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化的成功實踐終將改寫西方主流經濟學

楊  帆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中國現代化遵循人類社會發展一般規律，不存在脫離一般規律的特殊道路,也不存在沒有特殊性的一般道路,普遍性總是通過特殊性表現出來。西方經濟學與西方現代化密切相關。1929---1933年大危機打破了自由主義經濟學，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再次打破了“市場經濟均衡論”，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標志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不能再竊據“主流”地位。有人說要創造“中國本土經濟學”，我希望他們能夠成功,本文只是初步總結中國現代化成功經驗及其經濟思想。
   

   后發現代化大國趕超西方
在對抗中完成同樣的原始積累任務

歷史與文明發展有一般規律，西方文化是近代社會的主流，因為他們用武力征服了世界，確定了技術發展路徑，所有民族和國家要想不滅亡或不被邊緣化，都只能向西方學習，走現代化道路，誰也不能脫離以原始積累方式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這是普遍性。就特殊性講，原始積累有三種方式：西方殖民掠奪，發展中國家依附型發展，社會主義計劃經濟。
中國早期以依附型方式學習西方，但發現西方不允許我們強大，應用經濟自由主義不能成功。中國共產黨以社會主義為旗幟，以國家為主體實現原始積累，以對抗西方的形式，完成了與西方相同的歷史任務。 28年保持30%以上的積累率， 經濟總量增長8倍以上，工業比重從10%提高到50% 以上，人口增加一倍，人均壽命從36歲提高到68歲，戰勝取代了戰敗。錯誤在于積累過度，消費太低；集權太甚，民主太少；重工太重，自我循環；后期出現文革的方向性錯誤，社會自由度太小；政治運動太多，整人太多。但比起西方的原始積累，我們速度更快，且為內部積累沒有對外掠奪；比起發展中國家，我們效益更高且有獨立的國民經濟體系。有關工業原始積累的理論，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德國歷史學派與發展經濟學。
如果以蘇聯計劃經濟為一般性，中國計劃經濟也很特殊，人口資源比例遠低于蘇聯，計劃經濟沒有蘇聯完善，也沒有那樣僵化和剛性。即使在中央計劃體制中也留有30%的缺口，要求企業自籌，自籌是市場經濟的易貨貿易。至于地方政府和農村，計劃經濟更是遠遠不能覆蓋，因此改革才有可能從薄弱環節發動。
就經濟理論而言。中國經過了從蘇聯政治經濟學向西方經濟學的轉變，但在實際操作上，始終沒有脫離自己的獨立軌道。毛澤東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以其辨證思維，超越了計劃經濟的“主流經濟學”----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打破了斯大林晚年的僵化模式。后來有孫冶方的“計劃價值規律”，試圖把計劃建立在價值規律基礎上。
陳云的經濟思想和實踐，歷經陜甘寧邊區，解放初期，計劃經濟和改革開放四個時期六十年，一直是中國發展和穩定的指導思想。他一再強調中國國情，十億人口八億農民，要先吃飯后發展；他提出“鳥籠經濟”概念，堅持四大平衡。陳云經濟思想對于中國和轉軌國家而言，其意義不下于凱恩斯主義對西方國家的意義。

            轉軌經濟的文化特征
依靠傳統智慧實現漸進改革

市場導向經濟改革的實質是把計劃經濟積累的財富變成現實GDP，從人才技術的積累到軍轉民，廉價資源和地租，到人口紅利都是如此。兩種體制的連續性大于矛盾性，不可以一個階段否定另一個階段。改革開放初期大家都是“泛自由主義者”，經濟思想主流是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新制度學派。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思想，是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中國漸進改革成功得益于鄧小平思想表現出來的中國式智慧，這就是“發展是硬任務，不爭論，跳出現行體制之外，摸著石頭過河”。避免意識形態爭論首先發展生產力，以增量改革帶動存量改革，以對外開放促進國內改革。
豐富多彩的過渡形式，顯示了中國文化的兼容性與開放性。每逢革命和改革的啟動期，我們都要批判傳統，而在改革方向確定，社會利益主體多元化以后，傳統文化就成為現代化的有益補充和表現形式，以彌補西方模式的不足。比如帶有家族性的民間企業，在改革初期彌補了社會信譽的缺失；地方政府與管理部門的獨立利益與行為，使中央政策的執行帶有靈活性；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在相當程度上發揮了教育和社會保障功能；東方式節儉使長期高儲蓄和高投資成為可能；而文化的凝聚力，則有力地平衡著市場經濟初期出現的金錢至上和道德滑坡。
最使西方人士目瞪口呆的是，一系列改革采取先突破后規范的路徑，甚至先發展企業后明晰產權，這些按照西方價值觀念屬于無法治的亂象，竟然成為中國漸進改革平穩過渡的形式。人民幣至今沒有正式宣布自由兌換，但是在深圳和香港之間則一直以兩幣流通方式，保持著自由市場與市場匯率，兼顧了經濟效率與宏觀穩定，經過20年演變，終于使人民幣成為獨一無二的，法律上不宣布自由兌換的，實際上能夠出境的亞洲強勢貨幣，開始了靜悄悄的國際化過程。
漸進改革最大弊病是兩種體制長期并存，腐敗成為體制轉軌的潤滑劑，財富向少數人手里集中。但總比蘇聯“休克療法”導致國家解體，GDP下降50%要好，中國改革30年經濟總量又增長8倍。中國傳統文化以其高度智慧和深厚底蘊，博大精深和包容開放，在世界現代化中越來越顯示出，它的現代意義不再是西方式現代化的附庸與復制，也不僅僅具有“中國特色”的特殊意義。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國一枝獨秀，西方已有人提出，要以“北京共識”取代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如果這次再能一枝獨秀，那么中國經驗就具有“普適價值”。中國現代化不僅解決自身問題，其基本原則將解決許多按照西方價值觀念解決不了，甚至不斷被惡化的人類矛盾。

         權力靠近市場又干預市場
      以政治優勢推動改革又保持穩定

世界有三大思潮，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長期所謂的“左右派之爭”有共同錯誤，就是把權力和資本對立起來。自由主義把權力看成萬惡之源，把所有成就歸結為市場機制，反對一切國家干預。傳統社會主義則完全相反，認為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其實在中國改革30年中，權力與資本是共同發生作用的，其成就和弊病都來自于二者的結合。現在盛行的“權貴資本主義”和“尋租”理論，是從西方經濟學主流派那里販賣來的，帶有批判性缺乏實證性，恰恰缺乏“主流”的風度。
我在1998年揭露“權力資本化”，從權力與資本結合的角度對中國改革進行了實證研究，突破了左右派的虛假前提。左派的虛假前提是：計劃經濟是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人間天堂，否認官僚控制經濟的基本事實。而右派“市場萬能論”的前提是：私有制最優與均衡市場。
我提出，中國改革的出發點是權力，路徑是權力資本化，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是權力資本化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矛盾。中國計劃經濟造就政治經濟文化高度一體化的權力體系，如果權力反對市場，那么改革就無法推進，如果權力瓦解就是蘇聯結局，市場蛻化為黑社會。中國改革的特殊性在于“權力靠近市場”，使市場改革和經濟發展大大加速。最為明顯的就是：在沒有財產可以抵押時，各級行政權力承擔了貸款的抵押和擔保功能；野蠻拆遷壓低成本和一系列政府措施，才造就房地產高潮。這樣的發展，仍舊帶有一定資本原始積累性質，不能完全歸功于市場機制。至于國家支持戰略產業參與國際競爭，是國家權力與資本的結合。
弊病是隨之而來的，這就是權力的分散與扭曲市場，尋租，特權與腐敗，這是下一段必須糾正的，權力與市場一定要分開，民主與法治一定要建立。但我們應正視這一段權力與資本結合的歷史，不可因為事實不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念和理論教條，就任意裁剪和解釋，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的理念，把一切錯誤歸于對方的理念。
在理論上國家控制的成功，得宜于中國歷史上豐富的控制經驗，得益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德國歷史學派，也得益于凱恩斯主義。新自由主義理論近年來非常猖獗，在中國俘獲了許多教授，財經官僚與媒體，但在關鍵時刻最高決策層能夠從實際出發，以保持穩定為己任，這或許與理論無關，而是中國共產黨長期的執政經驗所致。在國家干預方面，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中國做得好，在技術升級方面做得不好，有過分依賴外資的問題。
1998年中國沒有卷入金融危機，其原因是在1993年已進行4年“軟著陸”消除了經濟過熱；人民幣沒有自由兌換；在香港保衛聯系匯率力托股市，把100多年的“積極不干預”變成積極干預。可惜的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竊據理論主流，這樣的經驗官方始終不敢宣傳，經濟理論界亦很少肯定，這是美國話語霸權壓迫所致。
這次美國金融危機，宣告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破產。凡是按照其“金融創新”思路的，如英國金融服務業占經濟三分之一；凡是只消費不儲蓄的如美國；凡是按照“靜態比較利益”搞自由貿易積累巨額美圓的，如中國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國家外匯儲備，無不遭受重創。
中國最為幸運，是因為我們沒有放棄外匯管制，金融衍生工具也不發達，沒有卷入那一比三十的杠桿賭博。中國的運氣還在于我們總體發展落后且不平衡，有龐大的國內潛在需求。被人渲染多年的“高達65%的外貿依存度”，如扣除加工貿易的重復計算，只有40%左右，由于人民幣長期升值的趨勢，不會再迅速提高，中國對于國際市場的依賴沒有那樣大。在國家支持下啟動內需，出口企業通過轉內銷和多元化，特別是加速技術升級，是有出路的。國家工程和農村建設，將吸收更多的就業。
中國的政治優勢在于有長期集權傳統，政府控制能力強。只要不改變現代化導向，不改變市場機制的社會基礎，不發生基本的判斷錯誤，在發展中特別是危機期間，穩定能力肯定高于西方國家。大躍進以后中國經濟瀕臨崩潰，三年基本恢復，措施是以定量供應壓低消費，以行政力量大砍投資，2600萬新進城的農民回鄉，這在西方社會不可思議，他們已形成剛性利益集團，只能向外國轉嫁危機。民主是需要的，其主要意義在于制約腐敗，監督政府行為，而不在于正確決策。

目前中國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改革不能走老路也不能走邪路，改革要有正確方向，要注意公平，開放要注意安全。正確總結中國現代化，包括原始積累和改革開放兩個階段的經驗教訓，非常重要。理論的成敗不在人多，真理往往在少數人手里，發展理論需要思想自由而不是民主。目前要打破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壟斷。理論的勝負在于其假設前提能否符合現實，并在實踐中獲得成功，這才是實踐推動理論檢驗理論的真實意義。中國現代化的成功將改寫西方經濟學，是毫無疑問的。

2009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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