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前蘇聯私有化與“民主化”的分析與替代方案
作者： 崔之元 
　　在前社會主義國家中私有化和民主化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私有化對于這些新生民主
政權的鞏固是起著促進作用還是阻礙作用？為回答上述問題，我將首先對私有化的各種方案進
行分類，然后進一步探討其對向民主制度的過渡和民主體制鞏固的影響。本文的觀點是，從目
前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情況來看，私有化使民主制度的鞏固變得困難。要解決過渡與鞏固之間
的矛盾，我們需要在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一種新的經濟體制改造方案。
　 本文末將對上述方案進行概述。盡管本文主要討論俄羅斯和東歐的情況，但希望本文的結
論能適用于更廣泛的范圍，主要是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區內正經歷類似的政治經濟體制根本性轉
變的國家。
私有化方案的分類
　　在東歐和俄羅斯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造過程中，私有化曾連續幾年排在議事日程的首位。在
該地區，幾乎所有在共產黨下臺后執政的政府都在上臺后不久推出了將國營企業私有化的重大
措施。這些私有化辦法可根據兩種標準分類：即某種辦法是提倡快速私有化還是緩慢私有化，
以及某種辦法是提倡從下到上的（自發的）私有化還是從上到下（政府指導的）私有化。上述
分類總結如下：表一：私有化方案的分類
　 慢快自發的私營部門從國營部門中產生發展經理/工人贖買企業政府指導的企業逐個拍賣免
費發放購買卷
盡管上述分類有些武斷，但據此我們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關于私有化討論的兩個重要方面及其
同鞏固民主制度的關系上。第一個方面是私有化的時機把握和速度，在表一中表現為“快”和
“慢”。民主機制的效率各不相同；例如，如果決議只需總統下令批準即可生效，而不需經過
議會辯論，則達成決議的速度將會提高。私有化的速度越快，要求國家決策機構的效率越高，
這一點對可能對向民主制度的過渡產生重大影響。如果目的是盡可能快地私有化，則可以認為
，必需賦予總統決定權以避免議會長期討論造成的障礙。第二個方面與私有化方案的類型有關
，在表一中顯示為“自發的”和“政府指導的”。“自發秩序”這一概念是由哈耶克Friedric
h Hayek提出的，Friedrich Hayek是東歐最具影響力的西方經濟學家之一，他認為沒有政府干
涉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最高效的。他的理論經常被用來反對政府運用政策手段對私有化進程進行
的任何指導，除非這種指導是政府制訂的促使私營部門自由發展并最終脫離國營部門的一般性
法律。相反，政府指導的私有化方案通常是由政府的私有化機構將國有資產逐個銷售，或向公
眾發放免費的購買券。　　實際上，私有化幾乎總是上述單一性方案的某種混合。例如，1992
年至1994年的俄羅斯私有化方案即為內部職工贖買和免費購買券的結合。匈牙利和波蘭在1989
年到1990年初的私有化方案主要是自發的“經理”贖買或職工贖買。從1990年下半年開始，逐
個銷售的方案在匈牙利和前東德占了上風。在前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開始向公眾發放了免費
購買券，但這一方案受到了向革命前的所有者歸還財產問題的影響。在波蘭，由Tadeusz
Mazowiecki 領導的第一任團結工會政府施行的是逐個銷售的方案。1991年Bielecki政府上臺
后，則將其改為免費購買券制，并允許使用互助基金。
私有化對向民主制度的過渡和民主制度鞏固的影響
　　一個國家對私有化方案的選擇對其向民主制度的過渡和其民主制度的鞏固有著顯著的影響
。本文第一部分的主題是，這兩種影響不僅是不同的，而且甚至會互相產生沖突。
　　著名的民主化理論家Adam Przeworski 認為，向民主體制的過渡是“一個將不確定因素制
度化，并使各種利益都受不確定性影響的過程。”在民主制度下，沒有任何政治力量或利益能
受到保護而不受競爭和不確定性的影響。如果私有化使曾處于統治地位的精英分子有理由認為
其經濟利益將受到新生民主體制的支持，他們可能會減少對民主化的反對。從這種意義上說，
通過減少舊的精英分子所面對的不確定性，私有化為向“民主體制”的過渡鋪平了道路。
　　民主體制的鞏固則是另外一回事。正如Adam Przeworski指出的，“當人們開始自覺地維
護民主制度，即當所有有關政治力量發現繼續將其利益和價值置于各機構間不確定的相互作用
之下是最有利的時，民主制度即得到了鞏固。”但是，一個推進向民主制過渡的私有化方案并
不一定能鞏固民主制度。有時民主體制的產物會與某些重要政治力量發生沖突。這些政治力量
就會力圖顛覆民主機制。所以，只有當主要社會、經濟和政治力量不將大量資源用于規避正式
的民主法規時，民主制度才有可能得到鞏固和確立。具體來說，某一私有化方案是否能確立和
鞏固民主制取于其是否能實現對增加政府收益和提高效率的公開許諾。上述兩個目標對改善新
生民主體制的宏觀和微觀經濟狀況至關重要。因此，此二目標的實現會給新生政權贏來廣泛持
久的民眾支持。否則，處于不利地位的集團則會產生推翻民主制的強大動力。
　　不同的民主化方案對民主制度的過渡與鞏固有著不同的影響。首先，讓我們來看看自發的
私有化。自發私有化需要一般性立法來實行，但不需要政府進行特別的政策運作。經理贖買既
是自發私有化的一種，這種贖買使經理剝奪國有財產用于私利。顯然，這種贖買是有利于舊的
統治階層的，因而可能減少向“民主化”過渡的阻力，從而促進這一過渡。但是，這種自發私
有化卻削弱了民主制的鞏固。公眾對昨天的政治精英成為今天的經濟精英感到不滿，特別是在
新生民主政權的初級階段，大多數人的經濟狀況通常會惡化。例如，1996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
展報告中就承認，“…在大多數國家，改革的初期階段生活水平通常會下降，這一點幾乎毋庸
置疑。”在匈牙利、波蘭、前捷克斯洛伐克和俄羅斯，公眾對在整體經濟滑坡的情況下某些精
英得利感到失望，從而引發了對經理贖買法的反對，同時要求建立中央政府機構來領導私有化
進程。　　自發私有化的另一模式，即工人贖買，使在職職工在新機制中獲利，但同時也造成
了無業人口的不滿，因而削弱了群眾對這一私有化模式的支持。群眾的理由是：既然在共產黨
統治時期，國有企業屬于全體人民，因此不應在未給予企業以外的群眾任何參與權的情況下成
為在職職工的財產，尤其是這些企業過去的資金來源中有一部分是群眾的儲蓄。曾任波蘭工業
部長的TadeuszSyryjczyk在其1990年的講話中響應群眾的這些看法：有什么理由認為企業只屬
于其職工呢？是不是曾經長期負擔工業化重負的農民就對國有資本沒有任何權力呢？教師呢？
醫生呢？有什么理由認為一個在某工廠僅工作了一年的年輕人比在同一工廠工作了30年的退休
職工有權獲得更多的股份？如果將這一理論付諸實行，那么富裕企業的職工將獲得大量資本，
而其他人一無所得。
　　很明顯，由經理或工人贖買這種自發的私有化辦法對民主制的建立和鞏固起著相反的作用
。
第二，讓我們看看由政府指導進行逐個銷售的私有化方式。這種方式使經理和那些通過黑市經
營發財的人受益，因為他們是本國唯一有能力購買國有資產的集團。這些集團從私有化中直接
受益，因此這種辦法自然減少了這些集團對建立“民主”制的反對。但是，由于種種原因，這
種辦法只能創造很少的收入，從而導致宏觀經濟不穩定，因而促使那些處于不利地位的社會集
團在民主體制的框架之外尋找解決辦法，結果是阻礙了民主制的鞏固。
　　逐個銷售的方法不能創造足夠的政府收入有幾個原因。一是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次品問題
”。也就是說不存在相對客觀的方法來對將出售的國有資產進行估價。由于處于過渡階段的經
濟資本市場發展不足，以及其固有的宏觀經濟不穩定性，使這種情況變得更加嚴重。出售價低
的第二個原因是政府在與潛在購買者的討價還價中處于劣勢。為了降低財政赤字，政府渴望盡
快賣掉企業，而買方（國內的和國外的）擁有“戰略性延遲”的選擇權，可以等待政府將價格
降到最低。低價銷售帶來了兩種負面影響：它僅僅部分滿足了政府增加收入的愿望，而且它得
不到群眾的支持。實際上，匈牙利第一任國有財產局局長被解職，部分原因就是因為群眾指責
外國投資者在購買被私有化的國有財產時支付的價格過低。
逐個銷售方法的另一問題是只有那些最賺錢的企業才能被賣掉，這樣，那些不健康的企業就留
在了政府的手里，對政府增加收入的目標制造進一步的障礙。在新制度下，政府基本上失去了
其隱含的稅源。在傳統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政府并不征收個人所得稅和公司稅，而是依靠國營
企業上繳利潤。通過控制貨物買賣價格及保持低工資水平，政府實際上是在稅源處扣繳了稅款
。政府通過這一辦法滿足了預算需要，因為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很大一部分是在國營部門發生
的。
　　私有化后，這一隱含稅源將逐漸消失。同時，政府從微觀經濟的角度考慮到鼓勵企業發展
的問題，又不能將新的稅率定得過高，特別是在外企能享受稅收減免優惠政策的情況下。即使
將企業賤賣，政府在短期內也可能用這一收入充實國庫，但由于喪失了舊體制下的隱含稅源，
實際上這一做法對國庫的總體作用很可能是負的。這就給宏觀經濟的穩定蒙上了陰影，從而使
公眾對民主化確立的支持受到影響。
　　第三，讓我們看看向公眾免費或僅收取象征性費用發放購買券的情況。讓一般群眾在剛剛
私有化的企業中占有一份所有權，這種辦法的優點是在初始階段使公眾支持“民主”體制的建
立。例如，1992年俄羅斯在私有化過程中，就給所有公民，包括兒童提供了購買企業的機會，
每人只要象征性的支付25盧布，即可獲得面值10，000盧布的購買券。但是，由于種種原因，
這種在開始階段令人鼓舞的措施很快就蛻化了，并造成了與上面討論過的“經理贖買”大同小
異的局面。所有權集中在精英手中
　　在捷克共和國，法律規定公民必需在持有購買券一定時間后，才能進行買賣；與此相反，
在俄羅斯，人們可以不受限制地買賣購買券。俄羅斯政府認為這是其私有化辦法的一個積極的
方面。俄羅斯政府的三位主要顧問，MaximBoycko, Andrei Shleifer 和Robert Vishny，在他
們的共同著作《俄羅斯私有化》中指出，“自由買賣讓人們可以立即將購買券兌換成現金，這
對于那些有迫切消費需求的窮人來說幫助最大…這還給潛在的大投資者大大增加了機會。”但
這樣作可能導致資產分配嚴重不均，因為窮人傾向于將購買券賣給有錢購買者，因此最后是富
人占有了大多數的資產。窮人放棄產權的規模之大是如此驚人，以致于俄羅斯總理Viktor
Chernomyrdin（維克多·切爾諾梅爾金）在1992年12月時將其與斯大林強迫個體農民放棄土地
所有權建立集體農莊的強制農業集體化政策相提并論。工人被剝奪控制權　　1992年俄羅斯的
私有化法給予所有國營企業三種選擇。最常用的第二種選擇，即工人和管理人員可以以資產19
92年7月帳面價值的1.7倍的低廉價格購買達51％的企業普通股，付款方式可以是購買券和現金
的任意組合。在剩余的股份中，29％通過拍賣方式賣給公眾。但是，法律不允許工人集體購股
，意即工人只能單獨買賣股票。這是俄羅斯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主席Anatoly Chubais的精心
設計，目的是避免工人過多地控制企業。結果是，管理人員和外來投資者非常愿意從工人手中
購買購買券，而工人通常也愿意出售。有時，工人甚至拿購買券換伏特加酒喝。低估資產價值

　　俄羅斯的私有化是基于對國營企業資產的不準確的估價。在估價中，未考慮無形資產的因
素，也未根據通貨膨脹對價值進行調整。Chubais只是宣布，以俄羅斯各公司1992年7月的帳面
價值作為公司的基礎價值，不加任何調整。這一決定使投資者可以以非常優惠的條件購買國有
資產，不管是通過拍賣方式還是通過內部購買方式。因此，最后俄羅斯整個產業的總值極低就
不讓人吃驚了。當購買卷私有化1994年6月結束時，俄羅斯的產業總值還不到120億美元。連An
atoly Chubais的顧問們都對此感到震驚。在書中，他們自問道，“難道俄羅斯所有的產業資
產，包括石油、天然氣、一部分運輸業和大部分制造業，加起來也不如美國一個Kellogg公司
值錢？”
　　這一估價問題當然嚴重地制約了私有化政策的創收能力，使新“民主”政權只獲得了有限
的群眾支持。普通群眾感到憤怒，因為他們的積蓄和養老金因巨幅通貨膨脹而所剩無幾，價值
賣給那些重新產生的精英。甚至連世界銀行也對這種“通過通貨膨脹重新分配（財產）”感到
擔憂。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和國家杜馬1993年10月的沖突及葉利欽撤銷Alexander Lebed職務引
發的危機是俄羅斯民主制度鞏固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的兩個例證。
　　在俄羅斯和東歐實行的所有主要的私有化辦法都遇到了一個嚴重的困境：盡管私有化一開
始促進了向民主制的過渡，但很快就對民主政權的鞏固構成了威脅。這一過渡與鞏固之間的兩
難可能是Przeworski如下描述的更大的兩難的一部分：為建立民主制，反對專制統治的力量必
需團結對外，但在民主制下獲勝，它們則必需互相競爭。因此，建立民主制的斗爭總是在兩條
戰線上展開：為民主制的建立與專制統治斗爭；同時為在民主體制下爭得最好的位置而同其盟
友斗爭。
　　由于私有化造成了貧富懸殊和社會不滿，俄羅斯和東歐的民主制度的鞏固就得不到保障。
根據世界銀行的抽樣調查，將過四分之一的俄羅斯人不同意關于普通群眾受益于1991年12月開
始施行的私有化制度這一說法。到1995年3月有三分之二的俄國人不同意上述說法。而且，正
如Przeworski提醒我們的：僅限于政治領域的民主在歷史上就是與存在于工作單位里，學校內
，機關里和家庭中的剝削和壓迫并存的。為奪取政權而進行的斗爭是必要的，否則改變社會的
一切努力對將在殘酷鎮壓面前變得軟弱無力。但是，我們所需要但卻沒有的，是一個更加全面
的，一體化的，更具思想性的，能包括整個社會生活的全部的反專制統治的方案。
　　鑒于存在上述與私有化和民主制鞏固有關的困難，這里提出一種經濟轉型的其他方案。這
一方案可能對政治民主的和Przeworski設想的更具有綜合性的社會經濟民主的鞏固都會起到促
進作用。
一種替代方案
既然現有的私有化辦法均未能解決民主制過渡和鞏固的兩難，我們就需要另一種即公正又高效
，并能獲得公眾廣泛支持的經濟方案。這一方案主要是基于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J.E.Me
ade的理論，同時根據他的制度安排增加了一些論點。
Meade的方案的目的在于將傳統社會主義和傳統資本主義理論的優點結合起來，方案主要包括
兩部分：勞工－資本合伙制和社會紅利。勞工－資本合伙制
　　在理解Meade的勞工－資本合伙制之前，我們首先要去掉私有財產這一混淆的概念。在今
天的大企業集團的世界里，沒有任何東西是私有的。正如美國著名的政治理論家Robert Dahl
所指出的，如果通用汽車能聲稱“對通用汽車好的事情就是對美國好的事情，”我們就應該把
通用汽車看成是一個公有事業，而不是一家私人企業。當然，“公有”這一概念，不能，也不
應該，與“國有”等同起來。盡管尚有爭議，但傳統社會主義的缺陷可能就在于這個等式，而
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如果走向另一極端，即否認現代公司從根本上是公有的這一性質，則會
自受其害。這里的關鍵是不要再抱著過去那種把私有財產和公有財產一分為二的概念，而是為
本質上是公有的公司設計更好的管理結構。我們必需自問：誰應該擁有財產的何種管理權和何
種現金流量權？
　　俄羅斯私有化方案清楚地刻劃了最佳企業管理結構：現金流量權和控制權應該集中在一群
決策者手中，也就是不任職股東手中。研究私有化辦法的三位主要顧問認為，因為不任職股東
是唯一真正關心賺取最大利潤并降低風險的因子，所以，唯一真正有效率的結構是一個給予他
們現金流量權和控制權的所有結構。
與此相反，西方公司里的不任職股東不是既擁有管理權又擁有現金流量權。因為公司的股東只
對公司負有限責任，所以他們不承擔公司行為的全部后果，因此不能說自己承擔了全部風險。
公司的人力資源，即其雇員，也承擔了一定的風險。而且，不任職股東可以通過持有不同公司
的股份使其投資多樣化，并降低風險；而一個工人則無法同時為幾家公司工作。從這種意義上
來說，可以說人力資源由于無法進行投資多樣化，實際上承擔了更高的風險。因此，如果我們
遵循俄羅斯私有化顧問們提倡的原則，即任何決定如何使用某種資產的人，都應承擔因此引起
的全部責任，同時享受全部收益，那么工人應該作為不任職股東的伙伴與之分享資產的控制權
和資金流量權。如果我們接受上述邏輯的話，那么馬上可以得到如下結論：俄羅斯政府對私有
化過程中可能產生的任何一點的工人控股都感到顧慮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即使純從效率的角度
出發也是如此。
　　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Robert Topel在其對美國工酬制度的研究中指出，美國大公司雇員
總報酬的10％至15％是為補償各公司所需的特定技能。實際上，當雇員在沒有過錯的情況下被
解雇后，他們被重新雇傭后的工資平均比以前少10％至15％。Brookings學院的Margaret
Blair從Topel的估算中得出了進一步的結論。她注意到，1990年至1993年間公司付給雇員總報
酬的10％是8,500億美元。與此相比，同時期公司的總利潤用標準會計辦法計算約是9,910億美
元。她寫道：“也就是說，我們所說的公司利潤僅占公司創造的剩余價值總額的一半左右。另
一半一般被用來支付雇員的工資。”
這里最重要的一點是，當我們把每個公司特定的人力資源考慮進去時，認為公司經營的唯一目
標是使不任職股東受益這一傳統的理論就瓦解了。Blair對這一點的闡述值得進行較長的引用
：首先，我們要明白，通過標準會計法計算的公司利潤只能很不完全地反映公司所創造的總剩
余價值。正如所見，總剩余價值的很大一部分已經以提高工資的形式付給了雇員。但是當屬于
雇員的這部分剩余價值以這種方式支付時，卻被當作了一種運營成本…
　　但當會計們把支付給雇員的所有工資作為一項成本來記錄時，股東就會把公司對雇員的特
定技能投入的回報作為公司應盡力削減的一項支出。（因此），那些只注重股票價值的公司就
會傾向于關閉那些不能為股東賺取利潤的業務，盡管這些業務實際上可能仍在創造大量的經濟
價值。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樣作當然是沒有效率的。
　　Meade的勞工－資本合伙制理論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對不任職股東和內部工人的利益進行折
衷的嘗試。這一做法的目的是為了實現Blair稱之為 “總財富最大化”的社會利益，這一概念
與股東價值最大化是有很大不同的。在Meade的方案中，不任職股東擁有資本股份券，而內部
工人享有勞工股份券。具體的運作方法大致如下：勞工－資本合伙制，就是工人和風險投資者
作為伙伴共同管理企業。投資者在企業中占有資本股份，就象資本公司里的普通股。工人在合
伙中擁有勞工股；勞工股享有同資本股同等的分紅權利，但這種股份是屬于每個工人合伙人的
。當工人離開公司時，這種股份就被取消。如果合伙收入的任何一部分未以紅利形式分配，而
是用來發展企業，則應向所有現有的資本股和勞工股的持有人發放價值等同于其犧牲的紅利的
新資本股。這種合伙制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勞資之間的利益沖突，因為任何提高某種股份的紅
利，從而使某一集團受益的決定，將自動提高另一集團股份紅利。　　除了使不任職股東和內
部工人的利益結合在一起之外，Meade的勞工－資本合伙制的另外一個主要優點是向勞務市場
中引入靈活性。現有的西歐模式的社會民主體制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工人享受高工資的代價
是勞務市場的僵化，這就意味著產量低于成本效益均衡水平以及就業率低于潛在的最高水平。
勞工－資本合伙制以勞工股替代固定工資，因而向勞務市場注入了靈活性。
　　Meade勞工－資本合伙制的上述兩個特點－即減少不任職股東和內部工人之間的利益沖突
和向勞務市場注入靈活性－對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可能特別有吸引力。如上所述，所有現有
的私有化辦法，最終來講都偏向于使新生的不任職股東和經理階級受益，而產生這一偏向的理
由并不是提高效率。實際上，根據前面提到的Blair的理論，如果政府采用勞工－資本合伙制
，將會從整體上創造更多的社會財富。
　　Meade關于董事會構成的具體建議可能也會對東歐和俄羅斯的人民有幫助。不任職股東和
工人股東分別選舉同樣數量的董事構成董事會。董事們指定一名董事長，當董事會表決出現平
局時，董事長將投票決定決議是否通過。這樣，在兩類董事發生沖突時，董事長就是仲裁者。

　　至于勞務市場的靈活性問題，前社會主義國家的進步力量應避免簡單照搬西歐實行的社會
民主制度，這是非常重要的。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早就失去了激發其產生的那種激進的改革目標
。西歐的社民黨不再對現行的市場經濟和代表制民主進行挑戰和改革，而僅致力于調和其已接
受的機構性分化和等級制度帶來的社會問題。這類保守的社民黨保護在資本密集型的大規模制
造產業中工作的工人的相對特權地位，而以排除大多數受雇于失寵的、無組織的二級經濟中的
工人為代價。如果說第一經濟和第二經濟中工人的分化在西歐社會民主制度下已經是一個難以
對付的問題，這一分化的比例和效果在象波蘭和俄羅斯這樣的國家則更為令人生畏。我們需要
象勞工－資本合伙制這樣更激進的制度創新來彌補傳統社會民主制度的缺陷。
關于工人是否應接受根據股份確定的可變收入，而不是領取固定工資這一問題存在爭論。這一
問題引導我們去探討Meade方案的第二個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是把社會紅利作為每個公民的固
定收入的概念。社會紅利
　　根據Meade的方案，每個公民可根據其年齡和家庭狀況領到一份免稅的社會紅利。使社會
紅利制度化有兩個基本原因：一是通過向每個人提供同等的無條件的基本收入來促進社會平等
；二是通過使部分收入不受勞務市場波動的影響來降低風險。從直覺上來說，社會紅利的核心
觀點在于嘗試通過增加每個工人公民的財產和能力來取代其對工作終身制的需求。
傳統的社會民主制度主要是向失業和生病的工人提供有條件的福利；與此相比，社會紅利制度
的一個優越性是增加了福利領取者尋找低收入工作的積極性。這一點初看起來似乎不符合我們
的直覺，因為無條件的社會紅利從表面上看似乎會降低接受低收入工作的積極性。但是，Mead
e通過下面的例子說明這種直覺是不正確的：一個人如果領到80個單位的社會紅利，輔之以20
個單位的有條件福利，會有積極性出外工作，只要工作的稅后工資高于20；但如果該工人的10
0個單位的收入均來自有條件福利，則其不會有興趣接受工資少于100的外部工作。
　　社會紅利制度從何處獲得財源呢？Meade以西方市場經濟為基礎，構想了分為五個步驟的
稅收制度改革，最后一步是將全國總資產的50％社會化，作為實行社會紅利的財源之一。Mead
e承認國有壟斷內在的低效率，因此在他的計劃里，國家將僅在很小的程度上參與管理社會化
的財產：
　　政府不直接參與管理那些其作為間接財產擁有者的合伙制企業或其他私有企業。私人和私
有機構將在一個自由和非常有活力和競爭性的資本市場和股票交易所里自由處置其擁有的占社
會資產總值50％的資產。政府將其所有的社會總資產的另50％投入有競爭力的單位信托和類似
的投資機構中，這些機構則將政府的資本和私有資本混合起來，尋求獲得高的回報。這種為社
會紅利融資的方式在西方來說是具有革命性的，因為，正如Meade強調的那樣：“目前，在典
型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中，國家不僅不是一個新的資本所有者，相反，總的來說還經常是社會
私營部門的凈債務人。本文范圍有限，無法討論使社會紅利在西方制度化的可行性，盡管參議
員Daniel Moynihan曾于70年代初在美國提出過類似的計劃。前社會主義國家的市場機制正處
在新生狀態，因此在機構革新方面有相對優勢，他們所處的獨特位置可能能使他們邁出革命性
的一步。這里提出的方案可以減輕前社會主義國家中私有化和民主制度之間現存的某些矛盾。

歷史告訴我們：由于私有化未能得到公眾的廣泛支持，因而在幾個前社會主義國家進展緩慢。
因此，很多公司的資產仍部分為國家所有。在這一關頭，如果這些國家決定實行Meade的勞工
－資本合伙制，包括社會紅利，將比西方國家有更大的機會成功。面對不穩定的民主和經濟上
的不平等，前社會主義國家應考慮那些對其有利的其他的解決方案。我們可能發現目前實行的
所有私有化辦法無一成功地解決了私有化和民主制的矛盾。這里的制約因素不完全是物質因素
。盡管俄羅斯在進行拍賣后，其資產的帳面價值很低，資產的實際價值是高的。反映這種現象
的指標之一是資本外流額，而1992年后俄羅斯的資本外流額達到了150億美元。這里真正的問
題是精神的：即前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和領導是否有勇氣和眼光來投身到制度革新中去，在新
機構體制的基礎上鞏固其民主政權？他們應該將Meade提出的建立社會紅利和提供無條件福利
作為一種可以考慮的選擇。
1 Adam Przeworski，《民主與市場：東歐和拉美的政治經濟改革》。（紐約：劍橋大學出版
社1991年出版），第58頁。
2 從歷史的角度看，有產階級一直傾向于懷疑和反對群眾性民主運動，因為他們認為，多數人
統治將對其產權構成威脅。（見Dahl，1993年）。
3 Przeworski, 第36頁。
4 有趣的是，上述兩個目標也正是亞當斯密提出出賣國王土地的理由：“對歐洲每一個大君主
來說，出賣王室土地將產生一大筆資金。如將其用于償還公債，則會因抵押而產生前所未有的
收入...當王室土地成為私有財產后，幾年內土質便會改良，土地也會得到精心耕種。”
5 世界銀行：《從計劃到市場：世界銀行1996年發展報告》（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年
）第25頁。
6 歐洲自由廣播電臺，1990年。
7 George Akerlof研究出了適用于舊車市場的“次品理論”，標志著現代信息經濟學的誕生。
這一理論的要點是，當買賣雙方處于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可能會發生沒有任何一個價格能讓
雙方達成交易的情況。見“‘次品’的市場”，經濟學季刊，84期，1970年，第488－500頁。

8 Ronald McKinnon，《經濟自由化的順序》（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91年
）第122頁。
9 Maxim Boycko, Andrei Shleifer 和Robert Vishny，《俄羅斯私有化》（麻薩諸塞劍橋：
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95年）第87頁。
10 同上，第85頁。
11 同上，第79頁。
12David G. Anderson,
1993年新西伯利亞股票市場的繁榮，人類學今日，1994年8月刊），第12頁。
13 Boycko, Shleifer和Vishny,第117頁。Kellogg是美國的一家食品制造企業。
14 世界銀行，第38頁。
15 Przeworski，第67頁。
16 世界銀行，第12頁。
17 Przeworski，第63頁。
18 J.E.Meade，《自由、平等和效率》（紐約:紐約大學出版社，1993年）
19 Rober A. Dahl，《革命之后？一個良好社會的權力機關》（紐黑文、倫敦：耶魯大學出版
社，1990年），第100頁。
20 Boycko, Shleifer和Vishny，第65頁。
21 同上，第19頁。
22 Margaret Balir，《財富的創造與分享：關于公司管理和人力資源投資的報告》。（華盛
頓特區：Brookings學院，1996年），第8頁。
23 同上，第8－12頁。
24 這一理論的正式證明就是所謂的Holmostrom不可能性定理。該定理表明，在全隊預算平衡
的條件下，攫取最大利潤與達到Nash均衡是矛盾的。請參考GaryMiller的《管理中的兩難》（
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34頁。
25 Meade, 1993年，第85－86頁。
26 同上，第87頁。
27 John Roemer和Roberto Mangabeira Unger分別在其《社會主義的一種未來》（劍橋：劍橋
大學出版社，1991年）和《錯誤的必要性》（劍橋：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年）中獨立提出了
社會紅利的觀點。
28 Meade，第152頁。
29 同上，第157頁。
30 Boycko，Shleifer和Vishny，第119頁。

原載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50/No.2,Winter 1997.
　中譯 張立

http://zhiyuancui.ccs.tsinghua.edu.cn/pub/CuiRussiaPriva.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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