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代是減肥長壽訓練班
毛澤東時代是減肥長壽訓練班
首先要說我今年聽到的兩個消息,一個是著名學者費孝通的逝世,但我關心的是逝世時候的歲數,是九十多歲。當時我的心里就想:“啊!又是九十多歲!”
我為什么用“又”字呢?因為在改革開放以后,凡是受過所謂文革反右“迫害”的人,不止一個人,甚至包括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都是活了九十多歲。還有著名學者蕭乾,著名作家巴金,還有一個北大的校長叫什么名字我忘記了。統統都活過九十多歲。
我認為這樣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是罕見的。就我皮毛地看一些中國的歷史,要說活九十歲一百歲的人也不能夠說沒有。但通常是這樣,如果這個人活九十多歲,他通常就不是名人,而是普通的老百姓。而歷史上的名人,就罕有活九十歲以上的。歷史上的皇帝那就更慘。統計表明歷史上的皇帝的平均壽命不超過四十歲。當然,運氣好的皇帝也有機會活過七十多歲的。我還記得這件事情有趣的就是,在改革開放之后,有一段時間搞保健這一行的經常推出一些所謂“宮廷秘方”,意思就是皇帝吃的藥。但后來有一個文章就說,歷史上的皇帝平均壽命不到四十歲,你們想象皇帝那樣嗎?
那么,有人可能就要說啦,活九十多歲是因為了現代醫學的發展。是這樣么?那你倒要給我說說象鄧小平巴金費孝通都采用了哪些只有現代才有的治療手段?古代的皇帝就享受不到?如果缺了它們的確就不可能活這么長時間?我想這也是一個廣告手段嘛,乘機宣傳一種醫療手段了得嘛。
但是觀察同時代的臺灣啊香港啊,還有國外的一些名人,好象也并不是動不動就九十多歲似的。尼克松是早就死了??肆诸D好象是動過幾次大手術。這么說美國的醫學還是發達。但是我覺得,一個人是靠醫學的發達拼命地搶救動手術來活九十歲以上,和這個人完全不靠這些活九十歲以上,那個生活質量是不同的。
最近著名畫家陳逸飛死了,而且死于肝硬化。而肝硬化來源于脂肪肝,而脂肪肝又是因為吃得太好了造成的。
再說我昨天看到的一個消息,講的是剛到大陸訪問的那個連戰的老婆,叫連方什么來著,反正我這個人文化低讀不了。她的身材就很好,身體也是很健康的樣子。因此記者就采訪她,說有什么保養的秘訣。她的回答就是,她每天都要保持著饑餓感。
從這里我就想到,原來人身體的敏感器向大腦傳達的信息是錯誤的。就是說明明身體已經接受了足以使身體健康的食物,但是胃卻要向大腦發出不正確的“痛苦”信息。許多肥胖病許多損壽的事情都是這么來的。就是說當身體的營養合適的時候,身體偏要感覺痛苦,而當身體感覺高興,大吃大喝的時候,卻正在造成真正的疾病,真正的損壽。
就拿我本人來說,我就記得我當兵的時候,也就是在文革后期,那個伙食就特別地差,每天都是米飯冬瓜,肉特別少,每次一見到那些飯就感覺不好,難受。也就是說,大腦接收到的是“痛苦”信息。
但也正是在我當兵的期間,我的身體從身高一米五四增搞到一米七四,從雙杠一個都撐不起到連撐二十幾下,已經成了一個壯小伙,而且身體不胖不瘦,渾身也感到有力量。這說明我在這個期間,雖然大腦接收的是痛苦信息,但實際上接收的營養,受到的鍛煉,卻是合適的,有益于身體健康的。
反而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倒是伙食越來越好,深圳的好飯店我都吃了個遍。什么鮑魚啊魚刺啊之類的東西我也都吃過了。但是我的身體迅速地膨脹,成了一個大胖子,身材一點都不好看,而且開始有各種各樣的病就來了,脂肪肝也出現了,心臟已經動過一次手術。
相比之下,毛澤東時代的訣竅是什么呢?就是重視體力勞動,而且特別重視農業生產的體力勞動。
現在在深圳一些工廠里的工人的勞動,其實也算不上特別的體力勞動,可能是一個工人坐在工作臺前,成天在一個顯微鏡下焊東西,那種活兒干多了是傷身體的。
所謂體力勞動,其實就是要用工具鐵鍬,鋤頭,鎬頭,砍刀,鐮刀,大錘,這樣的東西,或者扁擔,或者小推車這樣的簡陋運輸工具。
當時的干部參加集體生產勞動,都是指的這種體力勞動,不是拿著鐵鍬挖啊挖,就是挑著擔子來回走。
那么,為什么這樣做,去努力地養豬種菜,去挖去刨去挑著東西來回走,就能夠長壽呢?
我們知道人類是逐漸進化成今天我們這個樣子的。而人類的進化速度是非常慢的,可能幾萬年DNA也改不了多少。而幾萬年前,人類的生存是需要很強的體力的,因此DNA,那些遺傳基因,是適合人類在艱苦條件下生存的。
而近幾百年科學技術發展神速,導致了不可再生性能源的大量使用,使人類不需要花那么多的體力就能夠生產出大量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人的身體的DNA可遠沒有進化得那么快,因此,在缺少體力活動的情況下,各種疾病就來了。也就是說,人體的硬件設計是打算讓人接受艱苦的體力勞動的,是適應那種環境的。可是環境突然性地改變了,人體的硬件卻沒有辦法改變得那么快。
那么就有人會說,那好辦,我搞體育鍛煉,搞健身,在家里放跑步機,不也能夠收到效果嗎?當然也能夠收到效果。多鍛煉總是沒有錯。
但是農業生產還有一個特點,它不象什么跑步啊,健身啊那種事情,完全是為鍛煉而鍛煉。它在勞動的過程中是有一個目標的,因此是腦力和體力并行的。比如說養豬,就是要把一個小豬從小養到大,你要觀察它們的成長過程,還要學會讓豬交配,還能夠給豬接生,這里面的學問也挺不少,如果養的方法不妥,豬也會死的。
要知道人有兩種思維方式,一種是理工科思維方式,就是要研究這個事物是怎樣的,應當怎么做,另一個就是情緒思維方式,比如說某某某太壞了,我恨不得打他一頓。
而現代社會的那些名人,在情緒上經常是痛苦的,這種痛苦其實是損壽的。比如說那個剛死的陳逸飛,他的情緒一定不好,拍《理發師》和姜文大吵一架。而有一些名人,如香港的影星張國榮,索性都痛苦得自殺。
那么古人就講要修身養性。其實,修身養性最好的辦法,就是理工科思維加體力勞動。你光在那里說服自己:“我不生氣,我不生氣,我不生氣”其實不解決問題,最后還是要生氣。美國為什么會有那么多的槍殺案,什么一個公司職員拿著槍到公司大開殺戒啦,什么校園槍殺案啦,為什么?因為很生氣。但是如果你成天研究著問題,而且特別地忙,身體也特別地累,那就沒有功夫生氣。
也就是說,農業生產符合這個特征,一方面要支出體力,另一方面,你要想辦法讓那些莊稼,那些豬成長起來,你需要研究這件事情。在這個過程中就會忘了煩惱。
另一個方面,現代人普遍的煩惱,就是感到寂寞,人與人的關系越來越疏遠。而體育鍛煉解決不了寂寞的問題,你在一個跑步機上反復地跑,怎么能夠與其它人交流?而文革期間的五七干校,則是大家一起勞動,能夠加強大家的關系,大家的親和力,就消除了寂寞感,人與人的關系就靠近了。這也是能夠長壽的原因。
大學或者中學的一個班,平時學習可能大家也都少交往。但是如果一個班出去支農勞動,在勞動的過程中大家必然要交往,我敢保證,只要有這樣的全班拉出去支農勞動,或者軍訓或者旅游,都會大大地加強大家的緊密關系。這就形成一個很好的心理治療。現在的心理治療,就是讓一個心理醫師陪你說說話。但是我認為更好的心理治療就是把大家編成五七干校的一個班,共同參加養豬種菜的勞動,這么搞上兩年,什么心理病都治好了。
講到這里,相信一些右派慣用的伎倆就一定會使出來的,你放心,我后面的跟貼一定會有這樣的話:“你覺得下鄉那么好,有種你現在去下鄉啊?”因此這句話我是要嚴肅地回答一下的。
首先是,我去不起。正如把上面那句話改成“你覺得美國那么好,有種你去美國啊?”就現在而言,去上山下鄉的難度,是不亞于去美國的難度的,你要到鄉下,找到一個地方住,還要找到一塊地,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這個代價是很大的,尤其是你要放棄自己的工作去干這樣的事情,代價就更大。因此,去鄉下和去美國,都是一樣難的事情。
然后是,我這個人缺少毅力,已經深陷于現代化的“毒品”之中,已經成了現代化“產品”的癮君子。我覺得語遲先生說的對,現代化的這些高科技產品,符合毒品的特征,就是你缺了它本來也能活,但是你用了它感覺會好,而一旦用上,就有離不開的感覺,就是上癮。因此,我已經深陷于現在的三個空調加各種其它電器的毒品中不能自拔。正如有一些人戒不了煙,但仍然能夠知道吸煙有害健康一樣。
但是如果有一種辦法能夠讓我上山下鄉,能夠進五七干校,我是很感激的。比如說現在哪一天公安局突然有兩個人出現在我面前,說你已經被捕了,因為你反黨反社會主義,把你送去新疆農村勞改五年。那我真的很感謝。
當然,你不能夠讓我進美國的監獄,那我可能會受到雞奸,甚至被別的牢友給殺了。你當然也不能夠讓我進國民黨的監獄,柏楊和李敖都已經講述了國民黨監獄的慘狀。當然,如果把我送日本七三一部隊,那我死得就更慘了。
但是,如果是把我送去農村干農活,那我肯定壽命直朝九十歲奔,我趁機就戒了這些現代化的毒癮。有的時候,一個人要實現自己的愿望,是需要有一個外力來推動的,那個外力,就是最好把我打成右派或者當作反革命抓起來。反正是勞動改造,有益于身體健康,又不是讓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
我估計強制把我送去農村干農活戒“毒”,在戒“毒”的頭幾個月,我會受不了,我會大哭大鬧,我會喊把我殺了吧,我受不了啦,我會苦苦哀求管理人員也就是戒毒所工作人員把我給放了。因為我的毒癮需要解決啊。
但是戒毒所工作人員應當不理睬我,也要防止我因為毒癮受不了而自殺。我要是一自殺右派分子又要痛哭流涕地說我被迫害致死了。
這樣,過了幾個月,當我努力農活,努力養豬種菜。我吃自己養的豬,當然肯定不會有什么瘦肉精,當然我也不會蠢到要往豬肉里注水,我也不會給豬喂化學飼料比如什么二惡英之類。我種菜全部從廁所里挑大糞去施肥。自己種的菜自己吃,當然肯定不會有什么農藥之類的東西。當然,因為不熟練,自己種的東西產量不夠高,因此感覺上豬肉也不夠吃,油水也不夠多,每天的飯量也只是適度。當然我的胃就很不高興,會認為自己吃得不好,感覺“痛苦”。但是再過幾年,我就發現我身輕體健,精神飽滿,充滿活力,我已經成功戒毒了。
當然,只要回到大城市,在各種“毒品”的誘惑下,我的毒癮會重新發作,那個時候我就會痛哭流涕地大罵“迫害??!”“悲慘??!”向大家拼命地“憶苦思甜”。然后迅速得脂肪肝,然后變成肝硬化,我就很快地幸福地死去了。
人經常就需要外力的推動。比如說自己努力學英語,意志堅強的人能夠做得到。但是大多數人象我一樣意志不夠堅強,因此需要有一個英語班來強迫自己,每天上課下課,還有考試。象一些運動員為了提高自己的成績,就需要有一個外部的教練來強迫自己,要有一個教練成天對自己不斷地訓斥,甚至需要高薪聘才能夠聘得到這樣的教練。
我就記得馬家軍解體的時候,有一個女隊員就以為自己回家去練就能夠練出名堂,結果自己回家練了,成績迅速下降,為什么?缺少外力的強迫。
國外有一些健美的教練,你一旦聘了他,他會對你非常嚴厲。你每天想要睡懶覺,不行,他一定要把你轟起來出去跑步。你晚上想睡得晚,不行,他一定要逼著你去睡覺。你想多吃美味?不行,他一定要禁止你吃很多。
這樣的教練是很貴的。深圳中信廣場有這么一個減肥中心,我去問了一下,說是不用打針,不用吃藥,不用動手術,還不用節食,保證半年給你弄出苗條身材,價格呢?十萬元人民幣。
那么,毛澤東時代就是一個巨大的減肥健康訓練班。這些天思聞和一個什么網友大談什么毛澤東時代的GDP。其實,如果按現在減肥健康訓練班的費用全部算到毛澤東時代上面,那個GDP就成了天文數字了。
毛澤東時代剛接手的舊中國,可以說是一個滿目瘡痍的舊中國,如果比做一個人,就相當于一個渾身充滿了各種毒癮的干瘦干瘦的有著多種疾病的癮君子。毛澤東用了幾十年的時間對這個癮君子進行了強制戒毒。新中國在這段時間的技術增長量也是歷史上最快的。
在毛澤東去世后,這個癮君子解放了,從解毒訓練班畢業了,卻開始痛哭流涕,大叫迫害了,開始恩將仇報了。實情就是這么回事。
最后再給大家看看中國兩千年人口增長圖,請注意在1949年開始,中國的人口開始暴增,說明了人民生存狀態的急劇改善。
當然,我說到這里,思聞先生可能不服氣,他會拿出種種能夠讓我大吃一驚的歷史材料,說這個人遭到怎樣怎樣的毒打,那個人受到怎樣怎樣聳人聽聞的待遇,等等。
這些材料真不真?我不知道,就算是真吧。但是也要問一個概率。
比方說吧,如果中國在五百年以后,有一群壞蛋上了臺,然后準備丑化改革開放時代,他們也會弄出許多觸目驚心的事實來的。會讓人以為我們這個時代一到大街上或者去山上游玩,到處都是煤礦工人的尸體似的。但是其實并不是這樣,改革開放年代還是不錯的。雖然說“礦難頻頻”。但是十三億人民中當上煤礦工人的人就很少,而煤礦工人中真的被瓦斯爆炸弄死的也是占整個煤礦工人隊伍中的極少數。而尸體被礦主到處扔的就更是極少數。
其實文革期間也是這樣,能夠當上官的就是極少數。當上官被打成反革命的又是極少數,因為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是好的嘛。而打成反革命正好遇上不講政策的管理人員挨了打的更是極少數。但極少數歸極少數,幾億人口一統計,可能這個數字也不少,就會讓人感到觸目驚心似的。
其實我這個人,在文革期間生活過,在改革開放期間當然也生活著,我即沒有親眼見過煤礦工人的尸體,也沒有親眼見過一個老干部被挨了一頓毒打。當然,老干部挨斗我是見過,但是沒有見過挨打。當然,我沒有見過不等于事實不存在,我沒有見過煤礦工人的尸體,并不等于沒有礦難頻頻這個事實。我沒有見過老干部挨毒打,并不等于某個角落老干部就沒有受毒打。
但問題就在于,既然我作為兩個時代的普通的當事人,沒有親眼見過那些事實,就已經表明了是低概率的事件,不是象有一些右派描寫的那么嚇人。
就我在軍隊受的教育,我經常在睡夢中夢見自己當上了戰斗英雄,消滅了不少敵人,包括蔣匪軍和美國鬼子,抓了一大堆俘虜,而且我對這些俘虜都很好,因為毛澤東說的“不虐待俘虜”。這種夢,和我在軍隊受到的教育有關系,和反復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不虐待俘虜”有關系。因此人民解放軍是不虐待俘虜的。我在夢中沖鋒的時候都喊“繳槍不殺,我們優待俘虜?!痹谶@種思想的反復洗腦灌輸下,絕大多數人一旦真抓了俘虜,也是會優待的。
在我當年的觀念中,不僅戰場上抓到的敵人是俘虜,所有的那些“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階級異己分子,統統都是“俘虜”,因此都要優待,毛澤東講過對反革命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要給出路,要嚴禁逼供信嘛。
在歷史上有大量的國民黨軍官后來被特赦釋放,并到海外定居,有大量的美國兵被俘虜,后來被釋放,有當年的地主后來移居國外,他們的回憶錄中都沒有什么受虐待的回憶。偏偏就是這個知識分子,那一回憶起來就令人奇怪了,好象別人挺喜歡迫害他們似的。
又人說把毛澤東當作神不好,當然,毛澤東也反對天才論,也認為自己是山中無老虎,猴子充大王。
但是,如果真的有人把毛澤東當成神,把毛澤東的話當成神說的話。那么,你瞧,神都說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對反革命要“給出路”,要“嚴禁逼供信”,要“一個不殺大部不抓”,要“優待俘虜”,要“不打人罵人”,好家伙,一想到要違反這幾條,就是觸犯了天條那樣,在他心中是極為恐怖的事情,是會遭天譴的,是要下地獄的,是會天打五雷轟的,他連想都不會想到要干這些事情,即使某個時候想到卻沒有做,都要深深地自責,要“狠斗私字一閃念”,那這個社會再丑惡又能丑惡到哪里去呢?
所以我的推斷,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壞事,實際上是在心目中沒有把毛澤東當作神的那一些人干出來的,如果全部都是把毛澤東思想當作圣旨一樣看待,絕對不能夠違反的人,社會上能有什么樣的壞事呢?怎么也壞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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