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搶誰？

《臘月初八搶劫》是一篇直面人生的現實主義佳作。

《臘月初八搶劫》的典型化全體現在“搶”字上。索取“血汗錢”本屬市場經濟的正常民事行為，居然變成了入室搶劫的刑事案件－－一個“搶”字，將時下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變成的耐人咀嚼的藝術，具有了典型意義。

其一，改革的“搶”實在是“逼上梁山”的，小說令人信服地寫出了它的必然性。

許蠻子屬于“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而改革們，不光后富起來遙遙無期，而且難于維持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如果不是出來打工，甚至難于“溫飽”。“李老二老婆子宮里長瘤子了，醫生讓住院開刀；趙老大他爹食道癌可能撐不到冬天了；金二嫂后山墻快倒了，夏天雨水多，不修怕是杠不住了；張老四倆孩子上到小學三年級就上不成……”他們成年累月拼命掙的血汗錢也即救命錢，十三萬一千元，不過是許蠻子一注的賭資，硬是不給－－“誠實勞動”與“生產要素”比起來，真是強弱異勢，天差地別啊！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先鋒學者至今還在為黃世仁伸張法理。然而，一旦易位，楊白勞們向“東家”索薪，就不那么容易了。看看改革們按正常程序索討欠薪的場面吧，哪里還談得上什么“尊嚴”和“人權”！“保安”只是一拳，就將這些美麗的“啟蒙”泡沫擊得粉碎。

“沒有這一拳，我還指望狗日的能良心發現！現在，這一拳把我的決心下定了。”

改革不能“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己利益”嗎？難。

不是可以通過媒體“曝光”嗎？難。

當然，還可以選擇“上訪”。

異地“上訪”，涉及一系列程序問題：能否受理？誰來受理？猴年馬月，有無結果？幾個人才算不違法？上訪會遭遇維護安定團結“責任制”的干預而遣送回鄉嗎？……未知數太多。

改革又不愿選擇“跳樓”－－鋌而走險實在是出于無奈。

其二，小說最見“技巧”之處是改革的搶劫數字，它是小說的精彩之筆，是使故事升華的點睛之筆－－真真是“數字化生存”啊！

“把狗日的許蠻子欠俺老鄉的錢帶回去，讓他們過個好年。”“多一分咱也不要。”－－這“搶”，實在是一種無奈的特殊索薪形式。本來合法合理的事，竟不得不采取這種荒誕的違法形式，已經是悲劇；而這些可憐民工正因為講良心，又恰好給公安輕而易舉破案提供了依據。－－真是一個雙重意義的悲劇！
這一悲劇，是荒誕的，又是現實的；是現實的，又是荒誕的。惟其如此，它才是深刻的。
這精彩的一筆不是“碼字”者可以隨意玩弄的小聰明，而是現實主義的大技巧，也即典型化的方法。它受生活的必然性的制約，而且負載著深刻的社會蘊涵。

寫同一個時代，“駱駝祥子”拼命苦干一生，到底還是買不成自己的車；《上海一家人》中貧苦女兒陳若男，就能“憑著自己的本事”奮斗成上海灘的女老板：它們之間的區別也在這里。－－在“下跪服務”和“妻妾成群”卷土重來之際，“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深刻悲劇自然會被“還珠格格”的輕薄喜劇所取代。

其三，藝術的使命是啟人聯想，“搶”字所負載的意蘊遠不止此。因為，對于“搶”字的不同詮釋貫穿著中國百年的歷史。

鴉片戰爭和八國聯軍是“搶”，還是“兩種文明碰撞”與給中國帶來了“現代化的機遇”？是黃世仁“搶”楊白勞的女兒，還是楊白勞理應“欠債還錢”？……這些本來不成問題的問題，如今都遭遇“重新審視”的“拷問”了。

謂予不信，請看一位“主流經濟學家”的高論：

“MBO就是這樣的事，本來就是物歸原主的過程，它本來就是從資本家手中搶過來的，現在市場化 了，通過程序退回給人家，人家買回去，怎么叫國有資產流失呢？”

絕非等閑之輩的信口開河，舉足輕重的重量級啊。

民主革命勝利后，中國“專制主義”對封建地主和官僚資本實行的是“剝奪”，“剝奪”者，根據剩余價值學說乃“剝奪剝奪者”，使生產資料“物歸原主”也。其后的對私改造，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對待民族資本采用的是“贖買”政策。“贖買”者，花錢贖回，亦“物歸原主”也，并不是“購買”。這一當代經濟史的常識，大經濟學家不該如此健旺。立足點不同，就變成了“搶”！－－究竟誰“搶”誰？一字之差，不是小學生寫作文，“地覆天翻慨而慷”吶！

是改革“搶”許蠻子老板，還是許蠻子“搶”改革？－－怎一個“搶”字了得！

“改革說得很激動，你看看，城里的那些老板，那一個不是在搶錢，搶誰的錢，搶沒本事的人的錢，所以有錢的人越來越有錢，沒錢的人越來越沒錢。”

立場不同，結論迥異。

難怪張維迎先生會說：中國的窮人“因為窮，受不到教育，不懂法”“對富人看不慣”，“有時就會去干一些違法的事”，從而“破壞富人的財產所有權”。

在反復猶豫之際，改革也的確聯想過：“不怕！包公還搞過開倉放糧呢，《水滸轉》里還有殺富濟貧呢，毛主席還領導秋收起義呢。”

是有點“過激主義”的味道了。不過，若將這歸罪于馬克思或毛澤東學說的蠱惑倒是冤枉的，這筆功勞應該記在許蠻子的賬上－－正是他們對窮人“搶”得太“蠻”，使改革們難于生存，破壞了社會的“和諧”，才為“過激主義”不斷地招募著信徒。

從這點看來，我們的文學家比那些經濟學權威高明，“現實主義”比“新自由主義”高明。

最后，小說人物的命名也值得一提，它既符合生活邏輯很“真”，又富于意味很
“新”，它雖是具象符號但也不妨當作抽象符號一讀。

從“搶劫”回視“啟蒙”

真是一個建設和諧社會的極好話題。“搶劫”雖然不像《馬嘶嶺血案》那樣驚心動魄，但對于當下尖銳社會矛盾的深入思考，也有振聾發聵的啟示意義。

當然，“搶劫”是愚昧而荒誕的。由此，我一下子想到了“啟蒙”的熱門話題。據說，因為過去“救亡壓倒啟蒙”，現在不得不重振“五四精神”，用“現代意識”給中華民族“啟蒙”。這一課，也“補”有二十多年了，“啟”的結果如何呢？

若把許蠻子當作“政績工程”來看，則啟蒙的業績應該是十分輝煌的。人生來就有追求自己幸福和財產的權利，“天賦人權說”的基本原則在許蠻子這一“先富起來”的群體身上，得到了成功的實現。中國的有產者，僅僅十余年，就走完了其舊中國和西方世界的先輩用一二百年時間才走完的原始積累路程，他們一下子把表征貧富差距的尼基系數推到了世界的最前列，甚至超過了美國－－還不夠稱“輝煌”嗎？“優化投資環境”、“保駕護航”、“超國民待遇”、“吐痰經濟學”、“善待”、“快賣賣光”、“原罪赦免”、“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將這些“天賦”者變成了“天之驕子”，古今一切妨礙其實現“幸福”的“傳統意識形態”，無論是道德倫理還是藝術審美，不管是“禮義廉恥”還是“理想崇高”，也無不望風披靡落花流水。

“許蠻子有好幾個女人，每個女人都有一套房子，都有車，都是年輕的，還有的是大學生。狗日的許蠻子想跟哪個睡就跟哪個睡。”“想干啥干啥，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喝啥，想抽啥抽啥”

還不夠“自由”“瀟灑”嗎？連女性的青春都變成了金錢的消費品，迅速地“產業化”，還不算“完全市場經濟”嗎？

是的，這無疑都是“啟蒙”的豐碩成果。

那么，改革呢？

改革的身份時下稱曰“民工”，若納入“市場經濟”體系審視，則應叫“勞工”。那么，他們是否具備了普世勞工的“現代意識”、懂得了勞工的維權方式而與世界“接軌”了呢？
我們不無遺憾地看到：還不著邊際，更不要說什么“我們要做世界的主人”了。

多年來，精英們給改革們所打造的語境不是“啟蒙”而是“啟昧”－－使動用法：“啟”而使之“昧”也－－他們的“現代意識”不是與時俱進而是與時俱退了。

說來也怪，閱讀《臘月初八搶劫》，我居然找到了當年閱讀《水滸》“林十回”時的“感覺”。
改革是逼上梁山的的。不過，我們也不能不看到，改革們的自我意識和維權方式也還大致停留在“梁山”時代。

“咱只要把咱的錢搞回來就夠了，多一分咱也不要。”－－他認為自己為許蠻子打工出賣勞動力是“公平交易”，對剩余價值學說還十分懵懂。

“狗日的許蠻子心黑透了，良心叫狗吃了”－－屬于古典的為富不仁、貧富不均觀念，在“梁山”屬于中派，不同于阮氏兄弟的“殺盡不平方太平”的激烈。

獨來獨往，敢做敢當，獨自承擔責任，犧牲自己保全同伴和鄉親－－行俠仗義和光明磊落固然可敬，然仍不脫農民意識和“水滸”義氣。

他的維權方式，不光是個人反抗，而且荒誕缺乏理智。這種小生產和小市民式的原始抗爭方式，不要說共運覺悟，即使與時下“全球化”的世界、與勞聯產聯或社會黨的工運意識比起來，也不著邊際。它與林沖和解珍解寶、與“打漁殺家”、與殺富濟貧或同歸于盡等等相距不遠，它是“保鏢”同時代的產物－－這種斗爭方式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它“姓前”，只有在“前資本主義”詞典里才能找到。
無庸諱言，改革的意識還處于“蒙昧”狀態。

改革的蒙昧是中國精英多年辛苦“反封建”與“啟蒙”的結果。“顛覆”復“顛覆”，將社會主義當作“平均主義”“鐵飯碗”、當作“民粹主義”與“農業烏托邦”來顛覆，當作“封建”來解構，將絕跡多年的古老沉渣解放出來使之滄海橫流：黃世仁放貸重新審視，下跪服務和奶媽公司重放光彩，修家譜、蓋祠堂、經營陰宅、毀學修廟、拜把結義重現風光，公主太子帝皇豪霸滿天飛，陰陽先生麻衣術士遍地走－－這就是他們辛苦“打造”出的人文環境。而改革們的身份，則在老板大款、大腕富婆、保安小蜜、小資白領、打工仔與外來妹、大班與侍應生、坐臺與按摩、洗腳與洗頭、泡妞與傍款、二奶三陪與“雞”的“現代”設計中重新定位了。

改革們的“蒙”與許蠻子們的“啟”是共生的。新舊“儒學”的禮治精神并無二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方可“永世不移”嘛。
可惜，對于主人公的“蒙昧”的生成，小說開掘不深，作者的視野還不夠開闊。

與此相關還有一個“民主化進程”的不對稱問題－－它對勞資雙方似乎也有點“一手硬，一手軟”。繼“私產神圣”之后，“人民法院”“人民幣”脫帽的呼聲已經由精英們提上社會日程了。說起來，它表現的是“民主化進程”的深入，先行接軌的地方，“人民代表大會”都已“杜馬”了，我們從國名起，這種帶著“極左”“專制”年代話語的痕跡太多了，遲早得改。－－其實，“保鏢”就是對“人民公安”在不爭論的實踐中的一次默默先行的“摘帽”。不過，這里也有一個悖論：隨著“人民”的摘帽，人們看到的是“一部分人先民主起來”了：許蠻子們可以憑著財產資格進人大、進政協、入黨、參政、保護私產、赦免原罪、善待……他們的要求總可以以充分的民主方式與時俱進，迅速與世界接軌；而改革們則全面失語，即使在珠三角的紳士企業里，他們也只能在狼狗保安的監護下享受著近乎“包身工”時代的待遇，一點也不“文明”，他們與“全球化”的普世勞工們的維權方式，還差十萬八千里，以致除了上訪和跳樓就只好鋌而走險。－－中國有著價格最低、最好管理的勞工市場，以致美國人能借此做反傾銷的文章。要“接軌”大家同“接”才是，勞資雙方對稱，才能談得上和諧。

還還是少“蠻”點，不要讓保鏢去給改革們“啟蒙”。－－精英們辛苦多年的形而上說教，許蠻子的保鏢只用形而下的一拳，就給粉碎了。可惜啊！“保鏢”，在“金大俠”暢銷之前，還只是《三俠五義》和《施公案》中的一個古老存在，在人們心目中十分遙遠且并不光彩。想不到從“古久先生的陳年帳簿”中被“啟”了出來，幾年間居然遍地開花。如今，“金大俠”隨著“啟蒙”的深化已進軍中學語文教材了，“保鏢”來了，《包身工》等卻走了－－二者都是“與時”的，不過如此這般地“啟蒙”，到底是“俱進”還是“俱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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