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什么是“共產主義社會”

“共產主義社會”古已有之，五花八門。我們在此討論的 “共產主義社會”，指馬克思主義中的“共產主義社會”。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斯對“共產主義”做出了定義：“共產主義對我們說來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個運動的條件是由現有的前提產生的。”

這種“現實運動”的目標是什么？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寫到：　　

“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簡稱“自由人的聯合體”。“共產主義社會”就是指這種“自由人的聯合體”，以及主流意識形態以這種“自由人的聯合體”為目標的社會。　　

“自由”是什么？ 按照我的理解，絕對意義的“自由”指“選擇范圍”，相對意義的“自由”指“較大的選擇范圍”。所謂“自由發展”就是“趨向較大選擇范圍的發展”。　　

                      第二章什么是“資本家”

                        第一節 約定定義

1、離退休人員，是不是“資本家”？離退休人員有曾經做出的社會貢獻作為“資本”，離退休之后，即使不繼續給社會做貢獻，也能獲得“資本收益”——工資、福利。離退休人員有“資本”與“資本收益”，是不是資本家？

2、科技人員，是不是“資本家”？科技人員有知識技術作為“資本”，使用知識技術能帶來“資本收益”——工資、獎金、福利、科研條件。通過工作及進一步學習，還能帶來“資本增值”——更多的知識，更好的技術。科技人員有“資本”，有 “資本收益”，有“資本增值”，是不是資本家？

3、公有制中的每一個人，是不是“資本家”？既然是“公有制”，那么每一個人都與其他人共同擁有的全社會生產資料作為“資本”。并能享有“資本收益”——“按需分配”所滿足的每一人的基本需求。假如群策群力，管理好社會，還能帶來“資本增值”——自然環境的改善、創造資本的增加。公有制中的每一個人有“資本”，有 “資本收益”，有“資本增值”，是不是資本家？

4、每一個成年人，是不是“資本家”？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身體作為“資本”。成年人都經過了“資本增值”——從出生時的幾公斤重，到成年時的幾十公斤重。并且都可以通過身體運動實現“資本收益”。即使腦力勞動者，也要通過身體運動，才能把腦力勞動成果表達出來。每一個成年人有“資本”，有“資本收益”，有“資本增值”，是不是資本家？

假如這樣寬泛地定義“資本家”，討論沒什么意義，現在就可以結束了。定義，全是約定的，為了后繼討論方便，我們不妨約定個“資本家”的嚴格定義：使用自己的私產，按自己的想法，通過市場交換取得生產要素，進行配置的個人。

                  第二節　階級、階層與職業

按照上述定義，“資本家”不等于“資產階級”。“階級”是一個政治經濟學概念，是按“與生產資料的關系，及控制生產關系的實際權利”對人類個體進行的劃分。

這個觀點有些怪，但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在《共產黨宣言》中有這么一段話：“中間等級，即小工業家、小商人、手工業者、農民，他們同資產階級作斗爭，都是為了維護他們這種中間等級的生存，以免于滅亡。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僅如此，他們甚至是反動的，因為他們力圖使歷史的車輪倒轉。如果說他們是革命的，那是鑒于他們行將轉入無產階級的隊伍，這樣，他們就不是維護他們目前的利益，而是維護他們將來的利益，他們就離開自己原來的立場，而站到無產階級的立場上來”。　　

對此，我們回顧一下美國歷史，以加深理解。用“階級”的觀念看，“獨立戰爭”是一次農民階級試圖消滅階級的嘗試。當時，以美國開國元勛們為首的十三個殖民地大多數白人認為：“英國政府未經我們同意便向我們強行征稅，是把無理的管轄權橫加到我們的頭上，是強取豪奪”。英國貴族們認為：“這十三個殖民地是英國國王的財產，我們對使用這筆財產的人征稅，不是把無理的管轄權橫加到別人的頭上，不是強取豪奪” 。一邊說“就是”，另一邊說“就不是”，雙方意見無法統一，后來就打起來了。殖民人打勝了，就有了美國。盡管十三個殖民地大多數白人當時所說的“我們”，不包括有色人種，他們的種族觀念與共產主義不符合，但他們對“財產”的觀念，與共產主義“消滅階級”的觀念是一致的。《獨立宣言》中有“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沒有“私有財產權”。富蘭克林曾明言：“私產是社會創造，從屬于社會的需要”。美國在憲法中至今沒有“私有財產保護條款”，也沒有《私有財產保護法》。但是，當時絕大多數美國人是自耕農，平均文化水平未達到小學畢業，也沒有“農民運動講習所”之類的機構教他們做階級分析，因此，他們對“階級”的理解，大都僅限于自己的直觀范圍：貴族階級與農民階級。為了防止美國產生貴族階級壓迫農民階級，美國憲法還特別規定：“合眾國不得授予貴族爵位”，但他們對資產階級專政，毫無防范。后來，隨著美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私產”逐漸成為了“私人所有財產”，美國逐漸成為了一個實際上的私有制國家，“資本家”中的一些人，逐漸成為了控制美國的“資產階級”。　　

按照上述定義，“資本家”也不是一個“階層”。“階層”是一個社會學概念。是按“社會地位、經濟地位、政治地位”對人類群體進行的劃分。

例如，擁有數萬億美圓資產，控制國家命脈的金融寡頭，與擁有數萬美圓資產，雇傭一兩名助手的小商人，都是“資本家”，但不處于同一個“階層”。

按照上述定義，“資本家”是“職業”。正如貴族騎士與奴隸戰士同屬軍人職業，但屬于不同階級一樣，不同的資本家，屬于“不同階級”；正如國務卿與政府辦事員同屬政府公務員職業，但處于不同“階層”一樣，不同資本家，處于“不同階層”。　　

               第三章 “斯大林模式”回顧分析

                      第一節 回顧

地球上曾廣范存在過一種，沒有資本家，也能運轉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制度。蘇聯、東歐、東德、中國、朝鮮、古巴、越南、蒙古等共產國家曾施行過這種制度。由于這種經濟制度是在斯大林當政時期的蘇聯首先建立起來的，所以一般把這種經濟制度稱為“斯大林模式”。這種經濟制度以自上而下的“計劃調撥”作為生產要素的主要組織方式，并非完全沒有市場，其農業一級采購、消費品零售借助市場，集體企業的部分生產要素組織，及部分產品銷售借助市場，并或多或少地存在著個體自由市場，但其沒有私營企業，所以不需要資本家。

在種種傳說中，“斯大林模式”實踐結果“效率低”、“民不聊生”、“到了崩潰的邊緣”。以下我們看一下這種經濟實踐的實際效果：

1、1951年至1983年，蘇聯國民收入、工業產值和農業產值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1％、8.3％和3.0％，發展中國家為5.2％、6.3％和3.1％，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為3.8％、4.1％和2.1％。1950年至1980年，蘇聯國民收入年均增長7.5％，僅次于日本（8.3％），比美國（3.5％）、聯邦德國（5.1％）、意大利（4.8％）、法國（3.7％）、英國（2.4％）等市場經濟國家都高。　　

2、與德國、日本和蘇聯早期工業的進程相比，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更快。在那些比較晚出現在工業舞臺上國家中，這三個國家是成功地實現了工業化的最突出的歷史范例。在1880—1914年期間，德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每10年增長33％（人均17％）。日本在1878—1929年間每10年增長為43％（人均28％）。蘇聯在1928—1958年間每10年的增長54％（人均44％）。而在毛主席時代的中國，從1952—1972年，每10年的增長率高達64.50％（人均34％）。　　

3、從1952年（這一年工業產值恢復到戰前的最高水平）到1976年，中國的鋼產量從130萬噸增加到2300萬噸；煤炭產量從6600萬噸增加到44800萬噸；發電量從43億度增加到1330億度；原油產量從近乎于零發展到8400萬噸。水泥產量由290萬噸增加到4930萬噸。到70年代中期，中國生產了大量的噴氣式飛機、重型拖拉機、遠洋輪船。中國還制造了原子彈和洲際彈道導彈，在成功地進行了第一次核試驗的6年后，又于1970年發射了人造衛星。　　

4、從1952年到70年代中期，中國城市工人階級的人數的300萬人增加到1800萬人。此外，在農村建立小規模工業企業的政策使得2800萬農民（來自農村的3億勞動力之中）變成了公社或大隊工廠工人。并且，還涌現出了一大批科技知識分子。中國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的數量從1949年可憐的5萬人（到1952年為42.5萬人）增加到1966年的250萬人，到1979年又增加到500萬人，其中的99％以上都是1949年后增加的。　　

5、從1958年至1976年，中國人興修了大量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設施，并培養出黃耀翔水稻、袁隆平水稻等一批農作物新品種。這些因素是后來中國農業增產的主要原因。

6、從1949年至1975年，全球人均壽命從47歲增長到59歲，增長了12歲；從1949年到1975年，中國人均壽命從35歲增長到65歲，增長了30歲。全球人均增長12歲其中的4歲，是占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均拉上的，其它地區才增長8歲。也就是說，在毛主席時代，中國人均壽命增長是世界其它地區的2.5倍。以1975年為基點，假如按這個比例持續發展，當地球其它地區人均壽命100歲時，中國人均壽命早已經165歲了。　　

……。　　

                     第二節 優勢分析　　

由此看來，“斯大林模式”至少不比市場經濟更糟糕。以下我們做一些理論分析，看看計劃調撥經濟，相對市場經濟的優勢：　　

1、生產要素配置指導思想符合現實。

市場經濟學有個基本前提：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個人，通過買賣關系，可以達到社會利益的最大化。這個基本前提不符合現實。例如，“投機囤積與恐慌拋售” 符合市場中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卻與社會生產所需的生產要素配置相反。“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前提是：通過計劃調撥生產要素，實現群體利益最大化，進而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這個基本前提符合現實。與其每個人在麥田里你死我活爭麥穗，不如團結起來一起種麥子，豐收之后再公正分配。

2、生產要素配置信息明確。

市場經濟中的經濟管理者，根據價格信息判斷社會供求，而價格總是相對社會需求上下波動，因此信息不明確。“斯大林模式”中的經濟管理者，可以直接根據社會生產狀況確定供求關系，因此信息明確。例如：美國鐵路的管理者無法提前確定社會有多少貨物需要鐵路運輸，廠商也大都不能提前確定什么時候需要鐵路運輸，要運多少，雙方都在根據市場波動走著瞧。蘇聯鐵路管理者用線性規劃計算出每天每個路段的最大運輸量，根據全國各部門、各地區的生產需求量進行系統分配，全國的鐵路運輸計劃可以提前一個季度，甚至提前一年確定，每段時間留下一點運輸量做機動，若實際情況與運算結果不符，則適當調整，并總結經驗，下次規劃時更精確。假如蘇聯的物流管理是“總做同類習題”，那美國的物流管理就是“總無習題可做”。結果，蘇聯鐵路的運行效率是美國鐵路的五倍。

3、永遠不會“總需求量不足”。

人的需求是無窮的，人類在一定具體時空范圍內的產品總是有限的。所謂“總需求不足”只是主觀想象，客觀存在的是“總需求量不足”。所謂“總需求量”，就是社會產品分配總量。社會產品分配總量少于產品總量，才會導致“總需求量不足”。

在市場經濟中，資方在資金上需要“入大于出”才能有利潤，所以，資方在總體上出售產品的總價格，要高于從外部購買生產要素的總價格。資方上游的產品，可以賣給下游。例如，機械廠生產的紡織機賣給紡織廠，紡織廠生產的布料賣給制衣廠。最下游的產品賣給誰？賣給消費者，消費者是誰？資方與勞方。資方實現利潤，才能用于消費，否則坐吃山空，所以理智健全的資本家，都巴望勞方充分消費，這個愿望當然是美好的。勞方的消費限度，受收入的制約。勞方收入哪里來？假如不偷搶拐騙，勞方收入就是出賣自身勞動力的價格，這個價格也是資方購買勞動力的價格。于是勞方要滿足資方的愿望，只能用“資方購買勞動力的價格” 盡量購買“資方購買勞動力的價格+制衣廠預期利潤+紡織廠利潤+機械廠利潤+鋼鐵廠利潤+面包廠預期利潤+面粉廠利潤+棉花農場利潤+……”。勞動力價格項后面加的項全是正數，從宏觀上看就是“資方已實現的及預期的總利潤”。由于我們這個宇宙的基本規律之一是：“任意實數加正數大于其自身”。結果，安分守己的勞方，無論多么賣命生產，都買不完勞動產品；勤儉積累的資方，無論多么賣命經營，都賣不完勞動產品。勞資雙方落入對立的境地。這不是因為勞資雙方在娘胎里，彼此就有什么深仇大恨，而是社會經濟制度造成的。無論人們是否認識到這種對立，只要以市場為主體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這種對立就存在。　　

消費品的“總需求量不足”積累到一定階段，下游的資本家為了不虧本破產，只能削減生產，減少開工。制衣廠減少布料進貨，紡織廠只能跟著減少棉花進貨，并停止購買紡織機，這又造成紡織廠、棉花農場、機械廠開工不足……。開工不足又進一步減少了購買力。雪球越滾越大，“總需求量”不斷縮小，工人失業越來越多，資本家虧本越來越多。最后“經濟危機”爆發，大批工人失業，大批資本家虧本。昔日的合作伙伴成了你死我活的冤家。而且冤家路窄，資方與勞方，資方與資方，勞方與勞方，都要為最后的一點“麥穗”而爭斗。　　

有些人希望在保全市場經濟制度的前提下，消滅“經濟危機”，嘗試過種種辦法。以下，我們一起看看這些辦法：　　

（1）請求上帝、或者倡導“善良”、“正義”、“仁慈”之類倫理概念，希望出現奇跡，解決現實經濟問題。　　

一百多年來，不斷有這類實踐者。他們的虔誠令我感動，但我害怕上帝修改“任意實數加正數大于其自身” 這一宇宙的基本規律以后，我就看不見星星與月亮，聽不到好聽的音樂了，所以在他們不斷禱告、倡導的同時，我也不斷禱告：“上帝呀，請您千萬別為消滅‘經濟危機’創造什么奇跡，這點小事情地球人自己遲早能處理好，就不勞累您老人家了。永遠感謝您創造了這個宇宙，并賦予我們客觀理性思考的能力與實踐的能力”。看來“上帝偏愛傻子”很靈驗，至今為止，上帝都滿足著我的這一愿望。　　

（2）宏觀計劃。　　

實踐的典型是戰后日本。戰后日本與“斯大林模式”國家一樣，也制定國家宏觀五年發展計劃，不同的是微觀主要通過市場落實。所以這樣的國家仍屬市場經濟國家。這等于全國組成“卡特爾”，有助形成壟斷優勢，把“總需求量不足”轉嫁到其它國家。且不論微觀主要通過市場落實的實際執行力度，就算執行力度過硬，能抵御住一切金融風暴，全球“總需求量不足”總量也并沒有因此減少。隨著全球“總需求量不足”增加，其它國家購買力逐漸減少，能轉嫁出去的“總需求量不足”量越來越小。最后全球“經濟危機”爆發，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不能幸免。　　

（3）政府信貸。　　

政府借錢買東西，消除“總需求量不足”。借錢是要還的，不僅要還本錢，還得還利息。對國外債主，政府可以用匯率貶值的方法，在不違反契約的前提下，賴掉一大筆帳。例如，美國政府最近對中國外匯管理局，就賴掉了一大筆帳，以后可能還會賴掉更多的帳。但對國內債主，匯率貶值沒用，結果只好征稅還債。十九世紀的美國以低稅著稱，二十世紀的美國以高稅著稱，就是因為美國政府要借錢還債。由于凈利是繳稅后的利潤，所以政府舊債未還清就得借新債，欠債越來越多，稅收越來越高，人民越來越多的經濟利益被政府稅收榨走。這樣發展下去，最后結果就是沒人投資，也沒人勞動。　　

（4）消費信貸。　　

鼓勵消費者向銀行借錢賣東西。“今天花明天賺的錢”，明天不借錢了，怎么辦？大多數人都希望過心安理得的生活，那樣有助長壽，是正常人的正當愿望。所以，大多數人生活達到一定水平，就會爭取把借款還上。當社會還貸總額等于借貸總額，這招失效；當還貸總額大于借貸總額，這招效果為負。　　

（5）增發紙幣。　　

錢多了，購買力提高，“總需求量不足”暫時消除。但是，生產要素總量并沒有因為紙幣總量的增加而增加，隨著“總需求量不足”暫時消除，生產要素價格也提高。獲取到一般利潤的資本家會發現：盡管自己在資金上實現了“入大于出”，但企業財富并沒有增加。獲取到低于一般利潤的資本家會發現：盡管自己在資金上“入大于出”，企業財富卻在減少。勤儉積累，賣命經營，卻沒有實際收益，甚至虧本，正常人都不愿意再干了。結果一部分資本家放棄自己的職業，把私產存入銀行或購買股票，成為食利者，求個清閑安逸；另一部分資本家放棄投資，轉向投機，以圖獲取超額利潤。投機造成房地產價格虛高，消費者為了支付高房價或高房租，只能壓縮對其它消費品的購買。這造成比原來更大的“總需求量不足”。于是許多市場經濟國家再次增發貨幣，以解燃眉之急。結果是：一方面“總投資量不足”：銀行存款暴多，物價飛漲，失業增加；一方面“總需求量不足”：產品積壓，房地產虛高。并且，即使不采取任何宏觀措施，這兩個不足也會自動惡性循環，形成“滯漲循環”。　　

（6）戰爭。　　

消耗一大堆產品，打掉更大堆產品。需求量相對供給量過剩，“總需求量不足”就不見了。可惜，隨著總體經濟環境的惡化，這個方法的效用會遞減，以至為負效應。你打你的仗，我炒我的地，我就是不投資；戰爭增加財政負擔，稅收提高，我更不投資。例如，阿富汗戰爭及第二次海灣戰爭，對美國經濟的短期拉動積極作用，都不如所造成的中長期財政負擔消極作用明顯。假如不是“骷髏會”那幫小子不知深淺，操作失誤，這次“經濟危機”本來可以再拖延大約五年才爆發。　　

在十八、十九世紀，“經濟危機”能自然渡過，是因為那時地球人類社會存在著大量的，與市場經濟有買賣關系的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國家可以用外部需求量填補自身“供求缺口”。到二十世紀，這個條件已經不具備。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市場經濟國家使用戰爭方法渡過了“經濟危機”。在二十世紀下半葉，市場經濟國家普遍使用“政府信貸、消費信貸、增發紙幣為主，戰爭為輔”的綜合辦法，拖延了“經濟危機”。但只要是市場經濟，無論渡過，還是拖延，都不可能消除“經濟危機”的根源，正相反，渡過與拖延的辦法本身又會積累更多的問題，惡化經濟環境，降低辦法的效用。就象人有病不根治，用興奮劑、強心針維持生命，而造成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興奮劑、強心針效用越來越差一樣。　　

此次“經濟危機”與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是在上述所有有效方法都已經用盡的情況下爆發的。拖延已經失效，爆發既成事實。在已知的范圍內，沒有任何辦法即能保全市場經濟，又能渡過此次“經濟危機”，各國政府目前在市場經濟范圍內所做的努力，都只能減緩經濟蕭條速度，而不能改變經濟蕭條的總趨勢。假如有誰埋怨政府沒有為維持市場經濟盡力，請提出具體的頂用辦法。　　

由于上述三大問題，實現地球文明的進一步發展，使用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的，使用計劃調撥經濟，則是可能的。　　

                   第三節 蘇聯解體原因分析 　　

既然如此，蘇聯為什么會解體？　　

早在1964年，毛主席指導的“九評”，就已經指出了根本原因：“這個特權階層，把為人民服務的職權變為統治人民群眾的特權，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特權”，并非都不好。例如，科研人員有權使用自己的實驗室，其他人“閑人免進”，就是科研人員的“特權”。又如，宇航員能免費吃到普通人吃不到的特殊營養食物，這就是宇航員的“特權”。這些“特權”都是社會發展所需。

 “特權階層”，并非就會導致國家滅亡。例如，目前即使在實行普選的國家，未成年人也沒有政治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成年人相對未成年人就是一個“特權階層”。

“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正常。例如，家相對國來說是“小集團”，養家糊口就是“謀取自己小集團私利”。又如，人類相對整個生物界是“小集團”，“為人民服務”也是“謀取自己小集團私利”。假如人類不懂“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那可就麻煩大了。

“利用他們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來謀取自己小集團的私利”，糟糕。因為“支配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權力”是一種社會公共權力，而統治者、管理者們認同的自己小集團，未必是其掌管的公共權力作用的整個社會。統治者與管理者能有效行使這個權力，造福他人，其統治與管理才能被他人認可。統治者與管理者憑借行使這種權力所付出的勞動，所做出的社會貢獻，獲得收入，以謀取相對全社會來說的，自己小集團的私利，是可以被普遍接受的，但直接利用公共權力，謀取相對全社會來說的，自己小集團的私利，則不能被普遍接受。為什么不能被普遍接受？我不知道，上帝知道。但從人類歷史經驗看，這種情況下總會造成被統治者、被管理者的不滿，不滿發展下去就會造反，假如造反成功，要么獨立建國，要么原有的國家滅亡。五千年來，已經有數以百計的國家因此誕生，并因此滅亡。這種不滿，有自發的，也有自覺的。《獨立宣言》中就表達了這種自覺：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之間建立政府，而政府之正當權力，是經被治理者的同意而產生的。當任何形式的政府對這些目標具破壞作用時，人民便有權力改變或廢除它，以建立一個新的政府；其賴以奠基的原則，其組織權力的方式，務使人民認為唯有這樣才最可能獲得他們的安全和幸福。為了慎重起見，成立多年的政府，是不應當由于輕微和短暫的原因而予以變更的。過去的一切經驗也都說明，任何苦難，只要是尚能忍受，人類都寧愿容忍，而無意為了本身的權益便廢除他們久已習慣了的政府。但是，當追逐同一目標的一連串濫用職權和強取豪奪發生，證明政府企圖把人民置于專制統治之下時，那么人民就有權利，也有義務推翻這個政府，并為他們未來的安全建立新的保障”。　　

其實，在市場經濟國家中也存在這種“特權階層”。但市場經濟給人的直觀感受是市場在分配，不是人在分配，所以公眾對市場經濟掩蓋的“濫用職權和巧取豪奪”要遲鈍一些。隨著文化水平的提高，西方公眾逐漸意識到：“市場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市場規則”是按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制定的。于是紛紛提出要參與社會規則的制定。西方的統治者們針對這種情況，使用了一套方法：　　

“統治者操縱金錢，金錢操縱媒體，媒體給公眾提供社會信息，公眾根據自己掌握的社會信息選舉代表，代表制定社會規則”。　　

這套方法的確能給公眾提供很多信息，例如：“某某奶粉很好，越吃越健康。”也能產生許多富有表演才能的代表，例如：希特勒。由于編劇、導演、演員各有分工，甚至能產生真忠于人民的代表，例如：肯尼迪。這套方法被許多人稱為“民主制度”，其典范，是當代美國政治制度。假如我們把“民主”定義為“公眾選舉代表，進行社會管理”，這套方法確實是“民主”。當過美國副總統的戈爾，講：“假如把當代美國政治制度稱為民主，那簡直是對民主的褻瀆”。　　

無論“民主”民主不民主，這種制度都需要充分的市場做掩護。蘇聯的“特權階層”缺乏這種掩護。從經濟建設成果上看，蘇聯的“特權階層”，實際并非比西方的“特權階層”更惡劣。前者比后者更早垮臺，是因為公眾普遍“認為”前者惡劣。

我所能認識到的，計劃調撥經濟唯一出路在于真正的“主權在民”。我不認為 “主權在民”意味著每個人都去當總統，在嬰幼兒取得政治選舉權之前，我不奢望人類能消除“特權階層”。我目前所能認識到的“主權在民”是：大多數人能夠有效規范“特權階層”。這是一個制度問題，也是一個能力問題。所以，實踐起來不僅有來自現實利益的困難，還有來自思想文化基礎的困難。盡管困難很多，但是可能的，因為這即符合人類社會中足夠數量質量人類個體的利益，又不違反宇宙的基本規律。　　

                     第四節 因此，但是

使用市場經濟，實現地球文明進一步發展，是不可能的；大多數人能夠有效規范“特權階級”，實現地球文明進一步發展，是困難很多的，但是可能的。因此，我建議停止市場經濟實踐，參考“斯大林模式”經驗，進行大多數人能夠有效規范“特權階級”的，計劃調撥經濟實踐。　　

但是，我不主張照搬“斯大林模式”。盡管“斯大林模式”在物質產出、物流速度、學校教育、中短期人均壽命增長速度四個方面，相對市場經濟具有優勢，“斯大林模式”所做的計劃，仍然是不完備計劃。施行“斯大林模式”是當時共產國家普遍面臨的現實環境造成的。那時剛剛建立的共產國家，都是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的國家，而戰爭又是發達市場經濟國家解決自身經濟問題的慣用手段，共產國家不得不暫時放棄其它指標，全力增加防衛實力，以求自保。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果看，斯大林的這個選擇是正確的。后來蘇聯有足夠的實力自保，還故步自封，原地踏步，就不好了。

盡管毛主席時代的中國，與蘇聯都屬于“斯大林模式”，但發展方向不一樣。相對正宗原版“斯大林模式”，中國在防衛實力提高的同時，有越來越多的不同。以下，我們看三個方面不同：

1、反對“形而上學”。

早在1957年，毛主席就講過：“蘇聯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學，就是那么硬化，要么這樣，要么那樣，不承認對立統一……。統一物的兩個互相對立互相斗爭的側面，總有個主，有個次。”（《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2、“鞍鋼憲法”

1961年，中國開始正式推廣與蘇聯的“馬鋼憲法”不同的工業管理系統——“鞍鋼憲法”。由于“鞍鋼憲法”與傳統“科層制管理”的基本理念不符，且實踐探索中出現了一些不盡人意的具體情況，不僅蘇聯人難以接受，許多中國人也難以接受。中國的這個實踐，在毛主席去世后逐漸名存實亡。但豐田公司吸取了“鞍鋼憲法”。從1962年豐田公司勞資雙方簽署《勞資宣言》之后，企業上下以團隊精神為指導，排除萬難，積極實踐。到八十年代，豐田公司成為了全球工業企業管理的標兵。

3、“十年浩劫”　　

“十年浩劫”期間，中國沒有國家解體，沒有“經濟危機”，相反，工業產值翻了一番，農業產值增加了七成，農業機械總動力增長了九倍，人均壽命增長了10歲，還興修了水利，出了一大堆包括良種作物品種在內的科技成果。最重要的是：經過“十年浩劫”，許多中國人的學習能力與思考能力有了質的飛躍。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建設成果，比GDP頂用。連“浩劫”期間都這么猛，可見“毛路線”的巨大潛力。　　

進一步發展怎么辦？需要我們調查研究，自己判斷。　　

第四章 沒有資本家，如何落實“每個人的自由發展”　　

第一節 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指示：“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真理有時會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各個專業領域中的尖端真理，總是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包括“掌握尖端真理極的少數人的自由發展”。歷史經驗表明。這些極少數人的自由發展，對人類歷史的進步，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使用這些人創造的思想、方法、技術，才能創造歷史，否則，最多不過原地轉圈，甚至可能倒退。誰是掌握尖端真理的少數人？　　

是統治者嗎？未必。統治者的位置，是種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單純是其知識技術水平決定的。　　

是人民嗎？未必。所謂“人民”，就是指非統治者非管理者，以及統治者、管理者中站在人民立場上說話、辦事的人。五千年來，假如掌握真理的極少數人，都站在人民的一邊，統治者、管理者沒有知識與技能上的優勢，絕大多數人就不會經常被統治階級剝削、壓迫、愚弄了。從這一點上看，維護“掌握尖端真理極少數人自由發展”的權利，也起到“拉高手入伙，增加陣營實力”的戰略作用。 　　

是學術權威嗎？未必。通過比較公正的學術制度，競爭出來的學術權威，在其專業領域內，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可靠的。這不是因為學術權威什么都懂，而是因為他們對其所處時代的，絕大多數專業知識與專業技能，掌握得最好，因此對其所處時空范圍內，人們能提出的絕大多數專業問題，一般都能給出正確答案。而尖端真理，所涉及的關鍵問題，恰恰是所處時空范圍內，人們能提出的絕大多數問題“之外”的問題，否則，就不是“尖端”了。所以，尖端真理，未必掌握在學術權威手中。例如，至今為止，大多數諾貝爾科學獎得主，在做出獲獎成果時，只是一些小角色。他們做出獲獎成果之后，被科技界普遍認同了，才成為新的學術權威。當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經過漫長的等待，成為學術權威時，他們曾經做出的獲獎成果，又已經不是尖端了。　　

問題是，怎么才能幫助掌握尖端真理的極少數人獲得科研所需人力物力，做出成果來？　　

“斯大林模式”可以提供這種機會。例如，眾所周知，中國曾經產生過一個連小學學歷都沒有的副總理——陳永貴。陳永貴曾經帶領大寨公社的農民培養出世界一流的有機土壤，對地球人類有機生態農業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并因此獲得了其個人的社會地位與經濟地位。無論服不服，人家的成果擺在那里。　　

但“斯大林模式”所提供的機會，仍是有限的。愛迪生與萊特兄弟之類，在做出成果前，無法使得公眾與學術權威都支持自己的人，怎么辦？愛迪生與萊特兄弟對此曾經使用的方法是：與資本家合作，及自己成為資本家。以目前的情況看，他們在大多數人能夠有效規范特權階層的“沒有資本家的計劃調撥經濟”中，如何取得科研所需人力物力，把成果做出來？由于愛迪生與萊特兄弟學歷有限，且科研內容與他們早期從事的工作內容不一致，被有效規范的“特權階層”無權擅自給他們調撥科研物資。愛迪生與萊特兄弟必須提出申請，等待公議表決。我們設想一下愛迪生與萊特兄弟在這種社會制度下，申請科研物資的境遇。我先設想。 　　

第二節 設想愛迪生的境遇　　

公眾公議愛迪生的申請：　　

公眾甲：“愛迪生？我聽說過，他很會搞笑，曾蹲在木料房里孵鵝蛋。”　　

公眾乙：“愛迪生是真的傻子，他上小學三個月，就因為弱智被學校開除了，后來一直沒上學。你們瞧他那傻樣。”　　

公眾丙：“我聽說愛迪生曾經在火車上縱火。”　　

公眾丁：“縱火，說明他是個恐怖分子。你們看他申請的是什么？用電照明。電那么危險怎么能照明呢？愛迪生肯定是想用電搞恐怖活動，把我們都電死。”　　

公眾戊：“傻子恐怖分子沒想到，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　　

公眾己：“對恐怖分子不能手軟，即使對傻子恐怖分子也不能手軟。對恐怖分子手軟，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 　　

愛迪生越聽越傷心，越聽越害怕，最后躲起來了。人民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無微不至，找到了愛迪生，幫助他在中國山西某地成為了一名光榮的礦工。　　

第三節 設想萊特兄弟的境遇　　

公眾再公議萊特兄弟的申請。由于公眾都見過小鳥在天空飛翔，感覺萊特兄弟的申請有些道理，并且看上去萊特兄弟比較酷，不象愛迪生那么傻。對萊特兄弟的申請公議表決通過。但這樣通過的申請很多很多，資源有限，公眾委托科技權威們繼續審核。科技權威們審核：　　

權威甲：“重于空氣的物體，以自身機械動力，不可能脫離地面。無論牛頓在1726年的推導，還是瑞利在1876年的推導，都是這個結論”。　　

權威乙：“我在讀大本時，就做過這種推導。沒受過嚴格科學訓練的人恐怕不會習慣那種嚴密推導。”　　

權威丙：“李林塔爾因為不聽勸導，已經摔死了。他們竟然還拿李林塔爾的觀點做依據。對這些不懂科學，也不尊重科學的人，我真不知道說什么好。”　　

權威們很快達成共識：“萊特兄弟不懂科學，也不尊重科學。”由于“萊特兄弟不懂科學，不尊重科學。”他們不能承擔領導崗位，也不能承擔重要技術崗位。人民政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尊重人才，幫助萊特兄弟成為了深受公眾歡迎的自行車修理工。　　

第四節 未來與現實　　

      假如地球人類發展對路，在可預見的未來，會有那么一天：沒有國家、沒有政黨、沒有軍隊、沒有戰爭，物質生產完全由機器從事，全球人類即是生產生活共同體，也是科學藝術共同體，大多數人思想解放、身心健康。那時的地球人會采用更自由更自然的方式進行組織，我們曾采用過的計劃手段，與市場手段，都已經不合時宜。那時的地球人具體采用什么方式落實“掌握尖端真理極的少數人的自由發展”，我們現在也無法確知。因為人類歷史是人類創造出的，假如我們現在確知，就不是“創造”了。但我們可以按現有認識猜一猜。我猜，那時地球人類有可能每個人每年分發到一份等額的科學藝術資源配額，人們可以獨立使用配額，也可以合作使用配額，還可以把自己的配額讓給自己認為從事更有價值科學藝術探索的別人。由于大多數人思想解放、身心健康，愛迪生與萊特兄弟很容易爭取到足夠的支持者，進而獲得科研物資。所以那時不需要資本家這個職業了。即使那時有些人為了好玩做資本家，也不是真的資本家，正如我現在烹調時，有時想象自己是職業大廚，我的曾孫、曾孫女、玄孫、玄孫女全都是我的忠實顧客，其實我不是真的職業大廚，一樣。　　

對最近五十年來，科技發展給地球人生產、生活、思想、文化帶來的變化有了解的人，能理解，我講的這些，不是癡人說夢。　　

     但，那是未來。我們現在只有面對現實，腳踏實地，沿著正確的路線開步走，才能爭取到那一天。倘若象蘇聯那樣，原地踏步，我們永遠沒有那一天。　　

第五章 總結　　

綜上所述，我建議地球人類各國：　　

一、放棄市場經濟，進行計劃調撥經濟實踐。　　

如有異議，請明示：市場經濟消除“經濟危機”的具體辦法，請明示：市場經濟有什么優勢，能超過計劃調撥經濟的三大優勢。　　

二、從思想文化與制度建設兩個角度，全面開展大多數人能夠有效規范“特權階級”實踐。　　

如有異議，請論證：這種實踐對人類文明持續發展不必要，或不可能。　　

三、計劃調撥經濟生產資料配置的具體微觀落實，以直接計劃調撥為主體，同時保留受宏觀計劃規范的，不影響主體的“存在資本家的市場”。　　

“宏觀計劃規范”指：控制總量、制定規則、執行規則。　　

“不影響主體”，我一個人做不出精確定量，粗略估計為：不超過社會生產總值的1/4。我是這樣估計的：需要至少與“市場帶”等量的“過渡帶”，才能持續吸納“市場帶”產生的“供給剩余”，同時還需要至少與“市場帶”與“過渡帶”總和等量的“基礎帶”提供基礎。　　

如有異議，請告訴我：愛迪生與萊特兄弟，“以目前情況看”，在大多數人能夠有效規范特權階層的計劃調撥經濟中，如何取得科研所需人力物力，把成果做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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