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權政府能否牢牢控制局勢？
　　　　　──中外學者爭論全球化背景的中國轉型

    八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黎安友等中國問題專家，從中國大陸、北美和歐洲邀請一些研究中國的學者，在新澤西舉行題為"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國轉型問題"研討會。來自不同專業領域、具有不同學派傾向和職業的專家就如何解讀"郎咸平現象"、人大擱置物權法草案、"西山會議"以及風起云涌的所謂群體維權事件及其間關聯，進而分析中國改革的問題、動力機制，前景與應有的選擇。對于中國存在嚴重問題，專家高度共識；但對中國問題的動因、前景和解決途徑，專家們則熱烈討論。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主任黎安友教授介紹了美國對華政策圈中對于中國前景的看法。有人對于中國前景持樂觀態度，認為經濟發展會發育強大的中產階層，爾后會要求民主；也有人持悲觀態度，斷定中國會在自身難以解決的問題的持續惡化中崩潰。他本人認為，中國的威權政府已經建立一套具有自我調整韌性的執政機制來控制局勢和化解問題，應當可以延續。但他不理解為什么執政者要殘酷地對待陳光城和高.智晟，認為這會損害中國政府的國際形象，不是理性行為。

    多維新聞總編輯何頻認為，與樂觀的外界不同，中國目前的黨政領導是危機感最重的群體，他們幾乎都憂心忡忡。但是據何頻觀察，中國現存的問題從中華民族的角度看是"問題"，對共產黨執政來說，則不一定是"問題"，那些表面上看起來是壓力的因素，其實有助于鞏固政府統治。例如社會差距分化，使得體制吸納各階層精英成為執政支持基礎；腐敗則使得精英成為現體制的擁護者；多元化反而軟化了人們的政治熱情，同時，政權的無底線彈性行為使之具有應對各種危機的能力。因此，中國的最大問題是政治改革和解決根本問題的動力不足。

    《北京之春》主編胡平認為，現今中.共仍然是靠高壓維持其統治。如果說現在的高壓看上去不那么嚴厲，那是因為長期的持續的高壓造成了普遍的恐懼效應。大部分民眾因為對抗爭失去信心，只好接受不公正的既定秩序，回過頭來追逐一點具體利益。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建立在極大的社會不公正之上的，所以它總是處在危險之中，當局始終不敢放棄高壓。如果壓制失靈，后果可想而知。如果壓制能夠成功地繼續下去，中共勢必會變得更驕橫，對自由民主理念更蔑視，更有敵意。

    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博士張倫不同意目前統治可以長期維持下去的看法。他認為，中國正在出現新的統治合法性危機，而與以往不同的是，這危機恰恰來源于以往執政者推出的解決執政危機的措施，因此不能靠既有的方式加以解決，必須尋找新的途徑。一些問題會持續惡化，在現制度的約束下，很難有足夠的動力解決問題，但是這些問題持續惡化會沖破制度，也就是說，體制不能自我和平調整時，突破體制的變革會發生。他還認為，目前的維權運動就是在現體制框架內和平解決問題的最后的機會；如果持續鎮壓維權運動，中國的前景將不妙。

    中國清華大學教授秦暉認為，中國目前問題難以解決的原因是，現有體制的約束使得中國沒有像西方那樣的左派與右派相互平衡來糾正失誤；中國政策一左一右的搖擺，實際上是相互配合，加劇矛盾─—秦暉稱之為一伸一縮的"尺蠖效應"：右派豁免政府的責任但沒有足夠地限制政府的權力，而左派強化政府的權力卻沒有足夠地要求政府的責任；左派占上風時國家增加占有國有財富的比重，右派占上風時又將國家提取的資源通過腐敗和不公正轉給權勢者個人。這種體制中的勞動者收入低下并起缺乏福利和保障所導致的低生產成本，使得中國在國際市場中有很大的競爭力，得以在全球化市場化背景中延續。

    美國三一學院教授文貫中認為，對中國的問題需要做具體分析，不同的問題成因，后果和解決方式不同；專家應當從專業角度分析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他研究土地制度問題，而這個問題又是近年來許多惡性沖突的原因。他認為，解決方案應當是土地私有化。土地私有化后，方能堵死權勢者不公平地犧牲廣大農民利益作骯臟交易的可能。從經濟史看，各種政治制度中都有土地私有制；他強調，關鍵是執政者有足夠的理性和責任感重視問題，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在土地私有化方面，中國已經有理性的呼吁，但還不夠，還要解決某些非經濟領域方面的問題，才能實行私有化，消化目前的問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王軍濤認為，中國問題其實是政治問題。當年鄧小平認為，問題是經濟；只要經濟發展了，社會就滿意，政治就穩定。但是，江時期后期經濟高速發展二十年后社會問題叢生，于是胡鞍鋼和王紹光提出，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社會不公正，這會導致政治不穩定。康曉光則認為，經濟發展會導致社會不公正，但社會不公正不一定導致政治不穩定；現在中國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建立鐵三角同盟維持對大眾的盤剝，而且很穩定。這兩項分析表明，中國問題的根源是國家行為失當造成的。秦暉對國有企業改革，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公共衛生制度改革的分析表明，經濟導致的社會問題是在政治制度中形成的。因此，問題是政治造成的。中國問題必須通過政治制度改革解決，但是現在政府中動力不足，需要民間力量的壯大和形成壓力。

    英國劍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煒認為，在反思改革時我們不能不反思作為顯學的經濟改革理論的困境。中國的問題有特殊性，與世界其他地區和國家不同。他舉例說，中國政府總是控制過熱經濟并不符合世界經濟的一般規律。西方經濟專家擔心經濟過熱主要不是擔心增長率太高，而是擔心勞動力需求導致工資上漲和通貨膨脹，而中國并不是這樣。中國的過熱是中國自己的非經濟問題造成的。要解決，不能不正視由于回避非經濟因素特別是政治因素所造成的盲點而產生的問題，不能不正視政治制度差異導致的經濟體制在不同國家造成的差異。

    美國西東大學商學院管理系主任尹尊聲教授認為，中國的問題不僅要從政治和經濟層面來研究,同時要注意技術和環境層面的問題。比如說世界能源短缺是一個舉世公認的問題。目前美國平均每年每人消費25桶石油,而中國人均只有1.4桶。只要中國把人均石油消費提高到美國消費水平的四分之一,就遠遠超過世界石油的供應能力。但開發新能源、擺脫對有限的石油資源的依賴在技術上沒有突破,這將急劇增加經濟成本并加劇在國際范圍內對石油和其它能源的爭奪。中國的崛起不僅會受到能源制約，同時也受到環境制約。中國現在90％的河流不符合健康飲用水標準。環境破壞嚴重程度之深駭人聽聞,己使治理環境成本超出國力承受水平。再加上中國社會政治層面的嚴重問題,尹尊聲教授認為中國可持續發展不容樂觀,對中國的崛起應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

    轉自多維網，《多維月刊》將選登部份與會者的發言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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