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經過歷史檢驗的真正理論創新

暫時無派

毛澤東同志晚年在總結自己一生時說，他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是建立了新中國，另一件是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們同意他本人的這個劃分，就應該相應地將他一生創立的理論體系毛澤東思想也大致上理解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中國革命的理論；第二部分是有關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以下簡稱繼續革命理論）。前一部分的爭議不大，而后一部分則在他逝世后不久就被認為是他“晚年的錯誤”而完全否定了。實事求是地說，繼續革命理論在被宣傳得最熱烈的時候，以及在毛澤東同志逝世后一個不太短的時間內，都不太被人理解。不被理解的原因是，這個理論的核心在許多人看來是脫離實際的。這個核心是：“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有人說，如果時間可以倒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可以成為偉人。今天回過頭去看，無論是對這個理論充滿了敬佩的人，還是對其充滿了仇恨的人，只要他多少還有點事求是的態度，都不能不為它驚人的準確性和科學的預見性而嘆服。過去三十年發生在中國和世界上的事情，就象這個理論的形象圖解，將當年那個很抽象的思考，生動地呈現在世人的面前。我認為，毛澤東思想有關中國革命的部分，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有機結合，這種結合雖然也充滿了創造性，但還不能說是對馬列主義的真正發展。而繼續革命理論卻是不見于任何馬列主義經典文獻的，是對馬列主義劃時代的突破。“理論創新”是當今中國社會的一個時髦名詞。近三十年中國共產黨指導思想的“創新”速度之驚人，使“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樣的千古絕句都顯得索然無味。這種近乎兒戲的花樣翻新，不僅使理論本身的嚴肅性大打折扣，也使人們對理論的尊重蕩然無存。最近，一位“精英”人士在《炎黃春秋》里一語道破玄機：原來這些漏洞百出的“理論”，不過是為了達到指鹿為馬的目的而制造出來的系列“包裝”品。與這些包裝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經過三十年的歷史檢驗和否定它的人自己言行的反證，繼續革命理論越發顯示出其真理的光輝，成了當之無愧的馬列主義理論創新。

要理解繼續革命理論，就必須首先準確地理解階級和階級斗爭。什么是階級？列寧的定義是：“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占有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列寧的定義，涵蓋了生產關系的三個基本要素：生產資料的占有程度，在社會生產組織中的地位高低和取得社會財富的多寡。其中最重要的是對生產資料的占有。誰擁有一個社會的生產資料的主體，誰就是這個社會的統治階級，誰就可以占有被統治階級的勞動成果。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一個社會的性質是由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決定的。

如果我們將列寧的定義進一步推導，就會發現，當占有生產資料的集團擴大到全體社會成員的時候，這個社會就應該是無階級社會。在這樣的無階級社會里，人們社會地位的不同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而所獲生活資料的不同也只反映對社會貢獻的不同。在這個基礎之上，如果社會產品進一步豐富到足以滿足社會成員的各種需要，人們社會地位的不同就是興趣的不同，而所獲生活資料的不同就反映了需要的不同。前一個階段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社會；后一個階段就是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共產主義社會。按照這樣的推理，社會主義社會是可以是無階級社會的。因為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是一個（后來增加到數個）處在國際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包圍的孤島，同時因為列寧在有生之年沒有充分時間去探索社會主義發展的規律，所以，盡管他認為資產階級滅亡后，它的尸體會在人們中腐爛并散發臭氣，盡管他發現小生產會自發地產生資本主義，盡管他向人們提出了“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要求，他并沒有預見到產生資產階級的主要危險將來自共產黨內，他留下的理論也不能幫助我們合理地解釋今天的現實。在列寧的故鄉，他的后人們果然喊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的口號。后來的結果我們都看到了。因此，列寧對階級的定義雖然相對精確，卻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

毛澤東同志對階級的理解，沒有停留在列寧的定義上。在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作為階級整體被消滅以后，他仍然不承認中國是一個無階級社會。相反，他認為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階級和階級斗爭是始終存在的，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也是始終存在的，而這個危險主要來自黨內。我對這一論斷的理解是：在生產資料為全體成員共有的社會主義社會，由于社會產品沒有達到極大的豐富，同時由于全民所有的生產資料只由少數人管理，這個社會就不可避免地始終存在一部分社會成員結成利益集團，通過行政和經濟的手段去占有社會財富的可能。在這個歷史階段，生產關系三要素的主次關系可能會呈現出一種錯綜復雜的情形。生產資料所有權決定社會地位和社會地位決定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現象交織出現；個人財富（生活資料）和社會地位也會交織主宰，出現錢權交易和權錢交易的社會腐敗。由于這些特點，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不確定的、可能向兩個截然相反的方向發展的過渡階段。一方面，它可能向它的高級階段發展，從而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另一方面，它也可能倒退回到資本主義社會（在中國則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如果說，三十前資產階級在中國還只是一種意識形態、資本主義也只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的話，那么在今天的中國，資產階級的存在就是一個不容否定的客觀事實了。“主流”們是不承認階級的，但他們又無法否認社會上大量存在的剝削現象和巨大的貧富差別，于是就用了一個含糊不清的“階層”來搪塞和解釋。也有人認為，階層就是階級。其實，階級和階層是兩個有原則區別的概念。階級，是以對生產資料的占有（或支配）程度來劃分的（如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而我們通常所說的“階層”，則是以生活資料的多寡來劃分的（如富人、窮人及中間階層）。西方國家習慣上對收入居于社會中間60-70%的人稱為“中產階級（Middle Class）”。這個概念是不準確的，他們的“中產階級”其實只是一個中間階層，其中有一些人屬于真正的資產階級，而另外相當一部分不過是收入較高的工薪階層，本質上也是無產階級。同一個階級內可以有不同的階層，同一個階層也可以包含不同的階級。在封建社會，有大地主，也有小地主；在資本主義社會，有大資本家，也有小資本家。在農民階級里，有富裕中農，也有貧雇農；在工人階級內，有的工人非常貧窮，而另一些則因為掌握了當時的高技術，可能會比有的小資本家還富。但是，再富的工人因為沒有掌握生產資料，也不可能剝削他人，相反，他們創造的剩余價值卻要被資本家無償占有。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個階級社會，而且是一個階級斗爭比傳統資本主義更為激烈的社會。鑒于這樣的事實，我們有必要對列寧有關階級的定義加以補充。階級的內涵不僅應包括經濟基礎，也要包括上層建筑，那種機械地片面強調經濟基礎而忽視上層建筑對它的反作用的觀點，不是辯證法的觀點。下面是我根據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理解作出的新的階級定義：階級就是大的社會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結構中所掌握的經濟和政治權力的不同，其中一些集團能夠占有其它集團的勞動。

按照這個定義，我們不難理解，在公有制占絕對主體的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是隱蔽地存在于上層建筑之中的，它主要表現在權力為什么人服務上。在這樣的社會，階級是一種執政理念，執政的結果可以是為人民服務，也可以是以權謀私；在這樣的社會，階級也是一種思想路線，實踐的結果可以表現為向共產主義前進，也可以表現為向資本主義倒退。這種“隱性”的上層建筑的階級，每時每刻都存在著向“顯性”的經濟基礎的階級轉化的可能。基于社會主義社會一黨執政的特點，這個階段階級斗爭的主要表現形式是執政黨內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路線斗爭。

這個定義同樣可以解釋當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今天中國的經濟政治現象。我們知道，西方國家許多的大型公司都屬于股票支持的“公共公司”。這就給人一個錯覺，好象凡是持股人都是資本擁有者；凡是公司的雇員，無論是CEO還是清潔工，都是“打工仔”。這里的關鍵，是各自所擁有的權力的不同。普通股民的錢是交給少數人來作資本的，他們對這些潛在的資本沒有什么控制力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剩余價值。炒股的收入和長期投資的“紅利”與儲蓄利息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它的相對較高的“回報”，不過是對其風險的補償。我相信任何一個將錢存在銀行人都不會認為，銀行家用他的錢投資賺了錢，他自己也因此就是金融資本家了。中國某些“精英”將資本主義的“股份制”說成是什么“新公有制”，這純粹是混淆是非的一派胡言。

今天的中國有三大階級：資產階級、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由于愈演愈烈的“三農”問題和目前已經開始的土地私有化過程，農民階級正在迅速地走向分化。他們中的一小部分正在成為資本擁有者，以或大或小的規模向著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邁進，而剩下的絕大部分將很快走向破產。這些失去土地的農民或者走進城市，以農民工的形式加入到工人階級的隊伍里，或者留在農村成為新地主的長工。因此，中國的社會將由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兩個基本階級構成。前者占人口的95%以上，除了產業工人，它還包括普通政府公務員，醫生，教師等知識勞動階層和在中、外資企業里工作的所謂“白領”。而后者則包括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至于社會上的文人知識分子，則歷來構不成一個獨立的階級，他們中的一部分將和工人階級站在一起，為社會的正義奮斗，而另一部分則會成為依附資本的“幫閑”，從資產階級獲得的剩余價值中分一杯羹。

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這三者中，哪一個對工人階級的壓迫最大、剝削最殘酷呢？是官僚資產階級。中國當今的官僚資產階級由兩部分組成：（共產黨的）黨內部分和黨外部分。黨內部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們或直接或間接地參與資本經營；黨外部分則是與黨內權貴相勾結的冒險家和投機商。這兩個部分勾結在一起，就形成了所謂的“利益集團”。應該指出，官僚資產階級的黨外部分與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有區別的。前者與權力相勾結，在經濟領域“欺行霸市”，一夜暴富，而后者走的則是由小到大資本積累的路子。

黨內官僚資產階級常常是以“腐敗”的形式表現出來的，但它又不限于腐敗。大體上，可以將它分為幾個“層次”。最低層次，公權“私用化”。這個層次的特點是將公職的權力和待遇私用，比如，貪污公款，公車私用，公費旅游，公款吃喝等等。第二個層次，公權“商品化”。這個層次的特點是，將權力直接當成商品進入流通，其典型的例子是買官賣官，以工程、土地審批權索賄受賄。第三個層次，公權“資本化”。這個階層的特點是，將權力轉化成資本參與企業經營，其例子包括以權入股企業分紅，作“黑社會”的后臺老板坐地分贓，賤賣國企據為己有，或者在國企業內搞什么MBO侵吞公有生產資料。第四個層次，公權“期貨化”。這個層次的特點是，不以權力為本人謀取眼前利益，卻為子孫后代帶來長遠利益。這個層次的人一般都身居高位，即使不謀取任何私利，政府給予他們的待遇也足以保證他們終身享用。普通百姓可以用一個間接的辦法來識別他們是“高層次”的官僚資產階級分子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即看他們的子女家人“身價”如何。第五個層次是最高層次，即公權“意識形態化”。這個層次的特點是，他們既不用權力為自己、也不為子女謀取任何私利。他們是真正的“清官”，工作非常努力，個人操行無可挑剔。然而，他們奮斗的目標卻是顛覆社會主義。這個層次的人數雖少，卻是最危險的，我們可以從前蘇聯的戈爾巴喬夫的身上看到他們的影子。應該說明，這是一個直觀的、簡化的劃分，實際情況可能是各個“層次”交織存在。

相對于從封建社會脫胎產生的資本主義，由社會主義倒退回去的官僚資本主義更血腥、更骯臟、更腐朽。概括地說，它有幾個特點：第一，一經產生就造成社會的極度兩極分化。由于資本積累直接來源于現成的公共生產資料，官僚資產階級的資本積累就跳過了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階段而直接進入壟斷階段。第二，工人階級要遭受經濟資本和權力資本的雙重壓榨。傳統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歷了長時間的發展過程，在這個長期的過程中，資本的發展始終伴隨著工人階級的抗爭。因此，雖然社會性質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工人階級的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是與資本同時增長的。這并不是資本的“慈善”和“民主”恩賜的結果，而是工人階級斗爭的結果。而從社會主義倒退回去的官僚資本主義社會，情況是相反的。工人階級根本沒來得及弄明白自己的生產資料是如何丟失的，就一切喪失怡盡。他們的福利不是從少到多，而是從有到無。第三，弱小的民族資本沒有發展的空間。一方面，少部分人的一夜暴富造成了整個社會的投機和浮躁心理，人們失去了艱苦奮斗、積少成多地積累資本的耐心；另一方面，“從天而降”的大資本先機占據了原料和市場，使社會的發展從一開始就處于一種極度不不平等狀態。第四，官僚資本總是與買辦投降結伴出現。由于他們的資本是明目張膽地掠奪而來的，官僚資產階級總有一種害怕“清算”的恐懼心理，因此就必然要以民族利益交換國際資本主義的保護。這同國際資本主義勢力摧毀社會主義體制的企圖恰好一拍即合。所以，由社會主義倒退產生的資本主義國家大多都是懦弱的，這些國家的官僚資本集團很少有不賣國的。第五，社會意識形態極度混亂。由于經濟體制的迅速轉變，人們的信仰變得非常茫然。一方面，社會主義的集體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一定程度還留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另一方面，社會的極度不公又使受欺壓的群體產生不擇手段抗爭的報復心理。他們要不就是不信一切“說教”，只相信自己的拳頭，要不就是輕信烏七八糟的歪理，墮入邪教。還有的人則是“有奶便是娘”，為了錢什么廉恥之心都不復存在。而官僚資產階級集團為了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又會打出自己并不想去實踐的所謂“傳統美德”和西方社會的“普世價值觀”的旗號去招搖撞騙。在這種混亂的社會意識形態下，整個民族必然是一盤散沙。毛澤東同志1962年在《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這種社會是這樣描述的：“那會是一種什么狀況呢？……。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會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志們好好想一想。”他的話，不幸言中了。

一個理論的先進與否，不在于它能否深刻地解釋事物的現象和精確地預測事物的發展方向，而在于它能否用來指導人們的實踐，去改變自己的命運和改造客觀世界。繼續革命理論之所以是真理，也不在于它對社會運動的解釋和預見，而在于它對社會運動的能動推動。發生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的那場文化大革命，實際上就是這個理論指導下的一次實踐。那么，那次實踐是勝利了，還是失敗了呢？從現象上，我們必須承認，它是失敗的，因為它沒有阻止中國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倒退。但它的失敗并沒有否定繼續革命理論，恰恰相反，正是它的失敗和后來發生的官僚資產階級由隱性向顯性轉變的社會大變動，使這個理論完成了由假說向真理的成熟過程。今天，希望中國再來一次類似的文化大革命，或者企盼再出一個毛澤東同志那樣的革命領袖來拯救人民，大概只是一個不大可能的幻想。象那樣由執政黨領導人自己發動的、帶有明顯的自我革命性質的社會大民主，已經不大可能再次發生了。但是，那場運動和指導那場運動的繼續革命理論的歷史意義，卻是怎么評價都不算過高的，它們是我們這些后人寶貴的精神財富。繼續革命理論告訴我們，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爭取解放的道路永遠都是不平坦的，在共產主義真正到來之前，永遠不要指望什么沒有階級斗爭的“和諧社會”。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不認清自己的歷史責任，不勇敢地站起來為自己的命運去抗爭，我們就只能永遠做奴隸。

（受LLJJGG和其他烏有之鄉網友的啟發，我將分散在近年里幾篇文章的內容，結合我當前的體會，整理成此文。在此向這些尊敬的網友表示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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