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為什么喜歡“造反”以及鄧玉嬌案件　　

云淡在五四期間一篇造反有理的帖子，惹得很多人非常惱火，都說造反無理。刨根說：“無論是代表人類文明最高成就的西方、發(fā)展水平偏低的中國還是最落后的非洲國家，甚至我們追溯到古代，主流意識形態(tài)都是忠君和守法，造反都是無理的。”有的咒罵中國古代農民起義是暴徒，讓中國不得安寧。刨根贊嘆說：“資本主義從英國開始，算是有300多個年頭了吧？幾經風雨，也只有微小的調整而已。還不是超穩(wěn)結構？”　　

確實，看遍世界古代史，只有中國不斷發(fā)生農民起義，一般一個王朝開始七八十年就開始有人造反，到了中后期更是暴民蜂起，王朝末期簡直是東邊滅了西邊亂，最后把朝廷推翻，建立一個新王朝。然后周而復始，重頭又來一遍。每次民變都是哀鴻遍地，殺人無數，生產力破壞，經濟凋零。中國社會周期性震蕩是中國古代社會的一種常態(tài)。　　

再看西方農業(yè)時期，從希臘到羅馬一千多年，除了角斗士起義（也不算勞動者起義）外，基本沒出現過國內農民起義。如果有戰(zhàn)事，那都是邊境外的戰(zhàn)爭。西方進入中世紀后，雖然農奴生活困苦，受盡壓迫和欺凌，娶個老婆先讓領主享受一下，但從公元400年到1500年，頂多發(fā)生過幾次宗教起義，沒有發(fā)生過真正的農民起義，至于推翻皇帝的暴動更是沒有過。西方羅馬帝國一千年內部沒有激烈沖突，中世紀1000年也沒大的內部沖突，直至所謂資產階級掌權后，除了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有過激烈內部沖突外，也基本穩(wěn)定，都沒有發(fā)生過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全面崩潰的事情。　　

同時，中國意識形態(tài)中就包含“造反有理”的內容。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于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殺皇帝叫殺“一夫”，就是宣揚造反有理。孟子還說：如果“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皇帝不把老百姓當人看，老百姓就有權把皇帝當敵人。在孔孟思想里，皇帝如果違背天理，老百姓“替天行道”是正道之一。而“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帝王將相寧有種乎”的民間思想更是駭人聽聞，這些語言在西方文化里是沒有的。　　

中國為什么會不斷出現導致社會周期性崩潰的農民起義？西方為什么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這其實是很有意思的問題。搞清楚這個問題，對認清歷史上發(fā)生的很多事情都有好處，甚至對當前的很多事情也有好處。　　

2000多年中，中國與西方既然社會運行結果有這么大差異，一定是社會結構有很大不同，而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　　

貧道在以前的帖子中曾經描述過中國和西方在農業(yè)社會時期的不同。中國自秦以來，一直是發(fā)育充分的市場經濟，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生產資料和商品可以自由買賣，勞動市場也是自由市場。同時，無論有產者還是無產者都是相同的自由身份，地主和貧農都是國家的編戶齊民，沒有固定身份。富不過三代，地主變成貧農，貧農變成地主是經常發(fā)生的，沒有制度限制。中國古代社會經濟結構同今天全世界形成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是一樣的，也可以說世界在18世紀后才逐步形成公元前300年的中國模式。　　

西方從羅馬一直到中世紀都是一種莊園經濟，無非是奴隸主莊園變成領主莊園。一個莊園是一個經濟體，分工主要是在莊園內部完成的，因此莊園內基本不發(fā)生市場交換，交換主要在莊園間進行。土地是靠敕封和褫奪完成的，不進行買賣或者買賣受到身份限制。勞動力不能交易。小額交易基本沒有。所有交易活動只發(fā)生在大宗物資和奢侈品方面。同時，人的身份是固定的，貴族、平民、農奴、騎士身份不會因有資產沒資產發(fā)生變化。貴族破落的光了屁股也是貴族，農奴再能干也當不了貴族，甚至當個平民都很難。想想59年前的西藏，就知道18世紀前的西方是什么樣子了。西藏人都感到59年發(fā)生了一次天翻地覆的變化，西方人都能體會到18世紀發(fā)生的天翻地覆的變化。而中國，1911年的革命基本沒觸及中國社會深層。看看阿Q正傳就有感受。　　

貧道說這些，很多人會說貧道胡說，怎么能說中國古代就是市場經濟，甚至是資本主義經濟呢？為什么說西方在18世紀前不是呢?就說兩點大家就信服了。　　

首先，一個發(fā)育充分的市場經濟，生產資料一定可以自由買賣，你能想象基本生產資料不準買賣的市場經濟嗎？古代中國土地可以自由買賣，西方一直不行。　　

其次，一個充分發(fā)育的市場經濟，一定要有小面額貨幣。比如有能買一個燒餅的錢幣。如果最小面值的貨幣也價值100個燒餅，這個市場怎么交易？古代中國一直既有貴金屬的金、銀，也有賤金屬的銅錢。一個大子兒一個炊餅，所以武大郎能挑著挑子去賣。西方直至紙幣出現前，一直是金銀做貨幣，如果你看到電視劇里演一個騎士路過一家飯店要了一碗意大利空心粉，一定是假的——他怎么付錢？　　

中國經濟體小，不能在經濟體內實現大部分分工，因此外面必須有一個發(fā)育充分的市場。必須有小面值貨幣，他們才能買個桑叉鋤頭什么的。西方莊園經濟，里面鐵匠、木匠、皮匠……一應俱全，內部分工通過實物交換或分配，小面額貨幣根本不必要。西藏就一直沒有銅錢而是金銀做貨幣。當年乾隆派福康安擊敗廓爾喀侵略，在西藏發(fā)行銀幣而沒有鑄銅錢，理由就是西藏不使用小面額的銅錢。　　

如果搞清楚中西方農業(yè)時期的社會結構差異，就會發(fā)現，其實西方無論奴隸還是農奴雖然“做牛做馬”，十分悲慘，但都還能活。我們看到現在說西藏幾百年來的農奴生活悲慘，地位同奴隸主的牛馬一樣，就是領主的一個財產，就可以延伸想一下：哪個農奴主會讓自己的馬或者牛輕易死掉造成財產損失？一定不會。因此農奴主也不會輕易讓一個農奴死的，死了也是損失一個財產。　　

中國農民確實很自由，自己生產，自負盈虧，但自負了盈就必須自負虧。發(fā)財了你從貧農變成個地主沒人限制你，沒人說你。虧了從地主變成個貧農，甚至變成個一無分文的窮光蛋，最后餓死了，也沒人可憐你，沒人為此事負責。這就是市場經濟的好處和壞處。　　

面對強大的、殺人不眨眼的國家暴力機器，一個有地種有飯吃的農民是不會造反的。哪怕自己沒有一點地，全是租佃地主的，也一樣是沒這念頭的。造反要殺頭，誰不怕？只有既沒有土地又沒有其他財產，租佃不了土地，也當不了長工，無法通過勞動養(yǎng)活自己一家人的流民才會造反——因為不造反也活不下去。中國歷史上所謂造反，義軍主體是流民。一個社會制度不產生這種生活無著的流民，是很難出現暴力造反的，比如西方農業(yè)時期每個農奴都是有家的，沒有流民產生機制。所以，悲慘不悲慘不重要，活下去活不下去才重要。　　

說到這里，就需要研究為什么中國市場加小農經濟會產生流民了。西方就不用研究了，因為明顯他們根本不會出現流民（除了英國羊吃人時期，法國大革命前。這里不專門敘述了）。　　

中國為什么會產生流民呢？以前，無論國民黨時期的學者，還是共產黨的學者，都說是因為土地兼并，土地集中化。但是，最近中國很多學者說不是因為土地制度問題。有的說是因為吏治腐敗，有的說是自然災害和瘟疫，有的說是苛捐雜稅，有的說是人口問題，都試圖證明與土地制度無關。　　

貧道覺得他們說的都沒有道理。簡單說，既然中國是一種不斷崩潰型的社會，那就屬于正反饋系統。這種系統一定是有一個指數曲線，開始低后來高，最后崩潰，回到起點狀態(tài)。那么，只有符合這個特點的因素才能是原因。這樣看，自然災害和瘟疫顯然不是，自然災害和大疫的周期并不與王朝周期一致。苛捐雜稅也不是，因為也無法證明它是個指數曲線。吏治腐敗顯然是個指數曲線，官吏是越來越貪，皇帝是越來越昏。但是，昏君貪官只能是國家組織力量減弱，并不創(chuàng)造流民而是流民出來沒法辦。至于人口問題更難講。因為中國可耕地面積比較多，王朝初年人口少但是耕地也少，末年人口多但耕地也多，人均耕地面積稍有減少，不是致命的。　　

有一個曲線卻是與暴民出現周期一致，就是土地集中度。王朝交替時期殺人如麻，很多地主被義軍殺了。到王朝初年，土地占有的吉尼系數往往低于0.1。這個時期是擁有小額土地自耕農占農民大部分。但很快土地開始集中，到王朝中期，土地集中度就很高了；一般3-4%的大地主占有土地30%，5-6%的中小地主和富農占有40-50%，其余90%以上農民占有20-30%的耕地。集中度高的時期，90%的貧農只占10%的土地。這都可以從史料上查出來的。　　

很多學者說，地主富農有地，他們會叫沒地的去種或者雇傭長短工，不是都有地種了嘛，怎么會出現流民？這是不會算數。我就用1937年國民政府土地委員會就全國16個省163個縣大約2000萬畝土地上的大約130萬農戶的調查資料來給大家算一算。　　

基本數據是：　　

130萬戶，2000萬畝土地，戶均15.4畝。　　

大地主：6087戶（0.46%），占地275萬畝（13.8%），戶均452畝。　　

小地主和富農：10.9萬戶（8.4%），占地1140萬畝（57%），戶均105畝。其余119萬戶（91.1%）占地585萬畝（70.8%），戶均4.9畝。　　

解放前糧食平均畝產最高年份為180斤。按平均170斤，一戶5口人，如果土地平均，戶均15.4畝，戶均2620斤，人均524斤，溫飽有余。　　

還有一個條件，就是大地主土地全部出租，地租率按50%。小地主和富農雇傭長短工。由于雇傭勞動是根據土地面積決定數量的，加之小地主和富農有大牲口和好的農具，勞動生產率高，所以每個長工能耕種的土地大約是佃戶租用土地的兩倍以上（貧道曾經計算過本家解放前數據，以前的帖子寫過）。這樣我們可以計算出一個結果。　　

一戶貧農活下來大約人均需要最少300斤原糧（一戶1500斤，包括吃糠咽菜）。也就是需要8.8畝。假定剩余貧農分為有地的和無地的，那么剩余585萬畝地可以讓66萬戶農民活命。剩余53萬戶無地農民。　　

大地主土地全部出租，由于五五分成，養(yǎng)活一戶農民土地就要加倍，也就是17.6畝，這些地出租可以讓15.6萬戶農民活命。剩余37.7萬戶。　　

由于長工勞動生產率高，按一個長工可以種35畝土地，一戶兩個勞動力，小地主和富農土地全部用長工，用工37.4個，也就是16.7萬戶農民也能活命。這樣剩余21萬戶，105萬農民既無自己的地種，也沒有可佃土地，也不能靠做長工生活，必須從事“非農產業(yè)”。但非農產業(yè)是有限的。因此這21萬戶，占貧農總數17.6%的農民的大部分，將成為流民。　　

這里還沒計算大約15%左右的皇糧雜稅。如果加上，戶均需要土地就不是8.8畝，而是10畝多（稅率大約在15%），這樣一個佃農就要20畝地而不是17.6畝，溢出農民數量就更多了。如果地租不是五五而是六四，即地主6佃戶4，或者災荒年份，也都會從土地上“溢出”更多農民。　　

也就是說，土地集中化后，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本來一戶農民種8.8畝，現在種17.6畝，尤其是長工利用生產工具能種35畝），但剩余農民就多了。這同工業(yè)化面臨的問題是一樣的——技術進步了，用工少了，失業(yè)增加了。與工業(yè)化時期不同的是，工業(yè)用生產資料可以無限擴充，而耕地增加面積不僅有極限，而且不可能很快。　　

因此，中國古代小農加市場的經濟產生“失業(yè)農民”是必然的。市場經濟必然發(fā)生土地集中化，集中化必然提高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提高必然使部分勞動者被溢出土地。最終形成一群衣食無著的流民，于是動亂就來了。我們可以從剝削率上分析，但也可以這樣從要素分配關系上分析。　　

這就是中國為什么總是出造反的窮人的基本道理。這不是因為中國人個性中有這東西，而是經濟體制使然。　　

引申出來看，凡是市場經濟都存在這個問題。市場經濟是競爭活動，必然少數人成功多數人失敗，看起來公平，結果不會公平。不公平的結果帶來更加不公平的結果。因此，西方在19世紀進入市場經濟后，很快發(fā)生嚴重的失業(yè)問題，大量失業(yè)工人和失業(yè)農民形成暴亂力量，這就是19世紀和20世紀初不斷發(fā)生工人罷工等事情。　　

于是，西方開始有失業(yè)救濟，有最低工資制，有累進制的收入稅和財產稅。西方國家是在市場經濟上疊加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再分配體系，也就是在一個正反饋系統上疊加一個負反饋系統，這樣才保障了20世紀中葉以來國內階級矛盾緩和。　　

但是，西方經濟又是建立在對殖民地國家，后來是不發(fā)達國家的剝削上。實際上，19世紀已經全球化了，這個時期可以把整個世界看做一個市場。這個市場中，發(fā)達國家就相當于中國古代的地主富農，其他國家相當于貧農。資源愈來愈集中于發(fā)達國家，剝削率也越來越高。發(fā)達國家依賴對80%的不發(fā)達國家的財富掠奪實現了國內安定，但全球就不安定了，于是就有恐怖主義。貧道眼里，恐怖主義就是一種對全球市場化的造反。　　

西方經濟進入市場化，也就是全球進入市場化也200多年了，相當于中國古代王朝的中后期。既然市場經濟是一種正反饋系統，那么全球化的市場經濟也會像中國古代一樣，是一種會不斷產生崩潰事件，并最終形成全球性經濟社會崩潰的系統，然后再周而復始。即使西方內部能做些修補性的負反饋，但大系統總是要崩潰的。　　

這難道不會是這次全球經濟危機最后的結局嗎？　　

回到題目上，是不是人只有到生活無著，要餓死了才會造反，也就是暴力反抗呢？不見得。人的需要也是分層級的。按馬斯洛的分析，最低是生理需求，高一層的是安全需要，再高是情感和歸屬需要，最高是尊重需要。在生產力發(fā)展到現在，餓死人只發(fā)生在非洲等少數地區(qū)，起碼中國發(fā)生沒有飯吃的情況不會大面積出現了，因為還會有救濟。在這種情況下，也許更高的需求就成為最低標準，如果一點不可能實現，一樣會采取激烈對抗甚至暴力對抗。　　

比如鄧玉嬌，她不存在餓死問題，但她存在安全需要和尊嚴需要等高層次需求。這種需要已經是她的最低需要。如果別人要強奸她時，她沒有了安全和尊嚴就無法忍受，于是她就會用刀殺人。現在很多群體事件，并不是餓死還是餓不死的問題，而是與安全、情感、歸屬以及尊重有關。“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如果不把老百姓當人看，什么事情都會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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