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傳統意識中，反體制、哪怕是僅僅以思想言論反體制，做異議人士，也是風險極高的事，動輒有牢獄之災、生命之險。這也是異議人士總是惹人同情，總是自居于道德優勢的原因。

但是，現代觀念與文明規范的進步，尤其是通訊技術的進步其實已改變了這一切。在當下中國，以言論反體制、做異議人士已成為風險極小，收益很大，預期良好，很有前途的一項事業。囿于傳統，清醒認識到這一點的人并不多。許多旁觀者以為言論反體制仍然是費力討苦吃的工作，唯圣賢可為之。

下面對知識精英以言論反體制進行風險與收益的對比分析：

與許多人想當然的印象看法不同，反體制如果僅僅停留在言論批評上，在當代中國已無牢獄之災、生命之險。至少近五年沒見過任何一件以言獲罪的案件，網上和海外曾盛傳一時的著名思想言論罪案例，事后都證明另有其因，不是涉及到情報泄漏，就是背后有“有組織活動”背景。其實稍稍一想也不難明白：既然連焦某某、王*怡、余*杰這種發出極端言論者都安然無恙，更何況其他？

以言論反體制的主要損失發生在特定人群：如果你是公職人員，如政府公務員、公立學校教員，反體制言論可能給你帶來工作職位方面的損失。現在，開除公職的極端處理已很少見，即便是公開贊揚汪精衛“曲線救國”，放言要“把她（中國）賣給美國作他的第五十一個州”的焦某某，也不過受到調職處理。最近在網上、海外引得風起云涌的盧雪*松停課事件，也可作如是觀。

風險如此，收益又如何呢？知識精英的實際收益與話語權的分配格局是緊密相連的，在當下中國，“精英被美國洗腦，民眾被精英洗腦”是除官方以外的社會思想輿論格局主流。美國洗腦的目的是以觀念武器摧毀中國人對政治合法性的認同，從內部瓦解中國的國家凝聚力與社會整合力，直致中國于亂。在這種思想土壤上，反現行體制成為在民間最受歡迎的言論，再加上人們對不畏“強權迫害”者的道義同情，反現行體制的異議人士很快就能成為輿論英雄與道德英雄，哪怕他們的發言毫無營養，只要夠辣夠勁即可。所謂名利，名之后是利，名本身就是一種收益，意味著社會對個人自我價值的肯定，緊隨這種“英雄”名望而來的，還有實際經濟利益：文章在海內外自由派實際掌控的媒體上大受歡迎，海外一些媒體根本就是為中國國內的這種言論而設的；書也越賣越好，就象余*杰。

當公職人員因反體制言論而蒙受職位方面的損失時，他們也能在其它方面得到利益補償。在現代通訊技術條件下，“英雄受難”的故事總是能以最快速度、最夸張形式得到最廣泛傳播。一方面，英雄們的名望快速飆升到頂點；另一方面，各種渠道的援助也源源而來。實質性援助主要有三種渠道：1，由公職單位轉入私營企業；2，轉入各種由捐助、基金組建的民營機構；3，最主要的出路還在海外，即接受海外捐助或直接到海外謀職。

由此可見，當下中國以言論反體制風險很小，收益很大。不但能夠享有社會肯定的極大名望，而且經濟方面也能得到補償，一些人的經濟收入還有大幅提高（美元當然比人民幣值錢得多），甚至還能到海外享受“自由民主”，怪不得反體制現在成為言論時尚。對于知識精英來說，反體制的風險收益比明顯優于其它言論取向，比如筆者這種幾方不討好的立場取向（在政府與民眾之間，傾向于民眾；在中國與美國之間，傾向于中國；由于認識到自由派主張在中國的具體約束條件下只會導致比現行體制的可改進性更糟的前景，所以在自由派主張與現行體制的改進之間，傾向于現行體制的改進）；對于許多人來說，反體制言論是他們的“成功”捷徑，成功來得比其它事業更快、更好。

這樣一種分析，顛覆了反體制言論風險很大、受苦受累的傳統意識。但事情須是這樣才正常，否則解釋不了為什么在中國反體制言論蔚然成風、反體制言論“英雄”層出不窮的普遍事實。趨利避禍是人之常情，反體制言論如果真的風險莫測、注定得不償失，沒有幾個人會愿意做，更不可能爭著來，唯恐后人，趨之若鶩。以張五常閱歷之豐、接觸之廣，他也承認在他見過的眾多被中國人目為圣賢的西方政治家、學問大家中，沒有一人能真正做到公而忘私，難道中國一下子就冒出了這么多圣人？

造成反體制言論風險小、收益大這一“數千年未有之奇變”的因素，除前面所說的觀念、技術進步外，更有另一重要原因。以當代一超獨大的國際強權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諸多政治、經濟、文化勢力，樂見中國政治與思想格局的轉變，因此以多種方式投下大量資源在這一方面，使中國的反體制異議人士能夠獲得大量利益資源。在這個方向上配置的資源既較別的方向上多，成功自然相對容易，處境自然相對較好，風險也較小，這正是上述國際勢力樂于看到的局面和有意安派的導向性格局。

世事無絕對，反體制言論相對其它非官方言論雖然風險收益比更優，但也并不是所有反體制的異議人士都無須付出、沒有風險。付出與風險主要發生在兩個方面：1，精神壓力：在公職內反體制異議人士遭到工作職位等方面壓力的同時，整個體制環境會對他們構成精神壓力，這種壓力可能使他們喪失安全感，何*清*漣就是在這種壓力下出走美國的。2，短期損失：有些公職人員所在單位對反體制信息高度敏感，往往會作出超前反應；其結果是，反體制言論并未極端，言論者卻已蒙受工作職位等方面的損失，這意味著他們在名聲未彰時，未蒙其利已受其弊。當然，受難經歷會有益于他們名氣、人氣的飆升，但由于才具、性格等方面原因，有些人要等到援助、謀得其它出路需要等待更長時間，其間就要承受精神壓力、經濟利益的雙重損失。不過，也就是時間長短而已，迄今為止，未聽說過任何一個異議者因長期未得到援助、未找到出路而陷入困境。

和其它行業一樣，異議人士最大的風險還是相互競爭的風險。雖然總的來說風險小收益大，但彼此收益是不平等的，有些人可以在美國拿美元得大獎、享受自由民主風光十足；有些人卻只能在國內小有名氣風光一時，隨后可能又默默無聞；也不排除還有個別人確實沒有趕上車，只有付出沒有收獲，未見其利反蒙其害。這種情況的出現，符合投資方的利益。有競爭才有活力，有壓力才有動力；異議人士相互競爭的結果是言論競相極端，怎么出格怎么來，甚至已有人標新立異地大呼：你們怎么還不來抓我呵，怎么不和我打官司？保持內部競爭壓力對投資者增加收益來說是必要的，何況這也是一種必然--利益資源永遠是稀缺的，在反體制言論方向上堆積的資源雖然較其它方向上多，但它的目的之一是吸引更多人到這個方向來，其結果必然使相對充裕的資源重新淪為稀缺。

因此，反體制言論的主要收益還在名望即社會對個人自我價值的肯定方面，而這方面正是許多知識精英最珍視的。名望的吸引力有多大？對于反體制知識精英來說，至少比他們自我標榜的最高價值“自由”高得多。否則，為什么精英們有機會去國外卻不去，能夠留在國外享受“自由”卻不留，已經到了“自由世界”卻又要趕回沒有“自由民主”的中國來？“自由”怎么一下子又變得那么不值錢，那么不值得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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