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主義、修正主義和文化大革命

題目很大，且理論性很強，作為非專業出身的我，要做這樣大的文章，實在不自量力。但自改革開放以來，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繼赫魯曉夫主義的第二次狂潮以后，在我國卻一次又一次地泛濫成災，特別是近來以“普世價值”為命題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又捲狂瀾。出于階級本能的反應，我不得不從我國社會現實的表層，就題目做一點粗糙的文章。

一．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由來、內涵與本質

人道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成于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自然科學的發現與發展，為自然主義的倫理學提供了批判基督教神創論的科學依據，由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轉向自然造人的自然主義人性論。同時，自然科學也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催生了一批啟蒙思想家，論證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合理性，只有民主主義才能將自然主義的人性從封建專制的桎枯下解放出來。于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在批判基督教神創論和反對封建專制制度的斗爭中誕生了，并逐漸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中的主流思想。它以自然主義的人性論，將自由、民主、平等這些社會政治領域里的 訴求也納入人道主義的倫理范圍。同時，又接過基督教以愛為紐帶的道德律變成資產階級的博愛口號。這樣，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不僅包含了民主主義的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還包含了基督教中以愛為紐帶的道德律。實際上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是基督教《圣經》的延伸與發展，它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與口號充實到彼岸的“上帝天國”，再搬回到現世的人間，這對有著雄厚基督教文化的歐洲人來說，是最具有誘惑力的。再加上“資本”的隱性勞動剩余價值剝削代替了顯形的封建地租剝削，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近乎是人道主義的意識形態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達到“完美”的結合，這就使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在廣大勞動者群眾中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當代又有人將政治色彩極濃的人權主義也納入了資產階級的人道主義范疇，這樣，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就成了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萬寶囊”。它總是掩護著導彈、隱形飛機等殺人武器飛向對手。

 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是歷史的范疇。它在資本主義形成的初期也起過進步的革命作用，例如從自然主義出發提倡人性的解放，論證人的自然屬性來源，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批判封建專制制度等等。當資產階級成為統治階級，對社會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時候，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首先，在資本的統治下人性發生了異化，資本不再是由人共同創造、共同分享的財富，而成為人的異己的統治力量。資本的所有者被異化成可以量化的金錢符號，成了物化的人性；勞動者被異化成勞動工具的附屬品，在資本的統治下，已無人性可言，還有什么人道主義？因此，資本主義的人道主義只能是以虛幻的人性為前提，其本質就是以虛幻欺騙人性。當勞動者階級從虛幻的欺騙中醒來進行反抗時，資本就會調動資產階級的專政工具，對反抗者進行鎮壓。資本將人性異化成虛幻，虛無人性的資產階級專政就成了吃人的野獸！野獸在吃人時，還要編造一個理由，勞動者的反抗行動是暴力，是反人道主義的。請看！那個根本不是人的“資本”，當它吞下最后一口血淋淋的人肉時，還在摸著嘴角上的血跡說：“我吃你們，完全是為了捍衛人道主義！”

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修正主義和文化大革命

貪生怕死，多吃少做，這是人和動物共有的本性。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以倫理的形式與人的生物本性相契合，造成超越自我的人性的后天缺失，這就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另一個功能。但它得到了人的基本需要強有力的支持，從這個意義上講，人人都有同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產生共鳴的生理基礎，由人組成的共產黨也不例外。于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在共產黨內也很有市場，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潮泛濫有以下幾次：

第一次，是馬克斯.韋伯的學生盧卡奇開啟了西方馬克思主義就是人道主義。

盧卡奇不是某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當權派，不能讓國家的執政黨成為修正主義黨，對無產階級實行資產階級專政。但這一思潮卻影響了西方許多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學者，形成影響深遠的“法蘭克福學派”，把資產階級的社會進化論，改頭換面演繹論證成人類社會歷史就是人的本質的異化和異化揚棄的歷史，嚴重閹割了馬克思主義關于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本質，抽象地認為馬克思主義就是人道主義。這股反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思潮，至今還在影響著優良人性的缺失。

第二次，是蘇聯共產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赫魯曉夫。

赫魯曉夫為了全面反對和否定斯大林，他利用手中竊取的最高權力，全面修正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高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大旗，提出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利益的口號。這些口號正好可以與人的基本生物需求相契合，加上蘇聯宣傳機器全力相配合，一時間，在蘇聯掀起了一股強大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潮，并將這股思潮全面引入了政治領域，把執政的蘇聯共產黨漸變成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資產階級政黨，把代表勞動人民利益的無產階級專政變成資產階級專政。

赫魯曉夫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為口號的修正主義思潮，不僅左右著蘇共的政策走向，也嚴重地影響著國際共運中的許多革命黨人，在中國黨內也有積極的響應者。這就迫使掌握大局的毛澤東，不得不用馬克思主義的共產主義理想結合中國傳統倫理之精華，對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進行了有目標、有節制地批判與抵制。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于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在同一篇著作中又指出：“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自由主義的來源在于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性，以個人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利益放在第二位…….”。（《反對自由主義》）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更明確地闡明了“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成份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于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著一條小資產階級的尾巴進黨來。”毛澤東所說的“尾巴”就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尾巴”，它是滋生和吸收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土壤，在進城前夕，毛澤東再一次警告全黨要“防止敵人用糖衣裹著的炮彈”。

解放初就批判了電影《武訓傳》中的人道主義成份，1957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修正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者抹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區別，抹殺無產階級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的區別。他們所主張的，在實際上并不是社會主義路線，而是資本主義路線……..我們現在思想戰線上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要開展對修正主義的批判。”

到了六十年代初，以毛澤東主席為核心的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共產黨與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路線展開了公開論戰，其焦點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圍繞這一主題，中國共產黨以擺事實、講道理的馬列主義態度，連續發表了九篇批判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修正主義文章。在這九篇評論文章中，系統地批判了赫魯曉夫的“全民黨”，“全民國家”，“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利益”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和口號。與此同時，中國的馬列主義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全民性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由于當時在中國并沒有出現全國性的資本主義復辟，所以，對中國大多數人來說，什么是資本主義并無感性認識。同樣，對什么是社會主義也無對比性的深刻理解。但在這場重新教育人的運動中，普及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常識。同時，全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風氣已初步形成，特別是通過學習無產階級戰士雷鋒的事跡，在全國青年中學習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已蔚然成風。這不僅有力地抵制和批判了前赫魯曉夫主義提倡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而且也極大地提高了人們的共產主義道德風尚。如果說對前赫魯曉夫主義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序曲，那么，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6年5月16日《通知》為標志的文化大革命，已正式拉開了大幕。

文化大革命是一柄既反前赫魯曉夫主義，又批后赫魯曉夫主義的雙刃劍。通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毛澤東認定在中國共產黨內出現了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所以，在5月16日的《通知》中明確指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份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同時也認定，如果這一批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得不到認真地清除，他們就一定會使中國馬列主義的黨變為修正主義的黨，一定會把中國拖入資產階級專政的后赫魯曉夫主義時代。如何清除黨內的資產階級？毛澤東認為再沿用過去的斗爭形式不能解決問題，下決心發動文化大革命。讓億萬群眾拿起馬列主義的理論武器，通過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民主形式，徹底揭露“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再通過系統的理論批判，使億萬群眾不僅對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黨權派有一個感性認識，而且可以進一步提高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理論水平，使全國人民頭腦中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也在斗爭中得到革命的改造。從而達到既反前赫魯曉夫主義，又防后赫魯曉夫主義的雙重目的。

后赫魯曉夫主義與文化大革命遺產。顧名思意，后赫魯曉夫主義是對前赫魯曉夫主義的繼承與發展，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修正主義。它在輿論準備與方法上與前赫魯曉夫主義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前者利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否定階級、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丑化斯大林，搞非斯大林化運動。后者完全秉承前者的衣缽，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丑化毛澤東，大搞非毛運動。但后赫魯曉夫主義比前赫魯曉夫主義搞復辟資本主義的實際步驟更大膽、更堅決。后赫魯曉夫主義用三個階段就走了前赫魯曉夫主義想走而不敢走的資本主義道路。但后赫魯曉夫主義沒有葉利欽走的那么遠，因為它每走一步都會遇到文化大革命遺產的強烈抵制和反抗，這種反抗越來越激烈。

后赫魯曉夫主義的第一個階段，是大造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輿論，掀起否定文革、否定毛澤東的非毛化運動，為修正主義登臺作好思想準備。毛澤東主席的逝世宣告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結束，億萬人民還在回味文化大革命得與失的時候，第三次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潮在中國大地上席捲而來。在真理標準大討論的掩護下，以資產階級的人性論和人道主義的倫理觀，向文化大革命進行了全面的反攻倒算，對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出現的局部的、暫時的缺點和錯誤進行無限夸大，把局部的擴大成全面，把暫時的擴大成長遠，把個別的擴大成一般，利用各類文學形式大量傳播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和封建腐朽的倫理觀，有的甚至不惜采用污蔑造謠之能事，對文化大革命、對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積極參與者進行丑化、妖魔化。把超越現實人性的共產主義思想教育運動說成是“毀滅人性”的運動。如果用階級論的觀點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確以“公而忘私”的倫理觀，狠狠地批判了“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倫理觀，對個別的極端分子進行過必要的幫助或斗爭，這是歷史的事實。難道有什么不對嗎？這不是社會對個體人性的完善過程嗎？沒有社會人的相互作用，一個人可以獨自實現自我完善嗎？即便是用內省式的回答“我是誰”，也是以客體為參照系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慣用的伎倆就是顛倒黑白。

就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還沒有唱罷的時候，另一套歪理邪說就一個接一個地粉墨登場了。什么“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什么“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什么“發展才是硬道理”，什么“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等等。這些論調的本質就是，“實用即價值”的絕對實用主義哲學和“達到目的即正確”的強盜邏輯。但有人卻把這些無邊際、無使用條件的只言片語作為“命題”，從哲學的層面上論證它具有普遍的真理性。

就是這些看似簡單的只言片語，它迎合了人的原始欲求，刺激了人的貪婪欲望，很快就使相當一部份人的人性從超越狀態還原到進化的初始狀態，優良的共產主義倫理文化蛻變成吃、喝、性的還原文化。

由于人性的蛻變，在短短的十年內，中國出現了“信仰危機”、“信用危機”、“倫理道德危機”，致使官府腐敗，貪官橫行，官商勾結，魚肉百姓。改革開放初期的成果很快流入“宦官”和“外戚”的腰包。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泛濫的政治后果是，階級矛盾加深，社會矛盾激化，導致1987年的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這場運動使其支持者胡耀邦下了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泛濫并沒有到此為止，反而變本加厲地泛濫起來，1989年的春夏之交掀起了更大規模的民主化運動。這次運動的矛頭不再是指向毛澤東及他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而是直接指向后赫魯曉夫主義的當權派，指向共產黨，指向具有修正主義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等于縱虎者反被虎咬，搬石頭者反而砸了自己的腳。后赫魯曉夫主義的當權派下決心用鐵甲車將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壓下去，以保全自己。這樣，“六四”天安門事件既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泛濫的高潮，也是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暫時歸于沉寂的挽歌。在這次所謂“六四”民運中，趙紫陽成了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泛濫的第二個“買單者”。至止以后，當權派再也不愿意公開用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作為欺騙性統治工具。

有人說，沒有精神信仰的民族，是已經死亡了的民族。中華民族不會沒有精神信仰，盡管共產主義信仰被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邊緣了，但它依然在拜物教的上空發光。就在“六四”民主化運動以后不久，受過文化大革命洗禮的勞動群眾、忠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共產黨人、有良知的理論工作者，再也不能沉默了。他們以紀念毛澤東誕生一百周年為契機，向以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為先聲的修正主義思潮發起了反擊，使后赫魯曉夫主義的當權派不能像戈爾巴喬夫那樣暢通無阻地出賣蘇聯勞動人民。

第二階段，在加快社會主義所有制改革的同時，也加快了私有化的步伐。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新興資產階級已開始形成，執政的黨加速腐敗，黑勢力在官府的默認或支持下，進一步猖獗，數千萬下崗失業的工人無依無靠，農民被嚴重邊緣化，人性意識進入荒漠之洲，兩極分化進一步加大，社會矛盾和階級矛盾也進一步加劇。后赫魯曉夫主義者卻認為，人民的物質生活不管是“聞腥”還是“喝湯”，都有一定的改善。利用公共設施大幅改善和“形象工程”的表面繁榮，拋出一道“太平盛世”的彩虹，讓受剝削和受壓迫的工農大眾，可視而不可及，人民在實際生活中得到的恰恰是新“三座大山”。這時，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中的“自由”成了新興資產階級壓迫和剝削工農大眾的自由；“平等”成了權錢交易的平等；“博愛”變成人對物的崇拜。

作為一個大國的統治者，他不能不倡導主流的政治思想、倫理文化和道德規范，以緩和或掩蓋階級矛盾。

為了掩蓋日益尖銳的階級矛盾，中國的當權者沒有祭起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旗號，因為資產階級人道主義這只大老虎，曾經咬過縱虎人，只好從中國制造的倫理“寶典”中找出“以德治國”。“以德治國”論，我沒有拜讀過，無法論其長短，但實踐證明無效。因為中國經歷了“五四”運動，孔孟之道在中國沒有太多的市場，再者，孔孟之道只能適用封建社會的所有制階級關系，不適應具有修正主義特色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怎么辦？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不能提，反映封建關系的“以德治國”沒有用，只好再求毛澤東。把毛澤東有關建黨和文化意識形態領域里的論述，重新編排一下，變成“三個代表”。其實用毛澤東的一句話就能概括，那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因為“三個代表”的創作者明知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變戲法，所以，生怕自己死后走毛澤東被妖魔化的老路，一定要把“三個代表”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似乎這樣，就可以成為世襲的“鐵帽子王”。

第三個階段，中國的經濟經過短暫的原始積累后，進入了以壟斷權力為工具的迅速擴張期。在短短的十數年內，走完了自由資本擴張百余年要走的路程。這其中最大的推動力量就是“達到目的即正確”的強盜邏輯權力化，這一進程的擴張，讓中國人民付出了難以估量的代價。資源逐漸枯竭，生態環境嚴重惡化（空氣和水源嚴重污染）人們以血汗和死亡換來的所謂“發展成果”，勞動者并沒有公平的享受這些成果，所要付出的成本卻人人有份，勞動者分攤的成本更多。這些“成果”流進了利益集團的腰包，流進了外國資本家的錢袋。這時的中國出現了資本主義世界少有的現象：在快速的發展中，并沒有出現“水漲船高”的分配結果，相反，經濟發展得越快，勞動者階級貧窮化也越快，利益集團、外國資本富得更快。正是這一修正主義的“中國特色”，使社會階級矛盾日益表面化，再加上心理上的貧富落差，反抗性的群體事件逐年攀升。面對這快速發展的“厚厚帳單”，后赫魯曉夫主義又到前赫魯曉夫主義那里去尋找靈丹妙藥，結果把“一切為了人”，“一切為了人的利益”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再版成“人本主義”。只要有了這件法寶，好像階級矛盾就自然消失了，人與人之間就可以“和諧”了，在“人本”、“和諧”等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意識形態的倡導下，中國又出現了第四次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洪峰，提出了資產階級的所謂“普世價值”論。什么“自由”符合人的本性具有“普世價值”，“博愛”具有“普世價值”，“人權”具有“普世價值”等等，不一而足。以后會不會有人提出妓女的青春能滿足人的獸欲也具有“普世價值”？這也未可知。

就在有人大唱“人本主義”的同時，共產黨內也傳出了另一種聲音，那就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是正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大道。“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的話，是一句最能體現共產黨黨性的話，是一句最能體現無產階級專政性質的話，是毛澤東心里的話，是毛澤東革命目的話，是人民最愛聽的話，是共產黨和人民心連心的話。

不過，在毛澤東思想的詞典里，“人民”是個歷史的范疇，是隨著歷史的變化而變動的，只有在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里，“人民”才會是所有的社會人。只要在階級社會里，“人民”就不包括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共產黨內的官僚主義者階級和個別反動分子。但是，只要他們能通過社會實踐改造成勞動階級，就是人民的一部份。同樣，人民群體中的人，也會蛻變為人民的敵人。所以，毛澤東心里的人民，就是那些正在從事著有益于社會勞動實踐的人，這和“人本主義”中的“人本”有著本質的區別。這種虛偽的“人本主義”正在受到文化革命遺產的堅決抵制和批判，其聲勢遠遠超過對第三次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批判，其形式就是網絡民主代替了文化大革命的“四大”。

這次以“普世價值”為命題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大泛濫，會產生怎樣的社會后果？似乎很難預料。但第三次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泛濫的代價是“前車之師”，應該成為第四次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泛濫的“后車之鑒”。誰為這次泛濫的惡果“買單”？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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