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 經濟學的童話 （4篇）
轉自：http://www.sg.pku.edu.cn/yubin/letter/t00.htm

經濟學與算命術

　　張五常把經濟學的重點視為以假說來解釋現象或行為，并稱經濟解釋是以經濟學的角度，用上科學的方法，來解釋現象或人的行為。
　　在這里，他只說要用上科學的方法，而不說要以科學的角度。這是因為，西方經濟學的那些假說是否科學，西方經濟學家認為是絕對不能討論的，盡管他們竭力用足以否定他們的那些假說的理由去排斥那些與他們的想法不同的假說。
　　張五常之所以以為經濟學主要是對現象進行解釋，一是因為他誤以為科學只是有系統地解釋現象的學問，甚至誤以為假若推測在某一些情況下，由于某種緣故，某一種現象就會產生，那么這現象的產生就算是被解釋了。二是因為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經不起推敲。
　　例如，寒冷的溫度，由于某些緣故，會使物體的重量減少這一理論，輕易就能被事實推翻。但是，張五常認為，被事實推翻了的理論是可以挽救的，并聲稱任何科學理論，若被事實推翻，總是可以多加條件來挽救的。
　　那么，他是怎么來挽救的呢？其方法是，把物品放入冰室，再將冰室高筑至云霄，這時物體的重量果真少了。所以溫度下降導致重量下降的理論就被證實了。
　　但是，這個溫度假說只是在經濟學上被證實了，而在物理學上進而在科學上是絕對不會承認這種“證實”的。因為，物理學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會將物品在云霄中的重量與其在地面上的重量進行比較的，而是會拿物品在云霄中的冰室里的重量與其在云霄中但在冰室外的重量進行比較的。這樣比較的結果只能是溫度下降并不會導致重量下降，溫度假說被徹底證偽。
　　因此，張五常所說的經濟學連科學的一點邊也沾不上。它既沒有科學的角度，也沒有用上科學的方法。因為只有這樣，張五常所堅信的私有產權帶來經濟繁榮的假說，才有可能被“證實”。
　　張五常的如此做派，不禁令人想起算命先生的算命術。要知道，算命先生的算命術也是有一套系統的理論的，這套理論解釋起現象和人的行為來，一點也不遜于西方經濟學，而且算命術也常常在被事實推翻后，用多加條件的方法來挽救自己。
　　例如，有這樣一則關于測字先生 的故事。據說，有一個媳婦把金戒指丟了，來找測字先生算。測字先生讓她抽個字，她抽出個“酉”字。測字先生問她，戒指是什么時候丟的？她回答是，前一天下午。于是，測字先生解釋說，這個“酉”字倒下來像一個風箱，讓她到風箱道里去找，果然找到了。
　　這個媳婦走后，有個挑酒的人來測字找扁擔，也抽了個“酉”字。測字先生的徒弟根據測字先生先前的解釋，讓他到風箱道里去找。挑酒的人說，風箱道里根本放不下扁擔，這樣解釋是在胡說八道。這時，測字先生過來問他，扁擔幾時丟的？挑酒人說是當天上午。測字先生解釋說，“酉”字添三點是個‘酒’字，可“酉”字沒有水，就是酒糟了，因此，他的扁擔在曬糟場。挑酒人果然在曬糟場上找到了扁擔。
　　后來，測字先生外出，有人來測字找大黃牛，抽到的還是一個“酉”字，并說牛是傍黑走失的。測字先生的徒弟讓他到曬糟場上去找，結果沒找到。測字先生回來后解釋說，酉時正是喂牛時間，而酉字是西字多一畫，就是西河沿，那里有草，是放牛的好地方，因此，那頭牛正在西河沿上吃草。果然，丟牛人在西河沿把牛找到了。
　　其實，丟戒指、扁擔和牛的人能否找到他們丟失的東西在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測字先生能夠象經濟學家一樣對他們丟東西的行為和現象做出解釋，并能夠對同一個“酉”字的解釋，用多加條件的方式來加以挽救。
　　測字先生對他的解釋是這樣總結的：同樣一個字，就得根據丟東西人的身份，東西的大小形狀和丟失的時間等各個方面的條件來判斷。那個媳婦丟的是戒指，她的活動范圍不大，又是做飯的時候丟的，所以讓她到風箱道里去找。那個丟扁擔的是挑酒的，而上午是出糟曬糟的時候，準是出糟的人順手拿了挑酒人的扁擔去擔糟，隨便給扔到曬糟場上了。而那個丟牛的，丟在酉時，正是喂牛的時候，養牛人有事沒來喂，牛餓了，自己出去吃草了。
　　相比之下，經濟學家還不如測字先生高明。
　　例如，為了說明經濟學上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基本假設，即每個人的任何行為都是為自己爭取最大利益，有解釋能力。張五常編造例子說，有一群白癡，對世事茫然不解。經濟學者卻假設他們每個人明智地爭取最大的利益。這個假設顯然是錯了。那么，他是怎么來挽救這個假設的呢？
　　他說，這些白癡聽說汽油站很好玩，于是每個人都開辦油站了。因為是白癡，他們之中有些把油站建在荒山之上，有些建在密林之中，也有些建在海上的。還有幾個糊里糊涂地把汽油站建在公路旁。過不了多久，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癡能存在。這些白癡不知自己所為，但留存下來的油站，卻剛剛與爭取最大利益的假設不謀而合。假設白癡懂得怎樣爭取利益雖然是錯了，但卻準確地推測了白癡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為，這些行為于是就解釋了。
　　但是，除非世上的人都是白癡，否則白癡們在公路旁建的汽油站也會被淘汰，因為白癡們在賣油時不懂得收錢，而且正常人會來與他們競爭。因此，除非世上的人都是白癡，否則，我們同樣看不到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癡的存在，因而經濟學的推測無從談起。
　　從邏輯上講，即使白癡建油站在公路旁的現象可以看到，這種行為對白癡來講，也未必是利益最大化的，說不定他借錢給別人去建加油站會獲利更多，從而白癡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為并不是爭取利益最大化假設可以解釋的。
　　總之，張五常的挽救，并不能表明西方經濟學有半點的科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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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套邏輯的套套

　　張五常所謂的套套邏輯 ，是指一些言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可能是錯的。在他看來，套套邏輯不可能為錯！
　　他舉了個例子，“四足動物有四只腳?！彼f這怎可能會錯呢？在地球上、火星上它不會錯，在宇宙任何地方它也不會錯。他認為，對這句話就是想破腦袋也知道是對的，但不知其內容。也就是說，套套邏輯的內容是空洞的，半點解釋能力也沒有。既然套套邏輯內容空洞又沒有解釋能力，那么張五常在進行經濟解釋時又為何要討論套套邏輯呢？
　　他的用意只有一個，就是要把錯誤的東西說成是套套邏輯，以便把它作為不可能錯的東西強加給我們。
　　他舉例說，有一位經濟學者，試圖以事實考證，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是否那企業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但根據經濟學的定義，所有私營企業，為了要圖私利，必定會盡可能減低生產成本。于是，這位學者所試圖的考證是套套邏輯，不可能錯，但也沒有內容，因為定義本身不容許有可以減低生產成本而又故意不減低的行為。張五常稱，他所推崇的Friedman對這位學者的考證工作的評語是：愚蠢的問題，當然會得到愚蠢的答案！張五常發揮道，什么是愚蠢的問題呢？不可能有第二個答案的問題——或答案不可能是錯的問題——就是愚蠢了。
　　既然不可能錯是愚蠢的，那么把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視為那企業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就是愚蠢的想法。張五常為什么要如此愚蠢呢？因為他要表明，私營企業制度是最好的經濟制度。但他又證明不了，因此，只好用套套邏輯來糊弄他那些愚蠢的信徒。
　　但是，在這里，套套邏輯并不套套。如果說“四足動物有四只腳”的后半部重述了前半部的意思，因而是個套套。那么，“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是那企業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的后半部并沒有重述前半部的意思，因而并不是一個套套。如果說，經濟學非要把這句話的后半部作為前半部的定義，那么，經濟學就是一堆只有定義而沒有論證的東西，從而經濟學只能與“人是上帝創造的”基督教為伍，而不配與科學為伍，更不配對現實中的經濟關系指手劃腳。
　　從邏輯上講，“最低”是一個相對概念，如果沒有不是最低的生產成本作比較，又哪里會有最低的生產成本一說呢？如果經濟學把最低成本定義為生產成本，那么與之相比較的不是最低的生產成本又是什么東西呢？
　　我不知那個學者考證的結論是什么。如果他考證的結果是，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是那企業所能做到的最低成本，那么他的考證將會是不科學的。因為，從科學邏輯的意義上講，這樣的一個結論只能被證偽，而不可能被證實。
　　事實上，關于這個問題的實證，早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就可以見到，只是張五常和他的導師科斯的智力有限，看不懂《資本論》，才導致張五常如此無知 。但無知并不是可以狂妄的理由。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直接引用了英國當時的一家庸人報紙《旁觀者》在1866年5月26日對曼徹斯特金屬絲加工公司實行資本家和工人合伙經營以后的情況的報道 ，“第一個結果便是材料的浪費突然減少，因為工人理解到，他們沒有理由比對待資本家的財產還更厲害地浪費自己的財產，而除了黃帳以外，材料的浪費大概是工廠虧損的最大原因了”。
　　顯然，在資本家和工人合伙經營以后的生產成本明顯地低于此前由資本家單方經營的生產成本。因此，能夠說此前該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是其能做到的最低成本么？當然，張五常對于這一點可以挽救地說，此前該私營企業的生產成本是由資本家單方經營所能達到的最低生產成本，此后該企業的生產成本是由資本家和工人合伙經營所能達到的最低生產成本。但這樣一來，張五常所推崇的私有經濟制度的優越性也就大成問題了。
　　實際上，套套邏輯不過是指同義反復而已，例如“張五常是張五?！?，本身就是一種有問題的說法。但張五常想以此設個圈套，把類似“張五常是個天才”、“馬克思很蠢”的說法也說成是同義反復的套套邏輯，以避開對他那些根本在邏輯上就不能成立的觀點進行論證。
　　近年來，國內網絡上出現了一個紅人“芙蓉姐姐”，此人的容顏并不美，但一直堅持在網上發自己的照片，對別人罵她容顏丑陋置之不理，結果居然走紅，據說要出演歷史上的大美人貂蟬。
　　不知這位“芙蓉姐姐”是否看過張五常的書，因為她的做法與張五常幾乎如出一轍。同樣地，張五常也是不顧自己的無知和別人的中肯批評，到處發表文章和演講，狂妄地把他看不懂的東西，統統稱為是錯的，竟然最后也被視為經濟學上的天才。但這種天才充其量只是蠢才中的天才而已，否則他也不會因偷逃稅款和賣假古董而受到美國法院的通緝，以致于只能呆在被他大肆攻擊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不能回到他所推崇的資本主義的美國去見那些被他拿來做招牌的經濟學大主教們了。

--------西瓜與保險

　　《讀者》2003年第7期第62頁轉摘了吳曉波寫的《寓言里的經濟學》。
　　吳曉波以為，“一位經濟學家的聰慧和段位是可以從他講故事的能力中體現出來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常務副院長張維迎教授便是一位講故事的高手。他講得最多的故事往往是跟老漢、果樹和羊有關的。有一次在談到社會保險制度的改革時，他便打起了比喻：比如一個種西瓜的人，年輕時生產的西瓜多于吃的，老年時要吃西瓜但沒有生產能力，他不能把西瓜儲存起來留到老年吃，便在自己年輕時生養子女，讓子女吃自己生產的西瓜，以便老了以后自己吃子女生產的西瓜。到了有貨幣的時代，如果僅僅為了在年老時有西瓜吃，即使沒有社會保險，也無須‘養兒防老’，因為他完全可以在年輕時把多余的西瓜賣掉，把錢存起來，到年老時買西瓜吃。張維迎得出的結論很明確：把社會保險當做家庭保險的必要替代是沒有道理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評價“羅雪爾教授先生聲稱他發現了，教授夫人雇用的一個女裁縫兩天內提供的勞動，比她雇用的兩個女裁縫一天內提供的勞動要多”時指出，“這位教授先生不應該在嬰兒室和在沒有主要人物——資本家的情況下觀察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
　　馬克思評價羅雪爾的話，用在張維迎身上也是非常合適的。張維迎的“老漢、果樹和羊”中獨獨缺了一個資本家。因此，張維迎是從小農經濟的視角來觀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現象，就象我在廈門大學數學系曾經收到的一個郵件中看到的一個初中畢業生用幼稚的小學數學來證明哥德巴赫猜想一樣。如果說，從這里能夠表現出張維迎的聰慧和段位來，那也未免太低級了。
　　這個童話表明，張維迎不知道現代保險是如何產生的，也不知道保險產生的原理，因而只配做一個西方經濟學家。他以為，保險是為了調劑余缺，但這不是保險存在的根本原因。保險存在的理由是為了應對不確定性。商業保險的出現是因為早期“經商所冒的風險非常大，這不僅因為海盜異常猖獗；而且因為各競爭民族一有機會，就會采取各種各樣的暴力行為；最后，銷售和銷售條件要依靠外國君主的特許，而破壞或撤銷特許的事情又經常發生。因此，利潤中必須包含一筆很高的保險金?！?
　　我們就拿種西瓜來說事吧，只要我們把種西瓜的人看作農業工人，就能適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情形。
　　首先，這個種西瓜的人，年輕時也可能會遇到天公不作美，種的西瓜不僅沒有多余，反而還不夠他當年吃的情況。這時，沒有社會保險他就可能餓死，古今中外災荒年景餓死人的事和實行社會救濟的事，除非是睜眼瞎，誰也不會視而不見。當然，西方經濟學的信徒們對此視而不見是很正常的，因為西方經濟學就要把人培養成睜眼瞎，否則他們那些完全可以背離現實的理論假設就不會被人相信和接受了。
　　其次，如果這個種西瓜的人的地是一年一租的，就象工人的工作合同是一年一簽的，那么他很可能會在來年或今后很長一段時間租不到地，就象工人失業一樣。這時，他不僅沒有多余的西瓜可賣，也沒有多余的西瓜給子女吃。如果他的子女長大了找不到地種，甚至都不能給他養老。因此，“養兒防老”是有前提的，只有在小農經濟時代人口不多，土地較為充足，才能這樣做。而在當前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工作機會總是相對不足的，即使得到工作機會，工資也是很低的。因此，除了發展中國家缺乏控制人口的手段外，發達國家的人口出生率一直很低，其與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無法“養兒防老”不能說是無關的。這時，除了社會保險，還有什么能保證他在年老時能吃上西瓜呢？
　　再次，即使種西瓜的人年輕時始終有地可種，就象日本一些企業實行終身雇傭制，但是這也不能保證他年輕存的錢夠他年老時買西瓜吃，因為誰也預言不了他會活多久，同時也不能保證貨幣不貶值。如果他活得時間過長，坐吃山空，就很可能遇到他年輕時攢的錢不夠用的情況。
　　總之，今天的經濟學家要想使自己講的是寓言，而不是童話，就必須牢記馬克思所說的要考慮資本家是否在場或者說要考慮現代生產關系的存在，這是衡量一個經濟學家是否具有最起碼的聰慧和段位的標志。
　　如果經濟學家還要進一步提升自己的段位的話，就要學會考慮不確定性的存在，而這一點恰恰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弱項。
　　例如，張五常就以為“如果風險可以事前被量度，就沒有風險可言……不知未來的風險可以交易費用中的訊息費用來處理” 。但是，象買公開搖獎的福利彩票的回報，其風險事前完全可以被量度，但這種不知未來的風險仍然存在，并且不可以用訊息費用來處理。
　　難怪張維迎會把寓言講成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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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手為云 覆手為雨

　　要驗證下雨(A)必定有云(B)這個含意（驗證A→B），是要以沒有云就沒有雨(非B→非A)的事實作反證。以沒有雨就沒有云來驗證，是一個很常見的謬誤。
　　張五常在這里談的只是邏輯學上的常識，但是，他自己并沒有弄清出這個常識中云和雨的含義，就指責在謬論中過日子的人何其多也！
　　一九四六年，一個經濟學者Lester調查研究波士頓的私營運輸公司雇傭駕駛員的政策之后，就直指經濟學上大有名堂的“邊際生產定律”是錯了的。根據經濟學的假設，每一個私營企業會設法爭取最高的利潤，所以在雇傭貨車的駕駛員時，在邊際上一個駕駛員的生產貢獻所值，是會等于他的工資。Lester遍問波士頓的運輸公司的主事人，發覺他們往往不管“爭取最高利潤”為何物，所以就說，邊際生產定律是錯了：駕駛員的工資，不會等于他們在邊際上的生產價值的。在張五?？磥恚@就是沒有雨就沒有云的謬誤。
　　問題在于，在這里孰是云，孰是雨？
　　從邏輯上講，邊際生產定律只有在私營企業按照經濟學的方法來爭取最高利潤時才會成立，就像雨只有在有云的時候才會下一樣。因此，在這里，雨是“邊際生產定律”，而云則是“私營企業按照經濟學的方法來爭取最高利潤”。既然私營企業并沒有按照經濟學的方法來爭取最高利潤，那么邊際生產定律自然就不成立，就像沒有云就沒有雨一樣。因此，犯了邏輯錯誤的恰恰是的張五常，而不是Lester。
　　由于無法直接證實邊際生產定律，張五常只能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地編造一個白癡的例子，用指桑罵槐的手法，來暗示邊際生產定律是有解釋能力的。
　　他舉例說，有一群白癡，到處建油站，過不了多久，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只有在公路旁建油站的白癡能存在。這些白癡不知自己所為，但留存下來的油站，卻剛剛與爭取最大利益的假設不謀而合。假設白癡懂得怎樣爭取利益雖然是錯了，但卻準確地推測了白癡建油站在公路旁的行為，這些行為于是就解釋了。在張五?？磥?，說白癡們不知所為，所以油站不會建在最有利可圖的地方，是謬論。
　　顯然，他把白癡們明智地爭取最大利益作為雨，把油站會建在最有利可圖的地方作為云，認為沒有雨就沒有云是荒謬的。但是，他舉例子的目的是要說明經濟學關于雨的假設是成立的，因此，他的推理就是要說明有云就有雨。從而，他才是在謬論中過日子的人。
　　實際上，邊際生產定律與爭取最高利潤之間完全不是云和雨的問題。它只不過表明，經濟學家只配為資本家宣講“虛偽的遁詞和空話”，并不懂得資本家“業務范圍之內所做的事”，連給資本家做一個帳房先生都不合格。
　　這是因為，即使我們不考慮風險的存在，同意經濟學家所假定的私營企業會設法爭取最高利潤的假設。邊際生產定律也是不成立的。因為這一定律的成立，實際上要求邊際利潤為零。而邊際利潤為零，則意味著邊際的資本投入沒有得到回報。除非這時其它所有投資項目的邊際利潤都是零，否則資本家將會把這些按邊際生產定律沒有回報的邊際資本，拿去投到邊際利潤大于零的項目上。
　　馬克思曾經批評李嘉圖，“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睂嶋H上，令所謂的利潤函數一階導數等于零也是西方經濟學家所知道的唯一的求解利潤最大化的方法。但是，這一方法并不是現實中求解利潤最大化的方法。
　　因為，這一方法的適用首先要求資本量是無限的，說得嚴謹一點，就是資本家要恰恰擁有這一方法計算出來的資本量，無論這一資本量的要求有多大多小。倘若用這一方法求解出來的資本量大于資本家能夠籌措到的資本量，邊際生產定律將無法達成。而如果用這一方法求解出來的資本量小于資本家手頭的資本量，經濟學家作為不合格的帳房先生將要求資本家閑置這多出來的資本。這意味著，這一方法的適用還要求這個利潤函數是唯一的，而且不能復制。也就是說，資本家只能死守一個行業并將一個工廠越辦越大，直到邊際生產定律成立為止，而不能投資到更多的行業，多辦幾個規模適度的工廠，以避開邊際生產定律的成立而獲得更大的利潤。
　　在這里，對西方經濟學家及其推崇的邊際生產定律來說，最直接而致命的問題是，邊際生產定律的成立意味著“利潤率”不是最大化的。而在現實的問題中，資本量都是有限的，而在有限的資本量的情況下，要使利潤最大，就必須追求利潤率的最大化，而不是追求所謂的利潤函數的最大值。
　　因此，不必在那里翻云覆雨，我們都能清楚地表明，如果現實中的私營企業真的會設法爭取最高利潤的話，那么邊際生產定律就一定是不能成立的。西方經濟學史上著名的邊際“革命”，只不過是“文革”那樣的鬧劇。
　　實際上，西方經濟學推出邊際革命和邊際生產定律時，并不在意資本家的利潤有沒有最大化。這是因為，資本家原本也不指望經濟學家懂得業務范圍內的事，他們需要的只是虛偽的遁詞和空話，那么邊際生產定律中的虛偽的遁詞和空話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駕駛員的工資，等于他們在邊際上的生產價值的。經濟學家試圖以此表明，資本沒有剝削，工人們得到了他們所產出的全部。
　　但是，張五常無意中卻暴露了這一遁詞和空話的實質是，“在邊際上一個駕駛員的生產貢獻所值，是會等于他的工資?！边@就是說，工人的工資有多高，他的生產貢獻所值就有多大，而不是相反。因此，經濟學家歪曲了邊際生產定律的原意，它原本是要求提高工人的工資的。
　　田國強教授說，“要想國家富強，一定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這是由于世界上找不到任何富裕，但不是市場經濟的國家。”如果這一邏輯能夠成立的話，那么田國強更應該這樣說，要想國家富強，一定要大大提高工人的工資。這是由于市場經濟在富裕和貧窮的國家里都可以找到，但工人的高工資卻只在富裕國家才找得到。
　　但是，即使在邊際上，即最后一個被雇傭的工人的工資等于生產貢獻所值，而在邊際內，即其他大量的已被雇傭的工人的工資仍然會低于生產貢獻所值。因此，資本仍然在剝削工人。

轉自：http://www.sg.pku.edu.cn/yubin/letter/t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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