億眾矚目的《超級女聲》終于落幕，現在可以冷靜聊聊關于超女的話題了。這場娛樂盛典本來主要只是平民大眾的狂歡，但由于其短訊投票的程序設計頗具民主選舉意味，也吸引了眾多知識精英熱烈參與，并在媒體與網絡引發了“《超級女聲》是否具有民主意義”的爭論。

一，歌迷的超常熱情確實來自“民主權利”

《超級女聲》最引人注目的是歌迷（粉絲）們異乎尋常的熱情：每到周末飛往長沙的班機總是被各地“粉絲”和記者擠得滿滿當當；湖南衛視所在的廣電大廈外，成千上萬“粉絲”圍在道路兩旁，景象令人嘆為觀止；“超女”們從酒店搬到別墅，一群“粉絲”隨后就把“超女”住過的那層酒店包下來，不讓服務員打掃，一進去就開始翻找“超女”留下的東西……

追星追到這種程度，不說絕后，肯定空前。為什么“超女”能贏得如此高熱度的追捧？同是娛樂圈人物，為什么初出茅廬的她們能夠贏得天皇巨星們也不曾擁有的癡迷熱情？顯然，答案不在“超女”本身，而在歌迷：明星還是同樣的明星，但歌迷已不是昔日的歌迷；《超級女聲》讓粉絲們突然擁有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權力，激發了他們前所未有的參與熱情。

偶像與紛絲的關系一直是伴生互動的，但也一直是不對稱的。偶像主宰著粉絲的喜怒哀樂，粉絲能夠回報的，只有抽象的人氣。突然間，粉絲擁有了巨大權力，他們可以直接、直觀地左右他們偶像的命運--這對追星族來說，幾乎已是他們所能夢想得到的最大幸福。擁有這種巨大權力，激發了他們巨大的責任心與熱情。他們原來只是愿意為偶像做點什么，現在他們終于能夠做些什么、而且還能做很多了。于是，天南地北的粉絲走到一起，涼粉、玉米、盒飯等捧星聯盟應運而生，甚至建立了五臟俱全的組織架構；在這種有目標、有組織的力量推動下，對超女追捧的狂熱很快超過了各大腕巨星。

這就是民主的魅力所在，這就是民主之成為普世價值、民主權利成為民眾普遍支持、向往的政治權利的原因！沒有誰不愿意自己擁有這種權力，沒有誰愿意將命運完全交付在他人手中、自己只能俯首聽命。從這種意義上說，民主制才是真正合符人性的制度，自它誕生之日起，即具有一種自我擴張的能力。選擇民主制不需要更多理由，民主本身就是正當理由；拒絕民主制卻需要充分理由，這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從抽象價值與普遍權利的角度看，民主的有益性顯而易見。但是，民主也是人類社會一種高層次的需求，就象高檔消費一樣，它的真正滿足依賴于一定的經濟社會條件。正因為如此，作為普遍的政治權利與延續至今的政治傳統，現代民主制遲至1870年后才在歐美現形，它在西方發達國家群落中的真正普及是在二戰后；1990年代以來，由于冷戰的勝負效應，民主制才在全球范圍得到較大擴展。在經濟社會條件不具備的國家，民主制難免被扭曲成多重少數的統治。當然，即便是多重少數的統治，抽象說也優于直裸裸的寡頭政治，但其含金量已大為縮水，與人們對它的期望已相距甚遠；當實現民主的政治目標與社會其它方面的需要發生沖突時，就需要綜合權衡。從國際經驗材料看，在經濟發達、中產階級強大的國家，民主制的優越性無容置疑；但在經濟欠發達、中產階級勢力單薄的國家，民主制的優劣利弊還有待證明，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筆者反對在中國“即行民主”，依據不是民主制度在價值觀念上不如權威政治，而是在中國現行權威體制的背景下、在當下具體條件的制約下，由權威到民主的政治轉型可能引發危機，導致中國社會難以承受的動蕩與災難。

民主（普選）本身確實是值得追求的政治權利，但它并非人們的唯一需要。在觀念世界，人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肯定它；但在經驗世界，人們必須將它與其它需要相比較，權衡輕重緩急、利弊得失。現實條件的有限性決定了不同目標會相互沖突，人們只能優先追求最迫切的目標。

在分析蘇東劇變得失時，肯定蘇東道路的秦暉等人的重要依據是：前蘇聯人民大都支持變革，理由是民意調查顯示他們不愿意再回到原來的政治體制--這是典型的偷梁換柱！蘇東道路的弊害不在它完成了政治轉型，而在它為完成此一轉型付出了過高代價（國家分裂、經濟倒退五十年、貨幣貶值六萬倍），這是人均自然資源相對匱乏的中國所支付不起的代價。在此，真正有價值的問卷題應該是：比較變革前后，你更滿意哪一種生活狀況？

自由派精英不愿作此卷問，他們的工作程序是：首先告訴人們，他們的藥方可以延年益壽，而且價格低廉；當人們最終付出高昂代價后才購得此藥方，服用后又發現效果并沒有廣告所宣稱的那么神奇時，自由派精英的回答竟然是：“如果你們不滿意，可以退貨；但退貨不能退款，而且需要支付昂貴的手續費”--人家當然不干，于是精英們得意洋洋地宣布：大家都不愿退貨，這說明他們對我們的藥方很滿意。

二，超女投票與民主選舉的區別

雖然超女名次由觀眾短訊數量決定的程序與民主選舉頗相似，但也有一些不同，其中最關鍵的區別是投票給超女的粉絲只擁有權力，無須承受相應的責任后果。

在普選制中，選民投票給某人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選擇了某種政策及執政者的個人方式，在一屆任期內，一般說你必須承受該當選者執政的后果，不管他的表現是好是壞、他的決定你滿意不滿意。這種必須承擔相應后果的預期既抑制了他們的熱情（情緒），也驅動著他們參與。因為顧忌后果，人們的選擇更多服從理性而非情緒；因為擔心更糟的局面出現，更多人被迫參與其中。

“超女”的選民們無須為投票承擔后果，因此他們不會后悔，他們可以盡情地揮灑情緒。他們唯一擔心的是票數不如人，因此粉絲們竭盡全力拉票、造票。這種只享受權力不承擔后果的感覺實在太爽了，可以說是人生的終極享受之一，所以，粉絲們的熱情不但經久不衰，而且越來越火爆。媒體能夠為如此多的人制造如此高程度的享受，其成功絕非幸至。

有人批評說粉絲的熱情使節目變味，降低了文化格調。按照評委之一黑楠的說法：“粉絲”是最不關心歌曲的人，他們只需要看見偶像上臺就可以了；偶像往那一站，不管她唱得怎么樣，都是沸騰和歡呼--因此，成功不再僅僅取決于唱功，而可能更取決于個人魅力等復雜因素。這一輪的總冠軍李宇春，論唱功并不怎么出色。但這又怎么樣呢？對超女的要求類似歌星，歌星的成功，唱功也非唯一決定性因素。唱功平庸如劉德華、梁詠琪，不但可以大紅大紫，而且魅力經久不衰，有什么理由將對超女的評價標準單一化？正如顧客的滿意度才是評價商品優劣的最終標準，觀眾的認同度也是評價歌手成就的最具說服力標準。不存在可以讓所有人都滿意的程序設計，但比之當今黑幕重重的眾多音樂大賽，《超級女聲》短訊投票的陽光、公正，與之不啻有天壤之別。

對普選制來說，選舉結果出來并不是游戲的結束，而是新一輪游戲的開始，人們將長期關注、切身體驗、反復評價自己選擇的后果。雖然對切身利益的關注會驅使人們參與，但公共事務的復雜性也會令這種熱情逐漸消退。對于復雜的公共領域，許多人限于經驗沒有獨立判斷能力，他們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追隨臺上政客的空洞許諾以及執掌話語權的意見領袖對此的詮釋。由于理想與現實永遠存在距離，空洞許諾總是能夠戰勝客觀分析，贏得更多選票；民眾選擇過后照例會失望--他們怎么可能不失望？選民失望是正常現象，不失望才是例外，背后總有特殊原因。當民眾看透了政客們的虛偽、聽厭了意見領袖們煞有介事的陳詞濫調后，對普選的預期會大幅下降，投票熱情會消退。在民主國家，除非有特殊背景，投票率漸次下降是普遍現象。

但是，歌迷的投票遠沒有這么復雜，他們只是要抬舉他們心目中的偶像；投票完成，游戲就結束了，沒有什么后果需要承擔，沒有更多結局需要關注，歌迷們又將追逐下一個夢想，投身新的游戲。

三，收視率成功非關“民主”？

雖然《超級女聲》歌迷的熱情令人震撼，但即使在動員最充分的最后一輪總決賽中，累計總票數也沒有達到1千萬。由于每部手機可投15票，一人可使用多部手機，由此可推斷參入投票的總人數不過數十萬--如果是其它節目，這一數目已令人吃驚。但《超級女聲》已差不多是全中國人關注的中心，其收視率超過了央視的春節晚會，觀眾據稱有4億之眾，堪稱空前。4億人觀看，投票者僅數十萬，投票率不超過千分之二，如果是民主制普選，這樣的選舉只能宣布無效。

由此看來，《超級女聲》收視率的成功似乎與短訊投票程序無關，其成功另有奧妙。但事情沒有這么簡單，說到底，《超級女聲》是娛樂界的一次商業運作，其成功背后有復雜的商業因素與娛樂因素，但短訊投票程序的設計，確實是此節目能夠脫穎而出、傲視同類的重要原因。

正由于短訊投票程序設計了歌手勝出可以由其歌迷的數量決定，才刺激了歌迷的超常熱情；歌迷的超常熱情與歌手的頻繁互動使節目成為頗具噱頭的“話題”；有噱頭、有話題，媒體當然不會吝于炒作，有些報紙一天可拿出32個版、40個版報道“超女”；媒體的推波助瀾又使話題成為公眾關注的中心，使更多人加入歌迷行列；市場決定媒體取向，這種狀況反過來促使媒體不能不追著“超女”跑，新聞界一度竟盛傳：誰家報紙沒“超女”新聞，先從部門主任開始扣錢；現在報紙只要有“超女”新聞，絕對賣得出去、不會剩！--這一過程的反復循環，終于令《超級女聲》成就輝煌。從這個意義上說，“話題歌手”張靚穎對收視率的貢獻，超出了“人氣王”李宇春。

不僅如此，歌迷對超女的追捧不同于尋常追星。在此之前，超女也只是尋常之輩，她們的聲名雀起有賴于歌迷的短訊追捧。歌迷與媒體一起造星，他們不但親眼見證了、而且親手制造了自己偶像的成長崛起。歌迷參與其中，伴隨自己的偶像起伏沉浮，品嘗成功失敗的酸甜苦辣，享受造星成功的成就感。從海選時的默默無聞到總決賽時的星光燦爛，《超級女聲》既賦予了超女們巨大的成長空間，也賦予了歌迷們巨大的心理成就空間。這一時期的超女和她們的粉絲，可能集中綻放了一生中最濃烈的純真美麗；這樣的純真美麗，總是如曇花一現般短暫。

如此純真美麗最能動人，自然能俘獲億萬人心。僅從觀賞性而言，《超級女聲》也獨具一格，它為娛樂圈千篇一律的韻味帶來一股清新，湖南臺的運作確有獨到之功。即使如此，《超級女聲》的成功雖屬必然，獲得如此廣泛的認同卻有僥幸。張靚穎、李宇春等特質歌手的出現，是《超級女聲》取得超常成功的偶然因素。不少人甚至認為，成都分賽場的比賽比后來的總決賽更好看。

《超級女聲》不僅僅是一次商業的成功，它也實現了迄今為止有數據可查的最大范圍民間自發總動員。其間手法的運用、信息的傳播、人心的涌動，為不同角度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素材。本文僅從民主政治視角作一鳥瞰，但民主制只是歷史之一瞬，娛樂才是永恒；娛樂對人生及社會的涵蓋，遠比民主深廣。如果立足于社會心理學角度，可以觀察此節目是怎樣挖掘人們內心欲望的；從經濟學角度，可以看到媒體如何制造有效需求；從政治學角度，能夠體察如何聚集人氣、導引民心，等等。

《超級女聲》確實創造了輝煌，它不但為年青人開辟了新的人生軌跡、為娛樂圈開創了新的游戲規則，它更在一個利益分殊的時代為億萬人制造了相同的夢想，吸引了不同層次、不同年齡人群的目光，為無數人制造了目標與希望；它使夢想成為現實，讓不可思議看起來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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