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沖突時代的法學倫理　　

田忠國　　

左翼朋友一看到本文題目，或許又要驚呼：你怎么“精英”了？其實，朋友們大可不比那么擔心，如果我想“精英”早就“精英”了，也用不著在煤里挖食三十多年，最后連煤里挖食權也被改革精英們改革掉了。　　

其實，我想說的是，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倫理，無產階級同樣有無產階級的倫理。比如，尊老愛幼、熱愛祖國、反對剝削壓迫、維護黨和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誰改變黨和國家的無產階級性質，就造反有理，無私幫助階級兄弟等等，這是無產階級的倫理；尊老愛幼、熱愛祖國、維護剝削壓迫的社會秩序、改變黨和國家性質、揮霍無度后把剩飯剩菜放到窗外讓餓肚子的人吃，這是好的資產階級的倫理，因為他雖然剝削壓迫勞動大眾，但畢竟沒出賣國家利益，用孔老夫子的話說，四海之內皆兄弟，是國內兄弟欺負了自己兄弟。對于這樣的資產階級，在今天的中國已經很好了，雖然他剝削壓迫自己的兄弟不讓人贊成，但他只是自己欺負自己人不讓外國人欺負。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法學精英，卻連資產階級的倫理都沒有了，美國人扔給他們一根骨頭，他們就恨不得把中國改成美國的一個州。但美國只要利益不要負擔，也就是只要中國人民的勞動成果，不承擔維護中國人民生存的基本條件。中國的政治精英、知識精英、法學精英也照美國主子的胡盧畫瓢：只承擔搜刮中國人民勞動成果奉獻給美國的責任，不承擔維護人民大眾基本生存條件的責任，并信誓旦旦的說，美國好了，中國就好了。這種漢奸式思維模式，我稱之為美式思維模式。　　

所以，一個政黨、一個國家的階級屬性不同，大到政治制度、法學倫理，小到一個企業、一家一戶的倫理也不同。　　

在剝削階級的倫理中，剝削壓迫或維護剝削壓迫就是道德的，反抗剝削壓迫就是不道德的，但在無產階級的倫理中，剝削壓迫是不道德的，反抗剝削壓迫是最道德的。寫到這里，我不由得想起一位右翼網友的話，他說毛澤東是反歷史的，我非常贊成他的觀點，網友大喜，說，誰說世上無知己，知己就在網絡中。網友接著說，毛澤東反歷史，所以我說他是有罪的。我告訴網友說，我是毛左，和毛一樣是反歷史的，因為，中國五千年歷史，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一直到蔣介石時代，都是一個剝削壓迫的歷史，如果毛不反歷史，也就是不反剝削與壓迫，今天反毛的可能是我而不是先生。網友說，毛強調階級斗爭，你斗爭我我斗爭你，這是不道德的，你總應該承認吧？我說，強調階級斗爭這是事實，但不同的階級有不同的道德標準，所以，對勞動階級來說，同剝削階級斗爭就是道德的，對于剝削階級來說，同剝削階級斗爭就是不道德的，而接受剝削階級的剝削壓迫才是道德的。比如說現在，先生可能就認為，不，不是可能，而是肯定，認為我是不道德的，因為我反對剝削壓迫，強調同剝削壓迫起來斗爭，而先生則認為，剝削壓迫是人類不可避免的，所以，人們應該維護這個秩序，也就是剝削壓迫的秩序。正因為先生有那樣的思想觀點，所以，我認為先生是不道德的。當然，我是個非暴力社會轉型主張者，所以希望通過爭論改變人的剝削思想，從而實現社會轉型的目的。但是，我雖然是非暴力社會轉型的主張者，但社會轉型往往需要暴力，比如，各朝各代的更替，中國革命的實踐，都是通過暴力實現社會轉型的，就是被先生大罵不止的文革，毛澤東雖然一再強調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沒有完全避免暴力。我　和　先生的觀點不同之處在于，我認為中國革命后，也就是建國后，有的革命者蛻變為剝削者了，如果說中國革命是第一次漫長的社會轉型過程，文革就是第二次革剝削者命的社會轉型，這是因為有的革命者變成了剝削者，也就是毛主席說的走資派。如果我們把中國革命史和建設史看作一個完整歷史的話，我們不難發現，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三次社會轉型，也就是革掉公有制基礎上的勞動人民共同創造、平等分享創造成果的命，轉成私有制和剝削壓迫并舉、自己掠奪和外國掠奪同時進行的經濟殖民社會。現在到了中國的第四次轉型期。右翼的轉型主張，比如說先生，主張共產黨徹底下課，實行資本輪流坐莊制，也就是先生所謂的民主、文明，即普世價值的社會。而資本的輪流坐莊制這樣的“普世價值”，本身就沒有勞動大眾的份，所以，它的普世意義就在于普了剝削階級的世，是剝削階級的價值，是剝削勞動人民“普世價值”。　　

當然，我不反對你們的“普世”說法，但我有分清普了誰的世的自由。　　

所以，我個人認為，毛主席一再倡導，努力推行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也就是先生痛恨的大民主，才是中國勞動大眾的普世價值，也是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的普世價值，因為只有人民當家作主的普世價值，才能消滅剝削與不平等，消滅了剝削與不平等，才有世界和諧。因為，只有人民當家作主了，政府才能保持人民大眾的性質，不被改變成剝削壓迫的性質。再進一步說，人民大眾不能把政府改變為人民大眾性質的民主，都是剝削勞動大眾的民主。　　

而能承擔起人民當家作主組織和推動責任的，唯一的政黨就是共產黨。因為，這即是由黨的性質決定的，也是由中國革命歷史和前三十年的歷史，在人民群眾中積淀的信任所決定的。當然，我不否認共產黨變質的現實，比如說先生，在我們交流過程中，您有那么大的耐性聽我講我的觀點，而且對我這個頑固不化者，一直諄諄勸導，這就說　明　先生不是高官，也必定是學者。在中國，不論是高官還是學者，大多數都是黨員，而先生的觀點，恰恰證明黨變質了。而且在其內部，還有一部分人，也可能是很大一部分人，在謀劃推翻這個黨。　　

但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種在全國勞動大眾的心中，而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理想，也深深植根于人民大眾心中，所以，先生或許有能力推翻這個黨，但先生沒有能力推翻人民大眾心中的共產黨。再說，人民大眾能分得清黨內的蛻變分子和健康力量。在通鋼事件前，我以為人民大眾的力量是弱小的，但是，通鋼事件說明，勞動大眾只要團結起來，勞動大眾就會形成誰也戰勝不了的力量。　　

以上和網友談的道理，上升到法學高度，就是法理。　　

有人認為，中國有法無理，其實這種觀點是不對，因為，法生于理，無理就無法，只是現在的法理和前三十年的法理有本質上的不同。也就是說，中國前三十年的法，生于無產階級的理，后三十年的法，生于剝削階級的理。　　

剝削階級的理，鄧玉嬌的反抗自然就有罪，鄧貴大的強奸自然就合法。由此可知，中國法理倫理的淪喪，到了就是資階級的法學倫理也不可能容忍的地步。　　

再看看以自由為代價也要推進法律進步一小步的李莊律師是如何推進法律進步的。下面是一篇報道的全文：　　

本報重慶　12月15日　電(記者莊慶鴻 鄭琳)龔剛模的堂弟龔云飛　12月14日　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獨家采訪。他曾多次在重慶接待李莊，并與他討論案情。　　

龔云飛告訴記者，11月初，龔剛模的妻子程琪找到李莊，雙方約定辯護，律師代理費為20萬元。　　

龔云飛說：“嫂子打來電話，讓我打錢給律師事務所。之后，11月下旬，李莊到重慶來了。當天晚上，我和他見面的時候，他說遼寧的幾個黑社會官司，他在法庭上就讓法庭中止了審理。他說他的本事很大，他的律師事務所關系也很硬。　　

“李莊說，死刑都會到最高法去復核，‘我們代理的都不會死’。他說他有很硬的關系。他還說他愿意替死刑犯打官司，‘越是這種事情我們越來勁’。”　　

龔云飛說：“第二天，他到法院去拿了案子卷宗，下午見到龔剛模。晚上一起吃飯，飯錢是我給的。當時在飯桌上，他說，龔剛模的案情很嚴重，死定了，除非在法庭上翻供，說警察刑訊逼供，‘我已經教了龔剛模翻供’。”　　

“之后，李莊對我和吳家友說，龔剛模說警察刑訊逼供需要證據。吳家友干過警察，他去買通幾個警察，找幾個當事人，說警察刑訊逼供。”　　

“又過了兩天，他和我說官司很有難度，20萬元做不下來，要再加30萬元，找專家搞論證。第二天，我就又打了30萬元過去。”　　

“12月初，李莊又來到重慶。他說，專家意見書出來了，龔剛模的很多罪不成立。這一次，他提出再加100萬元，因為‘還有很多事情要做’。這一次，二哥龔剛生安排會計打過去100萬元。”　　

“我們打款以后，他向我們指點，一、要開一個我們栽了很多樹的證據，說明龔剛模造福一方；二、說我們扶持了很多貧困兒童，可為龔剛模減刑；第三、讓嫂子作偽證，說他們是長期被黑社會欺壓的人。”　　

“在龔剛模案子開審前，他說：‘我和中院交換了意見，當著很多領導的面說龔剛模有被刑訊逼供，要法庭當庭驗傷，如果法庭不同意，我就拍屁股走人。’沒兩天，法院就通知延期審理。之后，李莊就回了北京。”　　

談起對李莊的印象，龔云飛說：“李莊說話很兇，只要他說話就沒有商量的余地。如果誰插話，他就說，‘我曉得怎么做，你不要說。’”　　

另一篇報道中，　李莊　先生如此說：“打黑我舉雙手贊成，但打黑不能毀在程序正義上。我愿意用我的自由換取中國法治建設進步一小步。”　　

程序源于價值邏輯，也即法學倫理。李莊先生的價值邏輯是什么？李莊先生的價值邏輯，就是今天中國政治精英、知識精英和法學精英的共識：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消費資料的按資分配、國家經濟的殖民化發展。也就是說，立賊道而破天道，從而把中華民族推到萬劫不復的境地。　　

所以，中國要想走出大沖突時代，就必須破除連資產階級法學倫理都不如的野獸式的法學倫理，建立毛澤東早就建立的法學倫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法學倫理建立起來了，中國的制度建設才能步入捍衛勞動大眾利益，捍衛黨和國家性質的正確軌道，中國的軟文化也才有了靈魂，成為世界各國人民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　　

　200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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