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海洋政策在西元1500年前后被分開，并且可以清晰地看到前后兩個階段的不同。其實，這個不同不僅僅是明朝海洋政策的巨大轉變，也是整個中國歷史對于海洋政策的重要轉變。這一轉變的背景就是西元1500年前后，西方人來到亞洲，來到中國的海岸線，并且，再也沒有離去。以往的歷史研究，不論是西方還是中國，對于這個重大歷史背景所造成的影響，研究不夠。西方在自己的歷史邏輯中，闡述著自己的主張和理解。中國內部對于這段歷史的解讀，往往缺乏世界歷史背景的參照。一旦跳出中國內部，試圖從全局上解讀這段中國歷史，由于話語權的喪失和文化地位的定勢，經常只能是對西方歷史觀的鸚鵡學舌。
　　西元1500年前后，葡萄牙人來到東方的第一個腳印，就充滿了血腥和殘暴。西方人的這種血腥殘暴，對于亞洲各國的影響，不管是當時應急的短期影響，還是此后長遠的影響，在西方歷史描述中，基本上都是被忽略的。達伽瑪剛出現在印度洋上，便開始了殺人越貨，大肆搶劫，毫不遵守亞洲海洋早已形成的貿易規則。在達伽瑪之前，千百年間，往來于亞洲海洋上的亞洲各國商人，很少有如此不尊重貿易規則的強盜行徑。從此以后，亞洲海洋上的貿易行為被徹底改變，同時也連帶影響到亞洲個海洋國家的國內政策。
　　達伽瑪首次航行亞洲成功后，回到葡萄牙時，賺取了60倍的暴利。旋即，達伽瑪被任命為印度總督，再次前往亞洲。這一歷史事件在西方歷史評價中，也被輕描淡寫地一帶而過，但事實上，這一事件對于亞洲國家的影響極為重要。達伽瑪被任命為印度總督，等于是西方人自行宣布擁有了對亞洲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領導權，西方人開始取代亞洲本地人，成為外來的統治者。要實現這個目標，武力征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西方人所到之處，第一件事情就是建立軍事堡壘。如今在亞洲海岸上還能見到很多這種歷史的殘留。
　　與西方人到達非洲、美洲不同的是，亞洲國家的歷史和文化，與西方國家相比，毫不遜色。因此，當西方人任命總督，占領領土，自己獲得統治權的方式，在非洲和美洲大行其道的時候，在亞洲，他們遭遇了堅決的反抗。雖然非洲和美洲也有反抗，但是，非洲和美洲的當地人，由于在社會組織程度上不及亞洲國家，因此，反抗比較容易被鎮壓。而在亞洲，反抗長期持續著，并且在很長時間里，西方人并沒有獲得完全的優勢。尤其是在亞洲，有一個當時全世界最強大的中國，中國明朝政府對于西方人野蠻強盜行徑的抵制是卓有成效的。
　　繼達伽瑪被任命為印度總督，并對印度開始實行軍事占領后，明朝政府對于這些西方人最大的震動，也許首先來自新加坡。早在鄭和時代，以及鄭和之前，新加坡（滿剌加）與中國的關系就非常密切。雖然在明朝時期，新加坡就有很多華人，但是，中國從來沒有謀取在新加坡的統治權，而是與當地政權保持良好的合作關系。達伽瑪之后來到新加坡的葡萄牙人，第一件事情，就是以武力推翻了新加坡當地政府，建立自己的權力機構，并且在此過程中，殺害了很多當地人。這個消息傳到北京，與新加坡一貫關系良好的明朝政府非常震驚。震驚的原因誰都能想到：既然葡萄牙人在印度、在新加坡這么干，他們到中國會不會也這么干？明朝政府的這種擔心是完全有道理的，因為，明朝政府很快發現，葡萄牙人的確不是善良之輩。
　　葡萄牙人于西元1500年以后來到中國海岸線的行徑，在中國和西方的歷史中，目前研究得都不夠充分。西方人對自己行為不端、甚至行為丑陋的祖先有掩飾和諒解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中國人應該清楚地看到這一點。然而，由于一些歷史的原因，在中國方面，對于最初來到中國海岸線的葡萄牙人的行徑，記錄的也不是很詳細。目前，我們只能從零星的歷史記載中，尋找一些端倪。比方說販賣人口。
　　黑人奴隸早已存在，但是，近代史上的黑人奴隸貿易就是從葡萄牙人開始的。當葡萄牙人來到中國，他們也干起了販賣人口的勾當。西半球的黑奴貿易是商業暴利，因此，在西方文化虛偽的上帝庇護下，黑奴貿易延續了幾百年，直到它利潤很低以后，才在人道的名義下，假惺惺地被廢除。葡萄牙人來到中國時，也想在東方實現奴隸貿易，賺取不人道的暴利。但是，葡萄牙人在中國販賣人口的行為與在非洲、美洲不同。非洲、美洲文化相對不發達，因此，販賣黑奴和印第安人奴隸以男女青壯年為主。而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文化傳統基礎雄厚，有文化氛圍的成年人很難成為合格的奴隸，因此，葡萄牙人在中國販賣人口的行為，很多是針對兒童。這一行為在中國人眼中，被以訛傳訛地說成是葡萄牙人吃小孩。
　　對于農業社會來說，人口是最重要的資源之一，因此，明朝政府面對最初到達的葡萄牙人，立即感受到兩個巨大的威脅。一是葡萄牙人想取代當地人，建立他們的統治政權，這在印度和新加坡等地已經得到了印證；二是葡萄牙人要抽取農業社會最重要的基石，人口。如果葡萄牙人的這兩個目的在中國實現，中國的政權將不復存在。因此，基于種種傳聞和直觀印象，葡萄牙人來到中國時，明朝政府立即采取了嚴加防范的措施。在這種防范中，允許葡萄牙人從事貿易，已經不再像歷史上那樣，把它當成政府財源的手段，而是變成了穩住葡萄牙人，約束其行為的政治手段，其造成明朝后半段海洋政策的改變和結果，以后再說。
　　穿過幾百年的歷史隧道，我們有時應該給自己留一個想象的空間：如果不是明朝政府對葡萄牙人的嚴厲管制，黑奴悲慘的命運會不會也落在中國人的頭上？對比一下，沒有什么反抗能力的美洲土著居民和非洲黑人，在西方文明進步的名義下，淪為了奴隸。在亞洲國家，印度由于政府的凝聚力不夠，在短暫地抵抗之后，徹底投降，由此經歷了200多年的殖民地歷史。其他亞洲國家，除非受到中國的強大保護，例如朝鮮或日本，基本上，當地居民都淪為二三等公民。唯獨中國的明朝政府，較為成功地抵制了西方人的強盜行徑，這在人類歷史上，在面對西方野蠻擴張的進程中，不能不說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功。所以，當西方人評價明朝閉關鎖國、保守頑固的時候，我們真的不應該跟在他們后面鸚鵡學舌。
　　當然，有人認為殖民有功，中國就應該像印度一樣被殖民地化，因為，西方似乎代表著文明的進步。由此他們也得出結論說，中國拒絕西方的政策，導致了最后的失敗。對于這種觀點，我們已經沒有必要反駁，只當是雞同鴨講、對牛彈琴。一個很簡單的事實是：在西方殖民統治下200年的印度，并沒有像西方一樣發達和文明起來。印度近年來的騰飛奇跡，恰恰是在擺脫西方殖民統治后，在印度人自己的手中才實現的。其他被殖民的亞洲國家，淪為二三等公民的當地人，都沒有在西方的殖民統治下，普遍享受到現代化的好處。中國當年如果不進行抵抗，其后果如何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如果說在那個年代中國就應該開始向西方學習，一方面我們要說，明朝確實已經學了西方不少東西；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西元16世紀時，西方值得中國學習的內容確實不多。至于西方人來到中國海岸線后，對于明朝以及后來中國政府海洋政策的改變，造成哪些具體的影響，下次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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