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資本論》看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

余　斌

　　摘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來說，“國民財富和人民貧困是一回事。”從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效率即國民財富，與公平即人民不貧困，是直接對立的。其原因就在于，這里的效率只是少數人的效率，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一效率甚至是負的。只有當效率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效率時，這個效率才與公平是一致的。而要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把握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以更加注重公平的方式來提升真正屬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效率，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公平與效率從字面上看都是褒義詞，但是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口號以來，這兩個詞卻成了死對頭。直到今天，仍有人強調必須犧牲公平以維護效率。
　　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學術界曾經對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進行過非常熱烈的探討，此后有關這一話題的文章仍然不斷涌現。總的來看，這些文獻雖然討論得很熱鬧，并且不少學者也試圖運用辯證法來闡述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但是，這些文獻并沒有很好地體現唯物主義的精神，未能將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問題與現實世界緊密地聯系起來，從而大多數文獻還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從而未能把握住公平與效率辯證關系的實質，對于實際工作沒有什么指導意義。

一、望文生義地解釋公平和效率的概念
　　例如，許成安和王家新、米祖旭等分別引用《辭海》中對公平和效率這兩個詞的解釋。相比之下，楊帆不僅強調效率主要指經濟微觀層面，還將其擴大到產業層面和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但楊帆對公平的解釋只是分別引用《千年宣言》中的世界銀行奮斗目標、鄒恒甫和阿馬蒂亞·森關于社會公正的觀點。這些觀點與葉春濤等學者將公平分為起點公平、過程公平和結果公平是一致的。但是，正如楊帆已經意識到對弱勢群體進行政策傾斜會影響過程公平那樣，對公平的這種劃分的結果只能是強調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而為結果不公平辯護。
　　這是因為，今天的起點正是昨天的結果，而明天的結果則是后天的起點，因此起點公平和結果公平實際上是不可分割的。沒有結果公平就沒有起點公平。而作為過程的公平，只有在起點公平時才有意義。美國學者阿瑟·奧肯的名言：“緣于機會不均等的經濟不平等，比機會均等時的經濟不均等更加令人難以忍受”，被不少學者如孫彥寶等引用作為詮釋公平的經典，但是，機會均等不等于把握機會的條件和能力均等。張維迎曾假定每個人都有均等的機會選擇做資本家還是做工人，但是，馬克思早就指出，“不是任何一個貨幣額或價值額都可以轉化為資本。”因此，不考慮機會把握能力的機會均等實際上是放任了不公平。奧肯本人也承認，“我們無法在保留市場效率這塊蛋糕的同時, 又平等地分享它。”這表明，他只不過要我們在經濟不平等與經濟不均等中進行選擇，而無意解決不公平的問題。
　　與鄒恒甫把按貢獻進行分配作為社會公正的內容一樣，李大洪引用亞當斯的公平理論認為，公平要求員工所付出的各項要素的報酬率相均衡。王偉婉等學者也主張確立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公平原則。但是，機器的貢獻并不是它的所有者的貢獻，要論貢獻，也得算在機器的制造者身上，而不是購買機器的企業主身上。因此，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實際上只是按要素所有權分配，而分配的比例則主要是由物資生產要素的所有者說了算，從而這種分配方式根本談不上公平。

二、形而上學地討論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
　　為了分析效率與公平的關系，許多學者都試圖運用辯證法。但是由于對公平和效率的概念認識不清，因此學者們未能抓住公平與效率辯證關系的本質。一是如王順達等學者認為，公平和效率是不同領域的概念，本身并沒有直接的聯系和矛盾；二是如李閩榕等學者認為，公平與效率是一種辯證的對立統一關系，但卻寄希望于割裂開來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能夠將兩者統一起來。三是如戴誠安等一些學者認為，公平與效率從根本上是一致的，強調蛋糕的做大而忽視弱勢群體在蛋糕做大過程中的犧牲。四是如譚希培和何子英等學者把公平和效率作為福利函數的兩個自變量，認為它們是相互替代的。五是如宋圭武和王淵等學者抽象地在四維空間中定義公平點和效率點之間的“距離”。六是如楊漾等人以西方學者的論斷為依據，在承認公平與效率是沖突的同時，一味強調效率優先，直到社會不能承受的程度為止。七是如劉國光等學者從當前中國的社會矛盾的現實出發，提出要更加注重公平，但在理論分析上仍顯不足。八是如陳慶云等討論了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中的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及其實現機制的問題。但是，為社會大眾所關注的效率與公平問題是涉及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問題，不是由政府調節就能解決的。九是如趙錦輝和王曉華等學者試圖運用馬克思在《資本論》等經典著作中的一些觀點來分析公平與效率問題，但是他們僅僅把等價交換和一般利潤率規律視為公平，把資產階級對工人的剝削視為不公平，把資產階級所造成的生產力視為效率。
　　總的來看，上述這些論述對辯證法的運用只是形式上的。一方面，不公平的資本主義社會有著令一些人羨慕的效率，盡管這個效率背后有著復雜的成因。當然，有人會說資本主義社會最公平，或者說現階段的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很注重公平了。但這種論斷是沒有事實依據的。美國學者米蘭·查弗洛夫斯基指出，二戰后1948~1988年的美國經濟狀況表明，生產性（和非生產性）勞動力剝削率不斷增長，遠遠超過馬克思當年所假定的水平，從1948年的170%，增長到1989年的244%。另一方面，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即使這個社會是由政府來主導的，政府的主導作用也必然受制于經濟基礎的決定作用。例如，新中國建立以來，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原本一直就受著法律法規的保護，但是還是有人要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美國憲法中都沒有的條款塞入中國憲法。由于當前中國的經濟基礎相對于新中國建國初期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一修改中國憲法的努力最終獲得了成功，盡管并沒有將“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字句原封不動地寫進中國憲法。

三、公平與效率的唯物辯證關系
　　公平與效率之爭之所以受到全社會的普遍關注，是因為它涉及到了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問題。現在有不少學者附和西方經濟學家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說什么馬克思的學說過時了。但是，只要中國社會存在多種經濟成份，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就不可能過時，甚至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的論斷也仍然是成立的。
　　實際上，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已經提到了公平與效率之爭的本質問題，只不過他的表述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在《資本論》第一卷中，馬克思明確指出，對于資本主義制度來說，“國民財富和人民貧困是一回事。”所謂國民財富就是資本，而資本的形成離不開對人民群眾的殘酷剝削和他們的貧困化。馬克思指出，“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不是資本。它們只有在同時還充當剝削和統治工人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
　　馬克思還告訴我們，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威克菲爾德先生已經證明，“不剝奪勞動者，不相應地把他們的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協作、分工以及機器的大規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為了所謂國民財富的利益，他要尋找那些制造人民貧困的人為的手段。”
　　如果把這里的國民財富看作效率，把人民貧困看作不公平。那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效率與不公平“本來就是一回事”，這才是公平與效率的唯物辯證關系。不把握這個本質，關于公平與效率辯證關系的討論就不可能有一個正確的結果。
　　顯然，資本主義社會追求效率的手段就是人為地制造不公平。孟德維爾曾指出：“在財產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沒有貨幣還比較容易生活，沒有窮人就不行，不然誰去勞動呢？……應當使工人免于挨餓，但不應當使他們擁有任何可供儲蓄的東西。……對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絕大部分窮人永遠不要無事可做，但要經常花光他們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勞動為生的人，只有貧困才能激勵他們去工作，緩和這種貧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療則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適度的工資。工資過低會使工人依各自的氣質或者變得垂頭喪氣，或者變得悲觀絕望，工資過高則會使他們變得傲慢不遜，好逸惡勞。……在不允許奴隸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財富就是眾多的勤勞貧民。沒有他們，就不能有任何享樂，任何一個國家的產品都不可能被用來謀利……要使社會幸福，使人民滿足于可憐的處境，就必須使大多數人既無知又貧困。”這也是為什么發達國家鼓勵工人分期付款，借貸消費的一個原因。
　　顯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效率與公平是直接而尖銳地對立著的。造成這種對立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以國民財富和GDP的標志的總體效率只是少數人的效率，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一效率甚至是負的。從而GDP指標盡管還是官方的政績指標，但大多數老百姓已經不在乎它了。它已經失去早些年能夠激動人心的光環了。

　　四、對我們的啟示
　　出于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辯護的目的，西方經濟學家將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這一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歪曲成政治制度和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而國內的一些學者不僅附合這一說法，而且還進一步地加以發揮，說什么公平與效率不能不對立，為此他們將多勞多得也視為不公平但有效率。
　　但是，多勞多得本身就是公平而有效率的。這是因為，這一原則的實質是有勞有得，反對不勞而獲。從而這一原則的效率是所有勞動者的效率，因而是絕大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的效率，它當然是公平的，盡管效率的程度不完全一致。換句話說，如果效率是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效率，那么這個效率與公平就是一致的。
　　此外，關于效率的計算，實際上也存在一些誤區。目前關于企業的效率的計算是以利潤為指標的。但是，即使是這樣，目前也沒有任何能夠經得起統計學理論評價的實證研究來證明私有企業比國有企業更有效率。更何況，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論證，生產過程中新創造的價值不僅包含稅前利潤（含利息），即剩余價值m，還包含工人的工資和福利v。如果將這兩者加起來，國有企業更不會輸給私有企業。因此，私有化改革本身是既無效率又不公平。
　　對當前的中國來說，一方面以GDP為標志的國民財富即效率不斷提高，另一方面看不起病、上不起學、找不到工作和干活拿不到工資的弱勢群體的數量也在增長。私有企業員工的工資長期得不到增長，而私有經濟日益成為中國經濟的主體，貧富差距懸殊導致內需嚴重不足。政府實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只不過將內需不足的矛盾以更大的規模延遲而已，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中國的社會經濟矛盾日益嚴重。這才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引發全社會關注公平與效率之爭進而反思改革的根本原因。
　　顯然，要想化解社會矛盾，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把握公平與效率的辯證關系，以公平優先的方式來提升真正屬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效率，為此必須構建更加和諧的經濟制度，尤其是公有企業制度，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只有這樣，改革開放的巨大成果才不會被最終葬送掉，中國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才有可能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發展，社會主義的中國才不會遭受國際壟斷資本在中國的代理人的和平演變，中國的經濟發展才會迎來真正的效率和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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