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安德森是美國加利福尼亞——洛彬磯大學教授，英國《新左翼評論》雜志的主編。這篇文章是他不久前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大學社會科學系所作的一次學術報告。原載法國《思想》雜志第320期(1999年10至12月)。

1.佩勒蘭山的伙伴們
2.1974年的轉折點
3.撒切爾夫人、里根及其它領導人
4.掌握政權的新自由主義
5.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和局限性
6.危機與緩解
7.來自東歐的沖擊波

新自由主義產生于二戰后的西歐和北美。它對國家干預主義和福利國家政策展開了猛烈地抨擊，是它們在理論上的反動。1944年，著名經濟學家和自由主義思想家、諾貝爾獎獲得者馮．哈耶克發表了《通往奴役之路》，它可被認為是標志新自由主義創立的憲章，它帶有激情地抨擊了國家對市場機制自由運轉的一切限制。馮．哈耶克認為，這些束縛之所以應被廢止，是因為它們對經濟自由同時也對政治自由構成了一種致命威脅。在當時，馮．哈耶克的矛頭是直接針對英國工黨的。英國即將進行選舉，而1945年7月該黨最后贏得勝利，其領袖克萊門特．理查德德．艾德禮出任英國首相。馮．哈耶克的書所傳達的信息可以概述如下：在他看來，英國溫和的社會民主主義盡管出自善意，但其政策勢必會導致與德國納粹相同的災難：現代奴役制。

一、 佩勒蘭山的伙伴們

1947年，當福利國家在戰后歐洲占有一定基礎時，馮．哈耶克曾在瑞士沃州區的韋維城市、佩勒蘭山上這個名勝地的小研究所召集了一批志同道合者聚會。在與會的學者中，不僅有堅決反對歐洲福利國家的人，而且有美國羅斯福新政的反對者。

被他選中來參加1947年4月在這個度假村的公園旅館召集會議的著名學者有：莫里斯．阿萊、米爾頓．弗里德曼、瓦爾特．李普曼、薩爾瓦多爾．德馬達里亞加、路德維格．馮．米塞斯、米海爾．波拉尼、卡爾．波普爾、威廉．埃．拉帕爾德、威廉．羅普凱和利奧內爾．羅賓斯。

這之會議結束后成立了佩勒蘭山學會，這可說是一種新自由主義的共濟會，而且組織得很好，努力散布新自由主義論點，并定期舉行國際會議。

佩勒蘭山學會的宗旨是，一方面反對凱恩斯主義和二戰后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團結政策；另一方面為創建另一種資本主義模式即強硬的和不受任何規章約束的模式奠定理論基礎。在這一階段形勢對于這樣一種事業很不利。事實上，資本主義不多幾年之后被稱為新資本主義，那時正進入一個經濟擴展長波階段。資本主義處于它的黃金時代。在20世紀50-6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是特別迅速和特久的。新自由主義派提出的關于國家對市場的某種控制可能導致危險的警告，看起來是不可信的。盡管如此，經濟學界發生的專門反對社會調控的論戰仍舊引起了廣泛的反響。馮．哈耶克與他的朋友反對這一時期的新平均主義（這是很有限的）。新自由主義派認為，這種受到福利國家鼓勵的平均主義破壞公民的自由和扼殺人們發揮才能的積極性，而大眾的幸福是依賴這兩點的。佩勒蘭山學會的帶頭人藐視當時占支配地位的官方理論和觀點，因為在他們看來，不平等是一種積極的價值，正因為如此，實際上是不可缺少的。西方社會正需要這種價值。新自由主義派的這些觀點在長達20多年期間始終停留在「理論」狀態。

二、 1974年的轉折點

1974年的「石油沖擊」展現了戰后世界經濟的嚴重危機，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全部被卷入了經濟衰退的漩渦，首次出現了以低增長和高膨脹為特征的滯脹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新自由主義的觀點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馮．哈耶克與他的同志斷言，危機的深層次根源在于工會（更加廣泛地說是工人運動）的力量過大和破壞性。在他們看來，工會破壞了私人用于投資的資本積累的基礎，因為工會在工資方面提出要求，也因國家在工會的壓力下不得不斷擴大寄生性的福利開支。這兩種壓力匯合在一起，壓制了企業的利潤，刺激了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從而必然導致市場經濟出現全面危機。根據這個推理，醫治危機的藥方只能是：一方面，維護強大的國家，使它有能力削弱工會力量和嚴格控制貨幣總量的發展（貨幣主義政策）；另一方面，節省財政開支，壓縮社會福利支出，減少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干預。貨幣的穩定性應成為各國政府的最高目標，在此目標下，嚴格限制預算是必不可少的。同時，要緊縮社會支出和保持所謂的自然失業率，也就是說建立一支「雇傭勞動者后備軍」（失業者大軍），用以削弱工會的力量。此外，還應該推行稅制改革，刺激「經濟主體」去進行投資和儲蓄。換句話說，新自由主義的主張無非是要減少對高收入者征收的所得稅和大公司的利潤稅。

這樣一種重新出現的和起解救作用的不平均可以使因滯脹而處于困境的發達國家的經濟復蘇和再現活力，而滯脹病的起因是受凱恩斯和貝弗里奇影響的政策組合，也就是說，是國家的反周期性干預（力求減輕衰退）以及社會再分配的后果。這些措施的總體扭曲了資本積累的正常流通和市場的自由運轉，是起破壞作用的。根據這一理論，一旦實現貨幣穩定并使主要的激勵機制重新活躍（壓縮預算、限制企業的社會保險負擔、放松管制等等），經濟自然就會重新增長。

三、 撒切爾夫人、里根及其它領導人

新自由派的這一綱領的支配權不是很快就可以實現的，應該說需要長達十年時間才能得到承認。起初，經濟發展合作組織的多數國家針對由1974年至1975年的普遍衰退引起的這一經濟危機，力圖實施凱恩斯主義的補救辦法。盡管如此，從70年代末——準確地說是1979年——一種新的政治形態已經明確地顯示出來。就在1979年，撒切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這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第一個公開宣布實踐新自由主義綱領的政府。一年之后即1980年，里根當選為美國總統。隨后在1982年，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主席赫爾穆特．科爾擊敗社會民主黨人赫爾穆特．施密特，出任聯邦德國總理。1982年至1984年，丹麥在保羅．施呂特首相領導下，一個明顯右傾的聯盟掌握了政權，而丹麥本來是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福利國家的象征。接著，幾乎所有的北歐國家，除了瑞典和奧地利，都轉向右翼。這些年的「右轉」浪潮使運用新自由主義處方所必需的政治形勢重新結合起來，而這些處方被認為是能夠擺脫經濟危機的。1978年，「第二次冷戰」隨著蘇聯干預阿富汗和美國決定在西歐部署新一代核導彈（巡航導彈潘興2型）而加劇。在戰后各種類型的親資本主義思潮中，新自由主義學派一貫是作為一個中心因素而構成一種非常兇惡的反共產主義的勢力。在馮．哈耶克看來，反對「惡之帝國」——對人類的最徹底的奴役——的新的斗爭不可避免地會增強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潮流的吸引力，使歐洲和北美的新右翼支配權得到鞏固。這樣，在80年代，人們目擊到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無可爭辯的成力。

四、 掌握政權的新自由主義

這一時期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實施是怎樣的呢？英國模式是最純粹的，同時英國在這方面的經驗也是開創性的。撒切爾夫人領導的各屆政府壓縮貨幣總量，提高利率，大幅度減輕高收入者的所得稅，取消對領域流動（資本的進出）的控制，大幅度提高失業率，壓制罷工，執行反工會法和削減社會開支。最后，實行廣泛的私有化計劃——按新自由主義信條的輕重次序來說，這是出人意外的延誤——先從公共住宅開始，然涉及基礎產業領域，例如鋼鐵、電力、石油和供水。這一整套措施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新自由主義的全部經驗中是最野心勃勃和最有系統的計劃。

新自由主義在北美的變體不同。在美國，根本不存在類似歐洲那樣的社會福利國家，里根及其政府部門優先考慮的是與蘇聯的軍備競賽。這涉及到一個應能破壞蘇聯經濟以及通過這種迂回方式顛覆蘇聯現行社會制度的戰略。里根在國內政策方面同樣是實這有利于富有者的減稅，提高利率和摧毀他任期內唯一的一次重大罷工，即航空職員的罷工。盡管如此，事實上，里根不重視限制預算。相反，他卻大膽從事空前的武器裝備競賽，結果導致巨大的軍事開支，造成超出前任所有統治任期的極高國家赤字。此外，這是由國家直接和間接地補助一個龐大的工業部門。這是求助于一種古怪的軍事凱恩斯主義，其它國家都沒有仿效它。這也是由于，唯獨美國由于它在世界經濟中的重量，才有能力由這一政策造成的巨大赤字。在歐洲大陸，這個時期的右翼政府——往往起源于基督教民主主義——對實施新自由主義綱領多少持保留態度。它們首先堅決主張貨幣緊縮和財政改革，較少關心大量縮減社會支出。它們并不堅決與工會對抗。盡管如此，這一政策與社會民主黨在前一個時期所推行的政策之間的差別仍是非常大的。

當時，北歐的多數國家所選舉出來的是實施不同版本的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右翼政府，而大陸南部——也就是說，在這些國家以前執政的是佛朗哥、薩拉查、戴高樂，在希臘則是一些上校軍官——已是左翼政府第一次執政。這就是當時人們所講的歐洲社會主義，這個時期有法國的弗朗索瓦．密特朗、西班牙的費利佩．岡薩雷斯、葡萄牙的馬里奧．蘇亞雷斯、意大利的貝蒂諾．克拉克西、希臘的安德烈亞斯．帕潘德里歐。他們的出現是作為替代原來領袖的進步人物，依靠工人運動和民眾，與里根、撒切爾、科爾和北歐一些國家政府的反動方針相對立。實際上，在最初一個時期，密特朗和帕潘德里歐至少力求實現再分配、充分就業和社會保障的政策，這一試圖展示了在南歐也實行與戰后歐洲北部社會民主黨類似的模式的前景。盡管如此，從1982年年末起，法國社會黨政府的計劃發展緩慢，1983年3月起開始明顯受挫。這一政府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約束下，徹底改變了經濟發展道路。它實行了非常接近新自由主義的方針，優先考慮貨幣穩定，控制公共支出赤字，在財政上向資本占有者讓步。充分就業的目標已放棄，在80年代末，法國的失業率高于保守主義的英國，這一情況是撒切爾樂于強調指出的。

在西班牙，岡薩雷斯政府從未尋求實施凱恩斯主義的政策或再分配政策。相反，在西班牙工人社會黨政府執政初期，貨幣主義是占統治地位的。工人社會黨政府與金融資本關系十分密切，贊成私有化方針，它甚至有些泰然自若地面對接近國家就業人口20%的失業率，這在歐洲創造了最高記錄。

在世界的其它地方，在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人們以蠻橫的態度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方案。在實施徹底新自由主義基本綱領方面，歷屆工黨政府甚至勝過右翼保守主義力量。新西蘭確實是最極端的代表。那里的社會福利國家的解體是極為徹底的，并且是以極為殘酷的方式實行的，就撒切爾夫人在英國也未那樣做。

五、 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和局限性

新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掌握支配權時的經歷是這樣的。起初，只有確定無疑的右翼政府大膽提出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方略。隨后，不同類型的政府，包括一些自稱為左翼的政府也相繼對新自由主義表現出可以與前者媲美的極大熱情。

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里，新自由主義是以宣布社會民主黨為其主要敵人開始的，這一做法在社會民主主義方面引起敵對反應。以后，自稱社會民主主義的政府在實施新自由主義方面表現得最為堅決。也有些例外。80年代末，在奧地利和瑞典，對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涌現表現出一些抵制。

然而可以說，佩勒蘭山學會的思想在主要的經合組織國家取得了全面勝利。因此，提出下面這一問題也許是恰當的：在80年代期間，在工業化國家中，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權的有效具體實現是哪一些？新自由主義是否履行了它的許諾？為了回答這一問題，讓我們概觀一下全貌。新自由主義最迫切的首要目標是遏制70年代的通貨膨脹。在此領域，它是卓有成效的。通貨膨脹率在整個經合組織國家，由70年代的8.8%下降到80年代的5.2%，90年代通貨膨脹繼續保持下降趨勢，通貨膨脹的降低也為重新提高企業利潤率創造了一定條件，在這一領域新自由主義同樣取得了實際成效，在整個經合組織工業國中，企業利潤率70年代約下降了4.2%，80年代卻增加了4.7%。如果人們考慮到整個西歐，那么企業利潤率的上升就會給人以更加深刻的印象。它由減少5.4%變成增加5.3%。毫無疑問，運動的失敗是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它表現為80年代罷工次數急劇減少以及工人工資的下降或停滯。工會運動這一新情況——它的緩和越來越明顯——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自由主義第三次勝利的結果，就是說，高失業率被認為是使整個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一個自然的和必然的機制。整個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失業率在70年代為4%，到80年代則至少翻了一番。這一結果從實施新自由主義目標的角度看，是令人滿意的。

總而言之，收入之間的不平均——對新自由主義來講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目標——加深了。當雇員的購買力維持不變或有時已經減少時，各國的股市價值卻不同程度地上浮，股價增加3倍或4倍。就這些與目標有關的問題而言——通貨膨脹的降低、就業、工資和利潤率——我們可以說，新自由主義的綱領已經獲得了勝利。不過，這一切措施都是被設想為達到一個歷史目標的手段，即在國際范圍內重新推進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恢復像70年代危機之前那樣的平穩增長率。在這一方面，失敗也是明顯的，這是無可懷疑的。最大的問題是，在70-80年代期間，一直到90年代初，這些國家的平均增長率沒有大的改變。在整個經合組織國家中，資本主義經濟的復興發展始終停留在脆弱和搖擺不定的狀態，同50-60年代膨脹波的節奏相比相去甚遠。

六、 危機與緩解

為什么出現這一悖論式的結果呢？盡管創造了一切在制度上有利于資本的新的條件，但80年代的積累率——即在生產設備方面的有效凈投資——只有極少量的增加。如與70年代的水平相比，它甚至減少了。在整個發資本主義國家中，生產投資率平均每年的變化是：60年代為5.5%，70年代為3.6%，在80年代期間期間為2.9%。曲線明顯是下斜的。

由此產生一個疑問：為什么企業利潤率的恢復沒有重新推動投資？一方面，能夠發現對金融市場放松管制的重要反應（比如：資本流動的自由，出售和購買債券的自由，新的金融產品的創立等）。這種放松管制是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內在的一部份。但是這導致投機性的領域投資人的贏利超過生產性投資。在80年代，人們目擊到國際匯兌市場的成交額空前高漲，貨幣交易飛速發展，比有關實際財富的商業貿易多好幾倍。資本主義運作的食利一面，即寄生性的一面在這些年大大加強了。另一方面，也就是新自由主義失敗的一面是，盡管采取了一切壓縮社會開支的措施，但福利國家的財政負擔并未大量縮減。80年代，在整個經合組織國家內，這一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份額仍處在平穩狀態，甚至有所增大。這一形態可以用兩個深層次的理由來加以解釋：社會開支的發展是與失業相聯系的，失業問題加重了國家預算負擔，高達數十億美元；另一方面社會開支的提高與居民領取退休金數額的增加也有關系。因此在90年代，對付社會保障計劃應當是新自由主義的新措施的目標。

最后，當資本主義進入到新的極大衰退時，人們可以觀察到一個帶有嘲諷意味的現象：包括英國和美國在內的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公共債務達到令人吃驚的高度，尤其是企業和家庭的私人債務打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歷史記錄，失業率更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水平。隨著90年代初期的衰退，經合組織國家內部的所有經濟指數都是負數，經合組織國家失業人數已達3,800萬，幾乎相當于斯堪的那維亞國家人口的兩倍。

在這一劇烈危機的形態下，人們預期90年代會出現對新自由主義強大的反作用，這是有道理的。但與此相反，新自由主義卻獲得了第二次活力，至少在它的誕生之地——歐洲是如此，盡管這一情況似乎不可理解。撒切爾主義在撒切爾下臺后仍能幸存下來，1992年約輸．馬卓安在選舉中獲勝。在瑞典，80年代社會民主黨曾抵制自由主義的沖擊，1991年卻被右翼統一戰線擊敗。1993年，法國社會黨遭到慘重失敗。在意大利，1994年西爾維奧．貝魯斯尼作為包括新法西斯勢力在內的聯盟的領袖獲得了權力。在德國，科爾政府重新當選。在西班牙，右翼人民黨領袖荷塞．馬里亞．阿斯納爾擊敗了西班牙工人社會黨。

七、 來自東歐的沖擊波

在選舉結果之外，新自由主義的計劃顯示出了巨大的生命力，它的活力還沒有衰竭。私有化的潮流在一直到目前還對它相對地有所保留的一些國家——如奧地利、德國以及意大利——的出現就是一個證明。新自由主義的支配權在一些黨和政府的行為中還有所表現，盡管它們在形式上是聲稱與新自由主義對立的。在美國，克林頓難道不是把預算赤字的縮小確定為首要任務嗎？然后他又通過了一項倒退的苛刻反對犯罪的立法。這個論題被英國工黨新的領導人托尼．布萊爾政府重新提起。這些黨和政府的創新是受新自由主義因素支配的，而在這同一時間，這一綱領的實施在重新推動經濟發展方面已顯得是無效的，在社會方面已表明是起破壞作用的。那么人們怎么解釋90年代初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新自由主義的第二次活力呢？可以解釋第二次活力的一個根本性因素是由1989年至1991年之間，蘇聯和東歐的共產主義的失敗提供的。這些事件正好在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局限性已在西方國家開始明確的時候發生。

這一「轉型」的沖擊之所以如此強烈，是因為西方國家在冷戰中的勝利——這一勝利是由「敵對的共產主義勢力」本身的崩潰加以確認的——不是隨便哪一個資本主義造成的，而恰恰是由80年代在里根和撒切爾這些新自由主義代表性人物領導下的資本主義造成的。東歐的后共產主義經濟建筑師跟隨新自由主義的潮流：波蘭的副總理巴爾塞羅維奇、俄羅斯的財政部長（后來是總理）蓋達爾、捷克的克勞斯。這些人物都是弗里德曼和馮．哈耶克堅信不移的門徒，他們完全藐視凱恩斯主義的理論，也就是福利國家的干預和混合經濟，更廣泛地說，也就是戰后時期在西歐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模式。這些政治領導人所設想和實現的私有化比西方國家實施的私有化更加廣泛和迅速得多。那里的不平均也比經濟合作組織國家更加野蠻，這表現為多數居民的嚴重貧困化。世界上哪里的新自由主義也沒有東歐一些國家的改革派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那樣毫不妥協。克勞斯不是公開抨擊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正統派主席艾倫．格林斯潘在執行貨幣政策方面表現出可悲的軟弱嗎？克勞斯在倫敦《經濟學家》周刊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西歐的社會制度是受許多規章條例的束縛和過多監督的。福利國家連同它的全部慷慨大方的轉賬支付是不受任何準則限制或者不以當事人的努力和功績為條件的，這就破壞了勞動的道德基礎和個人的責任意識。公員是過分受到保護的。應該說，撒切爾主義革命，也就是反凱恩斯主義的和自由主義的革命，是在西歐的『渡河碼頭』實行的，必須把它轉變到對岸來」。

后共產主義國家這種新自由主義的極端形式盡管有很大影響，但肯定要引起民眾的反對。因此，1993年9月，前共產主義者在波蘭選舉中獲勝。1994年在匈牙利和立陶宛也是這樣。

不過，前共產主義者組成的政府在實踐和政策上的表現與它們的公開的新自由主義敵人的政策沒有明顯的區別。通貨緊縮政策，公共服務縮減政策，私有化，資本主義的一個與黑手黨聯系的部門的發展，社會的兩極分化都在持續。節奏也許更為緩慢，但方向不變。在這里，與西歐社會黨政策的相似之處表現得很清楚。這兩種情況都涉及新自由主義范例的溫和變種——至少在話語方面，但并不總是在實踐中——即右翼和官方左翼的共同的新自由主義范例的變種。因此，新自由主義者能夠由于自己是規模巨大的、會持續幾十年的社會經濟變革的領導人而洋洋得意。八、拉丁美洲：新自由主義的實驗室

新自由主義在東歐取得勝利的影響在地球的其它部份，尤其是拉丁美洲顯示出來了。拉丁美洲成了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第三大試驗場地。事實上，盡管某些大規模私有化措施在經合組織國家或東歐某些國家創始以后才在拉丁美洲被采用的，這個洲卻是第一次系統地運用新自由主義經驗的證明。我在這里要援引1973年9月智利軍事政變之后在皮諾切特獨裁下的情況來說明。這一政體的「功績」在于宣告當前歷史階段的新自由主義周期已經開始。皮諾切特統治下的智利立即以非常冷酷無情的形式實施了新自由主義的綱領；放松管制、大批失業、鎮壓工會、有利于富翁的財富再分配、公共部門的私有化。這一切的開始差不多比撒切爾早10年。在智利，皮諾切特的經驗更直接受到北美理論的影響，美國的米爾頓．弗里德曼理論的影響比奧地利的馮．哈耶克的影響更為直接。值得強調指出的是，70年代新自由主義在智利的經驗使英國撒切爾夫人的顧問們很感興趣。而且在80年代，這兩個政府之間建立了極為友好的關系。當然，新自由主義在智利實施的先決條件是廢除民主制和建立一種二戰以后最殘暴的獨裁制。

民主政體本身——正如馮．哈耶克不斷地重的那樣——從來不是新自由主義的中心價值。他解釋說，如果按照民主制而取得多數的民眾決定干涉每一個經濟主體按自己的想法處理自己的財產和收入的絕對權利，那么自由和民主就很容易成為不可調和的問題。在這一意義上，弗里德曼和馮．哈耶克可以對智利的經驗表示贊賞，卻不致使自己的理論喪失條理，也無需在原則方面進行妥協。由于智利的經濟在皮諾切特政權下以比較快的節奏發展，這一點是與受新自由主義綱領支配的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經濟不一樣的，因此他們就更加能為自己的贊賞辯解了。況且，這一發展節奏在后皮諾切特政體下仍繼續保持，而這些政府基本上是采取同樣的經濟方針。如果說智利的經驗可以給經合組織國家的新自由主義引路，那么拉丁美洲國家也成了將來在東方實施的計劃的試驗場地。我在這里指的是1985年以來玻利維亞實施的「改革」。美國經濟學家，年輕的經濟良師杰弗賴．薩克斯在玻利維亞試驗了他的休克療法并作了調整，然才向波蘭和蘇聯提出類似的建議。在玻利維亞，強制實行結構調整的計劃不需要像在智利那樣鎮壓強大的工人運動。結束過度通貨膨脹是首先宣布的目標。執行杰弗賴．薩克斯試驗的政治制度并沒有采取獨裁專制的形式，它是領導1952年革命的民眾主義政黨的繼承者。

由此可見，智利和玻利維亞起了新自由主義實驗室的作用。但一直到80年代末這些實驗在拉丁美洲還是例外。在墨西哥，1988年卡洛斯．薩萊納斯．德．戈塔里任總統時才開始明顯地轉向自由主義。接著是1989年卡洛斯．梅朗在阿根廷當選和同年卡洛斯．安烈．佩雷斯在委內瑞拉開始他的二個總統任期。最后是1990年秘魯選舉阿爾維托．藤森為總統。這些政府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在當選之前向居民說明所要實施的政策的內容。相反，梅朗．佩雷斯和藤森都明確許諾要執行與他們在80年代的反民眾主義措施相反的政策。對于薩萊納斯來說，眾所周知，如果沒有革命制度黨大規模的選舉舞弊，他是不會當選的。

從這四個試驗來看，有三個在反對過度通貨膨肪方面已立即取得顯著成效——墨西哥、阿根廷、秘魯。唯一失敗的是委內瑞拉。差別是巨大的。事實上，由于存在著把強大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行政機構，就已經為通貨緊縮、急劇的放松管制、失業率上升以及私有化提供了必要的政治條件。在墨西哥，由于革命制度黨實際上是唯一的黨，因此這種情況一直存在。相反，梅朗和藤森卻必須從事革新，即緊急立法、修改憲法或自行策劃政變。這一種類型的專制政治未能在委內瑞拉實施。

盡管如此，如果得出結論說只有專制政體能夠在拉丁美洲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那是危險的。玻利維亞的情況是，所有在1985年之后當的政府——不管是帕斯．薩莫的還是桑切斯．洛薩達的——都執行同一個綱領，這表明即使采取反民眾主義的鎮壓措施，專制政治本身也決不是必不可少的條件。玻利維亞經驗提供的教訓是：過度通貨膨脹——對于占極大多數的民族來講，每天都可能由此引起貧困化的結果——能起促使人們「接受」粗暴的新自由主義措施的作用，而非獨裁的民主形式卻可以保持下來。1987年，巴西的一位經濟學家（他本人國際金融組織的一名成員，也是智利皮諾切特政府經驗的贊賞者）透露真情說，當時，即在薩爾納任總統時期，巴西的嚴重問題并不像世界銀行官員所散布的那樣是由于通貨膨脹率過高引起的。他聲稱通貨膨脹率太低，并坦率地講：我們希望障礙被沖破。為什么？他們的回答很簡單：在巴西，我們需要過度通貨膨脹，以便創造條件，推動民眾接受極端通貨緊縮的做法，對于這個國家來講，通貨緊縮是必要的。過度通貨膨脹在巴西已經開始，為了啟動新自由主義綱領，各種條件都已具備，卻不需要獨裁手段……。

九、新自由主義的三條經驗教訓

我有意識地既強調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力量也強調其思想力量，也就是說，強調它的活力和它在理論上的不妥協性，以及它在短期內還不會枯竭的能動性。我認為，如果我們要在短期內有效地作出對應，就必須突出它的這些特點。如果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不穩定的或是不符合時代的，將一個危險的幻想。新自由主義是一個令人生畏的敵人，它在最近這些年間已取得了許多勝利，盡管不是無法戰勝的。如果我們試圖指出各種可能超越現實的新自由主義的遠景，如果我們力求在思想、政治、文化方面進行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那么我們不能忘記它為我們提供的三條經驗教訓。

1、 敢于反對某一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潮流。馮．哈耶克、弗里德曼和他們的朋友們的功績（在今天所有聰明的資產階級心目中這是一項功績）在于，他們對當時占統治地位的社會制度情況提出激烈的批評，而在那一時刻這種批評恰恰是完全不得人心的。盡管如此，他們長期堅持一種處于邊緣地位的反對派態度，而當時得到公認的「智慧」和「科學」，就算沒有認為他們是瘋子，也是把他們當作怪物的。他們一直堅持到歷史條件發生變化并且出現能使他們的綱領得到具體實施的歷史可能性的時候。

2、在思想觀點上不要違心，不要同意調和原則。新自由主義理論是極端性的，缺乏中庸之道是它們的顯著特點。對于那個時代的具有正統思想的人來說，它們是破壞偶像的理論。盡管如此，它們并沒有喪失有效性。相反，正是由于新自由主義綱領的徹底性和思想上的堅定性，才使它獲得旺盛的生命力和強大的影響。如果用某些后現代主義思潮發明的流行用語來說（這些思潮是準備吞下折中主義理論的），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軟弱無力的思想的對立面。

沒有任何一個政權曾經全盤實施新自由主義綱領，這一事實并不能說明它在實踐方面是無效的。相反，正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理論是如此毫不妥協，右派政府才能采用激烈的政策。新自由主義就其基礎本身來說，提供了一種最高綱領，政府可以從其中用最適合當時情況的成份以及甚至最制度語境的成份。在這一意義上，新自由主義的「最高綱領主義」是有高度可操作性的。它提供了一個根大的激進措施的寶庫，這些措施可以用于各種情況并且可以隨不同情況而加以調整。與此同時，它證明了自己的意識形態的巨大影響、自己的囊括社會一切方面的能力和作為一種占支配地位的世界觀的載體而發揮作用的能力。

3、不承認任何已經確定的體制是不可改變的。當50年代和60年代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被蔑視和邊緣性的思潮時，在那一時代占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圈子里不能設想可以在富裕國家造成4000人失業而不致引起社會爆炸。要公開聲稱應當以積極的價值（為了社會的活力而擴散不平等）的名義將收入從貧民向富人重新分配，在當時也是不能想象的。不僅對石油（開采），而且也對自來水、郵政、學校，甚至對監獄實行私有化，同樣是不能設想的。

但是，正如我們所知道的，當社會力量和政治力量的對比在長期的經濟衰退過程中發生變化時，這一切都被證實為可行的了。新自由主義的信息在某種程序上激活了資本主義社會。任何體制，不管多么神圣或多為人所熟知，都不是在原則上不可觸動的。制度的格局比人們認為的要更加柔韌可塑得多。

十、超越新自由主義

在提醒人們注意可以從新自由主義的經驗中得出的教訓以后，我們將怎樣設想超越新自由主義？這是一個大題目。我在這里只想指出一個可能的后新自由主義時期的三個因素。

1、價值。必須在價值領域發動一次強大的進攻，突出平等原則作為衡量一切真正自由的社會的中心準則。平等不是像新自由主義所確認的那樣意味著均一性，而是相反，只有平等才意味著真正的多樣性。

馬克思的公式仍舊保持著它的多元主義力量：「……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出：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哥達政綱領批判》）在這個關于平等和公正的社會的觀念中，明顯地表述了個人的需要、性格和才能之間的差別。

這在今天意味著什么？這是指每個男女公民都有現實的可能按自己選擇的模式，在沒有由別人的特權造成的匱乏和劣勢地位的影響下生活。不言而喻，這種平等要從平等地獲得保健、教育、居住和勞動的機會開始。在其中每一個領域，市場都不可能保證普遍獲得這些不可缺少的方面的需要（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只有公共權力能保證人們普遍獲得高質量的治療、知識的發展、穩定的就業以及對所有的人的社會保障。

在這一意義上，必須絕對地維護福利國家原則。盡管如此，不應當僅僅捍衛已經取得的成就，而是要擴大社會保障的網絡，但并不是必須把它交給一個集中制的國家來管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建立一種與目前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都還在生效的體系不同的財政體系。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等國的財政體系中的金融腐敗和道德腐敗是眾所周知的。但是有錢人逃稅并不是第三世界國家特有的現象。這也是而且愈來愈是第一世界國家的特權階層的行為。如果說要求一個集中制國家提供服務并總是公正的話，那么為這些服務獲得必要的財政來源卻應當始終是這種國家的一個職能。為此，需要一個能挫敗特權者的抵抗并且阻止資本外逃的國家，這就要求進行財政改革。發表忽視這一需要的反國家統制主義言論是蠱惑人心的做法。

2、所有制。新自由主義最重要的歷史壯舉無疑是國有工業和服務業的私有化。反社會主義十字軍在這一領域實現了它的目標。這件事的悖論在于，新自由主義在投身于這些雄心勃勃的私有化計劃時必須發明新的私有制類型。例如，可以舉出捷克或俄國向公民無償分配證券，使他們有權獲得新的私有企業的股份。這種做法將成為并且已經成為一場鬧劇。以公平的方式分配的股份實際上被外國投機家或本國的黑手黨買去。盡管如此，這些做法證明，像我們國家中存在的資產階級所有制的傳統形式決不是不可改變的。由此可見，新形式的人民所有制會被發明出來，這些形式將使一些職能同資本主義類型企業中極端集中的權力分離開來。

目前左派正在就人民所有制的新形式這一論題展開討論。討論是在西方國家內部醞釀的，但這個題目并不僅僅涉及發達國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或第三世界國家同樣存在這一問題。

3、民主制。新自由主義敢于公開斷言：我們的代議制民主不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價值；相反，它是一個就內在本質來說不合適的工具，它很容易超過限度，而且事實上已變成這樣的了。新自由主義煽動者發出的信息是：我們需要更少的民主。例如，他們因此強調建立一個在法律上完全獨立于（不管哪一個）政府的中央銀行的重要性，或者堅持要在憲法中寫下禁止任何財政赤字的規定。

我們在這里也應當接受這一「解放性的」教訓并且把它顛倒過來。我們認為民主制——就它現在的情況而言——不是一個偶像，不能把它當作人類自由的盡善盡美的表現來崇拜。這是一個暫時的、不完善的形式，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但是根本的方向應當和新自由主義所指出的方向相反、我們需要更多的民主。這不是意味著——情況應當說是很清楚的——人們設想的選舉制度的簡單化，即放棄比例代表制而實行機械多數制。同樣，更多的民主并不是意味著保留或加強總統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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