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劍：改革死了，我們怎么辦？

從一九七九年到現在，中國改革已經走過了二十七年。無論是作為一種官方的意識形態，還是作為一場范圍廣大、無所不在的實驗，“改革”都是這二十七年無可爭議的核心價值。而就其實際的動員范圍和對中國普通人生活的深入程度，恐怕只有毛澤東的革命可與之媲美。雖然它表面上遠沒有毛式革命那么浪漫和富有戲劇性，但它對十三億中國人的影響卻是無遠弗屆。
  
    如今的年輕人已經很難了解，改革這個字眼，對于我們那一代知識分子所施予的神奇感召力量了。對于我們，改革與“創世記”同義。參與改革，就是參與那個開天辟地的一周。在那個時候，改革不僅僅是幾代人的一種精神想像，也是現實中一種點石成金的魔術，其所到之處，“光”有了，“水”有了，彷佛一個與過去截然不同的新世界正在漸次生成。在那個時候，改革是為所有人而生的。從極其匱乏、極其禁錮的歷史中出發，幾乎所有中國人都在改革所帶來的精神解放、物質繁榮中獲得了巨大的邊際滿足。也正是因為這種共贏的性質，改革不僅受到了絕大部分中國人的擁戴，也同時成為凝聚社會團結不可替代的民族愿景。這個時期的改革是屬于全民的改革，它汲取的是全民的動力。其強大之處也正在于此。如果一定要為這一段改革時光賦予一種獨特的歷史地位，我們會毫不猶豫稱其為“光榮改革”時期。于此，改革也作為一種不容褻瀆的意識形態被奉上的神壇。
  
    然而，以八十年代末期那一場特殊的歷史變故為界，中國改革開始脫離它原來的精神指向，而逐漸淪為特殊分利集團的專利。自此之后，從表象上看，中國的市場化進程雖然比之八十年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改革的真實內容卻偷偷地被壟斷、被劫持，成為僅僅服務于強勢利益集團的獨家秘笈。我們無法詳盡解析這種改革蛻變的歷史秘密。簡短的解釋是，這是由于中國改革的官僚依賴路徑所造成的。這種改革路徑引發了非常嚴重的后果。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改革背棄了初始的全民契約，變成了一種不受監督、不受制約、不需要全民共識的官僚壟斷工程。既如此，犧牲核心圈之外人們的利益也就成為一個邏輯的必然。
  
    事實上，早在九十年代初期，就不斷開始有社會群體被拋離這列改革快車之外。當時間或流傳出的各種“下崗工人自殺”的類似寓言版本，傳達出中國社會對改革的普遍不適應癥狀──改革綜合癥。這種在后改革時期四處蔓延的改革綜合癥，不僅嚴重削弱了中國改革的社會基礎，也開始直接威脅改革的另一個前提：穩定。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即所謂做大餡餅，就成為中國政治中壓倒一切的目標。
  
    在中國戰略家們那里，有一種根深柢固的信念：經濟增長可以將我們渡向彼岸。只要有經濟增長，只要有不斷擴大的財富基礎，中國就可能在未來的某一天騰出手來，解決轉型中積壓下來的各種問題。按照一句經典的政治格言就是所謂“發展是硬道理”。但顯然，斤斤計較于“效率”的策士們忘記了凱恩斯曾經暗示過的這樣一條更“硬”的道理：從長期看，真正的增長只能是正義的產物，公正即效率。
  
    所以，對于中國那些偏執的改革家來說，只要有利于促進短期經濟增長的，哪怕再短視的措施都可以用改革的名義出臺。改革不再是有確定內容、確定目標的一種自我生長、自我維護的機制，而徹底變成了經濟增長的一種附屬、一種工具。這實際上是中國改革在九十年代中期的又一次重要蛻變，從服務于全民的改革，變成了服務于短期經濟增長（GDP）和特殊利益集團的改革。以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開始的教育、醫療、住房等改革為例，這些“改革”雖然有利于贖買某些特殊利益集團，有利于推動廣泛的貨幣化進程和經濟增長，但其結果卻是將更多的人拋到了改革之外。
  
    當人民被當作包袱而不是財富拋棄的時候，社會穩定的基礎自然會愈益狹窄。于是，一種關于改革、增長、穩定的惡性循環開始了：越是不穩定，就越要推動經濟增長；越是要推動經濟增長，就越是要發力推動符合少數人利益的改革；而越是推動這種“改革”，就越是不穩定。自此，中國的“光榮改革”變成一種贖買精英階層的私相授受的權宜之計、一種刺激短期經濟增長的純粹的機會主義游戲；它不僅從內部被完全腐蝕，也從外部徹底失去了它的社會基礎以及歷史動力。高速經濟增長固然可以為蛻變了的改革涂脂抹粉，但卻很難說服那些在改革中遭到無情剝奪的民眾。
  
    改革的支持基礎日益削弱，從八十年代初期“人人都支持”的改革，到九十年代“部分人支持的改革”，再到現在“人人都不支持的改革”，中國“光榮改革”強大的精神力量已經成為幾代理想主義者的灰色記憶，塵封于歷史的角落之中，生銹、發霉。改革死了，我們怎么辦？

    作者：袁劍   中國著名財經評論員。曾擔任《價值》雜志主筆，現任財經雜志《董事會》執行主編，著有《中國證券市場批判》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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