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以階級斗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關系

——評吳建民和曾彥修的高論

奚兆永

改革開放以來，人們總是把“以階級斗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割裂開來并且對立起來，以為既然講“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就不能再講“以階級斗爭為綱”了。還有人說，毛澤東只注重階級斗爭，不注重經濟建設。實際上，這是一個極大的誤解，完全不符合歷史事實。同時，這也是一種不符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形而上學的觀點。在這篇文章里，我們就來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結合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活動，談談二者的關系問題，同時，對吳建民和曾彥修兩位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發表的高論做一些批判性的評析。

一、毛澤東一貫重視經濟建設工作

這個問題要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說起。

我們知道，馬克思本來的專業是法律，而他的興趣卻是哲學和歷史，但是，在他1842-1843年到《萊茵報》當編輯后，卻感到他的這些知識對于他的工作來說是遠遠不夠的。于是他又從社會的舞臺退回到書房。1843年，他去了巴黎。通過研究，他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 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概括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于是他從此就開始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待經濟在社會生活中所占據的特殊重要地位。

也正因為經濟是基礎，是決定政治和法律制度和社會意識形態的根本因素，因此，所有的革命導師都無一例外地重視經濟在社會生活中所起的這種決定性的作用。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也是這樣。

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就已經出了“經濟問題”。他說：

“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這種困難，在全國總政權沒有取得以前當然是不能避免的，但是這種困難的比較地獲得解決，使生活比較地好一點，特別是紅軍的給養使之比較地充足一點，則是迫切地需要的。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較長的期間的條件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解決，實在值得每一個黨員注意。”（《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頁）

由于當時還在戰爭環境下，一些人對于毛澤東的這一觀點還不能接受。他們認為，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哪里還有閑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他們認為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真正最后勝利了，有了和平和安定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對于革命隊伍內部的這些思想，毛澤東曾進行過反復的批評和斗爭。

比如，他在1933年8月12日中央根據地南部17個縣經濟建設大會作報告時說：“抱著這些意見的同志，他們不了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你們看，敵人在進行經濟封鎖，奸商和反動派在破壞我們的金融和商業，我們紅色區域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妨礙。我們如果不把這些困難克服，革命戰爭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響嗎？鹽很貴，有時買不到。谷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貴得厲害。這些情況，立即影響到工農的生活，使工農生活不能改良。這不是要影響工農聯盟這一個基本路線嗎？工農群眾如果對于他們的生活發生不滿意，這不是影響到我們的擴大紅軍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工作嗎？所以，這種以為革命戰爭的環境不應該進行經濟建設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120頁）

又比如，他1934年1月27日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所做的結論里說，“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都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當然不能。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群眾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同志們，那時候，我們號召群眾參加革命戰爭，能夠不能夠呢？能夠的，完全能夠的。”（《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137頁）

到了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再次合作。1937年11月8日，即太原失守的當天，毛澤東即致電周恩來、朱德和彭德懷等，指出：“八路軍將成為全山西游擊戰爭之主體。應該在統一戰線之原則下，放手發動群眾，擴大自己，征集給養，收編散兵，應照每師擴大三個團之方針，不靠國民黨發餉，而自己籌集供給之。”（轉引自《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76頁）后來他又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是我們經濟工作和財政工作的總方針。”并且針對一些人“片面地看重了財政，不懂得這個經濟的重要性”，“只是在單純的收支問題上打圈子”，指出：“這是一種陳舊的保守的觀點在這些同志的頭腦中作怪的緣故。他們不知道財政政策的好壞固然足以影響經濟，但是決定財政的卻是經濟。未有經濟無基礎而可以解決財政困難的，未有經濟不發展而可以是財政充裕的。陜甘寧邊區的財政問題，就是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的生活費和事業費的供給問題，也即是抗日經費的供給問題。這些經費，都是由人民的賦稅及幾萬軍隊和工作人員自己的生產來解決的。如果不發展人民經濟和公營經濟，我們就只有束手待斃。”（《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頁）蔣介石在抗戰期間“消極抗日”、“積極反共”，一再掀起反共浪潮，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的辦法企圖把共產黨困死，但是，由于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注意發展經濟，并且開展了大規模的軍民大生產運動，“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他的這些陰謀都沒有能夠得逞。

抗戰勝利后，國共兩黨簽訂了“雙十協定”，但是，蔣介石又在美國支持下發動了內戰，毛澤東一方面發表講話，揭露“國民黨進攻的真相”，同時起草文件，提出“減租和生產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他在文件里說，“我黨當前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站在自衛立場上，粉碎國民黨的進攻，保衛解放區，爭取和平局面的出現。為達此目的，使解放區農民普遍取得減租利益，使國人和其他勞動人民取得酌量增加工資和改善待遇的利益；同時又使地主能生活，使工商業資本家還有利可圖；并于明年發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增加糧食和日用必需品的生產，改善饑民、難民，供給軍隊的需要，成為非常迫切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2頁）由于蘇聯對日宣戰，蘇軍進入東北，黨中央也派遣了大批干部和部隊進入東北，和東北抗日聯軍一道建立各級地方民主政府，而國民黨則為了獨占東北，在美國的援助下，通過海陸空三路運兵東北攻占山海關、錦州等要地。東北的軍事斗爭對于全國的局勢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于是，毛澤東又在1945年12月28日為中央起草了一份《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文件，提出：“我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必須使一切干部明白，國民黨在東北一個時期內將強過我黨，如果我們不從發動群眾斗爭、替群眾解決問題、一切依靠群眾這一點出發，并動員一切力量從事細心的群眾工作，在一年之內，特別是在最近幾個月的緊急時機內，打下初步的可靠的基礎，那么，我們在東北就將陷于孤立，不能建立鞏固根據地，不能戰勝國民黨的進攻，而有遭遇極大困難甚至失敗的可能；……。群眾工作的內容，是發動人民進行清算漢奸的斗爭，是減租和增加工資運動，是生產運動。”（《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0頁）為了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1946年5月4日，中央又決定將減租改為土改，并且在1947年9月制定了《中國土地法大綱》。1948年2月27日又重申了“保護民族工商業”飛政策。這些政策的實施，對于遼沈、京津和淮海戰役的勝利，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當然，在取得全國勝利之前，經濟建設還不是中心工作。在戰爭環境下，只有革命戰爭才是中心工作。正如毛澤東所說，“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是為著它的，是環繞著它的，是服從于它的。那種認為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頁）

1949年以后，情況發生了變化。長江以北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老區已經完成了土地改革，而解放軍正準備“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全國性的政權也在考慮建立，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里提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的恢復和發展。務須避免盲目地亂抓亂碰，把中心任務忘記了，以至于占領一個城市好幾個月，生產建設的工作還沒有上軌道，甚至許多工業陷于停頓狀態，引起工人失業，工人生活降低，不滿意共產黨。……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黨的組織工作，政權機關的工作，工會的工作，其他各種民眾團體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肅反工作，通訊社報紙廣播電臺的工作，都是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并為這一中心工作服務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8頁）當然南方和北方還有區別。北方“已經推翻了國民黨的統治，建立了人民的統治，并且根本上解決了土地問題。黨在這里的中心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這是一切工作的重點所在。”（同上，第1429頁）這以后，解放戰爭迅速向前推進，到1949年9月30日，全國除西藏、臺灣外，絕大部分地區已基本解放，毛澤東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委托起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宣言，宣言說，“全國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已宣告成立，中國人民業已有了自己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將遵照共同綱領在全中國境內實施人民民主專政。它將指揮人民解放軍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消滅殘余敵軍，解放全國領土，完成統一中國的偉大事業。它將領導全國人民克服一切困難，進行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掃除舊中國所留下來的貧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頁）這是在全國范圍結束戰爭和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公開號召，也是由以革命戰爭為中心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公開宣示。這也說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是別人提出來的，正好是毛澤東提出來的。

新中國建立以后，從國民經濟的恢復到新區的土地改革，從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的五年計劃的實施，從12年科學規劃的提出到兩彈一星的研制，從大躍進的提出到國民經濟的調整，從學大慶到學大寨，從備戰備荒為人民方針的制定到大小三線的建設，哪一項不傾注著他的心血？！把一個在戰爭年代就重視經濟建設的人說成是在和平時期反而不重視經濟建了，這說得通嗎？能令人信服嗎？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需要指出的是，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也沒有忽視經濟建設工作。中央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一共有十六條，其中第十四條就是“抓革命，促生產。”人民日報還為此專門發表過社論。為了保證工業交通和基本建設部門生產的正常進行，當時還下發了這些部門不搞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農村的文化大革命也是結合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進行的，并未影響生產。實際上，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文化教育單位進行的，對生產的影響很小。現在一些人喜歡說文化大革命使我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其實此話毫無事實根據。正如十一屆六中全會《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講到文革十年時所說，“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工業交通、基本建設和科學技術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鐵路和南京長江大橋的建成，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的投產，氫彈試驗和人造衛星發射回收的成功，秈型雜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廣，等等。”（《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16頁）甚至連林彪搞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的口號和綱領也說要“用民富國強代替他‘國富’民窮”，承認當時“國富”的事實。實際上，正是在文革期間，完成了攀枝花鋼鐵廠、十堰重型汽車廠（二汽）、葛洲壩電站、劉家峽電站、東方電機廠等許多大型工廠的建設，完成了成昆等多條重要鐵路的建設，并且開始了青藏鐵路凍土等問題的實驗研究，還上馬了運10大型飛機、載人航天等重大項目,面對這些事實，怎么能夠說“國民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呢？又怎么能夠說毛澤東不重視經濟建設呢？

鄧小平說，“毛澤東是偉大的領袖，中國革命是在他的領導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個重大的缺點，就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是說他不想發展生產力，但方法不都是對頭的，例如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就沒有按照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辦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頁）我認為鄧小平對毛澤東的這個批評是不公平的。上面列舉的事實已經充分證明，毛澤東不是“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而是極端重視發展社會生產力。至于鄧小平說的兩件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同樣也證明，毛澤東是非常重視經濟建設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關于“大躍進”，毛澤東曾經講過這樣一段話：

“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難道這是做不到的嗎？是吹牛皮、放大炮嗎？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們的歷史就可以知道了。我們不是在我們的國家里把貌似強大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基本上打倒了嗎？我們不是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基地上經過十五年的努力，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方面，也達到了可觀的水平嗎？我們不是也爆炸了一顆原子彈嗎？過去西方人強加給我們的所謂東方病夫的稱號，現在不是拋掉了嗎？為什么西方資產階級能夠做到的事，東方無產階級就不能做到呢？中國大革命家，我們的先輩孫中山先生，在本世紀初期就說過，中國將出現一個大躍進。他的這種預見，必將在幾十年的時間內實現。這是一種必然趨勢，是任何反動勢力所阻擋不了的。”（《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2頁）

毛澤東的這段話說得多么好，有什么不對？當然，1958年“大躍進”時曾經出現過浮夸風的問題，但這不過是一個支流，而且后來已經加以糾正，有些人揪住這些枝節問題不放，企圖以之否定整個“大躍進”的巨大成就，這不過是“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罷了。事實上，我國的一些高新技術（如研制原子彈等）就是那時起步的，我國的大慶油田就是那個時期拿下來的，一些工業空白（如萬噸水壓機、車輪輪箍等）也是那時填補的，而全國的地方工業（包括鋼鐵、煤炭、機械、化肥、水泥、水電等）和集體企業也大都是那時發展起來的。80年代初，江蘇省的常州市曾被稱為“明星城市”，許多地方的人到那里去學習取經，我也曾到那里進行過調查，發現那里許多企業都是由“大躍進”時的街道工廠起家的。正是在“大躍進”之后，常州才逐漸建立了冶金、機械、電子、化工、醫藥、建材等工業，形成了后來常州工業的骨干和基礎。就此而言，“大躍進”是功不可沒的。許多曾經經歷“大躍進”那個時代的人，一想起那個歲月還精神振奮，人們稱那個時代為“火紅的年代”，怎么可以把“大躍進”說成一無是處呢？

至于“人民公社”， 那也不是毛澤東一時頭腦發熱搞起來的，而是當時社會生產進一步發展的產物。我們知道，1957 年冬和1958年春，在我國農村興起了大興水利、大搞農田基本建設的熱潮，而在這個過程中出現了水利設施規模大和農業社規模小的矛盾，于是就出現了并社和擴社的事情。在此基礎上，1958年3月舉行的成都會議作出了《關于把小型的農業合作社適當地并為大社的意見》。這樣，并社運動就在各地開展了起來。在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河南。4月20日，河南遂平縣將四個鄉的27個農業社合并，共同組成嵖岈山公社，成為我國最早的公社之一。8月6-8日，毛澤東視察河南七里營公社時說，“有這樣一個社，就會有好多社。人民公社是個好名字，包括工、農、商、學、兵，它的特點一曰大，二曰公。”隨后，在北戴河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公社化就這樣在全國開展了起來。當然，在公社化過程中，曾經出現過“一平二調”、“刮共產風”以及強迫命令等問題，但是這些問題都一一得到了克服，公社最后實現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制度。雖然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些地方實行了包產到戶的做法，但是，絕大多數地方仍然堅持了人民公社制度。即使在改革開放以后由于一些人為的因素，全國各地都推行了聯產承包責任制，但是仍然有些地方堅持了人民公社制度，或在改為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又重新實行人民公社制度。他們實際上都是堅持集體經濟的模范，而他們所取得的成績也都證明：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較之于個體經濟具有明顯的優越性，應該成為我國農村今后發展的方向。應該看到，在人民公社時期搞的一些水利工程，直到今天還在發揮其效益，——雖然有些工程由于后來搞個體經濟年久失修，其效益已大為下降。其實，后來鄧小平自己也說，“農業的改革和發展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頁）人們不能理解的是；既然集體經濟是方向，而且其在多年的發展中也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為什么要“廢除”它？難道這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嗎？而且，“廢除”是一個強制的做法，當時實際上也對各級干部和群眾施加了壓力，那些堅持要搞集體經濟的干部和群眾實際上都承受了來自上面的巨大壓力，難道在社會主義國家搞集體經濟還要承受這樣的壓力？這正常嗎？反觀毛澤東，他教育農民群眾走集體化的道路，支持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同時又及時解決了運動中發生的問題，這有什么錯？顯然，他不是違背而是“按照經濟發展的規律辦事”的。

二、馬恩列和毛澤東也一貫重視階級斗爭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所謂經濟，也就是“生產過程本身”。（《資本論》，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頁）但是生產過程又不只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2頁）因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生產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頁）這種生產關系在階級社會，就是階級關系。恩格斯曾說，“經濟學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間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階級和階級之間的關系。”（同上，第44頁）馬克思和恩格斯通過研究發現，人類社會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斗爭的歷史。他們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迄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互相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這個社會受到革命的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頁）

應該說，無論是發現階級還是發現階級之間的斗爭，這都不是馬克思的功勞，但是把階級、階級斗爭和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聯系起來卻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這是馬克思的一個新貢獻。恩格斯曾不止一次談到馬克思的兩個偉大發現。一個是他的剩余價值理論，另一個就是他的唯物史觀。

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重視階級斗爭。1871年9月20-21日舉行的第一國際倫敦代表會議上，巴枯寧分子企圖阻撓《關于工人階級的政治行動》決議案的通過，馬克思和恩格斯與他們進行了堅決斗爭。恩格斯就決議案做了發言，他說，“我們要消滅階級，用什么手段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這就是無產階級的政治統治。……所有鼓吹放棄政治的都自詡為革命家，甚至是杰出的革命家。但是，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動；誰要想革命，誰就要有準備革命和教育工人進行革命的手段，即政治行動，沒有政治行動，工人總是在戰斗后的第二天就會受到法夫爾和皮阿之流的愚弄。應當從事的政治是個人的政治；工人的政黨不應該成為某一個資產階級政黨的尾巴，而應該成為一個獨立的政黨，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3-124頁）

當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卡·赫希伯格1879年在蘇黎世出版改良主義的刊物《社會科學和社會政治年鑒》、并和愛·伯恩斯坦、卡·施拉姆一道在該刊發表右傾機會主義的文章《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回顧》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都非常氣憤，他們在9月16-18日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人奧·倍倍爾、威·李卜克內西、威·白拉克等人寫了一封措辭極為強硬的“通告信”，其中寫道：“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如果黨的新機關報將采取符合這些先生們的觀點和立場，即采取資產階級而不是無產階級的立場，那么很遺憾，我們就沒有別的路可走，而只好公開對此表示反對，并結束我們同國外的關系方面一向代表德國黨的時候所表現出來的和你們的團結一致。但愿事情不至于弄到這種地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686頁）后來，恩格斯在1879年11月4日給倍倍爾的信里還特別提到，“從黨建立以來馬克思和我就一直自愿地保衛黨不受國外敵人的侵犯，同時，我們對黨也只有一個要求，請它不要背叛自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頁）

列寧對于階級斗爭也非常重視，他把階級和階級斗爭看作是一切社會現象的總根源。他在批判民粹主義時說，“階級斗爭理論所以是社會科學取得的巨大成就，正是因為它十分確切而肯定地規定了把個人因素歸結為社會根源的方法。第一，這個理論制定了社會經濟形態的概念。它以人類任何共同生活中的基本事實即生活資料的謀得方式為出發點，把這種生活資料的謀得方式和它影響下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聯系起來，并指出這些關系（按馬克思的術語是‘生產關系’）的體系是社會的基礎，政治法律形式和某些社會思潮則是這個基礎的外表。……第二，‘活的個人’在每個這樣的社會經濟形態范圍內的活動，這些極為多樣的似乎不能加以任何系統化的活動，已被概括起來，并歸結為各個在生產關系體系中所起的作用上、在生產條件上、因而在生活環境的條件上以及這種環境所決定的利益上彼此不同的個人集團的活動，一句話，歸結為各個階級的活動，而這些階級的斗爭決定著社會的發展。這就推翻了主觀主義者天真幼稚、純粹機械的歷史觀，他們滿足于歷史是由活的個人創造的這種空洞的論點，而不愿分析這些個人的活動是由什么社會環境決定的，是怎樣決定的。”（《列寧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72-373頁）列寧還認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頁）當然，列寧在這里更加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存在階級斗爭為前提的。沒有階級斗爭，也就沒有無產階級專政。列寧在談到無產階級專政時說，“奪得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階級斗爭，而是用另外一種形式，另外一些手段把斗爭繼續進行下去。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利用國家政權這樣的工具所進行的階級斗爭。”（《列寧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9頁）有些人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但是不承認階級斗爭的存在，這顯然是不合邏輯的。

毛澤東也非常重視階級斗爭。《毛選》第一卷，開頭一篇文章就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他寫道，“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斗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頁）在《實踐論》里，他還提出，“各種形式的階級斗爭，給予人的認識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經濟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同上，第283頁）在《矛盾論》中，他還說，“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斗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斗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同上，第306頁）而在《丟掉幻想，準備斗爭》一文里，他還做了一個歷史概括：“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失敗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歷史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頁）進入社會主義階段后，他又一再告誡人們，“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蘇聯共產黨，東歐一些國家的黨，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了。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民主集中制，黨與群眾的關系，這些他們都不講了，空氣不濃厚了。結果出了個匈牙利事件。我們一定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7頁）他還說，“在我國，雖然社會主義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說來，已經基本完成，革命時期大規模的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斗爭并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同上，第389頁）

可以說，從馬恩列到毛澤東，他們都一貫地非常重視階級斗爭，從理論到實踐都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遺產。應該說，這是革命的傳家寶，直到階級斗爭在全世界消滅之前，是萬萬不可丟棄的。

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以階級斗爭為綱”并不是對立的

從以上所論可知，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所有革命導師，他們既非常重視經濟建設，又非常重視階級斗爭。這實際上也就說明，重視經濟建設和重視階級斗爭是并不矛盾的。新中國前30年的實踐也證明，我們既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也取得了階級斗爭的偉大勝利，兩者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而不是絕對對立的。鄧小平雖然批評毛澤東“忽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但是，他也不能不承認，“我們還是在30年間取得了舊中國幾百年、幾千年所沒有取得過的進步。”（《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頁）新中國在30年間為什么會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這顯然和民主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社會主義革命進行了三大改造，極大地解放了社會生產力有關，也就是說，和進行了階級斗爭有關。顯然，把經濟建設的成就和階級斗爭的勝利割裂開來對立起來的觀點，是不符合事實的，是經不起檢驗的。

至于“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提法，人們一般認為是毛澤東在1964年的《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問題政策的規定》（即“后十條”）中提出來的。有人認為是毛澤東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提出來的，還有人認為是毛澤東在1957年八屆三中全會上重新肯定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就提出來了。按照這后一種說法，就應該承認，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就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

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早在他們創立歷史唯物主義之時，就已經把對待階級斗爭的態度作為一個路線來堅持了。本文前面引用過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致倍倍爾等人的信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將近40年來，我們一貫強調階級斗爭，認為它是歷史的直接動力，特別是一貫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認為它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巨大杠桿；所以我們決不能和那些想把這個階級斗爭從運動中勾銷的人們一道走。”而列寧關于“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論述同樣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了路線的高度。可以說，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他們都是“以階級斗爭為綱”論者。

如果要說到對“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論述，我認為列寧的下述論述是最能夠說明問題的。他說，“某一社會中一些成員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員的意向相抵觸；社會生活充滿著矛盾；我們在歷史上看到個民族之間，各社會之間，以及各民族、各社會內部的斗爭，還看到革命和反動、和平和戰爭、停滯和迅速發展或衰落等不同時期的更迭，——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實。馬克思主義提供了一條指導性的線索，使我們能在這種看來撲朔迷離、一團混亂的狀態中發現規律性。這條線索就是階級斗爭的理論。”（《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班，第426頁）在這里，列寧講到了“階級斗爭理論”是“指導性的線索”，這不就是說以階級斗爭為“路線”和“綱”嗎？

列寧還說，“只要人們還沒有學會透過有關道德、宗教、政治和社會的言論、聲明、諾言，揭示出這些或那些階級的利益，那他們始終而且會永遠是政治上受人欺騙和自己欺騙自己的愚蠢的犧牲品。”（同上，第314頁）這就再一次告訴我們，在階級斗爭還存在的情況下，如果不能緊緊抓住階級利益這個根本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問題，那么他在政治上就只能是一個受人欺騙和欺騙自己的庸人。

有人把“以階級斗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割裂開來并且對立起來，在他們看來，既然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就不應該再講“以階級斗爭為綱”。其實，“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講的是工作問題。我們的工作有方方面面，但是，在每一個時期都有一個中心工作，其他工作要為中心工作服務。比如過去在革命戰爭年代，軍事工作是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要為軍事工作這個中心服務，為戰爭服務。但是，在取得政權以后，軍事工作的中心地位就讓位于經濟建設，經濟建設就成了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必須為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工作服務。而“以階級斗爭為綱”就不同了，它不是指工作本身，而是指各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人們做好各項工作，首先必須有一個正確的指導思想，否則就會走到邪路上去。就此而言，這個“路線”或“綱”無疑處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是，就時間而言，人們圍繞經濟建設這個中心從事各種具體工作當然應該全力以赴，而不可能把時間都用在階級斗爭上。這個道理本來并不難理解，但是，有時也會發生問題。對此，毛澤東在1962年舉行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曾說，“要分開一個工作問題，一個階級斗爭問題。我們絕不要因為對付階級斗爭問題而妨礙了我們的工作。請各部門、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反黨集團擾亂了我們，我們那個時候不覺悟。本來是搞工作的，后頭來了一個風暴，就把工作丟了。這一回，可不要這樣。各部門、各地方的同志傳達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階級斗爭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嚴重的地位。”（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7頁）這就是說，二者如果處理不好，也會發生矛盾。這里講到的廬山會議，本來是研究調整國民經濟問題的，結果，彭德懷上了一個萬言書，這個會議就變成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問題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問題也不研究了。應該說，這是一個教訓。毛澤東吸取這個教訓，所以講了這番話。

在這方面，鄧小平也并不否定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存在。他的論述也很不少，同樣值得我們加以注意。實際上，鄧小平對于改革開放以后仍然存在階級斗爭也是持肯定態度的。早在改革開放之初，他就說，“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斗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夸大。實踐證明，無論縮小或者擴大，兩者都要犯嚴重的錯誤。”（《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頁）后來他又說，“階級斗爭雖然已經不是我們社會中的主要矛盾，但是它確實仍然存在，不可小看。如果不及時地、有區別地給以堅決處理，而聽任上述各種不同性質的問題蔓延匯合起來，就會對安定團結的局面造成很大的危害。”（同上，第370頁）但是，他所講的階級斗爭往往限于傳統的“敵對勢力”，而對于新資產階級的危害雖然也有所警惕，但卻沒有進行堅決而有力的斗爭，以致任其發展壯大。有一份材料說，“某些私營企業大戶認為，現在是官商結合的又一個時代，企業要想蓬勃發展，必須和官方結合起來，而現在的基層政府機關都想搞點額外收入增加機關的費用開支來源，跟我們合作，能使他們有一筆可觀的收入。”他們提出，“必須與當地的土地爺交朋友”，“無論如何必須（把他們）抓到我們自己手中”，甚至提出“與中央完成利益共同體的建立”。我國目前官商勾結、貪污腐敗如此嚴重，不能不說是資產階級猖狂進攻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在意識形態領域，情況也非常嚴重。鄧小平在1983年時就指出，“現在有些同志對于西方各種哲學的、經濟學的、社會政治和文學藝術的思潮，不分析、不鑒別、不批判，而是一窩蜂地盲目崇拜。對于西方學術文化的介紹如此混亂，以至連一些在西方國家也認為低級庸俗或有害的書籍、電影、音樂、舞蹈以及錄像、錄音，這幾年也輸入不少。這種用西方沒落文化來腐蝕青年的狀況，再也不能容忍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頁）現在的情況比之于當時，又不知要嚴重多少。現在的新資產階級可以加入共產黨，可以在政府做官，而在人大和政協也都有他們的代表人物。更重要的是，有那么一批知識分子，也就是所謂的“社會精英”，憑借他們所掌握的“主流媒體”，專門為他們講話，成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工人、農民成了弱勢群體，成了需要社會救濟的對象，他們的聲音變得非常微弱。國家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問題出在哪里呢？關鍵在于，鄧小平雖然承認階級斗爭，也一再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閉口不談“以階級斗爭為綱”，這就不可避免地使他陷入一個極其矛盾的境地，使他在根本上失去了進行斗爭所必需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當然也就不能取得預期的效果了。結果，他所強調的公有制為主體和共同富裕實際上已經落空，而他所不希望發生的事——特別是產生新資產階級這樣的事實際上已經成為事實。這個教訓無疑是應該認真總結的。

前不久，原駐法大使、現任外交學院院長的吳建民先生對記者說，“我認為‘以階級斗爭為綱’影響著很多人的思維。改革開放是對‘文革’的否定，但是我們沒有時間來完全清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思想對人們的影響，就搞改革開放。所以，一些人仍然以舊有的思想來看待世界。這種思想將會引導錯誤理論和錯誤實踐，對此如果不注意的話，會給中國帶來極大的傷害。”還說，“一個狹隘、偏激、極端的國家是可怕的。講道理，我們才愿意跟它交往。中國需要朋友。在全世界去找敵人，樹敵，這不愚蠢嗎？隨著中國國力的增強，更應該保持一種謙遜的態度。要看到我們存在的問題，中華民族的復興，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見2009年5月11日《經濟參考報》和5月17日《文摘報》）

吳建民的話頗值得商榷。按照中央有關文獻，改革開放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既不是對文革的否定，更不是對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否定。如前所述，“以階級斗爭為綱”不僅是毛澤東的主張，而且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等革命導師的共同主張。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是寫進憲法和黨章的指導思想，怎么能夠把“以階級斗爭為綱”說成是“舊有的思想”加以拋棄呢？吳建民說“‘以階級斗爭為綱’影響著很多人的思維”，這倒是事實。在我看來，這是一件大好事，它說明新中國成立后60年長期進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教育，在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上是深入人心的，實際上，它已成為人們分析國內外重大問題的一個銳利的思想武器。這有什么不好？這簡直是太好了，還有什么比這件事更好的事嗎？人們之所以相信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這一觀點，其實也很簡單，因為實踐一再證明了它的正確，證明了它是屢試不爽的！不是嗎？為什么美帝國主義要炸我使館、毀我戰機？它為什么要售臺武器，阻礙統一中國的大業？帝國主義國家為什么要支持中國的分裂勢力？我國國內為什么會出現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社會上為什么有人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學術界為什么有人要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鼓吹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那一套貨色，而一味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這些現象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論武器一分析，就一清二楚，人們怎么會不相信它呢？當今世界很不安寧，根子究竟在哪里？就在于一些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帝國主義還在搞霸權主義，而絕不是吳建民所說的什么“一個狹隘、偏激、極端的國家是可怕的。”吳先生開導國人“應該保持一種謙遜的態度”。外交工作怎么把“謙遜”當成一個原則？這恐怕是外交史上從來都沒有的。中國號稱“禮儀之邦”，應該說，中國人歷來就是很“謙遜”的，但是，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證明，你越“謙遜”，列強就越強硬，越兇狠，就越要欺負你！如果你敢于斗爭，那就不同了。抗日戰爭，我們“抗”了“日”，最后取得了勝利。抗美援朝，我們不僅“抗”了“美”，而且“援”了“朝”，結果把不可一世的美帝國主義趕回到了三八線以南，不得不坐下來進行談判。在談判中，美國還想通過談判桌得到它在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我們就與它談談打打，使其撈不到好處，最后只好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如果取所謂“謙遜”態度的話，恐怕中國人早就成為亡國奴了。這里問題并不在于我們是“找朋友”，還是“找敵人”，誰是朋友，誰是敵人，是一個客觀存在，這用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觀點一分析就很清楚。這個銳利的武器，我們怎么能棄之不用呢？

對于吳建民其人我了解不多，只知道他是外語學院畢業，翻譯出身，當過駐法大使，現在有人把他說成是“杰出外交家”，大概是因為他得過法國總統希拉克頒發的“法國榮譽勛位團大騎士勛章”。看來，人們對于西方國家的這些舉措看得太重了。實際上，頒發這類榮譽完全是出于政治的考量，并不表明接受這些榮譽的人就怎么杰出。像198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達賴喇嘛就是出于他們反華的需要。有人說他“學識淵博”，我不了解情況，無權發表評論，但是從他的言論可知，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確實不敢恭維。新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曾經出現過許多杰出的外交家，毛澤東、周恩來都是有史以來的大外交家，陳毅、伍修權、喬冠華等也都是杰出的外交家，他們都是大智大勇，既敢于斗爭，也善于斗爭，可以說高屋建瓴，勢如破竹，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他們的外交風范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人們感到做一個中國人的驕傲！哪有像吳建民這樣畏首畏尾、沒有骨氣的？在我看來，他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外交官和外交學院的院長，應該說都是不夠格的。這樣一個缺乏馬列主義理論修養和革命膽魄的人又怎么能培養出德才兼備、又紅又專的紅色外交家來呢？我和許多網民一樣，為我們的國家感到擔憂。好在吳建民已早過了退休年齡，這個院長恐怕也不會當多久了。

和“以階級斗爭為綱”有關的，還有一個問題，這就是關于“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哲學”問題。

前幾年中央提出要構建和諧社會，于是就有人寫文章批評毛澤東的“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并且進而批評列寧對對立統一規律所做的論述。似乎無論是毛澤東的觀點還是列寧的論述都錯了。其實，這個斗爭哲學的觀點正是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辯證法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觀點，對其進行批判是完全錯誤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說，“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態上，引起資產階級及其夸夸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懼，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4頁）應該說，列寧強調對立統一規律的斗爭性，毛澤東強調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的哲學都是符合馬克思關于辯證法本質的論述的。須知，辯證法乃是最完備的關于發展的學說，如果只有同一性而沒有斗爭性，事物又如何發展和轉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還有什么區別？

最近看到《炎黃春秋》上發表了一篇其“核心作者”曾彥修寫的文章，題目叫做《斗爭哲學曾被認為是反共哲學》。據該文說，1939年國民黨在全國搞“精神總動員”以后，它的宣傳矛頭，無論是黨務系統與軍事系統（俗稱“CC系”與“復興系”）的報刊宣傳，都相當集中于反共了。他們說共產黨是專講“斗爭哲學”的。國民黨宣傳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怎么就說斗爭哲學就是“反共哲學”呢？這在邏輯上是說不通的。應該說，國民黨的宣傳是別有用心的，但是，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并沒有說錯。這一點在毛澤東的七大口頭報告里說得很清楚：

——“從有馬克思主義以來，已經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是說過不要人民的斗爭可以打敗敵人呢？從來沒有說過。所謂人民的斗爭，或者是比較和平的斗爭，比如罷工、思想斗爭、階級斗爭、政治斗爭，或者是政治斗爭的最高峰，也就是戰爭。如果要有一個什么人，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說‘不要人民的斗爭可以打敗敵人’，那么，他說這句話的時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原來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是假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09-310頁）

——“有人說我們黨的哲學叫‘斗爭哲學’，榆林有一個總司令叫鄧寶珊的就是這樣說的。我說‘你講對了’。自從有了奴隸主、封建主、資本家，他們就向被壓迫的人們進行斗爭，‘斗爭哲學’是他們西安發明的。被壓迫人民的‘斗爭哲學’出來得比較晚，那是斗爭了幾千年，才有了馬克思主義。放棄斗爭，只要團結，或者不注重斗爭，馬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都得不恰當、不起勁，這是小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同上，第316頁）

曾彥修的文章也提到了鄧寶珊在延安的講話，鄧之所以在公開場合講這樣的話，那是因為他的話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否則他是不會隨便講的。需要指出的是，鄧寶珊早年參加同盟會，后來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與共產黨人李大釗等有交往，同情和掩護過共產黨人，并長期與共產黨合作，他是一位愛國將領，也是國民黨的左派，顯然不屬反共一類人物。毛澤東對他評價很高，在1944年12月22日致他的信中說，“去年時局轉換，先生盡了大力，我們不會忘記。八年抗戰，先生支撐北線，保護邊區，為德之大，更不敢忘。”（《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0頁）顯然，他說共產黨的哲學是斗爭哲學毫無反共之意，更談不上是什么“反共哲學”。曾彥修的文章不僅題目不當，而且引用鄧寶珊的話來說明自己的觀點也十分不妥，至少給人以不知所云的印象。

應該看到，敵人反對共產黨的“斗爭哲學”是件好事，而非壞事。毛澤東有一句名言，他說：

“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涂，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人民出版社版單行本，第2頁）

這是一條很重要的政治原則，只要政黨還存在，它就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共產黨是一個無產階級的黨，是一個革命的黨，如果連敵我界限都沒有了，那還叫什么無產階級的黨？還叫什么革命黨？毛澤東揭示的這個政治原則，不僅應該牢牢記住，而且應該切實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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