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拉動內需”回視“社會基本矛盾”的爭論　　

——感悟毛澤東主席的深邃高遠　　

不倫不類的所謂“階級斗爭擴大化”，至今仍是右翼精英加給毛澤東的主要罪名。如果從理論上追索這一問題，就不能不談到在社會主義階段基本矛盾問題上黨內的分歧。眾所周知，毛澤東堅持“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提法，而不主張 “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提法，后來妖魔化毛澤東，右翼就打著后者的旗號以攻擊“階級斗爭為綱”。經過30年的“實踐經驗”，再回視這一問題上的“爭論”，愈加感到毛澤東作為理論家的深邃嚴密和政治家的高瞻遠矚。　　

20世紀世界社會主義的“歷史終結”，是以蘇共20大志赫魯曉夫篡權為起點的。20大的影響在1956年召開的中共八大中能夠明顯看到。對社會主義階段矛盾的提法是以突然襲擊的方式提出來的，毛澤東當時雖未反對，但經過認真思考旋即表示不妥，在八大的閉幕式上即作了明確說明，采取了后來眾所周知的兩個階級和兩條道路矛盾的表述方式。從1956年到現在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了，這50多年的歷史發展，國際共運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都證明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基本矛盾的論斷是科學的，是馬克思主義的。　　

“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的提法，作為一個次要的大眾化的口號，未始不可。但作為一個大國的執政黨，在這一基本理論問題上如果沒有正確的科學的認識，就會留下無窮的隱患。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是貫穿于人類社會發展的始終的基本社會矛盾，而階級矛盾就是每一社會形態社會基本矛盾的集中表現。抓住這一點才能抓住問題大本質。而“增長需要”的提法，很容易滑向惟生產力論，為修正主義篡改黨的路線所利用。50年后回視，毛澤東堅守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深邃高遠，恰為歷史發展所證實。　　

不是嗎？舉著“增長需要”的招牌，在否定了資無兩個階級矛盾和資社兩條道路矛盾之后，社會主義階段基本矛盾的認識，一路急轉直下，急轉直右。 　　

“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出來了， “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 出來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出來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出來了，GDP“硬道理”出來了。 “馬克思主義最注重發展生產力”——新自由的經典就叫《國富論》，那一階級不“注重發展生產力” ！——由此出發，一步步走向“天津”，原來要“不問姓社姓資”，資本主義才是“先進生產力”， 改革的目標是“產權明晰”，“人間正道私有化”……還“不爭論”！指鹿為鹿日，圖窮匕見時，人們一回視，對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方才醍醐灌頂。　　

毛澤東是暴君，馬克思主義歷史終結，新自由主義指導我們改革開放旗開得勝高歌猛進。蘇東崩潰后舉國反思，一個“南巡”撥正了；拉美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掃不了“不動搖”的興頭——人算不如天算，至高無上的美國圖騰一下子出了麻煩，世界金融危機簡直敲響了新自由的喪鐘，殘酷的現實無論如何回避不了——中國也要“拉動內需”了。　　

比起以拚資源拚血汗為歐美作貢獻的“外向型經濟”來，“拉動內需”畢竟是一個進步，但反思回視到此為止，是遠遠不夠的。　　

 “拉動內需”云云，本來就不是“窮人經濟學”的概念，它是資本經濟學的話語。　　

毛澤東早就說過，“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以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本來就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或者通過提高工資，或者通過降低物價，或者通過增加公共福利，以提高全體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經濟只存在比例的平衡問題，比如農輕重的關系，積累與消費的關系，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關系、工農、城鄉、干群、體腦勞動關系等方面的比例，處理是否得當都會影響發展速度。但只要真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些問題都會處理好的。記得上世紀30年代大蕭條，資本主義遭遇世界性的經濟危機，社會主義蘇聯不光未受影響，而且一支獨秀高速發展，《聯共黨史》的記載，就是五年計劃幾次幾次降低物價。帝國主義決心要將新中國扼死，軍事包圍政治滲透加經濟封鎖，一清二白基礎上建國，優先發展重工業，加強國防建設，搞點高積累，實乃勢之必然。即使如此，毛澤東時代還創造了舉世罕見的速度，建立了獨立的工業體系——天可憐見，這怎么就成了“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了呢？前人栽樹，后人乘涼，農田水利建設，至今還是托著毛澤東時代的福。如果土改后就“包產到戶”，恐怕連起碼的農業科技都無法推廣。　　

社會主義道路公有經濟，“備戰備荒為人們”，人民的生活水平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提高，不存在“拉動”不“拉動”的問題。　　

資本的生命是不停地追逐利潤，資本沒有利潤就像“自然害怕真空”，資本主義生產的目標是為了資本所有者實現利潤最大化。利潤來自剩余價值，“要從一頭牛身上剝下兩張皮來”， 這沖動是 “普世性”的，掛著“特色”招牌的資本，表現尤為兇狠。作為剩余價值的生產者，資本家總要拼命將勞動力的價格壓到其再生產的價值以下，以致逼得工人跳樓索薪；但作為剩余價值的實現者，他們又怕工人太窮，買不起商品。不過，在這個二難命題中，他們總是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只有把窮人、窮國、第三世界壓榨得燈盡油干，他們才能“先富起來”并在市場的殘酷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上帝對他們雖然太厚愛，但也無法保證他們魚和熊掌兼得：既要工人窮，又要工人富。于是，生產相對過剩就成了資本主義命中注定的所無法解決的難題，而經濟危機也就成了資產階級趨之不去的經常惡夢——每當此時，“拉動內需”等等也就成了他們驅趕惡夢的救命寶符。　　

“拉動內需”也好，羅斯福主義也好，解決不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矛盾。　　

毛澤東身后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顛覆了， “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大寫在旗子上，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了30年，突然迸出“拉動內需”的強音，說起來有點匪夷所思。　　

一個“不問姓社姓資”，輕輕撥開了“滿足人民需要” 云云的美麗面紗。　　

原來，“滿足需要”，就是創造世界最高的尼基系數，就是以日月計打造億萬富翁，讓20％最富有的人口獲得50％的國民收入，而最貧困的20％只得到4.7%。0.4%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國民財富的70％。　　

 “滿足需要”，就是全球化最低的血汗工資與令西方富豪震驚的豪奢消費。　　

“滿足需要”，就是讓“包身工”“黑窯奴工”狼狗保安卷土重來，讓“三陪二奶”遍地。　　

“滿足需要”，就是農民分田后四處漂泊進城打工，“滿足”成“三農問題”：“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滿足需要”，就是全世界最低的醫療衛生和教育文化的公共投入，造成“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三座大山。而同時，“滿足”著全世界最高的政府開支，一年近萬億的官員吃喝小車和公費旅游的“需要”。 ……　　

 “滿足需要”，原來是滿足資本對利潤的瘋狂追逐的需要，全心全意為資本“保駕護航”：“先富起來”，“赦免原罪”，“產權明晰”，MBO，“快賣賣光”，“國資攻堅”，“超過民待遇”。　　

“滿足需要” ，不光要與資本主義世界“接軌”，而且要與販賣黑奴和鴉片貿易接軌，要與“晚清起點”的“包身工”“接軌”，要與殷商羅馬黑窯奴工“接軌”——自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西方無產階級經過一兩個世紀流血斗爭所爭得得的權利，還都屬于可望而不可及的“極左”和奢侈，必須從前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補課”。　　

不僅如此，“滿足需要”，首先還要“滿足”美國人和歐洲人的“需要”， 超國民待遇，招商引資，戰略并構，金融接軌，以中國工農的血汗，以資源的瘋狂掠奪，以毀滅性的環境污染，以十取一的比例為洋人的“需要”作貢獻，換取兩萬億的美國白條。而當著白條經濟發生危機身后，再傾力為其“救市”，以盡奉獻者的“責任”。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都十分重視理論的純潔性。當年馬克思恩格斯與普魯東、拉薩爾的論戰，列寧與考茨基的論戰，中國共產黨人與赫魯曉夫的論戰，都是關乎工人階級根本利益和國際共運前途命運的斗爭，這已為歷史所證明。奇怪的是，這一切后來竟成了“都說了些過頭話”。原來，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黑貓白貓”，科學社會主義的核心乃是“不問姓社姓資”，勞動價值輪和剩余價值論可以歸結為剝削有功和資本先進，“政治”和“理論”遭到了隨意歪曲和無情唾棄，一切原則都浸透在市儈主義的鄙俗污水之中。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經過一反一復，人們才漸漸理解毛澤東，理解哲人的高瞻遠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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