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化特質與構建現代文化的啟發意義　　

―――社會良性發展動力機制學研究之三，從文革展開中國發展的一個新視角　　　

田忠國　　

什么是先進文化？什么是現代文明？這個問題是該搞清楚的時候了。這個問題不搞清楚，中國所謂思想創新、文化創新、制度創新，都不過是一句空話。我個人認為，代表大眾利益、符合大眾道德標準、具有強烈的平等意識、獨立意識、自由意識、民主意識、創造意識、責任意識、奉獻意識、共享意識，且具有優化社會機制功能的文化，就是先進文化。而基于平等意識、獨立意識、自由意識、民主意識、創造意識、責任意識、奉獻意識、共享意識的精神景觀，就是現代文明。反之，以自私為追求主體，以滿足感官欲望為自由的追求目標，則是反人類、反社會的墮落文化。　　

另外，真正的文化是人們生活中的真實感覺、真實存在，而不是書籍、文件或報紙中的東西，因為，書籍、文件或報紙中的東西，充其量也就是一種思想，不是文化，或者說離文化還有相當離的距離。思想只有成為社會上的大多數人共同遵循的一種價值標準，并成為人們的共同自覺，才能成為文化，不論這種或那種文化是先進的還是反動的。　　

基于以上維度，我寫了本文，試圖從中國的歷史中，在全球這個巨系統中，尋找到中國正確的出路。　　

一、三十年改革時期的文化主體特征　　

一般情況，主流精英都以否定文革為最高目標和終極追求，否定文革的理由大多也不復雜，我們最常見的一個理由是，文革反人性。　　

如果單純的從“文革反人性”幾個字上看，文革確有罪大惡極之嫌，因為，僅僅反人性三個字就足以令滿足感官快樂的主流精英不快。　　

但人性是什么呢？孟子說人性善，荀子說人性惡，告子說無所謂善惡，又說食色性也。這是古人對人性的定義。按我個人的理解，人性主要的特性有兩個層次，一是動物性本能，也就是食色性，另一個是基于本性的善、惡。當人類進入一個比較高的層次，知性發現人類如果率性而為，只會給人類共同的生存帶來災難性打擊后，需要建構一些人們共同遵守的準則，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于是就產生了文化。這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開始。　　

由此我們發現，其實，文化一開始就是反人性的，也就是說，通過建立一定的價值規則，形成價值秩序，制約人性的自由泛濫給人類自身帶來的災難性打擊。　　

從這個意義上說，不僅是文革，就是整個人類的文明史，就是一個反人性的歷史。　　

三十年來，主流精英視人性為人類的最高價值追求，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文化的毀滅。人們所感受到的道德淪喪也好，以惡為人生追求的目標也罷，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以人性為最高追求的必然結果。人類和野獸的分野在于，野獸只有欲望的滿足，沒有價值觀念，也既文化的制約，而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在追求欲望的滿足時，價值標準給出了哪個欲望可以滿足，哪個欲望不可以滿足，反之就會受到道德的懲罰。　　

如果我們認真檢索一下這三十來年的發展史，就不難發現，三十年來，主流精英一直以文革反人性為名，對文革時期構建起來的，以平等為核心的自由民主文化和社會動態制約機制進行了全面清理，或者叫消滅。當然，文革時期，在創建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的過程中，由于封建等級制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同無產階級思想的尖銳斗爭，在破壞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與反破壞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的過程中，有的地方，有的部門呈現出你死我活的斗爭狀態，確實給社會造成了一定的痛苦和損失，但是，世界歷史告訴我們，任何重構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的努力，都不可避免的付出痛苦和損失的代價，再進一步說，人類如果沒有重構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時所必須付出的痛苦和損失的代價，人類就根本不可能建構符合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理性。　　

從這個角度說，主流精英所謂文革是災難的結論是完全錯誤的，是對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公然否定，是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非理性反撲。也就是說，文革要努力建構的理性根本沒有建構起來。　　

文革要建構什么樣的新理性呢？根據大量的史實材料證明，文革旨在建構平等、自由、獨立、民主、創造、奉獻、責任、共享的理性。但人類的理性并非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經過陣痛的折磨積累起來的。不經過痛苦折磨，新的理性是不可能建構起來的。毛澤東為中國人建構新的理性創造了條件，但由于主流精英的自私、冷酷和缺乏基本的責任感、道德感以及基本的良知，斷然掐斷建構新理性的路徑，使文革時為構建新理性所付出的代價付之東流。　　

但是，世界上沒有免費的午餐，中國在建構新理性的過程中，必然會付出新的代價。　　

中國也必須建構新理性，因為，沒有新理性，就沒有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機制，沒有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機制，中國就無法逃出周期律，不論建構什么樣的民主制度。因為，民主制度的基礎是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機制，而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機制的基礎則是新理性。　　

中國必然會為否定文革付出更為慘痛的代價。并且付出代價的時間離我們不是太遠了。　　

但問題是，這個代價能否避免呢？我的回答是，根本不可能。　　

現在人們能做的，就只是盡量減輕代價而已。　　

減輕這個社會代價的唯一途徑就是，重新發動一次文化革命，先網絡，后社會，也就是說，經過幾年網絡上的思想斗爭，新的理性初步形成后，再擴大到社會上。只有這樣才可能使社會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降到最低水平。如果不經過這個過程，自上而下的民主，中國會成為蘇聯第二，絕對等不到上下接合，因為，地方和部門（包括國企）以等級為架構的專制體制在中國早就形成了。　　

面對這種危局，中央不能不察，并采取果斷措施。　　

二、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化物質、結構層次與機制原理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文化物質是什么樣的呢？我以為，一個造反有理，一個敢于反潮流，構成了培育社會獨立精神的主要渠道。因為，沒有這種獨立的造反或反潮流精神，就不可能構建社會平等的價值秩序。我認為，這種獨立精神，是引領中國人進入新理性首要條件。　　

在此前提下，文化建構的努力分明給人這樣的感覺，在文化結構上，有精神層次，價值層次（行為）和機制層次。在精神上，既有“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的國家主體精神，又有獨立自由、無私奉獻、自強不息、團結友愛的個人主體精神；在價值秩序上，既有國家與國家間的平等尊重、互不侵犯的國家價值標準，又有自由民主、平等友愛的個人價值標準；在機制層次上，斗私批修、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會思想斗爭機制。　　

最重要的一點，是其文化機制，比如說思想斗爭的方式，把人類建構新理性必須付出的代價降低到最低點。　　

為了確保這一機制的正常運行，不被官僚權力所阻斷，文革時又設置了奪權機制。　　

由此可知，文革時期為中國人建構了一個巨大的文化體系和文化機制。　　

但是，主流精英的自私，遮住了他們本該聰慧的智慧的眼睛，根本看不到毛澤東的文化戰略是中國必須走過，但又是代價最小的文化重構過程。　　

文革后的三十年，讓中國人不僅領略了資本的冷酷，更讓中國人感受到了封建等級制下的地方和部門專制式的民主，不僅架空了中央，而且對人民群眾實施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殘酷專政，一舉摧毀了由毛澤東親手建立的、中國共產黨賴以存在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機制”。正如遲浩　田　先生在“戰爭正朝我們走來”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樣：“只*壓榨剝削本國下層的上層精英階級，在這處戰國時代是不能代表民族利益的，它們是腐朽的，沒落的，沒出息的，應該被限制，被消滅的。”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中國“上層精英階級”，封建等級制下的地方和部門專制式的民主架構，不僅瘋狂的摧毀文革時期建立起來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秩序、新機制”，而且努力解構中國共產黨、推翻共產黨，使“封建等級制下的地方和部門專制式的民主架構”合法化。　　

“上層精英階級”公然與人民為敵的現實告訴我們，現在的中國已經到了最危機的邊緣，重蹈蘇聯覆轍的日子離我們不遠了。　　

因此，中國人民只有團結起來，堅決捍衛以胡錦濤為首的黨中央，用思想斗爭、文化斗爭的方式，打退“上層精英階級”向黨和人民群眾的猖狂進攻。　　

這是中國目前為唯一的出路。　　

三、社會發展是個動態制衡，機制推進的過程　　

回顧文革，當時中央提出的口號是“造反有理、革命無罪”，并提出“反貪污、反浪費”以及“反對官僚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如果從民權學的角度說，這些提法，主要目標和主要體現，就是民權大于官權、制約官權的“以民治國”的具體方法。如果我們不僅僅局限于當時的歷史，而是以全球的目光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文革之后的三十來年，世界各國都由過去的“精英治國”向“以民治國”或“精英”與“民眾”結合的方向轉變，前者以美國為代表，后者以英德為代表，從這個全球視野的角度說，文革就不是一個錯誤，一場災難，而是世界政治發展方向的主要潮流。當然，有人也一定會說，美國的民權是民權，但沒有“反對官僚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提法，所以中國的文革是錯誤的。但是，反對的朋友要知道，民權的核心是充分表達民眾意志，也就是說，民眾做出了什么樣的價值選擇，是民眾的自由。再說，“以民治國”的核心目標就是以民權治官權，就是反官僚的一套民權機制，如果不是反官僚，就不需要確立民權機制了。由此可知，文革時的表達方式與現在的表達方式不同，比如美國的集體訴訟制，就是現代版的“造反有理”，而美國的陪審團制，則不僅僅是“造反有理”了，而且，民眾的道德感，是審判的最高標準。我在一篇文章中曾這樣說過，美國的司法審判是一院雙審制，法官僅僅負責審清，也就是把案件的來龍去脈弄清楚，弄清楚之后法官就沒有審判權了。因為，最高審判權屬于陪審團。陪審團的審判，不是根據法律的某條某款定什么罪，而是陪審團成員根據自己的道德感，對案件進行判決。　　

主流精英攻擊這種制度程序為“集體暴政”。　　

當然，從主流精英的角度說，這沒有錯，因為，主流精英的主張，是三十年前世界各國的流行方法：“精英專制”。世界各國的民權學研究者（不包括中國的）共同認為，精英專制是反人民、反社會、反公平正義的。如果從三十年前，或者說從文革算起，是四十年前，中國的“以民治國”是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的話，在這近三十年的改革過程中，如果把封建等級制式的地方或部門專制式民主也算在內的話，中國不是前進了，而是倒退了，倒退了六十多年。　　

從這個維度上說，中國到了必須“以民治國”的年代了。　　

結束語　　

和諧不是一廂情愿的幻想，更不是“上層精英階級”對人民群眾的專制，而是社會各階層間的平等制衡。有制衡，就必然有斗爭，而斗爭的唯一前提是平等，因為，沒有平等，就沒有和平斗爭，只有暴力斗爭。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為防止暴力斗爭采取的斷然措施，是還權于民，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由人民主宰的人民民主運動，從這個角度說，只有文化革命，才有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只有人民擁有了自由民主權，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才能牢牢的掌握在廣大人民群眾和廣大黨員手中，而不是掌握“上層精英階級”手中。　　

面對這個重大危機，中央是該下定決心，采取斷然措施的時候了。　　

中國人民中的大多數，對中央充滿期待。　　

　2008年8月2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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