常是中、大型國企。對于特大型國企，私有化的困難就比較大了。那些特大型企業通常是壟斷型、高利潤企業。一方面，它們是政府的最重要財源，巨大的政府開支需要這個財源來保障；一方面這塊“蛋糕”太大，牽扯到太多方面的利益，很難在私有化中平衡。

這些特大型國企的“老總”們看著那些中、小國企的“小老總”紛紛先富起來了，成了“新階級”的一分子，能夠坐得住嗎？他們不想“后來居上”嗎？他們可是真正的高級干部！憑何反不及那些“處局級”？

一個“地市級”的干部的工資能有多少？級別工資、職務工資、購房補貼、交通補貼、“陽光工資”、“非陽光”的內部“補助”等等，加起來最多不萬把塊錢。“收入這點”對于一個“改革時代”的地市級干部來說，“簡直就是恥辱” ！看看那些已經擁有了自己的企業的“處局級”，他們哪個不是“日進斗金”啊？難道“我們”的能力還不如這些整天看著“我們”的眼色行事的家伙？！

“地市級”的國企“老總”們不能再猶豫了。辦法很快就找到了，有兩個。一個是“合資經營”，一個是“出賣股份”。

當然，理由是現成的：引進外資合資經營與向外資出賣國企股份都是深化國企“改革”的新舉措，目的是借此引進國外的先進技術與先進管理體制。幌子有了，許多特大型國企迅速實現了合資經營或出賣股份的“改革”。

“改革”的成效立即表現出來。中方經理們的“工資”一下子提高了上百倍！

大型國企當然要找國外的大型企業合作。合資經營的董事會主席與副主席分別有中外各派一人擔當，而且通常外方是副主席。合資經營后管理層的工資當然要按照外資原來的標準執行。在資本主義大國，一個大型企業的“老總”們的年薪最少也要幾十萬美金，幾百萬美金的也很平常。現在合資了，中方“老總”的工資自然要按照西方“先進的管理模式“執行”，于是昨天還為區區“萬把”人民幣的月收入而抬不起頭來的“地市級”們一下子真正成為“人上人”了！他們的工資“合法地”變成了年薪幾百萬至幾千萬元人民幣！

據新華網消息，十幾年前實現了中外合資的中國平安保險公司的年報顯示，“2007年，公司5位高管稅后收入超過了1000萬元。其中，平安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馬明哲、集團總經理張子欣、集團常務副總經理兼首席保險業務執行官梁家駒3人的稅后收入更是突破2500萬元。”

至于合資背后是否還有“背后交易”，就很難說了。反正現在的“合法收入”已經可以傲視那些擁有自己的企業的“處局級”了！他們竊取的企業未必有這么高的收入，更沒有這么“合法” ！

對于有豐富政治運動經驗的高級干部來說，他們更愿意在先在“公有制”的掩護下富起來，而不愿意公開掛上官僚資本家的牌子。他們心理清楚，這個“世界”是隨時可能“翻天”的，一旦“窮棒子”造起反來，那些公開的官僚資本家幾乎注定要家破人亡，死無葬身之地！而仍然掛著中外合資的國營企業的牌子就安全多了。

合資經營的“合法性”為中方經理們提供了雙重安全保障。

首先，“我們”沒有化國有為私有，企業還是國家的。這很重要，這說明我們沒有借“改革”之機盜取國有資產。更為重要的是：引進外資合營就獲得了國際資本和帝國主義法律的“依法保護”。因為“改革派”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明確規定：“國家對合營企業不實行國有化和征收；在特殊情況下，根據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對合營企業可以依照法律程序實行征收，并給予相應的補償。”，這就是說，即使將來“三十年河西”了，國家也不能毫無顧忌地把合資企業收歸國有。國家若想把合資企業收歸國有，必須先過帝國主義法律這一關！

“請中國政府拿出有說服力的“特殊情況”的證明來！拿不出來吧？好請繼續按照合同合資經營吧！”看，就這樣這個合資經營的國企就不會受到國內政治巨變的影響。

請注意，這可不僅僅是為了保護外資的利益，更是為了保護中方經理們的利益；因為在簽訂合資合同時，通常已經預先約定了中方的經理人安排，中方不得隨意變更。這就使得即使中國政府想“拿下”躲在中外合營的國企中的官員，也必須取得外資的同意。看，合資經營為中方經理提供了“外力保護” ！

出賣大型國企的股份的結果與合資經營相似。原來的國營企業出賣部分股份后就成了股份制公司，參股的外資就有了發言權。國營的“老總”們就可以借外資的要求對國企進行“與世界接鬼”的改造。改造的目標與合資經營一樣，要把國企的“窮老總”變成令人羨慕的富豪。

合資經營與出賣股份還為中方“老總”們帶來了另一個好處，原來的“婆婆”靠邊站了。現在有“洋大人”站在老總們旁邊，政府、上級機關與黨委再想干涉“老總”們的經營那就看“洋大人”的臉色了。這樣，只要用出賣國家利益來“擺平”“洋大人”，什么事情都可以辦到。這就是說，合資經營使得國企的股份變成了中方“老總”的“準私人股份”。中方“老總”想通過操縱手中的巨大資產來為自己謀福利就方便多了。

還有一點很重要，如今是“改革”時代，都興裸體做官。在歐美搞一個安樂窩，把老婆、孩子都送出去享福，自己獨自在國內“為國家服務”。一旦果真出現不測之風云，那時只要拿上機票一走了之就是了。通過合資經營和出賣國企股份有了“洋大人”這個合作伙伴，再想裸體做官就容易多了。只要出賣“少許”國家利益，“洋大人”就會把一切安排得妥妥貼貼。

至于在合資經營和出賣股份中國家到得什么好處，人民得到什么好處，那根本不在考慮之列。反正合資后的管理體制已經 “與世界接鬼”了！這是符合“改革”的方向的！是“大方向”正確！

上面還僅僅是從貪官盜取國家資財方面看問題，更為嚴重的是通過合資與購買國企股份，帝國主義資本已經逐漸取得了對我國經濟的控制權。

“改革”的火車頭——招商引資——大多引進的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在產業鏈中屬于中、下游行業，所含技術也屬于低端類，因而對國家整體經濟的操控作用不大。只要基礎性工業還在政府手中，就對政府掌控經濟的能力影響不大。

現在大型國營企業通過合資與出賣股份把帝國主義資本引了進來，使得這些外資逐漸取得了對一些重要的基礎性工業的控制權。我國的經濟正在逐步變成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正在逐漸變成半殖民地經濟。

請看下面摘錄的兩段網絡文字。

【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最近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中國已開放的產業中，每個產業中，排名前5位的企業幾乎都由外資控制：中國28個主要產業中，外資在21個產業中擁有多數資產控制權。比如玻璃行業，該行業中最大的5家企業已全部合資；占全國產量80%以上的最大的5家電梯生產廠家，已經由外商控股；18家國家級定點家電企業中，11家與外商合資；化妝品行業被150家外資企業控制著；20%的醫藥行業在外資手中；汽車行業銷售額的90%來自國外品牌。】

【據有關報道，2003年前，外資在中國并購僅占它們在華直接投資總額的5%，2004年1月至2006年6月，這一比例突然上升到63.6%，增加了近12倍；

2005年，共有266家國際企業收購中國內地公司，與2004年268家的數字基本持平。但交易金額卻增長了52%——從90億美元增加至140億美元。在眾多收購案中，以高科技產業收購宗數最多，但金融業所涉及的交易金額最大。

2006年1-11月，中國并購交易總量1234宗，同比上升30%，交易金額487億美元；在裝備工業， “靚女先嫁”、“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的改革思路，正在嚴重威脅我國戰略產業。……把一些經營得比較好的合資企業或國內企業出售給外商，拱手讓出國內市場和未來的收益，造成國有資產變相流失，更使我國對戰略產業、骨干產業的主導權、控制權不斷受到侵蝕。

如果對各行業的這種無孔不入的外資并購，如此放任下去，終有一天，我們會發現，所有行業的主導企業都將被外資控制，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已經沒有能力對任何一個行業和市場擁有發言權。國家的經濟政策將失去根基，包括反壟斷政策和價格調控，包括行業技術進步和產業鼓勵政策。這樣國家盡管可以拿到稅，但宏觀調控權力將被架空，甚至金融調控權也被消融，大量利潤外流。總之，國家的經濟主權將喪失殆盡。 】

看看吧，包括合資經營與出賣股份在內的“改革”已經把中國經濟命脈送到了帝國主義手中，中國的經濟已經淪為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經濟。

目前由美國造始的金融危機正在把中國拖入大衰退的邊沿，這回是真正到了“崩潰的邊沿”了。歸根結底，這一切都是“xx”的“功勞”，都是x大人的“功勞”。

入死地而后生，誰知這是否就是“禍兮福所依”呢？

就看經歷了“反面教員”這么生動的教育，中國的工農是否覺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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