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形勢下的思想文化革命與創新

田忠國

（作者按：寫完本文后，我又讀了一些持右傾觀點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我發現有這么幾個特點：一、一提左，有人就來氣，以為左就是專制、就是不自由、就是反改革，面對這種觀點，我不知道是該哭好，還是該笑好呢？因為，所謂左，就是堅持人民大眾的利益，反對少數人為獲取利益危及到大眾的基本生存條件，這有什么不可呢？難道說中國的改革非得改到刀對刀、槍對槍的暴力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才算成功？我個人認為，改革真正的成功，少數人認同，大多數人也認同才能算真正的成功，而不是少數改革家獨享改革成果，或者獨享掠奪來的社會成果說了算。再說，少數人需要自由，特別是掠奪的自由，難道說平民百姓就沒有訴求自己權利、利益和公平正義的自由了？如果這個社會僅僅有少數人掠奪的自由，而多數人沒有訴求自己利益的權利和自由，我敢斷言，中國就離天翻地覆的暴力反抗潮就不遠了。二、持右傾觀點的先生認為，人天生是自私的，而自私是人的最大自由，最高權利，任何人不得批評，批評就是反社會、反改革、反進步，但是，這些先生大概忘了這樣一句古話：盜亦有道。難道說，因為人的自私性，一個社會就不該有約束自私的自由價值標準了？而讓欲望毀滅中國的價值秩序、毀滅中國的未來、不同群體間相互毀滅，才是中國改革努力的方向？若如此，人們還要為社會發展付出那么多的努力干什么，大家到一塊你砍我一刀、我砍你一刀，砍死、砍光，完事大吉，這樣不是比辛苦的付出后再相互砍更好？因為這樣畢竟省略了辛苦的付出。看完那些文章，我倍感有寫本文的必要）　

什么是中國的新形勢？這個問題要搞清楚，這個問題不搞清楚，所謂的思想文化革命與創新就找不到正確的發展方向，找不到正確的發展方向，所謂的革命與創新就無從談起。因此，在談思想文化革命與創新之前，我們很有必要分析一下今天的國內新形勢。

在十七大報告中，胡錦濤總書記明確說，中國堅定不移的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由于權力機制和確保社會主義的制度機制不健全，在現實生活中，人民群眾痛徹肺腑的感到，我們的社會主義變了，變成權貴資本主義了。為什么中央決策和人民群眾感受到的不一樣？這一方面說明，我們的制度機制有問題，沒有起到確保中央政策原封不動的落實到人民群眾中去，另一方面也說明，在中央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這個中間層出了問題，甚至是嚴重問題。據香港媒體透露，胡錦濤總書記曾經說過，共產黨變質了。這個判斷不知是不是胡總的，如果是，說明胡總的判斷和人民群眾的判斷是完全一致的，胡總的心和平民百姓的心是相通的。

共產黨變質，這就是新形勢。變質的標志是：一、貪污腐敗，極力出賣主權經濟。二、在思想文化領域，以崇尚資本權重民主為精英追求的最高目標。三、倡導只有自私、等級才是社會發展的最大動力的封建文化和叢林文化，剿滅無私、有益社會、有益他人的價值秩序。這三種現象，既是中間層掠奪國家和民眾財富所必須具備的先決條件，也是中間層制約中央、對抗中央的基礎條件，而產生這個基礎條件的就是中間層的權力潛機制。

因此，只有打破中間層的權力潛機制，才可能使中央與底層民眾有一個良性互動，制約中間層對上對抗中央，對下鎮壓民眾，徹底走出困擾中國有序發展的艱困局面。

但如何有效破除中間層的權力潛機制呢？我個人以為，一要堅持中央任命與人大票選、票免和人民票免相結合的程序機制，二要堅持黨內民主和人大代表直選，并構建有效的程序機制，三要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制度機制。什么是中央任命與人大票選、票免與人民票免相結合的程序機制呢？由中央任命各省、市級政府官員，并由本地人大代表票選產生，如果本地民眾聯名要求罷免政府官員的，可由人大和人民群眾共同票免官員，我稱這種方法叫票免制，只有這樣，我以為才能在中間層打通中央與民眾互動的通道。而黨內民主，通過由下而上的黨員票選出自己的（地方）代表，再由地方代表票選出更上一層的代表，人大代表也如此例。在此基礎上，堅持走群眾路線的制度化建設，就是十分必要的。

要做到以上三點，我以為很有必要做好如下的革命與創新：

一、以平權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思想文化革命與創新

思想文化的革命與創新，是一切創新的基礎，也就是就，一個社會如果沒有思想文化的革命與創新，戰略哲學的創新、制度的動態創新、哲學文化包括科學技術的革命與創新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一個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發展動力，源于人人平權的人民民主制度機制，當然，人人平權的人民民主制度機制并不直接創造財富，本身也不具有思想文化、科學技術、戰略哲學的創新能力，但是，它卻能為社會各種創新、政府各種創新提供強大的動力機制，或許，這就是為什么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力挺人民民主的真正原因。在胡錦濤時代之前，也就是毛時代，中國共產黨就以人民民主為自己的立國之本，因此，中國的前三十年，人民民主的各種實踐不斷，現在看，許多民主實踐并不十分成功，還存在許多應該解決也必須解決的問題，比如說民主的動態無序和社會情緒化高漲，給中國的民主建設和經濟建設帶來了一定的負面效應，也給一部分人帶來了一定的傷害，但是，必須指出的是，那畢竟是中國歷史上最徹底、最動人也最有世界示范意義的人民民主革命和創新，讓中國人民第一次有了當家作主的使命感、責任感和自豪感。但是，隨著建設中心的轉移，中國人民的民主實踐從此中斷，當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本身并沒有錯，但問題是，我們在抓經濟建設的同時，完全忽略了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平權的人民民主動力機制，不僅忽略了，而且自覺把這一社會發展的最大的動力機制拆除了。在沒有人民民主的動力制約機制的情況下，官員欲望、精英欲望，便如席卷一切的社會大潮，頃刻間碾碎了建國幾十建構起來的、以公平正義、人人平權為核心的民主價值秩序，甚或碾碎了中國數千年形成的價值秩序，重構了以等級和掠奪為目標，但又以改革的名義、權貴資本化的制度秩序。從這一現實角度出發，胡錦濤總書記一再強調繼續解放思想就不難理解了。

以上事實說明，中國必須來一場以平權為基礎的人民民主思想文化革命與創新，解構以等級為主體、以掠奪為目標的權貴資本秩序，打通中央與民眾良性互動的通道。當然，這需要每個社會成員共同承擔起自己應該盡到也必須盡到的社會責任，以和平斗爭、理論斗爭、網絡斗爭的方式，爭取中央的最大支持。這樣說，有人一定認為我是個革命分子，但其實，我只是個思想革命分子，是個平民主義者，是個捍衛國家主權經濟、捍衛黨的權威和人民民主權利及利益、捍衛人民民主價值秩序的主張者和探索者，因為，在我看來，不論是一個社會，還是社會中的某個成員或全體成員，沒有思想文化的革命，就沒有思想文化的創新。說到底，思想文化的革命，是思想文化創新的基礎，試想，一個人或一個社會，滿足于早已形成的思想觀點，千年不變，萬年不改，這個人或社會又如何想到創新？怎么創新？

現在，有人一聽到革命兩個字，就像挖了他的祖墳那樣，拼命叫喊中國的災難來了。其實，透過這聲叫喊，我們不難發現，叫喊者并非真的害怕中國災難來了，而是害怕失去經過幾十年努力建構起來的等級制和掠奪自由的天堂，至于黨和共和國的前途命運、中國災難，他才不管呢。因為，在充分享受掠奪自由的快感之后，在中國真的災難來臨之前，他可以一走了之，搖身一變就成了外國人。君如不信，請看看大批的裸體官員和裸體精英，就懂得叫喊者心靈深處的奧秘了。

再說，制造中國災難的是等級制下的自由掠奪，而不是反對等級制和自由掠奪，因為，等級制下的自由掠奪，是制造中國災難的根本原因。避免中國災難的唯一出路，就是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團結在以胡錦濤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破解權貴精英資本階層對中央的圍困，用人人平權，人民民主的價值秩序和制度秩序解構今天事實上早已形成的等級秩序和自由掠奪秩序，創建新的和諧社會秩序。

二、以民主價值為核心目標的制度革命與創新

能夠確保人人平權，人民民主的價值秩序在社會上動態有序運行的，我個人認為，只有在這種價值秩序指導下，構建以平權為核心的人民民主制度。因此，中國不經過制度的革命與創新，也是不行的，因為，人民民主沒有規范的制度秩序，人民群眾的民主權利就失去保障。但是，在此需要提出一個問題，是程序再先？還是制度決定程序呢？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因為，在中國，這個問題一直困繞著制度建設，比如，有的制度出臺了，但是沒人執行，這種現象一方面說明，中國的官員隊伍執行力差，另一方面也說明，中國在制定制度時，根本沒有考慮制度邏輯閉環性，造成有制度，但無法執行的困境，再一個方面，說明制度缺乏制度的程序邏輯，導致制度的無法操作。所以我認為，價值觀念決定如何選擇、設置程序，同時，價值邏輯必然給出一個制度答案，也就是說，價值邏輯是規范程序的唯一標準，這個標準，就是人們常說的制度。當然，以人人平權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價值秩序和制度秩序，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形成的，它需要一個從思想萌芽，到社會實踐，并在實踐中不斷提升、完善、修正的過程，同時也要考慮階級的客觀存在，并為各個階級間創造一個良好的、和平斗爭的制度平臺，抑制階級差距過大引起的社會價值分裂導致的社會沖突。在人類社會中，完全消滅差距存在一定困難，但經濟上的差距，不能成為一些人反對政治經濟平等權的借口，更不能成為建構封建等級制的根據，何況，在今天的中國，貧富差距并不是因為能力問題造成的，而是權力形成機制和權力占有資源造成的，使整個社會喪失了維護社會道德和公平正義的機制功能。我認為，權力形成機制的問題，簡單的說就是一個人民民主權利的制度機制問題。中國已經犯過一錯全錯，不去總結經驗教訓，不去完善提升一概否定的錯誤，希望在以后的民主實踐過程中，不再重復犯同類錯誤。

因此，要創新，就必須率先革命，同樣，要創新，也必須有一個容錯和糾錯機制。沒有容錯和糾錯機制，中國只能在原地舞蹈，永遠陷入零起點的泥淖。

制度機制創新是這樣，思想文化的創新也是如此，因為，人類思想文化的全部發展歷史，就是一個不斷革命與創新，并在容錯與提升、學習與吸收、碰撞與發現、繼承與擯棄的過程中成長起來的。但是，中國人的思維模式和自私性，遮蔽了中國人照徹宇宙的、智慧的眼睛，變得短視也變得狂妄，但狂妄的深處，卻遮蔽著精神軟骨病和不可救藥的自卑。從一些人對毛澤東的仇視和對西方思想文化仰視的文章中，我們悲涼的感到，真正阻礙中國發展的，不是政治經濟、科學技術、軍事外交、制度文化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而是建構“政治經濟、科學技術、軍事外交、制度文化”的基礎，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精神與思想文化的缺失。因為，思想文化不足以支撐發展的需要時，可以重新思考，并在思考中創新，為發展提供新的動力，但是，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精神一旦缺失，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也就失去了真正的創新能力。而培育這種獨立自主、自強不息的精神，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并非一年二年就能解決的問題。

我還認為，世界上只有不愿約束的權力，沒有不愿接受管理的民眾，由此可知，人民民主制度的重點在于節制官員，而不是節制民眾，更確切的說，應該由民眾節制官員，而不是相反。

同樣，程序設置的關鍵，是民主流程的同步互動。

當然，要讓整個官員體系同步互動起來，要明確崗位，明確責任，明確工作程序，更為重要的是，要有問責。我一直認為，沒有官員的問責制，就沒有系統執行，而沒有系統的執行力，要做到同步互動是根本不可能的。

問責制應該有兩個層次，一個是系統本身的問責機制，另一個是民眾的問責機制。

三、以提升收入水平，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以民意決定經濟決策傾向為目標的革命與創新

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再加一個權重式民主（根據資本多少分配權利資源的一種方式，有人稱經濟民主，權重民主，實質上就是資本民主，就是所謂的普世價值），就是有的精英說的“改革朝已知方向轉變”的方向。但是，十七大報告明確告訴我們，那不是中央的“已知方向”，而是精英的“已知方向”。中央的“已知方向”是全民平權的人民民主，而不是權重式民主。精英們為了配合“已知方向”，一是制造等級制度，二是制造自由掠奪潛機制，三是出賣主權經濟，與國外反華勢力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并通過拉大貧富差距，刺激社會矛盾與沖突，迫使中央就范，朝精英的“已知”權重民主改變，從而達到權貴精英自由掠奪國家和民眾財富的目的。由此可見，經濟問題從來就不單單是個經濟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但精英們為了掩人耳目，便硬生生的給經濟和政治分開了家，在經濟理論研究的名義，為顛覆國家政權創造理論條件。

在精英的“已知方向”推動下，中國近三十年的經濟發展，走了一條以外向型為主導的經濟發展路子，而這條以外向型為主導的經濟發展之路，為美國洗劫中國財富創造了最為有利的條件。幾年前，我在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時，只是懷疑有人居心不良，但由于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這個懷疑的正確，也只能用發展過程中的錯誤或失誤安慰自己。甚至在南方，在深入調查南方企業的過程中，我發現南方早就資本化了，當時認為，資本化雖然有種種蔽端，包括管理能力低下，原材料浪費驚人，產品又處在價值的低端，工人收入低等等，但卻激活了用人機制（雙向選擇），僅此一點也顯示了南方的活力，但我也發現了南方活力的致命傷，并斷言，僅就管理能力和創新能力上說，如果一旦國家改變發展戰略，迫使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或國際上一有風吹草動，那些企業必死無疑。現在看，當時的判斷是正確的。

現在，資本方呼吁改變產業政策和強制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聲音甚高，但為工人利益呼吁的聲音嚴重缺位，這說明，中國的經濟理論，還是處于西方資本自由掠奪論是經濟發展必須經過的路徑的陰影下沒有走出來。對于處于價值鏈高端的國家而言，自由經濟是洗劫處于價值鏈低端國家的自由掠奪規則，而一個處于價值鏈低端的國家，主張放棄經濟自主發展原則，完全按照自由掠奪規則辦事，既便主觀上不是出于賣國的目的，但客觀也已經是賣國了。

發展主權經濟，保護國家和民眾利益，中國就必須創新自己的經濟學，來一場經濟學理論的革命，并制定自己經濟發展的價值規則，其中，既包括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理論和規則，更包括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而經濟理論必須解決的，就是如何更好的保護國、民利益的同時，與世界交往，同時，也必須明確經濟發展的唯一責任就是為民造福，助國強盛，而不是相反。但可惜的是，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研究的竟然是如何為別國的國民造福，為本國民眾造罪和如何削弱本國的經濟實力。試想，如果賣就能賣出一個強大的美國，美國就不用四處掠奪了，也不用為本國經濟設置那么多防火墻了。

從中國前三十年經濟發展的得失經驗看，以提升收入水平，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才是中國經濟發展唯一的正確選擇，因為，發展經濟的目的畢竟為了本國人民生活得更好一點，生存環境也更好一些。有人說，前三十年很窮，沒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但是，要知道，當時的貧窮一方面是歷史積累的貧窮，另一方面也是基礎性貧窮，也就是說，是由歷史的貧窮積累下的，但就在那種歷史積累的貧窮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硬是創造了三個奇跡，一是政治道德奇跡，二是工業基礎和科學發展奇跡，三是經濟發展速度奇跡，令世界震驚，也令世界仰慕，為中國贏得了重要的國際地位。因此，我以為，前三十年的發展，不僅值得夸耀，還值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自豪。

但是，任何國家經濟發展方向和發展道路，都會有曲折、有起伏，這就需要民意表達機制決定經濟決策傾向，確保經濟發展的目標，不偏離本國人民。因為，一個國家只有給人民保護自己追求、信仰、利益的權利，人民才能盡到保護國家和他人利益的責任。而一個不給人民保護自己追求、信仰、利益權利的國家，必是因為精英統治的結果，也必然會被人民群眾以暴力還暴政，世界發展的全部歷史，就是一個反復詮釋人民群眾以暴力還暴政的過程。

也因此，經濟自古以來就是個政治問題，也就是說，是個人民權利決定經濟發展和平等分享、民權制約官員權力的政治問題。

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在平權的基礎上，創造一種共同創造、共同參與、共同管理、平等分享的政治模式，是經濟發展的最強大的動力。

四、以獨立自主的戰略哲學為目標的革命與創新

一個國家的發展方向利國利民，還是損國害民，決定于是平民思想、平民情感通過制度機制，形成國家的發展方向，還是由精英決定國家的發展方向導致的不同結果。由此可知，民權不僅僅是個個人權利的問題，而是個國家的前途命運的問題。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這個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只有到了毛澤東時代，民權才在中國煥發出動人的光芒，但是，當時，在這個光芒遮掩下，人們并沒有看到光環下的陰影，看到無序下的傷痛，人們看到的只是自由權利和民主權利的美好，一味沉醉于自由權的狂歡之中。殊不知，自由權也是一種價值秩序、一種個體與個體、個體與公眾、公眾與個體之間的對稱責任。

在這個國家發展方向的上空，一定要有一只智慧的、洞悉未來的眼。這只智慧的眼，我稱之為戰略哲學。而戰略哲學，是思想文化積淀到一定程度，站在全球視野下煥發出來的智慧的光芒。但是，戰略哲學第一要和民意融為一體，第二，一方面要有把戰略哲學轉化為具體操作的管理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有戰略哲學的管理機制。

從國際視野的角度講，國與國之間的這競爭哪競爭，都是一般層次的競爭，而最高層次的競爭，則是戰略哲學的競爭，因為，戰略哲學往往是撬動世界格局的杠桿點，是洞悉國內、外發展趨勢、掌管全局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一個國家不怕經濟軍事實力相對較弱，而怕缺乏自強不息的精神、吞天納地的廣博襟懷和雄視宇宙的戰略哲學。

比如，從歷史上中、美較量的過程中，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朝戰還是越戰，也不論是臺海對峙，美國輸給中國的不是經濟實力、科技實力或軍事實力，而是戰略哲學，因為，無論是現在還是過去，中國在經濟、科技和軍力上，都不是美國的對手，但事實上，中國贏了，美國輸了。

在今天的中、美經濟戰中，美國不費吹灰之力，從企業到金融，輕輕的就抓住了中國的心臓。我個人以為，中國輸給美國的表面上是經濟，而實則是戰略哲學。

中國，還會站在世界發展的高度，重掌戰略哲學的帥印么？

或許，從經濟戰到武裝戰爭，僅有一步之遙。

五、以平等互惠的國際民主價值文化為目標的革命與創新

在美國世界霸權主義主導下，本來多元的世界，在美國民主霸權鞭子的驅趕下，一個個國家幾乎成了它任意宰割的羔羊。因此，中國應該創造平等互惠的國際民主價值新文化，解構美國的民主霸權，擴展中國在世界上的無形空間。但是，在擴展中國的無形空間的同時，也不要忘了占居國內的無形空間。但是事實上，國內的無形空間，不僅大部分被美國鸚鵡所占領，而且，美國鸚鵡還占居了各個不同層階的權力空間，這一無情的事實，不能不令人悲哀，也不能不令人憂慮。照此發展下去，我不敢設想中國五年后的樣子。

　2008年7月2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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