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宣言書

——評陳少峰教授的《提倡“務實的理想”》

奚兆永

8月4日的《報刊文摘》上摘登了陳少峰教授的《提倡“務實的理想”》，標題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但是因為手上有別的事只記下了其出處而未及細看。及至后來找到《北京日報》7月28日“理論周刊”上登載的全文，細讀之后，深感問題很大。像這樣一篇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東西，居然被北京市委講師團“宣講家”網站看中并且推薦給《北京日報》“理論周刊”，而后者又將其當作“精彩宣講詞”向讀者“宣講”。上海的《報刊文摘》見后又迅速摘編刊登，使其能廣為傳播。這一切都表明，目前中國的一些所謂“精英”和“主流媒體”已經在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道路上走得相當遠了，現在是到了該向他們大喝一聲“站住！”的時候了。

一、何謂先進文化？

陳少峰的《提倡“務實的理想”》是從先進文化說起的，我們的評論也從這個問題開始。

陳文說，“什么是先進的文化？我個人的理解，先講有兩個角度：一個角度是說，跟落伍的對比，比如說比較迷信、比較崇尚暴力的文化，還有就是過于理想化的文化。其實文化當中過于理想化或者急功近利，都是不好的文化；另外一個角度，所謂的先進文化是因時而異的。也就是說，今天的文化假如跟社會發展正好吻合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先講的文化。”

陳文說了半天，但是并沒有給我們說清楚什么是先進的文化。但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并不復雜。所謂文化，是上層建筑的一部分，屬于意識形態的范疇，它是由經濟基礎決定并且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應該說，有什么樣的經濟基礎就有什么樣的上層建筑，就有什么樣的文化。毛澤東說，“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4頁）毫無疑問，文化是有階級性的，有封建地主階級的文化，有資產階級文的化，也有無產階級的文化。哪個階級是統治的階級，它的文化就是統治的文化。至于這個階級的文化是不是先進，則決定于這個階級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當一個階級處于歷史上的上升時期，能夠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時候，這個階級就是一個進步的階級，它的文化就是先進的文化；而當一個階級處于沒落時期，這個階級就是一個落后的或反動的階級，它的文化也就成了落后的或反動的文化。在歷史上，奴隸主階級、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都曾經有過他們的先進的文化，但是，社會發展到今天，這些階級以及他們的文化早已不再是先進的階級和先進的文化了。在今天，只有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文化才是先進的階級和先進的文化。

我們這樣說，當然不是要割斷歷史，否定歷史上的文化遺產。文化有繼承性。作為無產階級文化的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批判地繼承了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的優秀成果。列寧說，“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類先進思想已經提出的種種問題。他的學說的產生正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極偉大的代表人物的學說的直接繼續。”（《列寧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9頁）當然，這種繼續不是簡單的繼承，而是批判的繼承。馬克思主義回答了前人所沒有解決也不能解決的問題，它的出現乃是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三大領域的革命性的變革。

準確地說，馬克思主義乃是無產階級文化的指導思想，它代表了當今先進文化前進的方向。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說，“由于現時中國革命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因而現時的中國新文化也不能離開中國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的領導，即不能離開共產主義思想的領導。”（《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5頁）進入社會主義時期以后，他又明確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頁）這一點已經被寫進憲法和黨章，成為人們的共識。毫無疑問，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應該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進文化。但是，陳文顯然不是這樣看的。在他看來，先進只是“跟落伍的對比”，只要不是“比較迷信、比較崇尚暴力的文化”，就是先進的文化了。其實，這些都是資產階級能夠接受的東西，說它們是資產階級文化固然可以，把它們說成是無產階級的先進文化，那就是文不對題、張冠李戴了。需要指出的是，陳文把“比較崇尚暴力的文化”說成是落伍的文化，這實際上是說，馬克思主義也是“落伍的文化”。顯然這是別有用心的。問題不在于人們是不是喜歡暴力、“崇尚暴力”或“比較崇尚暴力”，問題在于，今天的社會，今天的世界，仍然存在著剝削和壓迫，仍然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如果無產階級和廣大群眾放棄暴力斗爭，那就會在武裝到牙齒的敵人面前手無寸鐵、赤手空拳，就必然會在斗爭中遭致失敗。馬克思有一句名言說，“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頁）就是說，無產階級要戰勝敵人必須要有“批判的武器”——理論，但是僅僅有理論還不夠，還要有“物質力量”——“武器的批判”。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更十分明確地說，“共產黨人不屑于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頁）歷史完全證明了馬恩這一觀點的正確。如果沒有暴力革命，十月革命能夠成功嗎？中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的革命能夠成功嗎？如果沒有人民的軍隊，如果我們在建國以后不是不斷地加強自己的軍事實力，中國能夠有今天嗎？顯然，陳文把所謂“比較崇尚暴力”作為落伍的東西排除在先進文化之外，是反馬克思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是根本站不住腳的錯誤言論。

至于陳文說“過于理想化的文化”“不是好的文化”，顯然是指共產主義的理想和道德，這個問題我們將在接下來的第二部分進行評論。

陳文還認為，“所謂的先進文化是因時而異的”，“今天的文化假如跟社會發展正好吻合了，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先進的文化。”這種說法也是極其錯誤的。在今天，為了發展生產力，我們還要允許私營經濟、個體經濟存在和一定的發展，還要引進外資，是不是在文化上也要讓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文化和外國資本主義的文化也在中國存在和發展呢？是不是因為這些文化和這些經濟“相吻合”也就成了“先進文化”了呢？顯然不能這樣說。在今天的中國，能夠作為先進文化的只能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文化，能夠作為指導思想的只能是馬克思主義；搞指導思想的多元化實際上就是要搞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和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二、關于所謂“務實的理想”

陳文說，“我們過去追求理想主義，現在我給加一個限定詞，叫做務實的理想主義。我覺得我們應該有理想，但是要務實的理想，而不是說理想越高越好。其實理想主要的是能夠激發我們的斗志，如果不能激發我們的斗志，就等于太遠了，大家夠不著，從文化的角度上來說，我覺得就很難說那是個好文化。”

成立于1921年、已經有87年歷史的中國共產黨，歷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歷來把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大目標作為自己的崇高理想，現在突然有一個人跑出來說，那是理想主義，不行了，要改一下，加一個限制詞，叫務實的理想。看來，陳少峰教授真的以為自己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都高明，因為他們都是理想主義者，不太務實，而他是務實的，能夠“修正”這些偉人的思想。但是，經他這么一改，馬克思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嗎？共產黨還是共產黨嗎？或許，這正是他所想要做的事。不過，他也太狂妄、太自不量力了。由“千年思想巨人”馬克思創立、有著160多年歷史、至今還保持著強大生命力的馬克思主義，由偉大領袖毛澤東親手締造、有著87年歷史、至今還在領導著13億人口的偉大國家的中國共產黨，就憑他陳少峰加那么一個限制詞就被“顛覆”了，天下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陳文說，“過于理想化的文化”“不是好的文化”。“理想主要的是能夠激發我們的斗志，如果不能激發我們的斗志，就等于太遠了，大家夠不著，從文化的角度上來說，我覺得就很難說那是個好文化。”這種說法同樣是極其錯誤的。應該說，馬恩關于未來社會共產主義社會的提出，并不如陳文所說是為了“激發”人們的“斗志”提出來的，而是他們用科學的世界觀研究人類歷史特別是研究資本主義社會所得出的科學結論。用共產主義取代資本主義乃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而不是為了一定目的激發斗志的手段。當然，我們也不否定共產主義作為一種理想具有很大的激勵人們前進的作用，但是，陳文卻說它“不能激發我們的斗志”，實際上這是一種污蔑。試問：自鴉片戰爭以來，無數的仁人志士，他們英勇奮斗、流血犧牲、前仆后繼，難道不是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又有多少革命先烈為了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而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這難道不是偉大的理想激發了他們斗志？在這方面，鄧小平曾說，“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名詞就是共產主義。我們多年奮斗就是為了共產主義，我們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產主義。在我們最困難的時期，共產主義的理想是我們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犧牲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理想。”（《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頁）陳文怎么能說共產主義理想“不能激發我們的斗志”呢？

當然，我們也不能不看到，這些年來，由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削弱，用無產階級世界觀改造非無產階級世界觀的工作做得少了，相反，一些人熱衷于宣傳資產階級思想，甚至在中央黨校的課堂里，也向黨的高級干部大講“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以及“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樣一些腐朽沒落的東西。許多人變得“務實”起來，他們不再追求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仰，而斤斤于眼前的物質利益。應該說，陳文提出所謂“務實的理想”也是與這樣的背景分不開的。但是，必須指出的是，主張用“務實的”這個限制詞來限定理想，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我們通常把人分為兩類：一類是有理想的，稱為理想主義者；一類是無理想的，稱為現實主義者。而在李立新問題上講所謂“務實”，其實就是指那些沒有理想只顧眼前利益，而沒有長遠目標的所謂現實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不同，有共產主義理想的人可以為理想犧牲個人的一切，而所謂“務實”的人他追求的是個人的“實惠”，自然不愿意犧牲個人的哪怕是一丁點的利益。這樣的人是根本談不上什么理想的。

陳文說，“這個社會理想，不是最遠的那個理想，是下一輪的理想，比如說再過20年我們應該達到什么樣。”

這是把社會理想和當前正在做的事混為一談了。理想應該是一個為未來而長期奮斗的目標，而絕不只是20年所要達到的目標。馬恩在《共產黨宣言》里曾經指出，“共產黨人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但是他們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頁）這就是說，共產黨的綱領有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分：最低綱領是為無產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而最高綱領則是指運動的未來，即實行共產主義的大目標。而這兩者又有著密切的聯系：沒有第一步固然就不會有第二步；而如果在最近的斗爭中不能同時代表運動的未來，則不僅未來的目標不可能實現，就是當前的任務也不能很好完成。毛澤東基于大革命的教訓，非常重視這個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的關系問題。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說，“在現時，毫無疑義，應該擴大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加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學習，沒有這種宣傳和學習，不但不能引導中國革命到將來的社會主義道路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導現時的民主革命達到勝利。”他還提出，“我們既應把對于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和社會制度的宣傳，同對于新民主主義的行動綱領的時間區別開來；又應把作為觀察問題、研究學問、處理工作、訓練干部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同作為這個國民文化的新民主主義的方針區別開來。”（《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頁）毛澤東的這些話對我們今天來說，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方法論的意義。一方面，我們應該做好當前的工作，沒有現在就沒有未來；但是在做當前工作的時候不能沒有共產主義的大目標，否則，就可能走到邪路上去；而共產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于我們做好當前各項工作來說也都是有直接的指導意義的。陳文把共產主義的偉大理想說成是什么“太遠了”，“大家夠不著”的，認為“20年達到的”才是“好”的理想的說法，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理想是偉大而崇高的，提出降低原來理想的標準，其實就是取消崇高的共產主義理想，背棄共產主義的信仰，其所造成的有害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古人說，“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如果甘居中游，那他離下游就不遠了，哪里還談得上什么“激發”“斗志”的作用？！

三、關于“公仆”和“官員”問題

陳文說，“文化的定位要轉變過去的概念，如公仆這個概念就值得考慮。”在他看來，“公務員就叫公務員或者官員，就可以了，官員是社會當中的一種職業。現在的社會主義是更講究平等了，我覺得公仆一方面概念不準確，另一方面也不反映真實。它容易誤導，一個誤導就是說別人對你可能要求太高，另一個誤導是假如公務員的薪水在社會當中比較高的話，那人們會說這個公仆比我這主人拿的還多。”

必須指出的是，社會公仆這個概念并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的。恩格斯在1891年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單行本所寫的《導言》里寫道，“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會為了維護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這樣的例子不但在世襲君主國內可以看到，而且在民主共和國內也同樣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因此，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初次嘗試，巴黎公社“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干涉采取了兩個可靠的辦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國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職位由普選選出的人擔任，而且規定選舉者可以隨時撤換倍選舉者。第二，它對所有公務員，不論職位高低，都只付給跟其他工人同樣的工資。公社所曾付過得最高薪金是6000法郎。這樣，即使公社沒有另外給代表機構的代表簽發限權委托書，也能可靠地防止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了。”（同上，第13-14頁）

恩格斯的上述論述，清楚地給我們講述了社會公仆這一概念產生、演變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以實現的過程：最初，社會公仆是為了維護共同利益的需要而產生的；后來，這些人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而由社會公仆蛻變為社會主人；而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兩大原則，又使真正的社會公仆得以重新出現。歷史已經證明，只有無產階級的國家才能真正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對于巴黎公社的這一經驗，列寧是極其珍視的。當然，列寧也并不孤立地看待這一經驗，他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指出；“這些措施關系到對國家的即純政治的改造，但是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實行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聯系起來，也就是同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公有制聯系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和作用。”（《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9頁）十月革命后，列寧領導的人民委員會于1918年12月1日即通過了一個《關于人民委員、高級職員和官員薪金額的決定》。這個決定草案是列寧親自起草的，其中規定：“⑴人民委員每月最高薪金無未成年子女者為500盧布，有未成年子女者另增100盧布；家庭成員的住房不得超過一間。⑵請各地方工兵代表蘇維埃制定并實行革命措施對高級職員征收特別稅：⑶委托財政部擬定降薪的總法案：……”（《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01頁）不久，由于財政人民委員施略普尼柯夫對高級公職人員薪金標準的詢問，列寧又于1918年1月15日起草了一個《人民委員會關于高級公職人員的薪金標準的決定草案》，更加明確地提出：“⑴確認人民委員會成員每月薪金為500盧布的法令是指最高薪金的大致標準，至于專家更高的薪酬則不在此限；⑵提請注意，人民委員會的法令中有采取革命措施降低過高薪金的內容；⑶建議全體人民委員立即提出報告，說明為執行該法令究竟做了什么工作；……”（《列寧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3頁）正如列寧后來所說，“這個政權一開始就曾宣布并實行了把高額薪金降低到中等工人工資水平的政策。”（《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161頁）當然，當時列寧實行這一政策是不徹底的，因為對少數高級資產階級專家（約1000人）仍然保持了他們的高薪，他們的薪酬是人民委員的5倍甚至更多倍。但是，由于當時無產階級還沒有自己的專家，列寧說，“為了按照最新的科學技術改組國民勞動，蘇維埃共和國每年花費5000萬或1億盧布，能不能說是花費過多或負擔不起呢？當然不能。”（同上，第162頁）當然，列寧也清醒地認識到這種高薪的存在具有很大的腐蝕作用，而就高薪本身的性質來說，“這種辦法是一種妥協，是對巴黎公社和任何無產階級政權的原則的背離，這些原則要求把薪金降到中等工人工資的水平，要求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同名利思想作斗爭。”（同上，第161頁）

陳文說公仆“概念不準確”，但卻沒有說出任何道理來。在我看來，公仆的概念很清楚。所謂公仆，就是為社會公眾服務的人，而不是為自己謀私的人。毛澤東雖然沒有用過“公仆”一詞，但是他說過，“我們一切工作干部，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人民服務，我們有些什么不好的東西舍不得丟掉呢？”（《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頁）這“人民的勤務員 ”難道不正是對“公仆”二字的最好說明嗎？毛澤東雖然沒有說過要實行巴黎公社的工資原則，但是，在長期革命戰爭年代對干部實行的供給制，其實是一種低薪制。新中國建立后，干部仍然實行供給制，而對留用人員則保留其原來的較高的工資。這種做法和列寧在十月革命后的做法有些類似。但是，1956年實行的工資改革改變了這一做法。毛澤東在1958年對此進行反思，提出破除資產階級法權，并進行了某些改革，如廢除了軍銜制，但是，職務工資制并未改變。不過有一點，對于高級領導干部的工資以后沒有再漲。這顯然也是一種限制。但是，改革開放后，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知識分子和公務人員的工資有了較快的增長。特別是90年代末以后，公務員工資的增長進一步加快。1999年朱镕基總理提出了公務員工資要在三年內翻一翻。后來因為要先解決扶貧問題，此計劃稍微延緩了一下。而以后又怎么再翻一翻，就不清楚了。記得朱镕基總理在90年代曾透露他的月工資是2000元，但是，去年吳儀副總理透露自己的年薪是12萬元。看來，總理們的工資至少也是翻了兩番以上了。就是說，高級領導人的工資已經是90年代的4倍以上了。看來，這個勢頭還在繼續上升。前不久，在媒體上看到，揚州從7月份起全面試行政府雇員制度，通過公開招聘，這些雇員可得14萬甚至更高數額的年薪。揚州只是一個中等城市，一個市政府的官員竟然可以獲得超過國家副總理的年薪，與普通百姓的收入更加無法相比。除了政府官員的薪酬過高、增長過快，國有企業高管也存在同樣甚至更加嚴重的問題。一些高管的年薪動輒十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幾百萬，是普通工人工資的幾十倍以至幾百倍。如此脫離群眾，能夠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嗎？顯然不能，它只能造成與群眾的對立，挫傷群眾的積極性。現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越來越懸殊，已經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還是人民的國家嗎？我們的政府還像人民的政府嗎？難怪陳文認為，再用“公仆”這個名稱已經“不反映真實”。問題在于，我們應該如何解決這個名不副實的問題：是像陳文說改變名稱以遷就“真實”呢，還是“循名責實”，以“公仆”的標準糾正現實生活中背離原則、違反初衷的種種問題呢？如果選擇了前者，那共產黨和人民政府就不再是共產黨和人民政府了；只有選擇后者，共產黨和人民政府才能真正得到人民的信任而永葆其青春！

陳文主張把公仆改稱官員，我們要問：什么是官員？詞典解釋說，官員或官吏是舊時政府工作人員的總稱。請注意，這里說的是“舊時”，指的是是剝削階級統治的舊社會。實際上，人們一講到“官”字或“當官的”，心里都有一種很對立的情緒。在漢語里，特別是在漢語成語里，與“官”字相連的詞語，往往都是貶義的，如官場、官腔、官步、官氣，官僚、官商、官倒，官老爺、官架子、官本位，官僚主義、官樣文章，官官相護、官運亨通、官報私仇、官逼民反，貪官污吏、升官發財、做官當老爺，等等等等。我們還看到，一些偉大人物往往不愿言官，并且對所謂“做官”采取了否定的態度。當孫中山看到國民黨里“大多數黨員都是以加入本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非常憂慮，因為這使得“黨員的人格便非常卑劣，本黨的分子便非常復雜。”他提出：“要存心做大事，不可存心做大官，然后本黨才可蒸蒸日上，不致失敗。”（《孫中山全集》第8卷，中華書局出版社1986年版，第281-282頁）。他還號召當時的青年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他說，“中國幾千年以來，有志的人不少，但是他們那種立志的舊思想，專注重發達個人，為個人謀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類立志的思想，是注重發達人群，為大家謀幸福。……所以我勸諸君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同上，第535頁）共產黨吸取了國民黨的教訓，并且繼承了孫中山的精神遺產。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們人人要有徹底革命的精神，我們不要有一時一刻脫離群眾。“（《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頁）新中國成立后，“官”字好像遠離了我們的生活，除了軍隊和外交部門還繼續用“軍官”、“外交官”的說法外，在其它場合是很少聽到“官”字的。當然，“入黨做官論”并沒有絕跡。但是，總的來說它已經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沒有多少市場了。改革開放以來，情況發生了變化。許多人因為看到了做官的“好處”，愿意“從政”的人多了起來。好多人把“做官”當理想，把“升官”當人生追求。于是，“跑官”、“要官”、“買官”、“賣官”等丑惡現象也隨之出現。這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才是。但是，陳文卻要我們把公仆改稱官員。這決不是什么進步，而是地地道道的倒退！

陳文說“現在的社會主義更講究平等了”，言外之意是說，稱公務員是“公仆”，把公務員當作“仆人”是不平等的，殊不知作為一個公仆為大多數人服務，正好顯示了公仆的偉大和崇高！相反，把自己當作高于普通人一等的官員，甚至把自己當作是人民群眾的“父母官”，那才真正是顛倒了自己與人民群眾的關系，才真正是不平等地對待群眾的表現。現在要說是不是平等，顯然不是公務員的地位、待遇太低了，而是他們的地位、待遇太高了，太脫離群眾了，太缺乏公仆意識了，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要看到，這當中，隱藏著巨大的危險，這是一個執政黨不能不面對和必須解決的非常嚴肅而又嚴重的問題。

四、關于社會主義本質、“和諧”、“包容”和敵我界限問題

陳文說，“能夠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應該有平等，有和諧”。什么是平等？文章沒有告訴我們。不過，恩格斯告訴我們說：“無產階級平等要求的實際內容都是消滅階級的要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頁）不知陳文作者是不是也如此理解？應該說，在今天的中國，階級和階級斗爭還是一個客觀存在，只有消滅了階級和階級斗爭才會有無產階級的或社會主義的平等。這應該是我們努力的方向。至于“和諧”，陳文給我們解釋說，“我們講，和諧當中和而不同，就是大家都有個性，有差異，然后結合在一起，這叫做和諧。”這樣的解釋實在讓人不敢恭維。在他看來，社會是由有不同個性或有差異的人構成的，他們結合在一起就有了社會，也就有了和諧。但是在我們看來，人們是在一定的生產關系或社會關系下結合起來的，不同的人或社會集團之間的不同并不是什么個性的差異，而是由于對生產資料的關系不同、在生產中的地位不同、以及在分配中所獲得的產品數量不同而形成的、具有社會的階級的性質的差別；由于階級利益是不可調和的，這就產生了階級的對立。在存在階級的社會里，是談不上和諧的。只有消滅了階級，社會才能實現和諧，而這正是社會主義的目標。因此，實現社會和諧應該是我們奮斗的目標，而不能說我們今天已經是和諧社會了。事實也是這樣。在國內，我們還存在著勞資矛盾，還存在著走資本主義道路和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斗爭，還面臨著臺獨分裂勢力、藏獨分裂勢力、東突分裂勢力的破壞活動；在國外，帝國主義國家亡我之心不死，一有機會就與國內的反動勢力相勾結，進行各種破壞活動，妄想把中國重新引向殖民地的道路和四分五裂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需要的難道不是針鋒相對的斗爭而是什么“和諧”？！

陳文說，“和諧當中的文化有兩個要求：第一凡是原則性的東西要統一，凡是非原則的東西要包容。比如說我們的文化政策要統一，這是一個原則。主流價值要統一，但是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有人說這低俗，有人說這很好，我認為對此沒必要統一。也就是說，和諧中要講究這種包容性。和諧是要強調這種包容性，不是要強調統一性。……。第二，我們要去思考，當今世界人們比較公認的價值是什么。那我們就要跟大家對應，不一定接受，但是也要對應，不能夠說我反對它。”

陳文的這些說法顯然是經不起分析的。所謂“原則性的東西要統一”之說看起來很冠冕堂皇，但是什么是“原則性的東西”呢？文章沒有講。本來，這個問題并不復雜，因為“原則性的東西”應該是指一些重大的、帶有根本性質的東西，比如四項基本原則等，但是，陳文所指顯然不是指這些，在文章里我們看到的原則性的東西竟然只是指“文化政策”。應該說，“文化政策”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政策，還談不上是一個根本的原則性的東西。當然，陳文說到“主流價值要統一”，但是文章緊接著又講“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對此沒有必要統一”，這樣說豈不是自相矛盾？如果大家對于“主流價值”只是各人是各人的不同看法，而且也“沒有必要統一”，那“主流價值要統一”豈不成了一句空話？而且，陳文一再強調“不要強調統一性”，而要“強調包容性”，“實際上要講究這種包容性”，因此陳文所講的“原則性的東西要統一”實際上不過是虛晃一槍而已，它真正要講的其實就是一個所謂“包容性”而已。那么，什么又是陳文所強調的要“包容”的東西呢？它所要“包容”的東西其實就是那些“非主流價值”、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東西。我們知道，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即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是寫進了憲法的，當然應該是“主流價值”，如果對這些也可以“每個人的看法不一樣”“不要強調統一性”，那豈不是又回到了“一盤散沙”任列強宰割的舊社會？中國還有什么前途可言？！

聯系到陳文說的第二點，其用意就更加清楚了。陳文要我們“思考”“當今世界人們公認的價值什么，那我們就要跟大家對應，……，不能夠說我反對它。”原來，陳文要我們對自己的“主流價值”“沒有必要統一”，就是為了對所謂“世界人們公認的價值”去“對應”，文章沒有解釋什么是“對應”，但是它已明白告訴我們“不能夠說我反對它”，不能反對的“對應”是什么，不就是順應么？在今天，所謂“世界人們公認的價值”，其實就是資本主義世界所公認的東西，社會主義的中國對資本主義的那套東西難道就只能順應，而不能說不嗎？就不能夠反對嗎？這是什么邏輯？這是投降主義者的邏輯，是漢奸賣國賊的邏輯，這哪里像是一個北京大學教授嘴里說出來的話？！

陳文還說，“過去有一句話叫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都要反對。其實敵人跟我們之間的差別，只在于某一些方面的差別，不是所有的差別。我們社會主義只在重大的事情上有差別，在其他方面都沒有差別，就是關鍵性的東西要分明。比如說一個壞人，除了作惡以外，剩下的東西是不是跟我們全部一樣。”文章還說，“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社會，都要過好日子。”

陳文的這些話顯然是針對毛澤東的名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0頁）而說的。毛澤東講錯了嗎？一點也沒有錯。敵人之所以是敵人，并不是如陳文所說的那樣只是跟我們“某一些方面有差別”，而是因為彼此之間在階級利益上是對立的，沖突的，輕描淡寫地把這種階級對立和沖突說成是“某一些方面有差別”，實際上是對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群眾進行欺騙。由于階級利益對立和沖突，不同階級對于同一事物也就必然會有不同點觀點和看法。比如，對于剝削，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是反對的，而剝削階級就絕不會反對；又比如，對于社會主義，工人階級和人民大眾是擁護的，但是，資產階級也會擁護嗎？他們不反對才怪呢。因此，在階級社會，不同的階級就會有不同的對立的是非觀，而不會有相同的是非觀。“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的道理就在于此。在這方面，毛澤東還說，“我認為，對我們來說，一個人，一個黨，一個軍隊，或者一個學校，如若不被敵人反對，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敵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敵人反對，那就好了，那就證明我們同敵人劃清界線了。如若敵人起勁地反對我們，把我們說得一塌糊涂，一無是處，那就更好了，那就證明我們不但同敵人劃清了界線，而且證明我們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了。”（毛澤東：《被敵人反對是好事而不是壞事》，人民出版社單行本，第2頁）毛澤東提出這樣一個判斷是非的標準，幫助革命黨人分清敵我、劃清敵我界限，解決了革命的“首要問題”，是毛澤東引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所作出的偉大貢獻，陳文竟然將其作為錯誤的東西來批判，除了證明自己的偏見與無知以外，還能證明什么呢？至于陳文說，“任何一個人，任何一個社會，都要過好日子。”這又是胡話。奴隸主要過好日子，就沒有奴隸的好日子；封建地主要過好日子，就沒有農民的好日子；資本家要過好日子，就沒有工人的好日子；帝國主義要過好日子，就沒有發展中國家人民的好日子。這難道不是事實嗎？陳文說“關鍵的東西要分明”，而問題恰恰在于，陳文對社會劃分為階級這個“關鍵的東西”是很不清楚、很不分明的。

陳文是一篇篇幅不大的小文章，但是講的卻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大問題，其矛頭所向，直指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直指共產主義的偉大目標，直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直指對敵斗爭的方針。這篇被稱為“精彩宣講詞”的東西，實質上是一篇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宣言書！

毛澤東說，“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反映不表現，是不可能的。我們不應當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而應當讓他們表現，同時在他們表現的時候，和他們辯論，進行適當的批評。毫無疑問，我們應當批評各種各樣的錯誤思想。不加批評，看著錯誤思想到處泛濫，任憑它們去占領市場，當然不行。有錯誤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進行斗爭。”（《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2-233頁）

鄧小平也說，“現在有些同志對于西方各種哲學的、經濟學的、社會政治的和文學藝術的思潮，不分析、不鑒別、不批判，而是一窩蜂地盲目崇拜。”（《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頁）他還說，“我們應該承認，在理論界和文藝界對一些錯誤傾向是進行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批評的，只是效果不夠顯著。一則批評本身的質量和分量不夠，二則抵抗批評的氣勢很盛。批評不多，卻常常被稱為‘圍攻’，被說成是‘打棍子’。其實倒是批評者被圍攻，而被批判者卻往往受到同情和保護。一定要徹底扭轉這種不正常的局面，使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宣傳，特別是一切重大理論性、原則性問題上的正確觀點，在思想界真正發揮主導作用。現在有些錯誤觀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則公然向馬克思主義挑戰。對此，馬克思主義者要站出來講話。”（同上，第46頁）

毛澤東的話是半個世紀前講的，鄧小平的話講了也已有25年，但是，他們的話仍然保持著極大的現實針對性，就好像現在剛剛講的一樣。讓我們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對各種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思潮展開堅決的斗爭！

馬克思列寧主義萬歲！

毛澤東思想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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