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是動態之源、動態是發展之力

田忠國

在幾十年前，人們在地上畫個圈把東西放在圈內，那個圈就成了沒有人攻破的大鎖，不論放多少天，物主再去的時候依然如故。那個小小的圈子，在今天的人們看來是根本不值得一提的愚蠢，但在我眼里，那卻是早就遠逝的社會道德秩序，據到過美國的人說，美國現在還保存有中國的這種遺風。

但是，社會的道德秩序并不否認因利益而起的矛盾，也無法阻止因利益矛盾而產生的沖突，但就是這種道德秩序，使社會的矛盾與沖突，總體上總能保持在和平的動幅之內，或許，這才是一個國家必須具備的社會基礎秩序。

道德觀的流行，使一個范圍內的社會群體，各自在自己的階層內與不同的階層發生著關系，因利益的原因而產生的矛盾便不可避免的出現了。矛盾的出現可能有兩種不同的結局，一種是在統一的價值觀念下，通過和平搏弈或者叫斗爭實現利益配置的合理，并促生強大的社會道義感。另一種情況則是，不同社會群體的權利失衡，導致利益訴求的難以為繼，最終由利益沖突演變成暴力革命。

暴力革命產生的原因，是一個階層承受不了另一個階層壓迫之重后的無以選擇的選擇，所謂逼上梁山，中國的暴力革命是這樣，世界各國的暴力革命莫不是如此。馬克思的偉大發現或許就在這里，并由此產生了無產革命學說。在這一學說影響下，西方的強勢階層認識到，如果他們想更好的生存，就必須使欲望與貪婪限定在某個弱勢的多數認可的范圍之內，并為弱勢的多數創造各自的發展空間，否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學說就是他們的喪鐘。

可以說，西方的強勢集團，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學說教育出來的具有更高智慧的人群，是一群更高超的反馬克思主義者，包括那些被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者。但還好的是，這種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卻使資本剝削達到了合理的維度，也就是說，得到了弱勢的多數的基本認可。

當然，馬克思主義對他們的教育，如果沒有社會壓力，也就是說弱勢的多數的抗爭，權力理性與資本理性也不可能自動誕生。

這是因為權力和資本的天性就是邪惡的，只有在強大的弱勢群體的共同的壓力下，權力和資本的邪惡本質才可能受到抑制，并顯示出權力正義的一面。也就是說，權力正義來源于社會的巨大壓力，而不是來自于權力宗旨。因為，權力在沒有社會壓力的前提下，宗旨就變成了掠奪社會財富的幌子。

權力正義是產生資本正義的前提，也就是說，權力正義是維護社會利益合理配置的前提條件，試想，一個以邪惡為目標的權力，怎么可能成為維護社會正義的力量呢？當然，世界上的任何權力，都不會自覺的成為惡的力量，其主觀愿望都是為了使權力成為他認為的正義力量。

但由于人類對正義的理解存在巨大的差異甚至完全不同或完全對立，權力便無法避免的走向了世界的兩極，比如說，在資本主義剝削最殘酷的時代，資本勢力認為，他投入了資本，因此對一切都擁有絕對權利，而這個絕對權利，就是資本勢力認為的正義，違反了資本勢力的絕對權利，就是非正義的。再比如，有的官員認為，我為得到官職，投入了多少錢財，獲得官職后就應該有比投入更大的利潤（收獲）空間，若違背了這一點，就是非公平非正義的。

現在的主流精英，正是基于這樣的對公平正義的認識，闡述自己的理論觀點的，這樣的結果，卻把權力和資本導向了邪惡的路上去了。

從世界各國的現實情況上看，任何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是資本的時間積累過程，但這個時間積累過程，不是權力與資本的合謀放逐資本對弱勢的多數進行掠奪，而是有控制的使資本與權力徹底分離，并在制度正義的主導下，使資本積累與弱勢的多數保持在合理的利益分配空間。當然，這不僅僅是完全出于保護弱勢的多數的需要，更是經濟發展的需要。所謂經濟發展，是一個完整的購進、生產、消費的互動過程，其中缺少任何一個環節，都只會對資本與弱勢的多數造成損害，所謂經濟發展也就成了一句空話。

但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卻是以權力的資本化和制度性削弱國內市場的消費能力為主的，也就是說，以降低弱勢群體收入的掠奪式資本積累為主要手段的。這樣的結果只能是，企業在國內缺少生存空間（消費能力是企業唯一的生存空間），只得到國外尋找生存空間。而這樣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實是一種亡國的發展方式。

以上種種情況表明，中國處在一個各種社會矛盾嚴重的歷史時期，存在很大的風險，但正是因為這種風險的存在，也給中國創造了新的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關鍵是，中國人有沒有能力使矛盾得以適度的釋放，使社會動態產生巨大的發展動力。在中國，人們研究的是如何保持社會的穩定，并研究出各種各樣的控制手段，卻唯獨無人問津的是如何使社會矛盾產生社會發展的動力，在動態穩定中更好更快的發展。胡錦濤總書記早就提出了科學發展和和諧社會兩個重大命題，按我自己的理解，科學發展就是合理的發展，而合理的發展，既有資本與勞動者之間利益合理分配的問題，也有人與經濟、經濟與環境的合理合和的發展問題，至于和諧社會問題，則是個動態穩定的問題，動態穩定的核心問題，則是個人民的民主權利落實與實施的問題。沒有人民民主權利的落實與實施，就沒有社會的動態發展，沒有社會的動態發展，就不可能有社會的動態穩定。

社會的動態發展與動態穩定，我個人以為是人民民主權利落實與實施，社會核心價值觀和道德觀相互作用的結果。

社會核心價值觀，并不是少數人認同才可以形成的，而是社會的多數認同，并成為各自的自覺行為，才具有社會的主動約束意義。

具有被動約束意義的理念是制度。

具有主動約束意義的理念是文化。

如果制度成為人們共同的自覺行為，制度就上升為文化了。

在本文開頭，我便寫了中國歷史上曾經存在的道德文化景觀，旨在說明，社會的動態發展，是建立在社會價值觀基礎上的自覺的秩序規則。

2008年1月25日星期五

中國必須用人民的民主權利訓服權力

田忠國

在人民民主的道路上，中國需要做的事還太多太多，雖然從孫中山到毛澤東，從毛澤東到胡錦濤，他們對中國的人民民主問題做過不懈的努力或正在做著不懈的努力，并且，由于歷史時期的不同，他們對民主含意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異，但是，在民主實踐的路子上，他們智慧的目光，總是深入中國的實際探尋著中國民主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民主是中國人民的共同夢想

有人說中國人的民主夢想也就是百年，但在我眼里，中國人的民主夢想從伏羲時代就拉開了夢想的序幕，因為，伏羲在他的八卦圖中，就詳盡的描繪了民主社會的秩序圖：個體獨立，但又相互制約，在相互制約中達到同步互動的和諧。我以為，是伏羲為世界描繪了民主和諧圖。但不知為什么，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伏羲的民主和諧的美妙圖景卻成了人們算卦的工具，集權式管理竟然淹沒了中國人智慧的眼睛。直到國勢日衰，中國的雙眼才打開遼遠的世界，那時人們才發現，在中國之外，還有很多與中國完全不同的國家，他們在平等、自由與民主的名義下，在制度規則的制約下，獨立、自由的個體與整個社會建立起一種令人感動的有機體。自由與責任、權利與承擔，構成了獨特的西方風景。

那種風景，人們稱之為西方式民主。

但西方式民主，其實在此之前也經歷了比較漫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西方人也曾經歷過血與火的文化與思維的煅練，也曾在利益的搏弈過程中付出過生與死的代價。今天我們完全可以這樣說，是西方的革命或者說斗爭，教會了西方人的民主思維方法與搏弈方式。由此看來，中國人要實現自己的共同夢想，或許也不是一帆風順的事，或許在經歷了各種痛苦后，還要繼續經歷新的更大的痛苦。在寫此文的時候，我唯一期望的是，中國的襟懷和中國智慧一樣廣闊、一樣博大，在未來的歲月中，找到中國民主的最佳解，也就是說，代價最小，效果最好，成績最大。

民主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

溫家寶總理曾借用艾青先生的詩句：去問解凍的河流……回答記者關于民主問題的提問。其實，在中國的前三十年中，中國似乎并沒有停止對民主的探索，與現在所不同的地方是，那時人們一直以為，民主是有階級性的，也就是說，當時人們追求的是無階級的民主。當時中國只所以選擇了無產階級民主的政治路線，或許與人們當時對民主的歷史認識有關，因為，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民主歷史中，也曾有過財富決定選舉權的問題，也就是資產階級的民主。現在的民主戰士自己不談西方的民主歷史，也反對別人思考西方的民主歷史，借此否定無產階級民主的合理性，這不能不是中國目前的一大遺憾。誠然，中國民主的實踐過程中，中國人民負出過巨大的代價，但是，縱觀世界各國，哪一個國家沒有為民主問題付出過代價呢？

如果站在世界各國的民主歷史上看，人類對民主的認識是由階級的民主，到性別的民主，再到全民的民主這樣一個曲折過程，也就是說，人類在對民主的認識過程中存在著局限性。既然西方國家可以對民主的認識存在局限，中國怎么就不可以、不允許對民主的認識有局限了呢？或者，因為歷史的局限而不去提練、總結、修正因認識的局限性而造成的錯誤或失誤呢？攻擊無產階級的民主給人最強烈的感受，是必須堅持無階級的民主，否定資產階級的民主，而這樣的結果，那些民主戰士還是沒有逃脫階級的制約，更沒有脫離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的思維方法，現在和過去所不同的地方只是，過去是無產階級消滅資產階級，而現在是資產階級消滅無產階級。

但是，我不得不指出的是，真正的民主不是一個階級消滅另一個階級，而是各個不同的階級之間，在統一的制度規則下，為了獲取各自更大的生存空間，和平的搏弈，并通過和平的搏弈，尋找到社會利益配置的合理的平衡點，達到社會的動態和諧。

在國有經濟和私有經濟共存的今天，這是唯一可行的中國的民主道路，也是中國歷史的必然。

民主是權力正義、制度正義的保障

馬克思曾經說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我則認為，上層建筑是政治經濟的統一體。因為，經濟的正義性需要政治的正義加以保證。試想，一個缺少經濟的正義的社會，其政治的正義性又從何談起呢？政治的正義，說白了就是權力的正義性問題，而權力的正義性，既源于權力制度的正義性，更源于人民的民主權利，因為，正義源于人類非求證真理的渴望。所謂非求證真理，既是，求證它也存在，不求證它也客觀存在的一種真理存在形式。

也就是說，這種非求證性真理是人類共同的渴望，但因為人類所處的社會層階不同，利益占居空間各異，于是便產生了追求正義與排斥正義的搏弈。

正是這種搏弈，每個公民的平等權利就成了有效搏弈的前提，也就是說，在強弱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只有現實的差別，沒有政治權利的差異。

或許，只有這樣，權力與制度的正義性才能得以彰顯。

人們需要清醒的認識的問題是，中國是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在民主化推進過程中，我以為必須堅持的是：

一，不能亂。

二，要發展。

三，不分裂。

不能亂是經濟發展的前提，而經濟發展關系到十三億人口的穿衣吃飯問題，如果中國連十三億人的穿衣吃飯都解決不了，民主問題也只會成為空中樓閣，成為一種美好的向往。不能亂并不是過去意義上的靜態穩定，而是在有序的動態中求政治經濟上的雙重發展。有序就意味著制度規則，而動態則意味著在制度規則約束下、有目標、有步驟、有秩序的逐步推進。國家分裂，諸侯割據，中國歷史證明，不僅不可能給中國人民帶來一個民主和諧的樂園，相反，可能把中國推進萬劫不復的深淵。

民主是權力和平更替的坦途

社會興衰，源自于權力對社會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源自于社會對權力的認同和信仰，這種認同和信仰，最終形成了社會信心。社會的信心，標志著國家的信心和由國家信心而形成的社會力量。從世界各國的發展歷史上看，權力更替是常數，也就是說，任何國家或歷史上的權力，都不可能永遠代表社會發展的方向，因為，社會發展的方向，既源于社會思潮，又源于社會欲求與精神心理的需求，它飄乎不定但又有跡可循，但問題是，任何權力都不可能完全了解、理解暗動的社會心態，權力更替也就成了社會發展的必然。權力更替不外乎兩種形式，一是以暴力的形式推翻權力，另一種是和平的方式，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民主的方式完成權力更替。兩種權力更替的方式，前一種代價大、成本高，應該說是歷史的無奈選擇，而后一種權力更替方式，不僅代價小、成本低，更是動態有序的權力更替方式。

我個人以為，在和平更替權力的時候，某人當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某人的當選，代表了中國人民的選擇，是人民意志的一種表達方式，對于國家的發展來說利大于蔽，雖然，在民主選舉過程可能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正如鄉村的民主選舉一樣，選舉畢竟代表了民意、民志，代表了權力的被訓服，而在選舉之前，鄉村干部雖然不大，但卻意味著權力欲望的恣肆橫行，意味著在其管轄范內權力的至高無尚。正因為權力的至高無尚，權力欲望把人異化成權力擁有者要求轄區所有的臣民，都必須聽從他的指揮，否則就是對權力的不敬，就是犯上作亂，就得給予懲罰。而實行選舉后的村官，似乎沒經任何人的教育，一下子變成鄉村大眾的公仆了，從這個意義上說，民主是權力更替的坦途，但更是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保障。

民主是一種思維方法、生活方式和社會秩序

民主是什么？是政治制度還是別的什么？認真想想，民主政治既有制度的含意，但絕對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制度，因為，如果民主只是到了制度層面，其實它離真正的民主還是相當遙遠的，因為，真正的民主是一種思維方式、生活方式和社會秩序。民主政治不過是實現民主思維、民主生活和社會秩序的制度保障。訓服權力的途徑是民選，因為，對官員有直接教育作用的是民意，而不是高尚的宗旨與說教。對于民眾來說，教育人們用民主的思維思考問題、看取問題和如何生活，莫過于民主的實踐。比如，鄉村選舉之初，人們看的是家族，是關系，但當事實教育了他們之后，那張選票選擇的是權力的臣服和為公眾服務。

2008年1月28日星期一

政治的搏弈

田忠國

不論從橫向還是從縱向上說，世界各國的政治搏弈，其核心還是個利益問題。只是所處的環境不同，比如說，幾個人之間的利益爭執叫利益，但如果放到大的社會背境下，各個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搏弈，在理性領域，叫政治。

回顧中國建國后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在中國的歷次所謂的政治斗爭中，其本質就是個社會不同群體間的利益斗爭。不同利益群體間的領袖人物，他們不同的政治主張代表了不同群體間的利益訴求。沿著這個思路，我們會發現，社會各階層間的利益訴求，并非是某個階層的群體行為，而是先覺者首先發現了社會利益不合理進而為某個群體所代言。同樣，如果在一個人民民主權利制度比較完善的國度，階層利益代言人的聲音必能順利的得到社會的重視，從而為解決問題提供了一種視角，但在一個人民權利毫無保障的國度，代言的聲音常常遭到封殺，或者對代言者進行懲罰。

兩種不同的處理的方法，向人類展示了兩種不同的結果：

一、問題得到合理解決，社會處于動態穩定，快速發展的狀態。

二、問題得不到重視，更談不上解決，代言人遭到懲罰，最終導致失去生存保障的群體輕則群起反抗，重則引起社會動蕩，嚴重時發生暴力革命。

由此可以看出，所謂社會階層的政治訴求，其本質是個社會利益配置問題。因為，人類的政治權利是利益的具體表現。

人民平等的政治權利，意味著社會利益的平等分享。

就目前看，不論出于階層屬性的原因，還是出于其它別的原因，中國都不具備處理復雜問題的能力，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尚難發現有主導權力的人可以超過自己的階層屬性，站在一個更高的高度，中立、客觀的分析中國現存的深刻的階層性矛盾。

一個看不到深刻的社會矛盾的社會，怎么可能有解決矛盾的能力呢？

如果有，也永遠只是簡單而又殘酷的斗爭方式或者叫專政方式。

世界各國的發展歷史證明，簡單的處理矛盾的方式，必然導致殘酷的暴力反抗。

但是，中國以后會不會發生暴力反抗呢？

就目前看，中國的弱勢階層在對地方政府失望之后，還寄希望中央，因為，弱勢群體的反抗，現在大多數是理性而和平的。

弱勢群體只所以采取理性而和平的反抗手段，原因是他們旨在通過和平反抗，讓中央高層知道他們的利益訴求，并通過中央的過問解決問題。

這一方面說明了弱勢群體的理性和希望，從另一個方面也反應出，一是中間層的不作為，二是中間層成了高層與下層最大的阻隔層。

因此，打通中間的阻隔層，就成了中央工作的重中之重，因為，如果中間的阻隔不破除，不打通，直接影響高層的正確決策。

對于這個問題，必須引起中央高層的重視，要有危急感、緊迫感。如果遷延時日，當弱勢群體因失望失去理性控制的時候，再解決問題就晚了。

如何破除中間層呢？

一、民主選舉朝上推進，起碼要推進到縣一級。現在官員不怕上級檢查，但怕選票。

從村官選舉的實際效果看，現在的村官，經過選舉的教育，再也不是以前的村官了。他們具有了為村民服務才能獲得選票的明確意識。

二、制定法律制度，盡快落實人民的“表達權、監督權”，開放媒體，使之真正發揮媒體的監督作用。媒體真正的正面宣傳作用，不是什么正面宣傳，而是人民的訴求和反應的問題得沒得到解決，以及經常發生在他們身邊的問題得沒得到處理。那種以為報喜不報憂才是正面宣傳的觀點，只會制造人民的不信任感。

三、建立下層與高層的網絡互動平臺，使下層各個利益群體的利益訴求在第一時間讓高層知道，為高層的快速決策、正確決策提供信息資源。

四、采取強有力的措施，打壓官員亂政，鏟除腐敗勢力為禍民間，消除民眾同政府的對抗情緒。

五、加快推進社會利益配置合理化，拉動國內消費市場，促進經濟發展。

中國最大的經濟危機，我個人以為是貧富差距拉大造成的人民大眾缺少消費能力，使國內消費市場嚴重萎縮。而現在的通貨膨脹更是雪上加霜。

2008年1月2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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