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所販賣的美國牌的“民主”乃是董事會式的按資分配的民主
－－再談浙江一些地方村選后的“老板執政”現象

05.5.9《報刊文摘》轉摘《中國經濟周刊》蔡永飛文章《對“老板執政”的反思》謂，“在浙江東陽市農村，‘老板執政’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在最近一次村級換屆選舉中，當選的村官大多有自己的實業，或辦廠，或經商……這部分村官大概要占到90％。”
對于此類現象媒體早有報道，主流的看法是改革深化的表現。特別是當地官方，更是認為這是讓有經濟頭腦和經濟實力的“能人”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帶動廣大那么共同富裕“奔小康”；同時也是“民主化進程”的表現。
“老板執政”，稍微知道一點馬列主義ABC，本是無須“解讀”的問題。如今，居然還要為此一議，即此可見我們的話語環境。
只要還存在階級和國家，就有“民主”也有“專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不同的只是哪個階級的“民主和專制”。如此而已！多么明白，多么犀利！馬克思創立了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才揭開了這個幾千年來一直被形形色色的學說所遮蔽了的千古之謎。其核心就是階級論。這是對資產階級走上歷史舞臺以來“啟蒙”學說的一個否定，也是一個升華。史無前例，至今無人超越！孰料，自上個世紀以來，這一“先進文化”，卻隨著國際共運的走向低潮和無產階級及勞動者被邊緣化，居然被妖魔化為“陳舊保守”、“傳統”和垃圾。
社科理論特別是經濟學，有著強烈的階級性。不過，只有無產階級敢于承認這一點，剝削階級的精英心中有鬼不敢承認罷了。－－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販賣少數人的利益，注定了其理論的虛偽性。
不錯，美國是很“民主”，政黨、議會、競選，老百姓可以罵總統，十分熱鬧。不過，它改變不了資本主義的所有制，改變不了“生產要素的所有者”與“勞動力所有者”的剝削與被剝削、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這是“民主政治”的前提。議會和競選之類，不過是老板們管理國家，選擇和監督自己的“穆仁智”的一種方式，游戲方式。無須飄洋過海，看看中國土地上的外企就是。老板與打工仔，拿摩溫與打工妹，尋春者與三陪女……他們能“平等”嗎？他們之間的“民主”體現在那里？連地方的黨政要員，見了洋老板就像當年“制臺見洋人”一樣，腰彎90度－－是啊，“人家本來投資怎么辦？”在一些城市，已經以立法的形式正式賦予洋老板以及有多少錢以上的土老板在駕車、嫖娼等方面的豁免特權，這也是“法制”！即使在大小老板之間，他們的“民主”也是不平等的－－正如在董事會上一樣，大家的“民主”決策權利是按照持股的多少量化的：錢多權多，錢少權少，無錢也就無權！擴而大之，整個社會的民主也是一樣的。
從來也為有抽象的民主，任何階級的國家對本階級來說都是“民主”而對被壓迫階級來說都是“專制”。近現代的法蘭西有過幾次“共和”和“帝制”，區別只在政體，對于人民來說都是一回事。正是那個拿破侖皇帝，給法國及歐洲的資本主義提供了大發展的機遇呢。
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統治方式是不一樣，我們常用“民主”和“專制”來表示二者的不同。其實，這僅僅是相對的，在更高的層次上，它反映的并不是其本職區別。因為二者都是少數剝削階級的統治。其實，封建時代也不是沒有“民主”，王朝最高決策過程中的“部議”、“廷議”以及中央政權的三省制度、諫議制度和清流議政等，也都是地主階級實現民主的一種形式。當然，封建皇帝比資本總統的權利是大得多，他們既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同時又是他們的“君”，不像資產階級的總統總理們基本是他們的“公仆”，但這不能改變問題的本質－－二者都是階級統治的代表。當代既有總統制、總理制，也有君主立憲制，但他們在本質上并無二致。
在資本主義的不同發展階段上，歐美和第三世界的多數國家，克林頓和布什與蒙博托和蘇哈托治下的國家，在民主和專制問題上，沒有本質區別。他們的不同，不過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與官僚買辦資本主義的區別，實施的都是老板的“民主”和對勞工的“專制”。
還有一個最好的例子：在古羅馬，有過“專制”也有過“共和”，但無論何種“政體”，那“自由”和“民主”，都是屬于“自由民”也即奴隸主的，與 可以買賣的“會說話的牲口”無關。“自由民執政”，則是彼時的政權基礎。即此可以理解，為什么和平解放之后，盡管中央政府對西藏原政府成員極盡優待仁至義盡，盡管一再申明“和平改革”、“六年不變”，但還是改變不了達賴集團的敵對態度，其原因還在那個“農奴制度”根子。
所以，馬克思主義改造社會，把著眼點放在改造所有制上。這才是根本！在經濟上居于支配地位的階級，也一定會在政治上居于統治地位，在思想文化上壟斷話語霸權。在社會生產中沒有對生產資料的支配權，就只能有出賣勞動力的“自由”和“民主權利”，談論什么“人的解放”、“個性解放”之類，不是空話就是欺騙。
在階級的統治和管理的方式上，統治階級自身可以直接參與，更多的是通過代理人實施，就像股份公司的老板與經理的關系一樣。封建地主階級也是這樣，《紅樓夢》中黑山莊的烏進孝有點像“經理”承包，與黃世仁府上的穆仁智就不一樣。封建時代的基層政權，基本是豪紳直接當政，文人或狗腿子當“三老”“地保鄉約”和“保甲長”的也有，他們相當于“幫忙”和“幫閑”。這在《白鹿原》中就有反映。用張賢亮的話說，就是讓別人代表自己還是自己代表自己。
浙江村選的結果是老板直接“執政”。它至少可以告訴我們兩點：一，在社會濟濟方面居于強勢地位的階層，通過“民主”自然而然也會取得政治上的強勢地位，包括“執政”。二，“轉型”的“初級階段”，在資本的原始積累中，權和勢還具有特別的意義。能人當家帶領大家一齊致富云云，恐怕是幫富人說話糊弄窮人的。不然，有錢人為什么要花幾十、幾百萬去“競選”這個小小的村官呢？山西一礦主花300萬競選村長，就是為的轄區的煤礦，從這里，又可找出頻頻發生的惡性礦難的原因。市場經濟，投資不就為了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么？看看梁曉聲的的小說《村選》吧，那里就寫得很生動，要比理論家的高論深刻得多。
因為腐敗愈演愈烈，所以“民主”的口號對于大眾很有吸引力。在下絕無反對民主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切不可忘了在“民主化的進程”中看看擴大了的是誰人的民主。20 多年的實踐檢驗，特別是國外的前車之鑒，歷史的教訓太嚴酷了。上溯到1950年代，從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到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都是打著“民主”的旗號。然而實踐的結果，“民主”來“民主”去，“民”都是“為他人做嫁衣裳”－－將自己的不夠完善的民主換來了外國洋老板和本國一小撮“先富起來”的寡頭和大小老板的民主。經濟崩潰，社會混亂，貧富懸殊，國家分裂，直到今天的“顏色革命”，仍然無有寧日。其實，這里有一個彌天大謊：正是“民主”造成了這一切！在精英的詞典里，社會主義，建立在人民大眾的公有制基礎上的無產階級專政也即真正的人民大眾的民主，叫做“專制主義”；而將其“顛覆”而代之以少數暴發戶的民主，才叫算民主”。波蘭的工人階級最典型，團結工會在美國人和羅馬教廷的支持下“民主”多年，結果呢，連舊日的老貴族和地主都卷土重來了，給幾十年前的“產權”落實政策，而女工也只好充分享受做“性奴”的自由了。
在官民關系的意義上，腐敗程度也是民主程度的測試表。“官”的為所欲為，正說明“民”的民主成反比例的稀缺。腐敗的愈演愈烈正是大眾民主包括監督權被剝奪的結果。在馬德和慕、馬們橫行的地方，日益膨脹和“深化”的是權錢黑結合的“民主”，至于沈陽鐵西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的下崗工人，還有多少民主就不好說了。過去官們搞點特權為什么怕？就是怕的再來個“三反、五反”和“四清”之類－－正是一種群眾的有效民主監督形式。后來不知怎地，據說它們都是“運動”就不加證明地否定了－－共產黨不就是靠搞運動起家的嗎？MBO、“快賣賣光”不也是轟轟烈烈的“運動”嗎？什么辦法能有效地讓老百姓監督官場，也該讓實踐來檢驗。怎么MBO和教育產業化實行起來就那么暢通無阻呢？
毛澤東的后半生，就是致力于探討如何才能永遠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的，這一話題說起來有點復雜了，但那畢竟是中國黨也是國際共運乃至全人類的極其寶貴的財富，連西方學者都十分看重取嚴肅的分析態度，輕易丟棄是會收到歷史懲罰的。至于感到彼時一片黑暗的，到底是少數。－－現在他們的“民主”是越來越多了，一場瓜分人民財富的盛宴，也是在“民主”的狂歡聲中進行的。中國又到了一個歷史關頭，發展也好，反腐也好，和諧社會也好，崛起也好……毛澤東是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能否正視，它關系到我們國家民族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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