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國的選擇：精神、道德、崇高與萬眾一志的國家意志　　

田忠國　　

世界上哪個國家最強大？人們自然首先想到美國，因為，美國不僅有稱霸全球的軍事力量，還擁有制定經濟規則、金融規則的絕對權力，不僅如此，美國還擁有對民主概念的任意解釋權。也就是說，對于民主問題，美國根據自己全球戰略的需要，可以任意給出新的解釋。正因為如此，小布什才牛氣沖天的說：“我們創造事實。”創造的事實就不是事實，因為，天下人都知道，事實就是事實，是容不得任何人創造的。但是，小布什此言一出，美國整個國家馬上行動起來，他們共同為美國的全球戰略“創造事實”，于是，一個由謊言構成的世界便展現在人類面前。咱不說美國的謊言對世界的危害有多大，僅就億人同步互動“創造事實”這一點上，世界上再沒有能和美國抗衡的力量了。　　

什么是強國？這就是強國。一是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力量。二是擁有世界上各種規則的制定權。三是億萬人同步互動、“創造事實”。回顧中國近六十年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的前三十年，雖然軍事裝備還很差，但打破了美國不可戰勝的世界神話，因為，中國人民向世界證明，美國不僅可以戰勝，而且在軍事裝備懸若天淵的情況下，照樣可以戰勝。那個時候，中國不僅戰勝了不可戰勝的美國，而且還擁有和美國平等的制定規則的權利和絕對的話語解釋權。這樣的神話，隨著毛澤東的去世，成了昨日黃花。　　

但是，一個國家要有一個國家的尊嚴，一個國家的精神體魄，一個國家的風度。　　

一、理想的革命　　

理想是什么？理想就是夢中的花朵，是海流中的一滴陽光，是如佛的悲憫和如天一樣大的真愛生成的彩虹，普照天地人間。但是，這一切的一切，都離真實還太遠太遠，但每一個有崇高理想的人，要使理想變成現實，變成與每個人的生命都息息相關的現實，就必須革命，因為，理想一方面與現實有比較遙遠的距離，如果在現實中的東西就不叫理想了，因此，要實現人類的理想，就必須改變自我和現實，使之逐漸變成現實。另一方面，由于理想中的信仰的成分還比較多，影響信仰的東西也比較多，所以，人類就應該不斷在思想上自我革命。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不斷否定，不斷認識，不斷實踐理想的過程。　　

從這個角度說，一個人或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沒有理想是不需要革命的。但是，我們必須清醒的看到，美國是一個不斷革命的國家，因為不斷革命，才有不斷創新，科學技術創新，包括思想文化創新和金融創新。現在人們看到美國金融系統的全面崩潰，就以為美國的大禍來了，但我不這樣看，因為，金融的崩潰并不意味著創新的崩潰，更不意味著創新能力的崩潰。再說呢，美國是個自我修復能力十分強大的國家，而且是一種機制修復，所以，美國把外債基本上消化了之后，馬上就會恢復過來，因為它崩潰的是虛擬經濟，但它的實體經濟并沒有崩潰，只要實體經濟不崩潰，每人發一張卡自由購買東西什么問題都解決了。　　

中國是個反對革命的國家。但原先，比如說毛澤東時代，是個不僅不反對革命，還大力提倡革命，所以，那個時期，在非常艱難的情況下，中國的創新能力達到歷史上的最佳時期。當然，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思想文化上的革命，都是對原有的東西徹底否定，并在徹底否定的基礎上，生成新的思想文化、價值觀念。但是，人們一定要清醒的認識到，所謂否定與創新，說的只是，否定是對某一事物正面的揚棄，而在同一事物的另一面，向前走，并建構起某種新價值秩序，這就是創新。　　

而社會的進步過程，就是一個不斷革命的過程，因為，沒有革命就沒有進步。但是，同時，革命也可能是一種倒退。比如，革命者革了反革命的命是一種進步，但如果相反，是反革命革了革命者的命，那就是一種倒退。過去我們一直認為，凡是革命的都是進步的，但事實并非如此。中國有句老話，叫“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說的就是事物的輪回過程。如果一個真正讀懂“易經”的人，當然，我說的是“程序邏輯易”而非文字易，讀文字易，你感覺到離“易經”很近的時候，其實真正的“易經”就離你而去，讀懂了程序邏輯，你就會發現，革命就是一個不斷的輪回過程。　　

二、一位農村老者臨終前的預言　　

我曾在一篇短文中這樣寫到：　　

我很小的時候，每到冬季的晚上，我總是蹲坐在火盆旁，一邊取暖一邊聽老人講亂臣賊子的故事，而且，老人們在講亂臣賊子故事的時候，常常告誡我，不論什么朝代，只要亂臣賊子當道，天下就會大亂，老百姓就會遭殃，所以，你們長大了不能光會吃飯，還要用眼看，用腦子想，不要放過任何一個亂臣賊子。老人們還說，世界上有忠臣就會有奷臣，有亂臣就會有治亂之臣，因為，忠臣是奷臣的天敵，治亂之臣是亂臣賊子的天敵。　　

年齡稍大，再聽故事的時候就不再單單是聽，還帶著困惑不斷地問：忠臣是不是就是忠于皇帝？如果是忠于皇帝，那么，如果皇帝亂國怎么辦？老人笑著說，忠是指忠的國家和國家里生活的人群，而不是哪個人，包括皇帝。老人還說，過去我們不知道皇帝亂國怎么辦，現在毛主席告訴我們了，造反有理。毛主席還告訴我們，咱不光能造壞的官員的反，還能造壞皇帝的反。XXX是什么？就是過去的皇帝呀，咱老百姓照樣造他的反。現在雖然咱還窮，但只要毛主席在，給咱造壞官壞皇帝反的權，咱就不愁以后有好日子過。記住孩子，我從南到北，從東到西，要飯要遍了全中國，我發現，不是老百姓不想過好日子，都是當官的不讓咱老百姓過好日子，所以，只要中國不變天，只要有毛主席共產黨在，只要咱有造不讓咱過好日子的壞官反的權，咱就不愁沒好日子過。　　

老人說，我咂摸著，毛主席只所以給咱造反的權，就是怕那些壞官騎在咱頭上作惡。一個人學好難，學壞易，特別是當了官有了權，學好就更難，學壞就更易了。毛主席是替咱老百姓考慮才給咱這個造反權的呀，說不定他這個決定不知道要得罪多少壞官的呢。　　

再而后，我由孩子變成大人，也由公社到了煤礦，一次回家，到家后就聽說那位老人病了，我連忙去了他家。那時他已經到了離開人世僅有幾個小時了。老人一見我就淚流滿面的笑著說，孩子，你都娶媳婦了還想著我。老人用干硬冰涼的手拉我坐到床沿上，說，一個不忘本的能干點事。我看你就能干點事。你自小就愛看書，但書里既有老百姓，也有黃金屋，如果只有黃金屋，讀書也只能為自己干事，所以，還是象毛主席那樣讀書，讀出老百姓來，才能為老百姓干事。“紅樓夢”里說，質本潔來還潔去，潔來容易潔去難。　　

過一陣，老人說，分地了？　　

我搖頭，表示不知道。但他家里人代我回答說，分了。　　

老人說，孩子，要變天了。這才剛剛開始。老百姓的苦日子又快來了。　　

我說，不會的。現在改革開放了，以后的日子會比現在更好的。但是老人說，孩子，你不懂，天一變，亂臣賊子就會一個個從籠子里出來。但是，你別忘了一條，造反有理。該造反時就造反呀，不然，光有當官的權力沒有咱老百姓的權利，亂臣賊子就會當道，亂臣賊子一當道，中國就完了。我成天咂摸，咂摸了幾十年，毛主席只所以給咱造反權，就在于他擔心當官的變成亂臣賊子。他的家人說，還造反有理呢，前幾天我同鄉住點的因為一點小事吵了幾句，結果派出所就抓起我關了幾個小時。現在老百姓說話都沒權了，哪里還有造反有理。因為怕你生氣，我沒說而已。　　

沉吟半天，老人說，沒有老百姓的造反權，中國完了。　　

過一陣，老人又說，你們知道毛主席給咱造反權是為什么的嗎？就是叫咱老百姓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我雖然自小要飯，只有到了解放了我才不要飯，才有口飽飯吃，大字不識一個，但我走的地方多，聽的古書海了，歷朝歷代，一心為民的清官很少，所以，當官的不可信、不可依，只有管住當官的他才會為你辦事，為老百姓辦事。我理解毛主席。　　

三、官僚資本的革命　　

是改革，還是官僚資本的革命？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顧一下中國的前三十年。因為中國的改革雖然起始于1980年代，但實際上是從中國前三十年政治經濟的積累上開始的，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中國前三十年的政治經濟積累，就沒有后三十年的改革，而只能說是1949年前官僚資本的繼續。　　

中國的前三十年，也就是從　1949年10月1日　開始，中國人民不僅從此站起來了，而且還經歷了土地革命、思想文化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也就是說，中國不僅僅從形式上推翻了帶有封建主義色彩的官僚資本對中國長達幾十年的統治，建立了以人民大眾為基礎的無產階級政權，而且還進行了以無產階級或者說以人民群眾為主體的、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廣大人民群眾不僅從站起來的感受中體會到站起來的重要性，還讓全國人民深刻體會到人人站起來，也就是每個人站起來的重要性，并在對每個人站起來的體悟中，感悟自由的真諦：平等的享受創造的自由，并平等的分享創造成果。　　

而達到平等的分享創造成果的唯一途徑，就是以人民平等權利為主體的“管理國家、管理各種企業、管理軍隊和管理教育”。要實現這個目標，人民群眾就需要一場巨大的思想文化革命，也就是說，革掉過去的封建等級和資產階級剝削思想，形成新的人人平等的新思想、新觀念、新文化，并在此基礎上構建出無產階級的新道德、新價值、新秩序和新的民主制度，因為，維系民主制度秩序的重要力量并不是制度本身，而是社會的道德秩序、價值秩序和人民群眾自由民主權利觀念的覺醒。　　

從不知到覺醒，再從覺醒到自覺，需要一個漫長的社會實踐過程。在這個社會實踐過程中，不僅不同的社會群體之間因思想觀念的不同而產生矛盾和斗爭，就是一個人也有新思想與舊思想的斗爭，也需要一個新思想革舊思想命的過程。在這個思想革命的過程中，對之于社會或個人，都不可避免的會產生陣痛，甚至是劇烈的陣痛。對于這種現象，毛澤東曾經有過精辟的論述：“民主革命后，工人、貧下中農沒有停止，他們要革命。而一部份黨員卻不想前進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對革命了。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護大官的利益。他們有了好房子，有汽車。薪水高，還有服務員，比資本家還利害。社會主義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了，合作化時黨內就有人反對，批資產階級法權，他們有反感。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里，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　　

由此可知，“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但既然如此，就需要一套確保無產階級或者說人民大眾繼續革命的機制，一套機制是思想文化上的革命，另一套機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也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就是保障思想文化上的繼續革命，進而達到“平等的享受創造的自由，并平等的分享創造成果”目標，最后這個目標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　　

試想，如果中國實施資產階級專政，還會有無產階級的繼續革命么？不會了，有的只會是資產階級思想的革命。　　

再看中國的改革。以前我們一直以為，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和提升，是新的歷史條件下的從不適應社會發展到適應社會發展的規律性調整，但是，主流精英的“已知方向”告訴我們，中國的改革其本質就是一場官僚資本對社會主義的徹底革命。為什么這樣說呢？一，“已知方向”告訴我們，中國的“已知方向”就是私有化的方向。但是，中國前三十年積累的巨大財富，在中國民間資本尚未形成購買能力前是無法消化掉的。那么，二，在民間尚無資本積累的情況下，權力就成了中國最強大的資本力量，也就是說，中國要想改革或者私有化，就必須把權力作為一種資本方式，占有國家財富，從而完成私有化的改革目標。三，其間，與權力有關系的個人，也從中分得一杯羹，這就形成了今天所謂的民間資本。　　

實際上，在今天的所謂白領階層，就是官僚資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和國有資本培值出來的中間力量，但國有資本和官僚資本、民間資本、外國資本培養白領階層的途徑是完全不同的，因為，國有資本是靠買來的等級受益權。　　

四、思考者的孤獨羈旅　　

面對老人的臨終預言和中國的現實，我陷入了孤獨而又痛苦的思考的羈旅中。每一次與人交談，不是輕松的語言旅行，而是一場痛徹肺腑的絕望與死亡，并在精神與思想的煉獄中反反復復經歷著死亡與重生。在此期間，重讀“毛主席語錄”和讀到張宏良、張文木、俞可平、韓德強、潘維、仲大軍、　潘　老師、　蘇杜等　先生的文章，在痛苦中羈旅的我才得到一些撫慰。雖然，我對他們的觀點不是全部贊同，但是，經過深入研究發現，如果把他們的思想觀點去掉一些應該去掉的，就構成了一幅巨大的思想景觀和中國社會未來的美麗圖景。　　

在這幅巨大的思想景觀之外，還有茅　于軾等　先生散發著尸臭氣的“美麗的、有毒的思想花朵”，但正是茅　于軾等　先生的散發著尸臭氣的“美麗的、有毒的思想花朵”，才使我倍感把他們的思想整合起來的重要性。或許，通過思想觀念的整合，再根據價值邏輯之程序，并對價值程序（邏輯）規范之，就會形成一套新的社會制度機制。　　

對于這套機制，我稱之為人民群眾平等權利為主體的、以和平斗爭為渠道的民主動態搏弈機制。而這套機制的制衡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說，社會各個階層的利益追求，必須保持在合理的區間，而這個合理的區間由人民群眾說了算，而不是強勢階層說了算。強勢階層說了算，就永遠沒有社會的合理性和社會的公平正義。這是人類歷史反復證明的歷史事實，也是現代人類反復上演的社會悲劇。　　

五、價值的選擇　　

中國是人民的中國，而不是少數精英的中國，或者是少數暴發戶或官僚資本的中國，如果是他們的中國，如果他們認為他們是中國的主人，就不會暴發賣國潮了。賣國大潮在中國的興起，這只能證明少數人并不以主人自居，因為，一個以主人自居的人，或許他會不遺余力的盤剝民眾，但他不會賣國，而且還會向賣國者和意欲侵略者說不，但事實上他們卻掀起了賣國大潮。這足以證明，主流精英并非以中國的主人自居，而是以美國的跟班自居。　　

這就為中國提出了一個重大的、不得不面對也不得不回答的問題：為什么人的問題。　　

其實，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早就給出了明確答案：“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是維護、鞏固、強化少數暴發戶的既得利益，還是執政為民，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遠是歷史前進中最根本的大是大非。”　　

張文木在“大風起兮云飛揚——讀王小強《文明沖突的背后》有感”一文中向我們描述了伊斯蘭教的形成歷史：“史書上說，到七世紀時，阿拉伯商業衰落。商業資本流向牧區，用于重利盤剝，利率往往在本金一倍之上。許多部落陷入貧困，社會動蕩與反抗的現象有增無減。在這種社會背景下產生了以追求平等和公平為主旨的伊斯蘭教，伊斯蘭教后來也就成了穆斯林在私有制，尤其是在資本全球化時期追求社會公平的思想武器。”他同時還告訴我們：“《古蘭經》——穆罕默德于七世紀初給阿拉伯人帶來的天啟圣經，就曾強調穆斯林的首要責任，就是去創造一個公義、平等的社會，讓貧者、弱者都能受到尊重。為了追求這樣的境界，穆斯林需要在各個層面，都推動“吉哈德”（圣戰）：在精神、政治、社會、個人、軍事、經濟諸層面皆然。”　　

在同一篇文章中，我們還看到了他的不同描述：“真正的和有利于人類生活的文明社會的標志，應當是生產力在總體而不是局部上升的同時，資源的消耗也要總體而不是局部下降。但現在的情況是生產力的上升是靠資源的高消耗支撐的，更可怕的是這種惡果卻是片面地集中在南方世界。與馬克思和列寧時代不同的只是，這種惡果已超出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的矛盾范疇，而升格為人類壓迫自然和自然反抗這種壓迫的矛盾范疇，只要這種效率高于公平、資本高于人類的發展的趨勢不變，其結果就不僅僅是階級或民族的滅亡，而是人類及與其相伴終生的生態環境的整體毀滅。”
由此可知，中國到了價值選擇的最關鍵時刻。因為，價值選擇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　　

一般認為，社會的公平正義影響效益（主流精英的觀點），并因此成了主流精英拒絕社會公平正義的理由。但是事實上，社會的公平正義并非是阻礙政治經濟發展的力量，而是相反，因為，只有社會堅守公平正義，并在此前提下存在合理的差異，才能激活整個社會的創造活力。同時，也只有在公平正義的前提的合理差異，也才能保持社會消費能力的均衡。消費能力的均衡，就意味著市場消化能力的擴大。市場消化能力，是決定經濟發展能力的關鍵。也由此可知，人口是市場，是經濟發展能力的關鍵性前提，而并非是經濟發展的累贅。從這個角度說，那些以人口多為經濟發展的累贅觀點制定出的政策，其本質就是對中國人民的歧視，也是影響中國發展的根本性原因。　　

從人口是消費市場這個視角出發，我們同時發現，中國的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不僅具有犧牲本國資源和環境為代價，而且還以削弱國內消費能力，補貼美國民眾為代價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是認識的問題，還是出于別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但不論出于什么原因，現在都到必須改變的時候了。　　

在經濟上發展上，有人認為中國做得很好，這是事實，但一定不是近三十年才做得很好，而是整個六十年的事。也就是說，中國在前三十年積累的基礎上，發展到一定程度后的放量增長。沒有前三十年的基礎，假如是1949年前的基礎，中國后三十年的所謂成績，大概早就被全國的暴力反抗抵消得一干二凈，何況，如果在1949年的基礎上，也不可能有后三十年的發展速度。　　

但是，中國后三十年的發展，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其一是資源上的代價，其二是環境上的代價，其三是戰略產業被摧毀的代價，其四是主權經濟大面積喪失的代價，除這些代價外，比如說白有資產流失、貪污腐敗的代價等等。而這些代價，都與國家安全密切相關。　　

沒有國家安全，你發展什么？別說不可能有良好的發展，就是發展了，最終結果還是別人的。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成果輸送到外國的例子就證明了這一點。　　

我個人認為，重新作好價值選擇和價值目標選擇，首先要從過去的思想陷阱中解放出來：　　

其一，要從西方的話語體系中解放出來。這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意識形態層面，另一個是經濟發展思想層面。對于這兩個問題來說，是卡在中國發展道路上的巨大障礙，因為，你拿一個人家專門瓦解你的標準衡量自己的一切，其結果也只能是自己找死。　　

但要作好價值選擇和價值目標選擇，就必須率先在精神上站起來，因為沒有精神上的站起來，什么都空的。只有在精神上站起來，才可能在總結中國歷史和世界發展歷史上，以自己的價值體系為主體，有選擇的吸收世界上有益的東西，形成自己的價值標準，然后才有可能做出自己正確的選擇。　　

六、民權時代與時代的民權　　

看到這個小題目，有人可能會暗自驚喜，以為我從毛澤東那里解放出來，終于進步了，也一定會有人罵我背叛了革命，陷進“普世價值”的泥淖。但是，如果我說，我的所謂民權，是毛澤東奮斗了一生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倍感驚喜者一定十分失望。　　

當人類歷史進入到1960年代，在世界上出現了兩種民主模式，或者說是兩種人權模式，一種是中國模式，另一種是西方模式。中國模式我們可以說是毛澤東模式，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大民主。　韓德強　先生稱這種民主模式為實質民主。另一種民主模式，也就被西方的民主模式，　韓德強　先生稱之為程序民主。我個人認為，程序民主模式最大的弱點就是民眾只在民主的低端，并不能主導社會的發展方向，因為，主導社會發展方向的是決策層，而程序民主中的民眾是無法進入到決策層的。基于這種缺陷，但一個國家還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意志（國家意志也就是民眾中大多數人的意志），因為如果一個國家沒有強大的國家意志，這個國家就會在權力意志衰弱的過程中陷入衰退的泥淖。但是，程序民主中又無法解決這一難題，于是西式民主中便虛擬了一個虛幻的權力的神性。　　

從1960年代后半期開始，世界上上演了這兩種不同的民主模式的競賽。到了1970年代，兩種民主模式的輸贏已見分曉，中國占居了世界政治道德的絕對話語權。毛澤東任何一句話都可能引發世界各國民眾響應的浪潮。那個時代，我稱之民權時代。　　

但是，隨著官僚資本革命時代的到來，中國的民權時代馬上煙消云散，陷入到一個官僚精英特權橫行的時代。進入到2000年代，全國各地的民眾紛紛以各自不同的表達方式，向社會一再傳遞著要民權、要公平正義的信號。　　

而恰在此時，在民眾的民權訴求日漸強烈之際，主流精英拋出了西方式民主的“普世價值”，在解構中國政體的同時，也解構著中國以前的民主模式，并以防止群體暴政的名義否定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從而想達到維護官僚和精英資本對人民群眾的革命權。　　

但另一方，也就是人民民主，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的一方，同否定人民民主權利的一方，在思想理論上展開了一場殊死搏斗。　　

七、思想的決斗　　

對于中國來說，2008年是個好事連連，災難不斷的不平凡的一年。好事中既有北京奧運會的勝利舉辦，又有民眾對民權和毛澤東思想的深情呼喚，既有毛澤東思想在思想理論界的回歸，又有毛澤東思想在科學發展觀中的深度發展，當然也有兩種不同的民主觀念激烈斗爭。不好的方面，南方雪災、汶川地震，藏獨疆獨以及各種有毒食品的泛濫成災和各種災難性事故不斷發生。這一切的一切，都說明2008年在中國歷史上是最不平凡的一年。　　

在思想理論界，2008年也是個決斗年，因為，主流精英旨在取消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成果”，引起了中國人民的一致反對，也遭到具有人民思想情感的學者們的堅決反擊。如果我們跳出思想理論界的斗爭之外，客觀冷靜的深入研究雙方的觀點，就不難發現，取消毛澤東思想的主張者，并非因為毛澤東思想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而是毛澤東思想有太過銳利的光芒，一下子就可以照得出任何人的思想本質，因此，對于一個官僚精英資本擁有者來說，承認或支持毛澤東思想作為國家政體的主導思想，或者成為國家政體的主導文化，就意味著必須退出官僚精英資本序列，成為地地道道的白領階層中的一員，因為，官僚精英資本階層，擁有對社會各方財富的自由擁有權。　　

而堅決主張毛澤東思想必須成為國家政體主導思想的主張者，一方面來自于自覺承擔中國長遠發展思想重負的學者，一方面來自于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對于前者來說，一方面是思想情感的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他們的智慧深入到中國社會客觀發展的內在規律，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是認識中國客觀發展規律的最高智慧。對于后者來說，也就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在他們對毛澤東思想的理解和對社會體驗的過程中，得出只有毛澤東思想才是確保他們的民主權利和利益的政治保障。中國如果放棄毛澤東思想，就是對他們民主權利和利益的明確拒絕。　　

在思想理論界兩大陣營的對決中，使中國陷入了兩難選擇的處境：　　

選擇毛澤東思想作為國家政體的主導思想，官僚精英階層不答應；在國家政體中完全取消毛澤東思想，左派陣營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不答應。　　

在這種兩難的處境中，有的精英在闡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時，就采用偷梁換柱的方法，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替換掉毛澤東思想。在中國三十來年的改革實踐中，人民群眾深切感受到，理論上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早就演變成官僚精英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了。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是，人民群眾需要的不是理論上的社會主義，而是實質上的社會主義，退一萬步講，就是不講什么主義，也必須講為什么人的問題，因為，“為什么人的問題，是一個根本的問題，原則的問題。’是維護、鞏固、強化少數暴發戶的既得利益，還是執政為民，真正代表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永遠是歷史前進中最根本的大是大非。”　　

但是，思想理論界孰輸孰贏？現在不好說。但是，我想總有一方會輸的。如果代表人民群眾的一方輸了，也就是說思想不能從官僚精英資本主義中解放出來，就證明思想上的革命失敗了。思想革命解決不了問題，只能用暴力革命解決，這是任何國家任何社會發展鐵的規律，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八、創新源于思想文化的不斷革命　　

在中國高調提倡的同時，反對思想文化革命的聲音也此起彼伏，不僅反對，而且對所有倡導思想文化革命的文章圍追堵截，形成了一股令人擔憂的瘋狂浪潮。但是，整個人類歷史證明，不論是科技創新，還是社會制度的創新，都源于思想文化的動態革命，可以這樣說，沒有思想文化的動態革命，就沒有社會的創新與發展。　　

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反對思想文化革命的主流精英，一方面用西方的思想文化革中國文化的命，主要革毛澤東思想、科學發展觀的命，另一方面卻竭力反對在思想文化上革那些反動沒落的思想文化的命，并且成了主流精英和主流媒體的“神圣”責任。這種現象不能不令懷疑：中國的主流精英和主流媒體，是不是成了美國或西方國家的屬下了？如果是，他們為什么還能占居社會的高端，為美國利益搖旗吶喊、出謀劃策？如果不是，他們為什么唯美國利益是從，仇視中國民眾，攻擊并千方百計解構中國前三十年建構起來并延續至今的意識形態？有人可能說，他只是認為毛澤東思想有礙于今天中國的政治經濟發展。　　

但問題是，你要什么樣的中國政治經濟發展？如果要的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毛澤東思想就不能否定，因為，毛澤東全部思想，可以說就一個核心：一切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從這個角度說，你否定毛澤東思想的根本目的就是否定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否定人民群眾的根本是為了什么呢？總不會無緣無故、毫無目的的否定吧。　　

對于這個問題，其實毛澤東早就告訴人民群眾了，否定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原因，就是“維護、鞏固、強化少數暴發戶的既得利益”。　　

九、民權是機制的主體　　

主流精英成天談機制建設，但機制建設以什么為主體？卻從來沒有人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不論主流精英怎么打啞謎，我們還是從字縫里看出了一些端倪，那就是以精英絕對的自由決策權為主體。雖然主流精英的話很美妙：我們是為了老百姓好，避免群體暴政引起社會倒退。但是，對于這種論調，十多年前逝世的、大字不識一個的農村老頭說“我成天咂摸，咂摸了幾十年，毛主席只所以給咱造反權，就在于他擔心當官的變成亂臣賊子。”這句話是不是足可以道破主流精英的全部心思？　　

重溫老人的臨終遺言：“你們知道毛主席給咱造反權是為什么的嗎？就是叫咱老百姓自己保護自己的利益。我雖然自小要飯，只有到了解放了我才不要飯，才有口飽飯吃，大字不識一個，但我走的地方多，聽的古書海了，歷朝歷代，一心為民的清官很少，所以，當官的不可信、不可依，只有管住當官的他才會為你辦事，為老百姓辦事。”從這個角度說，只有民權作為機制的主體，人民群眾才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利益。　　

十、權力的神性與國家意志　　

權力的神性來自哪里？一是來自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即胡錦濤總書記說的“做到謀劃發展思路向人民群眾問計，查找發展中的問題聽人民群眾意見，改進發展措施向人民群眾請教，發展任務靠人民群眾努力，衡量發展成效由人民群眾評判，最大限度地把全社會的發展積極性引導到科學發展上來。”二是來自于人民群眾的共同意志。人民群眾的最高意志是什么？1是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權力的立足點、出發點和落腳點。2是“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這即是權力的神性之所在，也是國家意志的具體體現。　　

有人從西方民主的角度，認為毛澤東、胡錦濤沒有經過投票選舉成為國家領導人，所以他們是個專制集權主義者。但是，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是，他們雖然沒經過全民公投，但卻得到了全國人民的一致擁護，這不是世界上最好的選票么？當然，毛澤東有人反對，胡錦濤也有人在西山會議上反對，但那是“維護、鞏固、強化少數暴發戶的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并不代表人民的意志、意愿，而是反人民的意愿、意志。　　

國家意志的具體體現，是權力意志的執行。　　

也就是說，國家意志的強弱，體現在權力意志執行的過程中。從這個角度說，確保權利意志有效執行的唯一途徑就是問責。沒有國家的問責制，就沒有國家意志的執行力，或者說，國家的問責力度有多大，執行力也有多大。但是，光有政府的問責制，沒有民眾的問責權，政府的問責制也會形同虛設，因為，官員與官員之間是一個利益相關體，因此，只有民眾有問責權，而且民眾的問責權大于政府的問責權，才能顯示出國家意志的強大威力。　　

問責機制說白了就是糾偏機制。如果一個社會缺少糾偏機制，一方面容易出錯誤，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錯誤的東西得不到有效糾正，使錯誤繼續存在，最后擊垮執政宗旨，導致權力失去圣潔的神性。比如說，在制度上，我們是社會主義，在理論上，我們是特色社會主義，在實際上，我們是官僚精英資本主義。為什么會出現這么大的偏差？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我們民權的喪失，社會失去了糾偏的機制功能。一個社會失去糾偏機制功能是可怕的，因為，錯誤或失誤，特別是制度錯誤，甚至更為嚴重的制度門事件，其價值程序的負負效應，將會擊碎整個正常的社會細胞，比如說價值秩序、道德秩序和制度秩序，造成社會的癌變，從而導致權力的合法性基礎的喪失。　　

但也不是光有民權的糾偏機制就完事大吉的，還要擁有任何國家、任何勢力都無法挑戰、不可挑戰的國家意志、權力意志的定義權、解釋權，更不允許國內任何具有不同政治觀點的人進行挑戰或解構。我這樣說，主流精英一定會說我是霸權主義和專制主義者。但是，一個國家一旦失去國家意志或權力意志的定義權和解釋權，這個國家必然會以別國的國家意志或權力意志為自己的國家意志或權力意志，成為別國的跟班國。事實上，許多年來，中國的主流精英，不是站在自己國家意志和權力意志的角度分析問題，而是站在別國的國家意志和權力意志的角度，評判中國的一切，結果使中國陷入了政治道德被長期攻擊的泥淖。　　

現在，到了為政者清醒認識這一問題嚴重性的時候了，也到了必須堅決糾正精英的胡作非為、解構國家意志和權力意志的時候了。　　

十一、社會道德是上帝價值秩序的密碼　　

有人認為，西方政體因為有上帝的存在，所以西方官員有對上帝的畏懼之心，保持了官員道德的純潔性。因為中國沒有上帝，所以官員的道德缺位。以西方的政體觀念這樣說的人，一定對上帝缺乏體悟感，也就是說，你是站在西方政體之內，但又站在上帝之外看上帝的。上帝是什么？上帝是西方人虛擬的最高、最純潔的道德符號。因為它最高、最純潔，所以不容任何人挑戰，并且人人必須畏懼。因為它不容許任何人挑戰，人人必須遵行，所以它成了人人行為的道德標準。至此，西方世界的這個虛擬的道德符號，也由虛擬變成了實質性的、普羅大眾的道德自覺。　　

中國人有沒有自己的上帝呢？我想有，一定有，因為，一個延續了五千年歷史的國度，如果沒有自己的上帝，反而在世界上延續那么長時間是無法想象的。但中國人的上帝一定和西方人的上帝不同。有人說，儒學是中國人的上帝，但是，在中國歷史上，把儒學推到至高無尚地位的時代是朱子之后。由此可知，朱子之前，中國還有數千年的歷史沒有上帝。但是，中國的歷史事實卻是，在朱子之前的中國歷史依然綿延不息。　　

但中國的上帝到底是什么呢？我以為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因為中國人的上帝就是社會道德。或者說，社會道德是上帝的價值秩序的密碼。因為，社會道德規范著價值秩序，價值秩序又規范了社會行為。而社會道德的本質，在于純潔、高尚、無私、勇敢、自信和精神上的自強不息、獨立不羈。這個就是中國人的上帝。　　

我曾在“原野放歌”一詩中這樣寫道：“生生不息處，本是中華魂。此魂流經史，霄漢響天音。”中華魂是什么？就是中國人的上帝：道德。但中國人的道德內涵是什么？我理解，就是“純潔、高尚、無私、勇敢、自信和精神上的自強不息、獨立不羈。”　　

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沒有道德行不行呢？我看不行。因為，維系社會良性運行最關鍵的不是制度秩序，而是社會道德和價值秩序。世界上有幾個人先看了制度是怎么規定再說話或辦事的呢？可能有，但是不多，這是一。如果有，這個人不是為了更好的遵守制度，而是為了鉆制度的空子。因此，用西方的價值套中國的現實說不通的。　　

但是，中國總有那么一幫人，不是根據中國的實際，根據中國的價值觀念，參考西方的價值觀念思考中國的問題，而是用西方的價值標準套中國的問題，這就很令人費解了。不僅令人費解，也不能不令人懷疑，此人的目的何在？再比如，美國的民主標準，人們不問它制定這個標準的目的是什么，就只管拿這個標準套中國的一切，顯得十分無知而且可笑、可氣。如果它僅僅是為了解構中國政體呢？從解構中國政體達到分裂中國的目的，中國人也要那么做么？天下人都知道，中國的實質性民主，是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最高目標，但美國人說那不是民主，是獨裁專制，中國人，特別是那些無良知的精英，也跟著叫喊中國不民主。　　

按照美國的標準，什么才是民主了呢？那就是中國共產黨垮臺，全國分裂。如果黨不垮臺，國家不分裂，在美國眼里，中國就永遠不民主。　　

所以，中國只有掌握價值標準的絕對制定權，你說你的，我說我的，展開自由論戰，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國才能擁有主導權。但是，以自私為核心，自由掠奪為目的的精英價值觀念，拿到國際上同美國論戰是絕對不行的，不僅不行，還會成為世界各國攻擊的對象。　　

十二、思想文化的核心價值觀念、國家意志決定戰略選擇　　

從1949年建國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近六十年。六十年來，從毛澤東到胡錦濤，執政為民的核心價值觀并沒有變，思想文化的核心價值也沒有變，但是，前三十年的戰略選擇，比如說在自強不息、自我崛起精神指導下，從農業、工業、教育、國防和科技的戰略決策到戰略目標、戰略計劃、戰略落實，在逐步推進中顯示出堅強的國家意志，而中國的后三十年，雖然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了巨大成績，但這個成績的背后，中國卻付出了道德淪喪、社會失序、自私橫行、環境惡化、資源破壞、主權經濟淪陷等等代價，更為可怕的是，由于國家意志在意識形態里的弱化，美國鸚鵡用自私論解構中國“純潔、高尚、無私、勇敢、自信和精神上的自強不息、獨立不羈”的主體精，用民主解構中國的權力意志，使中國在意識形上變成了處處挨打的羔羊。　　

由此可知，核心價值觀念的核心是國家意志。而這個核心價值觀中的核心，國家意志的強弱，是決定戰略選擇的關鍵。國家意志強，戰略選擇就會由國家意志決定，國家意志弱，戰略選擇就由外國勢力和美國鸚鵡牽著鼻子走，戰略選擇就無法體現出國家意志。中央領導同志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上講：“其中有一條，就是蘇共上層領導的政治腐敗，地方基層黨組織名存實亡。如果我們不能正確解決好執政基礎，完全可能執政不到70年，甚至在更短時間垮臺，國家前途要敗在我們這一代。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搞垮蘇聯和蘇共的主要手段是從意識形態入手的。” 　　

“蘇聯解體、蘇共垮臺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和 社會主義的失敗，說到底，是其逐漸脫離、背離乃至背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和最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最終惡果。戈爾巴喬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是社會主義的叛徒，而絕不是所謂的「功臣」，說他是「功臣」，那是沒有站在蘇聯人民和人類進步事業的立場講話。正是他提倡公開化、多元化，使蘇共全黨和人民的思想陷入混亂，蘇聯、蘇共正是在他「西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沖擊之下解體的，這是蘇共內部出現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　　

面對這個問題，我不知道我們還有沒有勇氣說改革開放全是成績。因此，我個人以為，總結成績不是目的，總結成績、發現問題，發揚成績、糾正錯誤，目的是為了今后更好的發展，而不是為了顯示成績、掩蓋錯誤而總結。那樣的總結，只會掩蓋意識形態弱化、主體精神弱化、國家意志弱化、權力意志弱化、官僚精英資本化的客觀事實，只會助推亡黨亡國的步伐。　　

十三、經濟機制的私語　　

近百年來，世界上有兩種經濟運行模式，一種是以計劃經濟為主體，有明確的國家戰略目標，另一種是自由經濟，其國家戰略目標隱藏在自由規則的背后，也就是說，自由規則承載著規則制定國的戰略目標。在自由經濟出現之前，不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為了加快實現各自的戰略目標，都是以戰略計劃為主體的，其不同的地方是，社會主義體制下，除了戰略計劃，沒有消費市場的自由，而資本主義體制下，國家戰略產業實施強制性管理，消費市場實施自由配置制，直到今天，美國還是實施這種“雙軌制”。由此可知，自由經濟的本質，不過是美國實施帝國主義自由掠奪的一套辦法。　　

或許，這就是普京宣布退出WTO的根本原因。　　

從這個維度說，中國的經濟改革，必須走國家戰略產業強制性發展的道路，而不是任由自由經濟解構中國的戰略產業，更不得任由外國資本自由掠奪中國的主權經濟。對于這個問題，到了中國必須搞清楚的時候了，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中國就會陷入被美國和國內官僚精英資本劫持的、萬劫不復的深淵。　　

十四、有限空間下的無限空間　　

世界的空間是有限的，國家空間更是有限的，但在這個有限的空間中，卻有無限空間。這個無限空間，對于國家來說，一是規則的制定權。你有多大的規則制定權，就擁有多大的無限空間。比規則制定權更大的空間，也就是第二個無限空間，是文化概念的制定權和解釋權。　　

在中國歷史上，我們曾經擁有至高無尚的文化制定權和解釋權，并對世界各國的民眾影響至深。而這種影響，是各國民眾自愿接受并積極響應的，因為，世界人民都渴望在各自的國家中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管理、企業管理、軍隊管理、教育管理中的一員。但是，在中國放棄了文化制定權之后，美國在世界各地搞起了文化滲透，占領了越來越多的無形空間。　　

但是，世界各國的民眾逐漸認識到，美國的民主，也就是主流精英所謂的“普世價值”的背后，“民主、自由、人權、公平、正義、平等、博愛”的背后，是經濟權重式民主。經濟權重式民主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的民主。為什么說它是少數人的民主呢？如果是少數人的民主又怎么“普世”呢？為什么美國要輸出這樣一種道德淪喪的民主模式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搞清楚什么是經濟權重式民主。經濟權重式民主，也叫股份制民主，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財富擁有量，決定了這個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權利大小。民眾沒有資本和財富，也就失去了自己在國家政治經濟生活中的權利。　　

但是，這種道德淪喪的經濟權重式民主，在美國都已經拋棄的民主模式，美國為什么還會向別國輸出呢？這是一。第二問題，就是這種道德淪喪的民主模式，為什么還會贏得世界各國精英的一致推崇呢？因為，只有這種經濟權重式民主，美國利益在世界各國的代言人才能從后臺走上前臺，才能從鸚鵡變成掌權者，而美國鸚鵡掌權，就意味著美國利益的更大化，這是第一個問題的答案，也就是美國為什么要輸出道德淪喪的經濟權重式民主的原因。第二個，也就是經濟權重式民主為什么會得到世界各國，主要是前蘇聯和中國的精英們的熱捧呢？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們在改革過程中，非法占居了大量財富，如果走上經濟權重式民主的道路，他們就擁有更大的自由掠奪國家和民眾財富的權力。　　

中國要想真正重返世界這個大舞臺，就必須重新掌握文化制定權，而不是跟著美國解構自己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文化。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擴展自己的無形空間。　　

十五、全球視野與戰略制勝點　　

但是，如果無形空間沒有有形空間作為支撐點，一個國家的國際空間就會縮小。不僅如此，國家的有形空間也會受到極大的壓迫。也就是說，無形空間需要有形空間戰略上的支持。一方面，有形空間在國內，但是，有一點人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一個國家的有形空間（國土），要做到有效保護，不僅僅要在自己國土上做好戰略布局，更重要的要在國土之外選擇好戰略制勝點。這樣的戰略制勝點，具有調動全球力量、制衡全球力量的重大作用。　　

十六、預測未來　　

對于如何預測未來的問題，我曾在“智庫應該研究什么和如何預測未來的幾點思考”一文中這樣寫道：　　

1、精神傾向　　

任何具有一定影響新的精神傾向，都可能導致一個國家或組織新的價值選擇，發現并通透的理解這種精神傾向，就成了能否準確把握新的價值選擇的關鍵。據媒體報道，美國的一家智庫研究中國的電視劇“亮劍”，并據電視劇判斷中國軍隊將來可能采取的行動，就是根據精神傾向對以后中國軍隊價值選擇的預測。　　

2、思想傾向　　

精神指向是思想傾向的基礎，而思想則是人類的價值判斷，思維方法則是人類智慧的智慧之光。智慧之光是照亮各種隱密的可能的關鍵，因為，價值選擇既依賴于精神傾向，又依賴于思想對事物認識的深度與廣度，離開對精神和思想研究，想準確的預測未來是不可能的。　　

3、文化傾向　　

文化是價值選擇的參照系，或者叫參照標準，因此，研究新的文化傾向，也是智庫研究人員的重中之中。由此可知，精神、思想、文化是構成新的價值選擇的三大要素，而在多種價值選擇的可能中，通過比較分析，優化選擇出最大的可能，就是預測。這個預測是否準確，主要看對精神、思想和文化傾向的深度把握得如何。　　

4、盡最大可能排除智慧的盲區　　

每個人都有智慧的盲區，這是由于知識、閱歷、思想、襟懷等等復雜原因造成的，但主要是利益因素、襟懷和思維方法造成的。破除智慧的盲區的有效方法，就是要超越利益，放大襟懷和訓練思維方法。在“易經”中，古人為我們描繪了一套完整的思維圖式訓練法，我稱那種思維訓練法為：發散式多元并列系統閉環程序驗證思維法。這種思維方法是縮小智慧的盲區的最佳方法。智慧的盲區縮小一點，真正的智慧就擴大一點。需要注意的是，人們不要企望消滅全部智慧的盲區，只要做到盡可能縮小一點就行了。　　

5、預測：事例排列顯示的精神和思想傾向　　

根據人們掌握的事例進行排列組合，如果事例能夠閉環，就證明人們掌握的事例是比較完整的，如果無法閉環，就證明事例中的程序鏈有斷裂之處。如果有條件的話，可以進一步尋找證據，如果沒有條件，可以通過程序縯繹，推測出斷裂之處的可能事例。人們可以通過這些事例的排列，呈現出精神、思想和文化的某種傾向，進而做出價值選擇的推測。　　

但是，人類要對未來做出準確的預測，就必須明確：　　

一），價值目標選擇。因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的發展方向，都取決于這個國家或社會的價值目標選擇。如果找不準這個國家的價值目標，也就無從預測未來。　　

二），告訴你未來的秘語：價值邏輯。價值邏輯是未來事物的發展軌跡，學會了價值邏輯的推理，也就掌握了預測未來的具體方法。　　

三），國家意志和價值管理能力的分析。但是，決定價值目標能否順利實現的，在于國家意志的強弱和價值管理能力。因此，分析國家意志和價值管理能力，并作出準確的評估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國家意志和價值管理能力決定了價值目標能否實現。　　

十七、價值邏輯的機制原理　　

價值邏輯只會朝一個方向遞進。但是，價值邏輯的遞進過程，會隨著價值意志的強弱變化而變化，也會因其它價值觀念的介入形成對原價值邏輯解構或強化作用。由此可知，價值觀念的比拼，起到關鍵性作用的有：一）、人民群眾樂不樂意接受，并自覺遵循、自覺追求。二）、在前一個基礎上，國家意志的強弱，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三）、價值管理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價值管理能力不在于不允許解構國家主體價值體系的東西出現，而在于管理價值體系的領導權在誰手里和對解構國家主體價值體系的識別能力和批判能力。　　

但是，中國的現實令人遺憾，主流精英和主流媒體成了解構中國主體價值觀的主要力量。　　

十八、全球視野下的意識形態的戰爭　　

二戰之后，國際間的戰爭由武力戰爭，轉變為經濟戰爭和意識形態的戰爭。意識形態的戰爭，是為經濟戰爭打前站的，也就是說，是為經濟戰爭掃清前進道路上的障礙。　　

如果一個國家光打經濟上的保衛戰，而不打意識形態上的戰爭，就會從意識形態上失去經濟戰略的判斷能力和經濟戰略的制定能力、管理能力。　　

從這個意義上說，意識形態的戰爭，也是經濟戰爭。　　

從我國主權經濟喪權失地的實際情況看，喪權失地在主權經濟，但根子在國家意識形態上弱化和模糊上。在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體系被解構和人民民主權利的喪失殆盡上。因此，中國現在的要務就是把被精英模糊的國家主體價值觀重構起來，并使之鮮明起來，用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解構官僚精英資本以自私為主體的價值觀念。　　

當然，要作到這一點的前提條件是，就必須解決好領導權。因為，領導權決定價值目標的選擇。　　

　2008年9月25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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