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之“經濟學原理”悖論（三）

―――評析“經濟人假定”的理論的基礎： “人性論”

承  諭  張新寧

“人鳥原理”教授說：“阿基米德曾經說：給我一個支點，就能轉動地球。如果我們把經濟活動比作地球，經濟政策比作杠桿，那么經濟理論就是那個撬動"地球"的支點。事實上阿基來德這種設想已被證明是錯誤的，這位教授撬動經濟的支點“經濟人假定”經濟理論更是錯誤的。據計算，以一個人的體力（按60kg力計算）撥動6×10²¹噸（即60萬億億噸）重的地球移動1毫米，力臂一端的人要走300億年，更不說無法在極小距離內設置一個支持大于地球的重量的“支點”和受力點。可見扛桿原理適用范圍是有限的，阿基米德的“撬動地球”假設是錯誤的，但是杠桿原理本身作為一項重要力學法則已被兩千多年來的無數實踐和相關實驗證實是正確的。而“人鳥原理”教授所宣揚的能撬“經濟地球”的“原理”無法與杠桿原理相比擬，因為這是一種非科學的理論。除上面所闡明的理由外，其主要“支點”“經濟人假定”的核心內容是“人性論”（包括人的心理學動因），認為人性就是“自私”，人的心理學動因就是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些理論受到過包括西方的學者在內的很多人的質疑和否定，但是“人鳥原理”教授等人卻不去認真予以反思。這里對此也加以評析。

對于“人性論”人們反復論爭過。我們認為所謂“人性”可以這樣界定：“人”不是指人類這個集合體，而是指人的“單體”即個人；“性”不是指解剖結構、生理特點，而是指人思想行為的根本性特征。就是說每個人在動機、意識、行為上的基本共同點，即每個都共有的“本性”。實際上人類已有上百萬年的發展史，文明史也有五、六千年乃至萬年，各個時期人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差別極大；各個人在社會上處境地位又有很大差別，階級社會里存在著不同階級；人的意識健全程度也有差別，（如兒童發育期、意識能力不正常或喪失等情況，就是在健康狀態下也很不相同）；因此對“人性”就不可能作100%的總體抽象，只能作大概率抽象。這樣抽象下來，（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共性就是生物性、社會性、意識性和“超越天然性”。生物性，指人的生存和改善生存狀況主觀動向，這一點是人和所有生物所共有的，但在內容和方式上人與其他生物有著根本的區別，且在永恒的更新中。社會性，是說任何人都不是從天上突然掉下來的“成人”，而是由社會養育長大并在社會中生存和發展的，人的“輸出、輸入、續存”都發生和存在于社會之中，例如商人要賺錢也要從社會的需求中去謀取，連黑心奸商也是要從社會中榨取或竊取錢財，人的思想和行為里自覺或不自覺地包含著社會性關系和內容，至于如何對待兩者關系差別就大了（見后）。意識性，這是人類的所獨有的，意識能力對每個人起著主導性作用，“經濟人假定”所稱人的“自私”，首先是意識層面，然后作用于社會行為層面。“超越天然性”是指人的實踐活動已大大越過了自身器官的直接物理限制和天然存在條件的限制，而從事著對 的“加工”，人們就生活于人類大量加工了的環境中（包括衣、食、住、行、交流、醫療等）。這里必須指出，上述“人性”僅是一種抽象，對各個現實人來說是以具體的形式表現的，千差萬別各不相同。                                         

但是，“經濟人假定”卻認定人的本性是自私、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這是與上述抽象相悖的。誠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及其之間的矛盾實際存在，但如何對待和處理這個問題，不同時期、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不同的人之間有很大差異。迄今和今后很長的時期內多數人是在與社會利益一致的條件下謀求個人利益，即（自覺不自覺地）謀求社會利益與謀求個人利益同時發生和存在。兩者之間有一個主客觀調節機制，比重上也存在一個不均衡性波動，而那種只追逐個人利益、損人利已、損社（會）利已乃至害人利已、以損人為快作損人不利已的事的人只是很小部分，不同歷史時期這種人的多少會有一定波動，這種人將會長期存在，而又總是少數。“經濟人假定”正是從這一小部分人身上抽象出來的“人性”，是小概率抽象，而其吹捧者卻以這種抽象作為普遍的人性。亞當·斯密1776年在《國富論》提出“經濟人”的思想，而后約翰·穆勒于1836年進一步加以界定，他們都是處在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初級階段，當時社會上領軍力量是追逐急速發展的中小資本家和拼命爭取發財的小業主，從這些人身上抽象的當然就是這種“人性”，一些經濟學家把它夸大為普遍的“人性”，以此為基礎發展起來一派西方經濟學。但連西方學者也有不少人對此持批判態度。

實際上兩種不同的價值觀（與“人性論”相關）在中國歷史也一直在爭論中。先秦諸子時代楊朱主張“拔一毛利利天下而不為也”，墨子主張“兼愛”，孟子主張“人之初性本善”，而荀子則主張“人之初性本惡”，有人主張“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負我”（《三國演義》中曹操的形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有人則主張“先天下憂而憂，后天下樂而樂”（范仲淹），連商人也以“真君子仁中取利、大丈夫義內求財”作為格言。可見這種“唯私至上”的觀點并未被全社會所認同，這也證明“經濟人假定”的“人性自私”論，即使在過去的時代也未能真正反映社會實際。

經濟理論的研究對象是與人相關的復雜經濟現象，經濟有其客觀的本質屬性和規律（暫不展開論述），如把這種基于片面“人性論”的“經濟人假定”作為經濟學的基礎，必然地會誤導經濟學的研究方向乃至誤導經濟實踐和社會實踐。這是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帶有的許多不科學性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我們予以批駁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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