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威自由主義--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困境和出路

一，自由主義理念的正當性
　　
　　一種政治理論在人類歷史上的興起和興盛，必須同時具備實踐和理論兩方面的條件。自由主義理論發端于英國和荷蘭，是近代工商階級興起的產物。雖然它后來繁衍迅速、形態復雜、門派繁多，但其初始形態大體可視為經財產權過濾后的民主主義。顯然，這種理論適合于當時正處在專制壓迫下的工商階級的利益需要。隨著工商階級的逐漸壯大、逐漸占據歷史舞臺中心，它的政治要求也逐漸告別單一、走向多樣；與此相對應，自由主義理論也演化成了體系龐雜、內容繁復的思想流派。
　　
　　自由主義從那以后的興盛，既源于自由主義理念中包含了個人權利等合理內核，更源于它在特殊歷史條件下滿足了特殊人群的需要。如果說自由主義在十七世紀的興起是順應了當時新興工商階級的需要，那么它在其后綿延至今的開枝散葉、引領風騷則說明工商階級以及后來的中產階級迄今為止仍然主導著西方社會的政治進程，自由主義理念也隨著西方國家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而擴散全球。從這一角度看，已經采納市場機制的中國，隨著經濟發展和工商階級、中產階級的興起，自由主義在今天成為社會意識形態的主流也是一種歷史的必然。
　　
　　理論總是灰色的，無法囊括色彩斑斕的現實生活。理論在觀念世界做到邏輯自洽并不困難，但要在經驗世界也保持這一點，卻可能只是一種奢望。迄今為止，人類社會還沒有出現過任何一種理論在付諸實踐后還能在與現實對照的情況下做到自圓其說，自由主義也不例外。
　　
　　為了賦予基本理念和政治主張以倫理上的正當性，自由主義宗師洛克沿襲了自格老修斯、普芬道夫、霍布士以來的兩個基本假定，一是自然狀態和自然法，二是社會契約和主權民授，并對它們進行了更符合自由主義理念的改造。洛克認為：在人間的一切政治之先，有一個純粹由“自然法”支配的“自然狀態”；為了解決在“自然狀態”下個人不足以保護自身權利的缺陷，人們訂立契約，組成政治統一體，將政治權力授予政府。沒有這種解釋，自由主義的人權理念和政治主張就無法建構起不容置疑的正當性，不足以成為當時工商階級解構專制政治的精神利器。
　　
　　時至今日，即使在自由主義流派內，也已經沒有多少人再把由自然法主導的自然狀態和社會契約的訂立視作曾經實際發生過的歷史過程，而大多只將其理解為一種說明自由主義理念和政治主張正當性的理論假設。但是，這種正當性論證，其實也只是一種弱不經風的論證；而與此相對應，工商階級也已從社會邊緣走到主流，自由主義的正當性論證已不再成為必要--社會主流的支持，就是最好的論證。
　　
　　這是強權即真理的另類表現，也是決定理論與實踐關系的第一定律。時至今日，可能只有少數虔誠的自由主義學徒還會對自由主義主張的倫理正當性深信不疑。即使剔除宗教涵義后的自然法確實曾經存在過，它也只能適應于階級分化不嚴重、利益沖突不劇烈的簡單社會，不可能構成現代社會法治和政權的正當性來源。在貧富分化、利益對立的工業社會，工人的正義是要求增加工資，資本家的正義是要求增加利潤；當客觀條件無法同時滿足二者時，夾在這兩者之間，理性應如何取舍？“自然正義”又如何確立？
　　
　　從契約的邏輯而言，社會契約只對參與締約的人才具有必須遵循的正當性。對那些在締約時投下反對票的人，有什么理由要求他們非得要遵守其他人投票贊成的憲約？更嚴重的是，對于那些一輩子從來沒有參與過憲約締結的人來說，為什么他們也必須接受既成憲法的約束？既然權利的歸屬是個人，他們幾百年前的祖輩又有什么權利幫他們簽訂契約、并且要求子子孫孫必須遵循？由此可見，即使是在運轉良好的憲政民主國家，大多數時代的大多數人也只是在被動地接受一種制度安排。對于大多數人來說，制度是被強迫接受的，人們對此并沒有選擇的余地；不管是民主制度還是傳統專制，強制永遠是政治的第一特性，沒有強制就沒有政治。因此，自由即免于被強制的權利才更加難能可貴；但是，如果將它視作人類的最高價值和實踐的衡量尺度，就無法免于邏輯不自洽的困窘。
　　
　　民主國家固然可以定期選舉國家領導人，但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這只是一場規則既定的游戲。在很多情況下，游戲規則比游戲的參與者更能夠決定游戲的結果。有人問，俄羅斯民眾普遍在政治經濟轉型中受創深重，他們為什么不投票支持否定這種轉型的共產黨上臺？答案就在這里，因為游戲規則已經沒得選擇，游戲的結局也自然指向既定的方向。
　　
　　對此，自由主義的自我辯護是：自由主義所主張的憲政民主制度固然談不上好得很，但它確實是“最不壞”，因為現實只能如此--但是，既然自由主義的正當性在現實中是無法踐行的，那么它就只是純粹的觀念之物，在經驗世界不能視為成立，這就是康曉光所說的自由民主主義的合法性論證已經“破產”。所謂“最不壞”，并不是事先的正當性設定，而只是對事實的功利性評判。也即是說，自由主義在對具體制度進行評判時，有時（即當他們被辯論對手逼到這一步時）也不得不放棄原來倫理上的正當性言說，而改為一種功利性判斷。但是，制度的功利效用是因適用對象而異的；在西方“最不壞”的制度，在約束條件和即時要求都截然不同的東方國家，未必還是“最不壞”，必須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由于“最不壞”的功利性評判對于自由主義制度的普世性論證殺傷力太大，因此當世的自由主義者往往是能不提及則不提及；而在沒人注意的時候，他們往往又會或者偷偷返回到原來的倫理正當，或者將“最不壞”等同于“最好”兜售。
　　
　　喪失了倫理正當性的政治理論是沒有說服力的，不能成為思想斗爭的利器。因此，在20世紀與馬克思主義等社會主義思潮的較量中，自由主義的理論家從知識論角度開發出了另一種合理性論證，這就是“演進理性”和“自發秩序”的正當性。按照其代表人物哈耶克的說法：因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每個人包括所謂社會精英也不可能了解社會成員之間的偏好，所以也不可能設計出完善的人類社會合作的秩序。真正有效的、可擴展的社會秩序只能是自發的，而非人為設計的，任何人為的設計最終都會破壞這一秩序--由于自由主義秩序自十七世紀后期以來已經有著幾百年的自然演進和不斷擴展的歷史，它當然比當時才新生的社會主義秩序更有資格自稱為“自發演進的秩序”，雖然在當年自由主義政體推翻和取代傳統專制時所依據的無疑也是“建構理性”而非“演進理性”。
　　
　　只要人們不懷偏見，就會發現“建構”和“演進”在人類歷史上是并存的。演進是社會的常態，建構是歷史轉折期的必然。任何一種政治秩序，都是始于建構，續于演進。所謂“演進理性”，只是自由主義理論在其倫理正當性言說已失去說服力、制度的有效性又沒有表現出明顯優勢甚至居于劣勢（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的情況下臨時拼湊起來的思想武器。在20世紀后期自由主義陣營已占據競爭優勢的情況下，關于演進理性的本質性說法忽然不翼而飛了。演進理性的信徒們幾乎無不歡欣鼓舞于蘇東劇變，沒有誰再提及應該保守傳統、自發漸進。各種建構理性主義的方案，從原蘇聯國家的解體、政治的民主化進程到經濟的“休克療法”，紛紛出籠并付諸實踐。
　　
　　冷戰后自由主義主流對“演進理性”的冷卻，不難理解。既然建構秩序所需要的信息是分散的、具體的，人類的“有限理性”無法全面把握大量的個體信息，可擴展的秩序只能在大量個體的自主互動中自發生成，那么不同國家的制度秩序也只能建立在不同的具體背景條件下。一方面，不同的具體信息決定了不同國家需要不同的制度形式；另一方面，任何個人或國家都沒有權力向其它國家輸出制度，政治經濟的秩序只能由社會實踐內生而成。哈耶克本人所提煉的自發秩序的有關原則，也只是他對西方國家具體信息和具體經驗的總結，未必適用于擁有不同具體信息的其它國家，更不能先驗設定它放之四海而皆準。這樣，就取消了一切制度及其理論原則的普適性，這當然是冷戰后急于向全球“擴展”的自由主義秩序及其理論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雖然中國改革在當代實踐中最符合自發演進的模式和原則，但是許多自由主義者卻貶中國而褒俄羅斯。這說明“演進理性”在自由主義那兒更多地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斗爭工具，因此它往往只用于特指，而不作普遍運用。
　　
　　20世紀東西冷戰的結局，使自由主義主流的立論基礎由“演進理性”回到了“制度決定論”。他們現在開始說：在國家競爭的背景下，自由主義制度的有效性和擴展性證明了這種制度的適應性，制度的有效性和適應性意味著制度的正當性和合理性。當代聲稱已“終結歷史”的自由主義者更進一步認為，東西冷戰的結局證明了自由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普適性；競爭失敗的一方，應該改弦易轍，學習勝利一方的制度。
　　
　　這種說法隱含了制度決定論的前提，如果沒有制度決定論作為鋪墊，某個社會的良好運轉只能說明它的具體制度與具體的社會環境相適應，國際競爭的勝負只能說明勝利者的綜合力量強于失敗者。國家競爭的結局是由多方面因素綜合決定的，而制度決定論卻把一切都歸結為制度。將國家競爭簡化為制度競爭，這是當代自由主義“因信稱義”者的根本思路。
　　
　　二，自由主義制度的適應性
　　
　　自由主義制度從十七世紀晚期君主立憲的英國開始，三百多年來基本上處于不斷擴展的態勢。至今為止，全球將近200個國家中已有140個國家基本采納了自由主義的制度框架，其中包括全部30多個發達國家。
　　
　　自由主義制度的成功，除了它滿足了工業社會最強大的工商階級或中產階級的政治需要、以及先期采用自由主義制度的西方國家擁有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先發優勢外，也由于這種制度本身具有可積累進步、有利于長期發展和競爭等優點。
　　
　　自由主義秩序為什么效用優于各種集權主義秩序？按照哈耶克的解釋，這是由于人類知識具有無可避免的局限性，使得集權體制所要求的管理者對于個體信息的全面把握成為不可能。這一結論源于20世紀兩大陣營對立時所衍生的典型“黑白二分法”思維方式：從某個特定角度出發，論證一方全白、另一方全黑；但在事實上，雙方可能都只是灰色，彼此顏色的深淺差異有限、各有利弊，國家競爭的勝負可能取決于多種因素綜合之后的微弱優劣勢。
　　
　　自由主義秩序的真正優勢在于它的社會結構是自下而上建構的，社會發展的動力主要在下方。基于對個人權利的強調，通過給予個人、企業和社會團體盡可能多的自由和激勵，通過這些構成社會的基本單元的進步來實現全社會的進步。因此，在自由主義秩序下，雖然社會快速集中資源于一個具體方向上的能力不如集權體制，雖然自由秩序在集中全社會力量發揮瞬間最大效能方面不如集權體制，在競爭初期可能處于相對不利的位置；但只要發展的空間沒有被封閉，自由主義秩序下的社會力量就可以得到持續增長。而且，由于這種增長扎根于社會的基本單元之中，因此它是可以長期積累的，不會輕易因為國家的動蕩而傷及根本。
　　
　　反之，在集權體制下社會是由上到下建構的，社會發展的動力在上方。它的優點是能夠快速集中全社會的力量運用于某一具體目標，因而在競爭初期可能擁有相對優勢。雖然在集權體制下管理者確實做不到對個體信息的無一遺漏，但這種社會也確實能夠在整體層面上實現更好的組織效率。它的缺點是一旦競爭失利、或者內部發生某種變故，危及社會的動力核心即政權，全社會的競爭力就有可能在瞬間瓦解。由于社會進步是在政權主導下以整體進步為目標實現的，一旦整體崩潰，個體沒有支撐能力，很多方面就要從頭再來，社會進步難以積累。所以，盡管在上個世紀兩大陣營的競爭中社會主義一方在早期一直處于攻勢，但由于它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打擊不足以致命，西方還能積累進步；一旦攻守之勢逆轉，社會主義陣營就不能適應這種相對劣勢的處境，終至全面崩潰解體。
　　
　　相對而言，自由主義秩序的競爭效能具有一種與時俱增的特性，集權體制則似乎有一種效能因時遞減性。但是，自由主義秩序下的社會發展和競爭力增長需要一個前提，就是要有足夠的內外拓展空間。西方資本主義在早期憑借著先發優勢，開拓了足夠的外部空間，因此才能夠順利走到今天；在上世紀的東西冷戰中，西方雖然在前期受到蘇東陣營咄咄逼人的壓力，但由于歷史的積累，西方在經濟和科技方面始終處于領先地位，蘇東無法在經濟和科技上扼制西方的發展空間，因此西方得以進一步積累進步、最終得到攻守之勢逆轉的機會，尊定了勝負結局。
　　
　　當代發展中國家的處境與歷史上及冷戰期的西方截然不同，后發展國家在國際競爭中普遍處于劣勢。由于發展空間受到壓制，社會整體和單元個體都難以實現有效增長。因此，除東亞四小龍等或因機遇特殊、或因得到發達國家特殊待遇的少數國家外，二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難以實現持續穩定的有效增長。
　　
　　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對社會整體還是對個人、企業、團體等社會單元來說，內部的自由和激勵都是次要的，獲得可拓展的空間更重要；空間代表了機會，有動力無空間，發展注定不可能實現。要在列強林立的世界多獲得一點空間，顯然，集權體制具有更高效率；有了更多空間，才能為社會整體及個體的發展提供更多機會。
　　
　　集權體制的不足在進步的積累和長期穩定方面，可見，當代發展中國家適于采納一種揉合了集權和自由的綜合性經濟政治體制。在這方面，東亞四小龍（包括政治民主化之前的臺、韓）是其典范。
　　
　　三，自由主義在當代中國的尷尬
　　
　　劉曉波說，中國自由主義主流在1990年代由歐陸向英美的轉型主要是迫于現實政治的壓力，這話有一定道理。但是，理性思考所帶來的思想進步，可能更具有決定性意義。
　　
　　對此，康曉光描述道：“首先，鄧小平[南巡]重新明確了市場化改革的政策取向。這是知識分子認同中國共產黨的首要前提。其次，持續的經濟增長為現行政治提供了強有力的[政績合法性]。第三，前蘇聯的經驗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改革的復雜性。他們意識到改革不僅可能帶來自由、富裕和民主，還可以帶來混亂、分裂、貧窮、不平等、經濟衰退、黑金政治和流血沖突。第四，一些拉美和東南亞國家的民主政治的現實使知識分子看到了民主的有限性。他們意識到中國的民主很可能更像這些難兄難弟，而不會是美國式的民主。經過十幾年的觀察和學習，他們得以現實地、全面地、冷靜地評價市場和民主的功能。第五，知識分子意識到民主化是一個長期過程，不能一蹴而就，路要一步一步地走，不能急躁。第六，一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從[反共到[反華]的改變，使中國知識分子對美國的態度也隨之改變。一系列事件，推動全民性的仇美情緒持續發展，并進一步發展為反感美國式的市場和民主]（康曉光《未來3-5年中國大陸政治穩定性分析 》）。
　　
　　存在決定意識，經濟上物質待遇的提高和政治上的“行政吸納”，也促成了知識精英對現狀的認同。如果知識精英被排除在改革的既得利益群體之外，他們是不可能認同這種改革的。伴隨著知識分子整體對改革現狀的認同和接受，自由主義在中國也完成了由歐陸到英美的轉型。
　　
　　在1990年代，雖然新左派和權威主義相繼興起，但中國知識界的主流無疑是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的主流則是英美自由主義。但是，就在人文知識分子普遍接受現狀、安于書齋的同時，現實生活又對思想理論提出了新的要求、新的挑戰。
　　
　　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經濟運行中一些結構性問題的突出，知識界開始孵化出新的群體。這一群體以現實關懷為取向、以社會公正為訴求，其特征是直接面對大眾發出呼吁，在手段上訴諸社會輿論和公眾人心的力量，因此被稱為“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其登臺問世以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一書為標志。這一群體雖然揉雜了思想界的左中右派別，但其主體仍然是自由主義。將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出現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以及經濟的結構性困難，歸結為舊體制，歸結為權力的干預、腐化和擴張，因而主張加快政治民主化改革或憲政民主的進程，這是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公共知識分子的典型思路，其代表人物是秦暉、王思睿。
　　
　　這種自由民主主義的思路相對于原來的英美自由主義主流，帶有較多的激進色彩，同時也面臨更多的尷尬。在政治方面，由于中國政府主導的改革顯然已無意在短期內將政治民主化列入日程，政治民主化在當前只能是一種民間聲音，不可能進入實際操作；自由民主主義在拒絕認同現實的同時，也受到現實政治的排斥。在思想上，自由民主主義無法合理解釋前蘇聯轉型的不如人意和一些拉美、東南亞國家政治民主化后的普遍困境，而只能拙劣地指責這些國家“不是真正的憲政民主”國家（王思睿《“中產階級”如何形成--兼與冼巖商榷》）。其實，只要基本的制度框架已經確定，制度就沒有“真假”之分，而只有實行效果的“好壞”之別。發展中國家實行憲政民主達不到發達國家的功效和標準、包括制度運作被人為扭曲，這都是由這些國家的客觀條件決定的。這說明這些國家在現階段實行憲政民主只能做到這一步，也體現了憲政民主在某些具體約束條件下的不適應性，而不能以此證明這些國家搞的“不是真正的憲政民主”。
　　
　　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最大尷尬是，如果他們迫于上述原因暫時放棄“政治民主化”的口號，那么雖然能因此得到政府的更多容納、能夠更有效地影響社會實際進程，但也會因此損及民眾對他們的認同、損及公共知識分子最重要的資源即“公眾影響力”。于是，在這種兩難之間、也是在“極權政治現實的語境限制”下，許多“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公共知識分子”在進入21世紀后開始不約而同地采取了一種含糊其詞的表達方式，一方面堅持“認為政體制度最終必須完成自由民主轉型，而且認為政治制度是可以在短時間內強制變遷的”；另一方面又自稱“不再將整全性社會民主變革視為當下緊張的現實政治目標”（王怡《從民權到民主：自由主義的漸進思路——兼評冼巖》）；冀圖在繼續保持對民眾影響力的同時，能夠以被政府更加容納的方式更有效地影響社會現實進程。因此，他們實際上已將政治民主化的目標懸諸未來。
　　
　　既然認同“對政治制度的大變不急于一時”，那么社會思想就應該為“小變”的漸進積累創造條件。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要消解社會思想情緒的激進特征，保證漸進性“小變”不會自我加速成激進性“大變”，為漸進性政治改革的啟動和有序進行創造條件。
　　
　　只要自由主義還是當前民間學界的主流、只要自由主義者不愿意放棄以“政治民主化”目標招攬人心的策略，社會情緒的激進態勢就不可能真正得到緩解；在激進的社會思想土壤上，漸進性政治改革就難以啟動、更不可能有序推進。當主流思想所推崇的、并不適合于中國國情的目標模式已經深入人腦，已經“征服和整合了民心”時，政治改革一旦啟動，就不會服從于主觀預先設計的漸進性方案或政府、民間某些人的操控，而只會遵循它自身的邏輯，加速奔向理想中的目標終點。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筆者提出“自由主義讓路”，即從當前民間意識形態主流的位置上退下來，讓位給“溫和漸進、適合于中國國情的理論主張”（冼巖《中國要前進，自由主義必須讓路》）。這種溫和理論的要點是必須明確不再以政治民主化作為當前的改革目標，它要么象康曉光一樣將一種關于中期階段性目標的理論提升為終極理論，完全告別西方范式，在理論上走出一條新路；要么象列寧主義將社會主義界定為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一樣，根據中國的現實需要為憲政民主的長期目標量身定制一種初級階段理論。顯然，它既可以是一種“要自由，不要自由主義”的全新理論，也可以是一種新型的自由主義理論。
　　
　　四，出路：權威自由主義
　　
　　雖然從人數而言，自199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的主格調是溫和漸進的；但從影響力來說，卻并非如此。越是極端的表述，越能引人注目；越是激進的思想，越能夠調動社會情緒。因此，即使是今天贊成漸進改革的“持自由主義立場的公共知識分子”，也大多有過一段以激進姿態搏取公眾影響力的經歷。如果自由主義還希望能夠以主流形態在中國今后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發揮積極作用，那么它就必須對自身進行大幅調整，使理論更加適合于現實的要求，尤其是適合于權威主義政治的現實。
　　
　　在自由主義和權威主義之間當然存在著邏輯緊張，但二者又并非水火不相容的勢不兩立。權威主義以中央集權為政治特征，它的主要對手是民主主義。只要剔除了政治民主化的現實要求，尤其是不再將此作為動員民眾、爭取人心的手段，自由主義就不但可以與權威主義相容共存，而且可以攜手并進。
　　
　　雖然民主與自由、人權等價值也存在著某種內在緊張，但在自由主義的邏輯體系內，民主確實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價值。因此，新理論（筆者將其暫名為“權威自由主義”）可將民主視為遠期目標，將權威自由主義定位為政治自由主義的初級階段理論。在初級階段，應該以“自由的相對增進”而非以“絕對自由”或“理想狀態的自由”作為社會實踐的衡量尺度。這樣，對于自由主義和權威主義的結盟就不難解說了：固然權威自由主義不能導致個人權利和自由的理想狀態，但在現階段，它能夠最有效地增進自由。
　　
　　另一方面，在實踐層面，中國社會的持續進步既需要自由，又需要權威。如前所述，當代發展中國家的現實處境決定了它們既需要集權體制以集中力量在日益全球化的時代爭奪發展空間，又需要自由主義因素以保證進步的可積累性和長期穩定。社會現實要求自由主義變化形態與權威主義相結合，自由主義理論經過調整后，也可以解釋這種結合。
　　
　　具體來說，權威自由主義將政治民主化明確為遠期而非當前的改革目標，明確政治民主化的啟動要以中產階級的普及、即中產階級在精英和大眾之間占有相對優勢為必要條件。在此之前，政治體制將在相當長時期內保持中央集權的形態，全社會形成合力，致力于發展經濟、建設中產階級社會（詳見拙文《中產階級與普世制度》、《建設中產階級社會》）；在中產階級普及、政治民主化實現以后，權威主義的一些特征仍可保留，只不過將來集中了中央權力的政治權威必須由民選產生。
　　
　　同時，權威自由主義主張立即加快法治建設，加強對行政權力的法治規范，向著不完全（即剔除了政治民主化的）的憲政轉型。這一主張，類似筆者原來提過的“民主緩行，憲政先行”，其中關鍵是要對“民主緩行”的必要性形成共識；這種共識越廣泛、越堅固，憲政的路子就會走得越快、越穩。
　　
　　另一方面，要加強憲政對公民權利的保護。中央集權政府也應該將保護和伸張人權作為重要的行政目標，一方面持續擴大私人領域、培育公民社會，使社會重心逐漸下移，改變頭重腳輕的狀況；另一方面將“人權、公正”培植為政權合法性的基礎和社會穩定的基石。
　　
　　在基本的個人權利和公權力之間，從現實角度而言存在著一些模糊領域。例如公民的集會、結社權利，這在抽象觀念上和理想社會內當然是個人的正當權利。但在社會已經積累了眾多矛盾和反體制能量、而且客觀條件又尚不足以為此提供化解手段的中國，立即開放這些權利有可能導致被壓抑矛盾和能量的噴發，使漸進改革成為不可能。因此，對這些權利的開放應該遵循漸進原則，隨著矛盾的緩和而逐步開放。
　　
　　漸進性改革能否成功的關鍵在于：上一步改革能否為下一步改革鋪墊基礎、準備條件；趨向開放的改革最重要的影響因素是原來所積累的矛盾是否已經得到緩和。這里又存在一個悖論：矛盾的積累導致對改革的要求，而改革能否成功又取決于矛盾是否得到緩和。如果第一步改革的進行不是緩和了社會矛盾、給民眾帶來滿意，而只是增大了要求加速改革的壓力，那么改革多半難以保持有序漸進，而只可能是要么漸行漸快、自我加速，要么發生反轉。
　　
　　因此，社會情緒的溫和、社會思想對漸進的認同極其重要。在這方面，輿論的聲音至關重要。在一個日漸開放的時代，對社會進程的溫和誘導、對改革現狀的溫和解釋，只能寄希望于知識分子共同的自覺擔當。
　　
　　只有聯合起來才能更加有益于中國社會的溫和漸進，這就是當前自由主義與權威主義應該兩極攜手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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