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自由主義的緣起與困境
作者：冼巖 

     自由主義是17世紀以來在歐美逐漸形成的智識傳統，由于它契合于現代性文明的某些特征，在當代成為最強大的政治運動。自由主義沒有嚴密的思想體系與統一的核心觀念，它只是在價值趨向上具有一些共同特征，從而使它與其它思想流派區別開來，構成松散的思想族系。自由主義的基本特征是個人主義立場，即個人需要在道德上優先于各種“大義名份”的集體需要。約翰.格雷將自由主義的共同特征歸納為個人主義、平等主義、普遍主義與社會向善論，這雖然只是一家之言，但比之各種試圖為自由主義匡定核心價值的努力，顯然更具解釋力。

     自由主義本身呈現為多種形式，不同的自由主義相互之間還可能嚴重沖突。自由主義當然崇尚自由，在當代，“自由、民主、人權”亦成為自由主義共尊的理念。但是，自由、民主、人權的具體內涵，以及它們在思想體系中應居何種地位，不同的自由主義對此有不同解釋，從而衍生出自由主義政治體制的不同版本。正是在這種歧義上，自由主義形成了分別以英國、法國、德國、美國為代表的幾大源流，它們實際上是分別從不同的具體情境（國情、時代等具體約束條件）出發，對自由主義理念進行“各自表述”、從而構筑出不同的政治藍圖。每種自由主義背后，都帶有所在地歷史與現實的深刻烙印，帶有鮮明的時代特征。

     由此可見，自由主義不是僵硬的、已經完成的思想體系，它不變的只是簡單的膚色特征；它需要與具體情況、具體條件相結合，才能生成血肉內容。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中國雖然有不少人自稱自由主義者，這樣的工作在中國卻尚未開始，更遑論成形。自由主義在中國至今還只是從天而降的怪物，本文試圖分析此一現象的成因。

     一，中國式自由主義的成因

    中國的自由主義迄今不成氣候，對此中國自由主義者本身也供認不諱，他們總抱怨“國內無大師”，沒有人提到“中國自由主義”這一名稱。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只是英美法德的學徒，他們沒有形成自己的內容。中國的自由主義尚處于引進與熟悉階段，由于種種原因，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在引進、講述外來自由主義時，帶有明顯的選擇性與傾向性，構成了本文所稱的“中國式自由主義”。換言之，中國式自由主義并沒有自己獨到的內容，有的只是自己獨特的傾向性。

     以下四大原因構成了中國式自由主義的傾向性特征
 
    1，當1970年代末中國從思想禁錮中走出、睜眼看世界時，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已發展到相當成熟的高度，主要依據這種理論指導的西方政治實踐也取得了令中國人嘆為觀止的成就。面對聞所未聞的理論、天壤之別的現實，中國人普遍對西方頂禮膜拜猶恐不及，當然不可能還具備審視、辨析、甚至批判的眼光。

     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失靈，使中國淪為思想理論的荒漠廢墟。面對西方建構精美的高樓大廈，引進、拿來成為條件反射的自然行為。不獨對自由主義如此，對其它西方現代性理論也如此。1970年代以來引進的西方理論，都是以原裝形式在中國空降著陸、并且駐扎下來。雖然自由主義在西方千支百流、各擅勝長，但這些內部差異相對于自由主義與中國官方正統意識形態的差異而言微不足道。在當時的中國人眼中，西方自由主義是一個核心觀念明確的嚴整體系。直到1990年代，朱學勤才梳理出英法自由主義與歐陸自由主義的分野，并且將英美傳統視為中國可以模仿的樣本。

     在這種饑不擇食心態下，在與西方巨大的資源對比與精神落差面前，沒有一個中國的自由主義學徒還能內生出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現實條件出發，重新闡釋自由主義理念、建構中國自由主義體系的膽魄與勇氣。秦暉是一個異數，他一系列面對“中國問題”的實證研究為他在自由主義陣營贏得了迄今已是獨一無二的聲譽。但是，他的創新只是細枝末節方面的，只是為西方原裝理論在中國的軟著陸盡可能作一些細節鋪墊。他只能從西方原裝理論出發來詮釋“中國問題”，而不能依據中國的實際情況與現實條件來更新自由主義理念；所以，從他的理念生出的現實問題解釋方案與政治主張，往往只是削足適履。 進入新世紀，隨著保守主義在中國浮出水面，有些新一代的自由主義者開始注目于尋找自由主義的本土資源，自由主義的一支與文化保守主義頗有靠攏跡象。但是，自由主義的關注傳統，在中國完全是一種畫蛇添足的東施效顰。自由主義能夠從英國傳統中孵出，是因為當時英國的自由主義思想家此前并沒有形成明確的自由主義理念，他們的理念確確實實來自傳統、來自所謂諾曼征服以前“自由憲政”的傳說，是從傳統文化中吸取養料脫胎而出的。而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早已具有堅硬的理念與政治信仰，這些“主義者”并不打算依據傳統來修正他們固有的價值理念及政治主張，他們只準備用固有的價值理念與政治主張詮釋傳統，為自由主義的本土生命力尋找一種說服力--用現代性來詮釋傳統，這與其說是詮釋，不如說是曲解。

     吳思是迄今為止自由主義陣營內最具創造力的思想家，但吳思似乎也不敢直面自由主義核心理念的再創造，而是劍走偏鋒，從中國國情出發開辟出西方自由主義理論迄今尚未涉足的理論處女地。當然，凡事總有例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中真正的另類是王力雄。王力雄的立場無疑是自由主義的，但他更多從實際情況而不是從西方理念出發思考中國問題。因此，在王力雄的表述中，自由主義理念已具有與西方正統頗不一樣的內容，他更提出“遞進民主”這一全新政治主張。雖然“遞進民主”在可行性與有效性方面尚須更多證明，但這種扎根于現實的首創精神與中國自由主義主流的留聲機、翻譯器工作程式不可同日而語。正因為如此，王力雄在自由主義陣營中一直被視為異端，曲高和寡，形影相吊。

     2，相對于思想理論，政治革新是中國人更迫切的需要。面對西方高度發達的現代文明，中國人最直接的反應是快快向其靠攏。作為西方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甫到中國就承載了指導中國學習、趕超西方的重任。雖然官方將這種學習主要限定在經濟范圍，但民間一開始就重點注目于政治。

     社會進步的關鍵在于政治制度，這種意識的形成是由自由主義主要是一種現代性政治理論、自由主義價值的實現需要依托一定的政治制度決定的。由于歷史的機緣湊合，自由主義在中國不擔承載了變革政治制度的使命，而且背負了八九情結。向西方學習的前提是否定中國傳統、變革政治制度的前提是批判現行體制，因此，自由主義在中國選取了一種對傳統與現實近乎虛無主義的徹底否定立場。所謂“自由主義啟蒙”的全部內容可以歸結為兩點：A，引介西方原裝理論；B，批判中國現實。正是在這種強烈的現實政治需要導向下，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從西方自由主義的大雜燴中選取了對中國現行體制批判最嚴厲、火力最猛烈的極端部分（例如曾經風靡一時的哈耶克），作為指定給中國人進補的養分；另一方面，既然批判現實成了“政治正確”，對現狀與現實的理解就被視同“為現行體制辯護”，成了中國式自由主義的道德禁忌，沒有人敢于觸及。

     其實，在西方自由主義主流中，康德時代的德國與當下中國國情最相接近，德國自由主義也最多可供中國借鑒之處。可惜，雖然中國有不少自由主義者言必稱康德，但沒有人能真正讀懂康德，尤其是不能理解他對當時德國政治現狀的評價以及從這種評判出發的對自由主義理念的獨到闡釋。

     選擇對中國現行體制最具殺傷力的西方原裝理論，然后將其打包直接空運至中國，以之“啟蒙”國民，幻想著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這就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主要工作。這樣一種思維定式，必然阻埂對現實的探尋，更遑論從現實情境出發孵生中國自由主義理論。因此，在中國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往往就意味著現實洞察力的萎靡與思想創造力的萎縮。這與個人素質無關，而是由于精神與物質的負載過重。當影子過于龐大時，就會遮蔽真實；當負載過于沉重時，行者就無暇再顧及腳下的路況。

     3，這樣一種從批判現實的需要出發、直接復制西方原裝的自由主義理論，必然與中國的具體情況難以對接、難以直面具體問題，必然表現為嚴重的不適應癥。這種不適應癥，在自由主義一統江湖的1980年代還不顯著，但隨著1990年代新左派、保守主義浮出水面，中國式自由主義的局限性就日益凸顯。在某種意義上，正是由于中國式自由主義的種種局限性與不適應、正是由于它明顯解釋不了中國改革以來的種種社會現實及變化，才催生出新左派、保守主義等新的思想流派。

     中國式自由主義的局限性與不適應癥肯定會成為其思想對手新左派與保守主義的攻擊軟肋，對此，前者的反應一是掩飾，二是反擊，因為除此之外它別無良策。它既不能放棄“主義”，又沒有能力與魄力更新理念。無論是掩飾還是反擊，都注定使中國式自由主義越來越教條化、越來越脫離現實、越來越走向極端，其結果是軟肋越來越軟，中國式自由主義在解釋力、說服力、自洽性方面的困難越來越多。2003年秦暉、汪暉、溫鐵軍三人的“杭州峰會”，深刻揭示了中國式自由主義的這一衰勢與困境。 在杭州對話中，當下自由主義的皎皎者秦暉在面對對手立足于現實問題的追問時，不能再保持自說自話的從容，不得不節節敗退。從認可而不是反對中國1950年代放棄新民主主義、以國家資本主義方式加快工業積累的效率；到在體制目標上放棄以西方作為參照，承認“我想我們所指的也不是西方制度，（而是）相對缺點比較小、比較少的一種制度”；直至最后宣布自由主義方案在面對中國難題時也無濟于事，“從邏輯角度出發，不管從漢族內部還是從民族關系分析都會得出一個天下必將大亂的結論”的悲觀論斷，中國式自由主義脫離現實，在面對現實問題與對手追問時的窘迫顯露無疑。

     正是在這種無法面對現實、無力面對對手的困境下，中國式自由主義越來越走向封閉自守、走向極端僵化。杭州對話時，一些自由主義者即責怪秦暉不應該進行這種“沒有意義”的對話，主張自由主義應該關起門來自說自話，這樣起碼可以保證自圓其說。當下，這種主張更被提升到一種規模化趨勢，追求理念“純正”的自由主義基要派應運而生，它既囊括了當下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流，也是中國式自由主義進一步脫離現實、進一步極端僵化的表現。

     4，自由主義不僅僅是一種思想理論，更是一種政治運動和政治主張。在中國的具體情境下，大多數自由主義者關心政治更甚于理論，越是觀念堅定者越是如此。從現實政治的視角出發，中國式自由主義與已經坦言不準備照搬西方體制的現行秩序存在先天相斥。當對于現行秩序的“和平演變”甚至自行“崩潰”的預言一再落空、自由主義者所期待的“自發演進”遙遙無期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紛紛將視線投向西方，投向被他們視為自由主義政治樣板的美國，期待美國這一最積極擴展自由秩序、同時也是當今唯一超級大國的國際強權能夠給他們帶來自由希望。

     因此，親美、支持美國的新干涉主義是中國式自由主義自1980年代以來的傳統；八九后這一期待更增加了迫切、增添了份量。2003年美國撇開聯合國單方面發動伊拉克戰爭，更使一些人看到自由秩序全球擴展的希望。與他們在國內強調的“自由至上、民主先行、人權優先”不同，他們在國際上支持單極格局，極力慫恿中國融入主流國際社會、服從美國單邊主導的世界新秩序；他們支持美國為了擴展自由秩序而發動戰爭，不惜為此犧牲大量無辜生命，不惜站在中國國家利益的對立面。 親美、寄希望于國際（美國）干預，是中國式自由主義繼照搬西方、脫離現實、自我極端化之外的第四大成因與特征。

     二，中國式自由主義的困境

    中國式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在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前期一統江湖，并作為民間主流意識形態至今擁有巨大影響力，是因為它對現行秩序所持的強烈批判態度迎合了現實社會中失意者的心理需要。后者主要包括這樣幾個成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遭受迫害，對現行體制懷有仇恨的徹底否定者；自鄧小平改革以來相對利益受損者，如下崗職工、失地農民；對人生滿懷理想，注定要不斷碰壁的青年學生。正是由于這些人的支持，中國式自由主義才能夠在脫離現實的極端化道路上撐到今天，否則它早已不得不改弦易轍。這種社會支持對于作為政治運動的自由主義來說，是幸運的；但對于作為思想學術的自由主義來說，則是不幸，它使中國式自由主義長期被禁錮在僵化教條中，遠離了活水源頭。 這種自由主義的前景命運與中國乃至世界的政治走勢息息相關，具體說來趨勢如下：

     1，如果中國目前這種政治穩定下的漸進可以持續，那么自由主義脫離現實的弊端將日益明顯。當社會主義理論一再預言資本主義是垂死的而資本主義始終垂而不死、甚至越來越興旺時，社會主義理論就喪失了說服力。中國式自由主義也如此，當中國在它所極力批判的權威政體下持續進步時，自由主義的自圓其說就越來越艱難。1990年代中后期新左派與保守主義的興起直至與自由主義形成三江分流格局，在很大程度應歸功于持續二十多年的“中國模式”在國內外“中國崩潰”聲中的發展進步。 如果中國情況惡化，發展與穩定不能持續，社會面臨或已發生重大危機，那么對現行體制持最徹底否定態度的自由主義將受到最大歡迎，成為最具民眾動員力與社會整合力的理論資源，不管它所提供的藥方是否對癥適用。今天很多人對自由主義立場的堅持，正是出于對中國前景的這樣一種預期。換言之，中國式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禍福前途，恰恰與中國社會的禍福前景背道而馳。

    2，如果中美關系趨于緩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接觸多于遏制，那么一方面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態度會普遍趨于緩和甚至友好，另一方面國內自由主義對政府的態度也會趨于緩和，他們至少會對政府的外交政策比較滿意，而政府也會對自由主義更少敵意與警惕。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在國內既能獲得較大擴展空間，在民間的支持率也會上升。

    如果中美交惡，美國加大對中國的遏制與干涉，將激發中國人民對美國的普遍敵意與不滿。美國的干涉正是一些中國式自由主義者期盼的，此時他們會加大親美、挺美力度，不惜與普遍民意即他們口中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為敵，不惜同時站在中國政府與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對立面。在這種情況下，自由主義在中國的生存空間與公信力都將降到冰點，其前途只能完全寄希望于美國的成功干涉甚至是“解放”。

     3，作為政治運動，自由主義在中國前途未卜，但它最大的困惑還在思想學術方面。中國式自由主義缺乏自己的血肉內容，它完全照搬西方的原裝理論，相對于中國的具體情境存在很多不適應；中國式自由主義從現實政治需要出發所確立的徹底否定現行體制的道德立場，又阻止它客觀地從現實土壤中吸取營養。在一種對現狀與現行體制只能批判否定、不能理解肯定的“政治正確”道德標尺下，是產生不了象康曉光那種深刻洞察現實、立足本土原創的思想家的、也完成不了從中國具體情況與實際條件出發孵生中國自由主義血肉的使命；除非它改弦易轍，孵化新的源流，另起爐灶。

     在中國式自由主義的大雜燴中也是酸甜苦辣什么味道都有，但它仍然只是西餐，仍然不合中國人的胃口。其中，有一支傾向于蘇格蘭啟蒙時期的古典自由主義側翼，這一支自由主義強調通過市場發育與法治建設達成自由主義的政治目標。這是一種相對理性的漸進主張，它暫且擱置了“自由民主”之類的政治高調。但是，這種根植于18世紀蘇格蘭的智識結構同樣應對不了21世紀的中國問題。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由于放棄了激動人心的口號及其精英化特征，它不可能贏得民眾的廣泛支持；作為一種政策建議，它將“市場自主”絕對化的原教旨主義思路又與當代經濟全球化競爭中所必須的國家干預格格不入。這種“新古典”自由主義的尷尬處境，印證了“橫移”自西方的原裝理論不能成為幾萬里外、幾百年后中國問題的政治解決方案。

    三，結語

    站在人類思想史的高度，自由主義不過是人類思想長河中的一朵浪花；從現實政治角度而言，它也不過是對應于不同具體情境的一系列政治制度中的一個片斷。自由主義確實在現代性政治中表現出某種優勢，但它在西方的成功有著復雜的歷史原因，它未必能在后現代仍然具有適應性，更不可能在所有情境下都居于優勢；自由主義政治體制的普世性從未得到過有力證明。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以及各后發展國家千差萬別的現代化進程，歷史必定演繹出新的理念、孵化出更具適應性與有效性的政治架構。就在這種大變動的時代，中國式自由主義卻強調“純正”、提倡皈依于“基要”，這適足證明自由主義在中國已開始日薄西山。

--原載《讀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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