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民間智庫的幾點建議

田忠國

沒有平民視角的思想，是不會給國家帶來長治久安的思想，甚至還會給國家帶來重大的災難。我之所以這樣說，主要原因是我深刻體驗到，官方智庫主要從治民的角度，搞出了很多所謂的“發展智慧”，但實質上，這種從治民的角度產生的智慧，只會助推社會災難性事件的發生，因為，治民而不治官，必使官員橫行，欲望瘋狂，既掠奪民眾又掠奪國家財富，導致社會動蕩的發生。因此，在我看來，一個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首先在于治官而不是治民，并且通過對民眾監督、管理、創造、分享和評價官員、決定官員命運的機制體系，才可能有效管住官員欲望，使官員心無旁務，一心為民眾服務。但是，中國的主流“精英”卻從治民的角度，出主意想辦法，為官員滿足瘋狂的欲望創造理論根據和制度條件，并從中渾水摸魚，大肆謀利。但當謀得缽滿盆滿的時候，主流“精英”又把盯在國家和民眾財富的目光轉移到政治上，試圖建構起資本自由掠奪、等級森嚴的封建民主制，也就是“精英”們所謂的民主。對于這一點，中央高層應該有明確的認識，扼阻通過出讓主權經濟謀取政治權力、最終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精英”圖謀。我以為，從中國出賣關系國家前途命運的企業并進而出賣金融業沒有得到有效控制的事實上看，中央高層至今還沒有認識到“精英”圖謀的高度危險性，因此，再次呼吁中國成立由總書記、國家主席親自任局長的反賣國調查局，反擊“精英”與美國相互勾結，試圖謀取中國最高權力的政治陰謀。由此可知，“精英”的政治圖謀絕對不是個學術問題，而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是個黨和共和國前途命運的問題。

在這種危機重重的情況下，中國民間智庫應該積極行動起來，為中央高層決策和政治經濟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思想支持，并喚醒民眾對中央高層的支持。

一、構建戰略哲學價值體系和戰略思維體系

戰略哲學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高度性標志。因為，戰略哲學的根基，一方面深植于獨立不羈、自強不息的精神深處，另一方面植根于深厚的文化積淀和全球視野的深處，因此可以這樣說，沒有深厚的文化積淀和獨立不羈、自強不息的精神，就不可能有戰略哲學，而沒有全球視野，戰略哲學就失去了戰略哲學本該擁有的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高度，而沒有世界政治經濟發展的高度，就不可能辨別中國應該選擇的發展方向，就會陷入僅從數據中分強弱的泥淖，看不到強大的弱點，但事實上，再兇猛強大的毒蛇也有七寸，這個七寸就是它的弱點，抓住了這個七寸就可以改變國際格局。但是，中國的發展卻是以自廢武功、自宮式的，而不是掌握主動權，尋找中國的國際支點。我之所以說是自廢武功、自宮式的發展模式，一個原因就是出賣中國的主權經濟。一個國家失去了經濟主權，何談政治主權呢？再一個方面就是，一要有數據支撐，二要把戰略哲學化為可以有效控制運作的方案。

但要做到以上三點，就必須建構戰略哲學的價值體系和戰略哲學的思維體系。戰略哲學的價值體系是對現在與未來判斷的基礎，缺少這個戰略哲學的價值體系，面對現實與未來，人們就無從判斷，就會陷入以技術判斷代替戰略也既系統判斷的低級智慧中去，就會陷入被動受制于他人的泥淖。而戰略思維，則是一種系統邏輯思維法，也就是說，站在整個國際系統的高度，通過對不同的價值邏輯的對比分析，尋找更適合自己的立足點和突破點，走向自己的戰略目標。我個人認為，掌握戰略哲學要領的，在中國有毛澤東、張瑞敏和胡錦濤。但是，張瑞敏有一班把戰略哲學轉化為戰略管理的、不同凡響的人員，毛澤東在軍事戰略布局撬動世界力量格局上，有大批杰出的助手，但在以文革的方式，重新布局國內和國際局勢，使國內和國際長期處于動態制衡的努力，卻遭受他戰友的極力反對，解構了國內的動態制衡，使長效性毀于一旦。胡錦濤呢，既要應對國際、國內嚴酷的形勢，又要面對一幫解構戰略哲學的“精英”，使國家發展戰略布局難以落實，更為嚴重的是，因為奧運會的到來，“精英”們卻加快出賣主權經濟，挾持中央戰略的進攻步伐。這種現象不能不令人深深憂慮之。

二、以平民視角構建精神、價值判斷標準，提升國家動態穩定的發展能力

只有平民視角的智慧，才是國家長治久安、競爭有序的智慧，因為，世界歷史證明，自上而下建構權力機制，是一種治民不治官的制度機制，而治民不治官的制度機制，只會導致官逼民反，社會動蕩，暴力更又更替權力的結局。因此，平民的視角、平民的智慧才是中國的發展智慧、捍衛國家和民眾利益的智慧，也才是真正的治國安邦的大智慧，因為，平民沒有“精英”的后路，可以掠奪完國家和民眾財富后遠走高飛，到它國發展，只有中國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發展空間。對于只有前路，沒有后路的平民來說，他或她唯一選擇就是在確保平民生存空間的前提謀國家和民眾的發展，但對于“精英”來說，他或者她沒有生存空間的后顧之憂（帶有綠卡的官員和精英就是明證，試想，這類官員和精英，如果對中國的前途命運充滿信心，有必要把自己的妻子兒女，包括情人弄到海外去么？），有的只是為滿足私欲建構自己自由掠奪和幫助國外敵對勢力自由掠奪的制度秩序的興趣，因為，在當前中國尚未建立起有效節制“精英”的制度機制和民眾制約“精英”的制度機制之前，“精英”和國外反華勢力相互勾結，人民群眾一旦起來反抗他們的賣國行動、危及到他們生存處境時，他們就會輕易的投到他們主子的懷抱。當然，主流“精英”一方面從反民族主義、反國家主義等等尋求突破口，以求達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的目的，另一方面，他們也打了最后一張王牌：國外可以控股中國金融。進，可以挾持中央決策，退，可以由美國人出面，壓迫中國出讓金融主權，進而迫使中央在政治上徹底實現政治改變，也既“精英”們所謂的民主政治，但“精英”們所謂的民主政治，絕對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因為，西方的民主政治尚有平等的表面口號，而“精英”的民主政治則是建立在封建等級制之上的資本自由掠奪式的民主政治，說穿了，就是以封建等級制為體，以資本自由掠奪為用，以資本權重為支撐點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說，是一種既剝奪民眾經濟權利，又剝奪民眾政治權利的“精英”封建專制。

從中國的這一實際情況出發，我以為，中國民間智庫要以平民視角為自己的視角，以中華民族精神為主體，以平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為價值標準，為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提供思想動力。但是，主流“精英”認為，由于中國的政策性轉變，中國正在喪失發展的制度性和政策性基礎，特別是某些制度，限制了資本的自由，其實，如果一個經濟學者有一點良知的話，就不難發現，除中國之外，世界上的任何國家，資本只有在規制下為社會創造財富的自由，沒有掠奪國家和民眾財富的自由，但是在中國，在主流“精英”的策劃下，資本只有掠奪國家和民眾財富的自由，沒有一點社會責任。近期，溫家寶總理說，企業家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我以為，正是由于“精英”們的不道德策劃，有了企業家的不道德，才有了溫總的呼喚。

從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說，官府的自由掠奪或資本的自由掠奪，自古以來就是社會的動亂之源，災禍之根，因此，以平民的視角建構平等的制度秩序、平等的價值秩序和平等的資本秩序，不僅僅是中國，也是世界各國動態穩定、有序發展的根本，是國家命運的本源。

主流“精英”只有制造國家災難的能力，沒有為國家動態穩定發展提供智慧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民間智庫有了一個長足發展的契機。

三、以數據庫為基礎，通過系統對比分析，以戰略哲學和具體方案相結合，為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提供最有效的思想和方法

但是，以戰略哲學的高度，為國家發展提供思想動力并非是一件易事，因為，一方面民間智庫存在人才缺少和信息資源缺少足夠的渠道，另一方面，民間智庫還要應對來自賣國勢力的挑戰，再一方面則是，民間智慧缺少有效的組織和上達渠道，這是不利的方面。有利的方面則是，民間智庫的人員組成，既有來自高層，且具有平民感情、平民思想、平民視角的專家學者，也有來自社會底層、對中國社會有著通透體驗和理解、對國際發展趨勢有深刻把握能力、被“精英”排擠甚至試圖封殺的民間智慧。當然，由于民間智慧缺少信息來源渠道，缺少數據支持，他們也只能從理論上提供一個可以操作的理論模板。因而可以這樣說，以數據庫為基礎，通過系統對比分析，以戰略哲學和具體方案相結合，為中國政治經濟發展提供最有效的思想和方法，就是中國民間智庫必須具備的思想能力。如果不具備這種思想能力，在“精英”霸權的夾擊下，民間智庫是沒有生存的出路的。因為，智庫的出路說到底是為社會提供發展的思想動力。

四、民間智庫也要在能源戰略和國際制衡戰略上有所作為

國內政治經濟發展戰略固然是民間智庫的首要任務，但在努力做好這一研究的同時，也要盯緊國際制衡戰略和能源戰略。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把握、布局國際制衡戰略的能力，就不可能有效控制國際資源空間，因此，國際制衡戰略，既是維護國家安全的一種戰略，更是為國家發展提供發展能力儲備的戰略，而所謂國家發展能力儲備，一是思想儲備，二是知識儲備，但知識不等于發展能力，所以，必須做好由知識到能力的轉換，形成真正有用的人才機制，三是資源儲備，綜合起來就是國家發展能力。國際制衡能力，既是一種軍事實力，但又不完全是，因為，以弱制強，找準整個世界的戰略制衡穴位，撬動起國際制衡格局的形成才是一種大智慧。因為只有這樣，中國這個被　張宏良　先生稱之為肥而不強的國家，才能在掌握主動權的同時掌握國際局勢控制權。

五、搶占世界道德的制高點

世界道德的制高點，其實就是個國際話語權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主流“精英”已經使中國失去了國際上的話語能力，直到藏獨勢力的胡鬧，民間話語的興起，才在國際上奪取了中國的話語權。表面上看，國際話語能力是個人權與民主的問題，但其實不是，實質上是個道德制高點的戰略占領問題。中國在國際失去話語權，一方面源于“精英”專制造成的負面形象，另一方面也源于“精英”理論上的抹黑，再一個就是民間話語權在國內的喪失。“精英”一方面制造“精英”專制的理論根據，占居專制特權的高端，另一方面，卻又為敵對勢力提供攻擊中國的理論根據，借以證明經濟發展的正確，為實施“精英”的政治圖謀提供證據。于此同時，“精英”與國外反華勢力相互配合，推動黨權在中國的消失。因此，民間智庫一方面要揭露“精英”們的政治圖謀，另一方面也要揭露內、外勾結，肢解中國的政治圖謀，于此同時，還要為中國提供人民民主的制度程序機制建議，推動民眾反對“精英”賣國的群眾運動的興起，并組織高效的民主理論文章，讓世界人民了解、支持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人權與民主事業的良性發展，扭轉中國在國際上總是當被告的不利局面。

回顧一下，我們可以清楚的發現，西方欲借藏獨鬧劇攻擊中國之所以被挫敗的主要原因，客觀的說，當時官方只有招架之力，沒有還手之功，但民眾的聲音一下子就把西方反華勢力反華叫嘯打敗了。這一事實證明，西方媒體的游戲規則，是建立在法律規范譽論導向，政府利用政策和經濟手段掌控譽論方向的媒體管理方法，也就是說，所謂的言論自由，是政府經濟支持導向下，調動起來民間傾向的言論自由。但是，中國不僅沒有調動民眾表達，相反還大加管制，“精英”們在理論上一探討，又成了反華勢力攻擊中國的事實和理論根據。破解這個怪圈的唯一途徑，就是研究西方的媒體規則，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當然，最好的方法是以法制法，以民制民，并制定言論自由法，也就是說，給人民群眾捍衛國家和民眾利益充分的表達權，同時也要給賣國言論和不德言論拴上籠頭。

現在的事實是，賣國言論在各大媒體上大行其道，愛國言論在賣國者主導下，卻成了各個媒體圍攻堵截的對象。造成這種結果的主要原因，就是民眾沒有表達權，國家也沒有言論自由規則，賣國者擁有隨意給民眾定罪權造成的。在言論自由規則中，一方面要給予民眾充分的表達權，另一方面，對于賣國言論，也要制定民眾集體訴訟的專項規則，防止賣國者的賣國言論四處流行。

在這方面，由于民間智庫的民眾角色，在國際上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用武之地。

結束語

在本文結束之際，我讀了　張宏良　先生痛斥賤賣中國銀行的文章，實實在在的痛快淋漓，但有一點我　和張　先生的觀點不同，說出來供先生批判。我以為，出賣中國金融主權的目的，是“精英”有目標、有步驟奪取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攻堅戰，是“精英”奪權、建構資本自由掠奪、等級森嚴的封建專制制度的最后一搏，如果這一搏成功，“精英”們徹底清算共產黨的日子就不遠了，而中國人民的更大災難也迫近了，美國肢解中國的圖謀同時也達到了。

民間智庫，請救救中國！

　2008年7月25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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