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于出席聯合國首腦會議期間，在紐約與美國總統布什舉行私下會晤。當此中美關系多事之秋，胡布峰會自然備受世人關注，各種分析、預測此前早已出籠。概言之，沒有人不預言中美之間因美國新一輪“反華潮”與“中國威脅論”所導致的關系緊張將隨此次峰會而有所緩解，但也沒有人因此就對中美關系的前景預期樂觀。胡布峰會的實際情形并未出乎觀察家們的預料，唯一出人意料的是胡錦濤展現了出人意料的柔軟身段。但是，在中美關系的大背景下，這種個人的柔軟表演，終究是有限的。

與十年前不同，當下中美之間的戰略裂痕已經清晰呈現在世人面前。當前中美之間的關系緊張不同于十六年前，它不是因為某個具體事件，而是源于兩國不同的戰略利益，因此更難調和。

這十年也是冷戰終結后美國的后冷戰時代全球戰略正式成形，自我定位日漸清晰的十年。作為當前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戰略定位不但主導著世界政治格局，也主導著各國對美國的態度、主導著包括中美在內的各種國際關系。這是一個一切都被打上美國意志烙印的時代，其它國家與人民對美國的態度取決于美國本身的行為與態度。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當代美國有能力主導它與任何一國的關系；但從全局利益出發，美國必然有所取舍。美國所交好的，總是它珍視的；美國所交惡的，即是它放棄的。

對改善中美關系，中方態度無疑是積極甚至迫切的。中美關系難以得到根本改善，根本原因在于中美關系的改善不是美國優先追求的目標；美國的優先目標不是改善中美關系，而是遏制中國。在全球資源約束現狀下，致力于民族復興戰略目標的中國與美國所追求主導的全球秩序頗不相容，因此中美在根本戰略目標上存在嚴重沖突。作為強勢一方，美國并不準備為改善中美關系作出戰略讓步；在它看來，需要讓步的只是中國，否則中美關系的改善得不償失。

本文試圖剖析中美關系緊張的癥結所在。

一，美國推廣“普世價值”的目的在建立全球政經等級序列

由于需要面對不同的歷史傳承與現實需要，當代世界各主要文明都有各自不同的側重點。被西方極力推崇的“自由、民主”價值，雖然在其它文明中也能找到若干因子，但并沒有居于核心位置。自冷戰開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即不遺余力推廣這一從古希臘、羅馬，到宗教改革、文藝復興演變而來的現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價值。如果冷戰時這種努力是為了戰勝對手，那么在冷戰后美國已無可抗衡的情況下，這么做主要是為了給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提供正當化、合法化的價值基礎。
 
價值觀的作用主要是為社會利益分配提供指導原則及評價標準，通過得到人們認同來減輕利益分配不平衡所可能引發的對抗。因此，一種價值觀背后必然對應一種現實的等級序列及利益分配格局。當西方價值觀成為普世價值觀時，西方尤其是美國的社會形態就成為得到普遍最高認同的社會形態而居于各國頂端。站在這種居高臨下位置上，美國可依據自身需要設計最有利于己的世界政經新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將美國的國家利益等同于普世利益。

美國利益等同于普世利益，這在觀念世界的推演中似乎不可思議，但在加入經驗世界的若干參量后，卻成了普世價值觀推演下之必然。為什么當今中國的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明知美國許多做法損害了中國利益仍然支持美國？因為在自由主義普世價值觀所決定的評價體系中，“自由、民主”是第一需要，其它都可先放到一邊。由于中國在現行體制下不可能滿足這種普世價值觀所定義的“自由、民主”，“反體制”就成為政治正確。雖然美國許多做法具有霸權主義特征，但由于美國既是踐行這種普世價值的世俗榜樣，又是這種普世價值在世俗擴張的最大依恃，因此美國利益的霸權主義擴張被視為有利于普世價值的擴張，可以諒解。雖然美國遏制中國必然給中國人民帶來實際利益損失，但這種壓力有利于促進普世價值在中國實現，具體利益損失可待普世價值實現后再尋求彌補--在這樣一種評價體系的推演下，即便是戰略利益與美國沖突嚴重的中國，其知識精英也相當普遍地無條件支持美國，更遑論其它國家。

被稱為“自由主義”的價值體系成了當今全球意識形態的主流，這是思想文化全球化的體現，也是美國“軟權力”登峰造極的表現。憑借這一軟權力，美國可在把一己私利正當化、合法化的同時，將異己利益妖魔化、非法化。當許多國家的人都認同：凡合符美國利益的，就是正當的、合理的，凡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就是邪惡的、不合理的；凡站在美國一起的，就是文明國家、負責任國家，凡被美國敵視的，就是邪惡軸心、無賴國家時，美國可以無往不利。美國無往不利正是當代普世價值觀信奉者們的普遍愿望，因為這意味著這種普世價值能得到最快擴展。為此，他們可以忽略或容忍美國的種種自私之惡，因為在這些人頭腦中，延誤普世價值的擴展才是最大的惡。

價值體系規制著評價標準、等級序列與利益分配格局，構成與“硬權力”相輔相成的“軟權力”。由于現代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核心價值被普遍認同為最高價值，美國在掌握最大“硬權力”同時又執掌了最大“軟權力”。“軟權力”對美國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兩方面：1，它可以以自己利益為中心設計、構筑、推廣世界新秩序，在普世價值的圓說下，新秩序只會遭遇較少阻力，被它欺侮的人往往沒脾氣，被它出賣的人經常還幫著數錢；2，一旦出現桀傲不訓的挑戰者，美國可以普世價值之名斥其為“邪惡”、“無賴”，輕易分化、瓦解對手，使對手國的國民也起而反對自己的政權，不戰屈人之兵。

二，為什么中國不能屈從于美國主導的等級秩序？

人類社會從來是不平等的，強者總要占據更多利益資源。既然美國在當代一強獨大，它要推廣、維持一種有利于自己、貌似公平、實質不平等的全球“新秩序”，又有何不可？其它國家望風影從，還可以避免流血沖突；如不從對抗，只會徒增流血犧牲，最終結果可能還一樣。規則服從力量，實力對比決定何去何從。

不斷有人舉例說，某某國家因甘于服從美國制訂的游戲規則，結果實現了與美國的“雙贏”。這種成功例子確實不少，但故事的主角不是蕞爾小國就是夾在大國冷戰夾縫中的特殊國家，不能類比于今日中國。如果美國仍然要面對類似前蘇聯那樣強大的對手，那么中美可以繼續結盟，爭取“雙贏”；前蘇聯的崩潰，是中國國際處境惡化的轉折點。

所謂“雙贏”，實質是當你的存在無足輕重、你的壯大不會改變總體格局時，人家允許你嘗一杯羹；一旦你強大到足以與對方抗衡，“雙贏”就變成“零和”，因為在一定時期內全球利益資源總量是固定的。獵人養獵犬是希望它可以幫自己俘獲更多獵物，但他絕不會養一頭猛虎；不僅如此，“狡兔死、走狗烹”也是普遍現象。

中美難以共贏是因為中國是當前最有可能挑戰美國戰略利益的潛在對手。在全球資源、利益總量難有實質突破的背景下，人口占全球五分之一的中國的“崛起”對所有既得利益國家（傳統強國）都是噩夢，對美國“保持世界秩序主導權”的戰略目標更足以致命。中美兩國的戰略沖突根源于“中國崛起”與“美國保持獨霸世界”這兩個誰都不可能放棄的根本性戰略目標的沖突，其實質是新興大國與老牌帝國在既定資源利益格局下的必然沖突。它既不會因中國“積極融入主流國際社會”而化解，也不會因中國政治制度的轉型而消失。無論中國怎么韜光養晦、委曲求全，都不可能化解美方的警惕與敵意。美國對中國敵意的收斂，只會伴隨著中國的衰落，不會伴隨著中國的低姿態或民主化。

在美方視中國為“首要潛在戰略競爭對手”背景下，針對中國的弱點，美國必然在加強軍事、政治、經濟遏制的同時，頻頻吹響“普世價值”的魔咒，直擊中國軟肋--西方價值觀背景下的國內政治認同。賓服于西方普世價值觀的自由派知識精英成了美國施展“軟權力”的尖兵與內應，起到了美國自己起不到的作用。其中自覺服務于美國利益的人只是極少數，大多數人認為自己這樣做只是在忠實于自己的價值信念。

中國為什么不能主動實施政治轉型，變軟肋為硬骨？從前蘇東諸國政治轉型經驗看，條件不成熟的政治轉型必然導致社會秩序紊亂、國力大幅衰退；越是規模大國，動蕩與衰退愈甚，這也是美國極力誘促中國政治轉型的原因。如果政治民主化真是一副補藥，美國未必會如此熱衷推介給自己的“首要潛在戰略競爭對手”；正因為它對中國這種體質的國家是瀉劑而非補藥，美國才會鋪天蓋地打廣告促銷，催促中國服用，其目的是使中國象前蘇聯一樣自廢武功，阻止中國崛起，使中國無力挑戰美國。但是，對于人口眾多、資源匱乏的中國來說，政治轉型期的混亂不但會導致國勢衰落，而且可能使許多人基本生存喪失保障，造成大量難民，這是當前中國社會越來越多人認同“漸進”的原因。 

即算將來條件成熟時中國能順利完成政治轉型，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等級秩序中也只能敬陪末座。道理很簡單，在人均利益資源有限的具體約束下，除非實行平均主義，否則只能滿足部分人需要；在效率競爭的市場經濟及全球化背景下，它必然趨向優先充分滿足極少數人的需要。要維持這種利益格局的穩定，唯一方法是建立起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令大多數人處于塔底，極少數人居于頂端。一國之內如此，全球也一樣。如果不能將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排擠在金字塔底端，美國所主導的全球“新秩序”不可能有效運行。

隱藏在價值評價體系與國際等級序列背后的是實際利益，前者只是手段，后者才是目的。如果中國人成了美國新秩序下的劣等公民或邊緣群體，就只能長期滿足于類似在美國被圈養的印第安人、或者撒哈拉以南非洲黑人的生活狀況。一些被普世價值馴服的自由派精英與接受了他們“啟蒙”的大眾，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普世價值評價體系，另一方面又幻想著用接受與順從換取對方的尊重與平等，這只是一廂情愿。西方普世價值觀背后所對應的世界圖景絕非普世平等，而只能是以美國為中心的等級秩序；新秩序駕臨中國也必然是居高臨下的，正如它當年駕臨俄羅斯、今天駕臨伊拉克一樣。奢望新秩序普世后的平等與尊重，這說明許多人對普世價值在經驗世界所必然對應的等級秩序還沒有充分認識；他們對普世價值的認識僅止于觀念世界，但他們卻支持它普行于經驗世界--這是這種理想主義最終必然幻滅的根由；遺憾的是，等這些人一覺醒來，可能一切都已來不及改變。

接受西方普世價值觀即意味著接受其背后的價值評價標準與國際等級序列，接受美國所主導的世界秩序與利益格局。俄羅斯是前車之鑒，證明其間能夠實現雞犬升天夢想的只是極少數買辦精英。在經歷了葉利欽時代的天真浪漫后，俄羅斯終于回歸到到普京的現實理性。中國人要避免劣等化、邊緣化命運，只有在今天起即凝聚在這個叫做“中國”的共同體旗下，對抗國際強權，抗拒美國單邊主導的國際秩序。在此之前，首先應該對必然導致真實等級序列的價值評價體系“自由主義”保持清醒認識。

三，中國可以怎么做？

雖然中美裂痕難以從根本上彌合，但兩國交惡并不符合現階段兩國利益的最大化；鷸蚌相爭，真正得利的只會是漁翁。不但中方極不愿見中美直接對抗，美方也不愿見中國現在即成為它勢不兩立的敵人，迄今為止國際形勢還不允許它傾全力對付中國，只不過它比中國擁有更多的選擇與更大的回旋空間而已。根本利益的難以調和與當下行為的各有顧忌，構成中美關系不冷不熱、時冷時熱的主格調。

因應這種形勢，中國在中美關系上既要有足夠的堅定，又要有足夠的柔軟，外柔內剛。在國內政治方面，中國應該堅持“漸進”不動搖，不屈從外部壓力盲目躁進，一切從中國實際需要與現實可能出發。同時，必須對已居于國內學界民間主流的自由主義價值有清醒認識，明確其局限性與負面性。不是要把自由主義一棒子打死，而是應該改變思想界目前自由主義一強獨大的局面，盡力發展本土思想資源，努力形成多水分流、百家爭鳴的局面，自由主義在其中可作為重要一支發揮有益作用。

在國際方面，應該集中力量重點推動多極化世界格局的形成。多極化是包括中國在內、除美國外其它大國擺脫困境的唯一出路，中國應與俄、法、德、日、印共同努力。

要有效推動多極化，中國首先應避免與美國正面對抗，保存自己是第一需要。畢竟現在美國一強獨大，有能力對付任何對手。中國已被美國視為“首要潛在戰略競爭對手”，但要避免成為象前蘇聯那樣與美國勢不兩立的敵人。世界并非只有中美兩國，只要中國不成為美國迫在眉睫的威脅，美國就會有所顧忌，不會傾全力對付中國；中國就可以在壓力的夾縫中得到生存、發展的機會。

要避免成為美國眼中死盯不放的目標，中國就要與其它大國一起成長，減少“一枝獨秀”的表現，韜光養晦。只有當世界幾大力量同時增長，美國難以抑制時，它最終才會不得不接受一種多極化的秩序安排，中國與世界才能真正擁有和平與安全。對中國來說，這是一個只能力爭“共贏”的時代，中國應盡可能改善與歐盟、俄羅斯、日本、印度的關系。盡管中國與俄、日、印都存在歷史恩怨與現實地緣利益沖突，但美國的一強獨大及其謀求單極格局改變了一切。多極與單極的較量才是當代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當下歷史演進的主旋律，其它都淪為次要。如果中國的地區優勢被俄、日、印取代，中國不過發展慢一點而已，到那時美國可能又會反過來拉攏中國，幫助中國免于被其它國家壓垮；但如果中國被美國視為現實對手而壓垮，就可能重蹈前蘇聯國家分裂、經濟倒退五十年、貨幣貶值六萬倍的覆轍。對于人口眾多、資源匱乏的中國來說，經此一劫不但可能使許多人的基本生存喪失保障，而且可能從此一蹶不振，再回頭又是百年身。

對于當前局勢下中美矛盾的難以調和，內心最難接受的是中國的自由派精英，他們時刻企盼著國內一切能夠“與國際慣例接軌”，那才是他們理想的生存方式。除非中美能夠避免直接對抗，否則他們極可能成為中美對抗中不利于中國的因素。

世事無絕對，在中美之外，其它因素也在發生變化。如果美國對單極秩序的構建已有心無力，它就不得不接受一種多極化的秩序安排。就象三十年前中美曾經化敵為友一樣，國際形勢的變化也可能再一次促使中美關系發生實質變化--國際關系的最強法則畢竟是：沒有永恒的朋友，也沒有永恒的敵人。

鑒于此，世人對中美關系改善既不必寄望過多，也仍然可以有所期待。

（歡迎光臨“中間地帶”，這里是各種觀點理性交流的平臺：http://club.cat898.com/newbbs/list.asp?boardid=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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