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教授9月18日在吉林大學的講演（節選）

    “公平與效率”是人類經濟生活中的一對基本矛盾。如同愛情是文學作品永恒的主題一樣，公平與效率始終是經濟學論爭的主題，甚至被稱作經濟學說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這是因為：社會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而經濟主體在社會生產中的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的公平，也是人類經濟活動追求的目標，這兩大目標之間的內在關聯和制度安排，就成為各派經濟學解答不盡的兩難選擇。我們海派經濟學主張“公平與效率的交互正向說”。我作以下三方面的解析：

    公平的理論與現實是什么

    人類的任何活動均有人與人之間的公平問題。經濟公平，是指有關經濟活動的制度、權利、機會和結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經濟公平具有客觀性、歷史性和相對性。中外有的論著把經濟公平純粹視為心理現象，否認其客觀屬性和客觀標準，這是含有唯心主義分析方法的思維表現。因為，在人類的所有現實操作性活動和行為中，都會產生感覺、認知、審美等心理活動，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各種心理因素和倫理觀的支配，但無論是財富或收入分配、財產占有，還是就業、稅收、投資等，人們在客觀經濟活動和經濟調控過程中，總是具有一種最客觀的經濟公平標準，至于在一定時點上所推行的經濟法律、經濟政策和經濟規則是否完全合乎經濟公平內生的客觀標準，則是另一回事。

    也有的論著把經濟公平視為一般的永恒范疇，否認在不同的經濟制度和歷史發展階段有特定的內涵，這是含有歷史唯心論分析方法的思維表現。例如，有人認為，黃世仁與楊白老只是債權人與債務人的經濟關系，而不存在剝削與被剝削的經濟關系；黃世仁委托代理人讓白毛女到他家里干活，是債權人用勞務（地租）替代實物地租的靈活措施，債務人想不通而喝鹽鹵自殺，這完全屬于債務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很差，根本沒有不公平的經濟問題。其實，這一觀點屬于地主階級和封建主義的經濟公平觀。從封建經濟制度及其理念來說，黃世仁出租土地而使農民能種地養家，執行租地契約堅決而又靈活，可楊白老欠債不還，避而不見，拒不接受變通方式而思想僵死，確實不存在什么不公平；若真要說有不公平的話，倒是黃世仁最終承擔了投資土地無收益的風險和后果。可見，經濟公平具有歷史性，在有階級社會里是可以表現為階級性的，但觀察立場和方法不對，認識就難以到位。

    還有的論著把經濟公平視為無需前提的絕對概念，否認公平與否的辯證關系和轉化條件，這是含形而上學分析方法的思想表現。以按資分配為例，在無私有制和市場經濟的傳統體制條件下，它是不可能存在的，也是不公平的；而在初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從合法性和市場等價交換的意義上看，它是公平或合理的；但從只有活勞動才能創造新價值的經濟本質上說，它又是不公平的，或者說形式上或表面上公平，實質上則不公平。

    必須指出，在理論上有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公平或平等不等于收入均等或收入平均，經濟公平的內涵大大超過收入平均的概念。從經濟活動的結果來界定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只是經濟公平的涵義之一。即便是我們平時講結果公平，至少也有財富分配和收入分配兩個觀察角度，財富分配的角度更為重要。況且，收入分配平均與收入分配公平屬于不同層面的問題，不應混淆。包括阿瑟·奧肯和勒納在內的國際學術界流行思潮，把經濟公平和結果平等視為收入均等化或收入平均化，是明顯含有嚴重邏輯錯誤的！

    實證資料表明，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存在嚴重的不公平。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國內稅務局等發表的調查報告披露，1989年以來10年間全國家庭凈資產，包括住宅、其他不動產、股票、債券、汽車和銀行存款等，其分配大體比例是：1％的最富家庭占37％，另外9％的富有家庭占31％，其余90％的家庭僅占32％；布魯金斯研究所經濟學家柏特里斯的研究發現，1995年美國最富有的5％的人收入是最貧困的5％的25倍，而1969年的差距為11.7倍。全國最富裕的20％的人口的收入占總收入比重的49.7％，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收入占總收入的3.6％。美國聯合爭取公平經濟研究所日前公布的一項報告表明，從1990年到2000年11年間，美國企業總裁的工資增長幅度高達571％，而普通工人工資的增長水平只有37％，扣除10年來的通貨膨脹幅度32％，工人實際平均工資增長無幾。另據美國《時代周刊》報道，目前美國老板的平均薪水是一般工人平均薪水的531倍！據計算，如果工人的工資從1990年開始也像企業領導那樣增長，今天工人的平均年薪就應該是120491美元，而不是目前可憐的24668美元。1990年，美國法定最低工資為每小時3.80美元，目前才提高到5.15美元，如果最低工資界限也以老板工資增長的速度那樣上漲，今天工人的最低工資界限應該是每小時25.50美元。2000年，美國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3110萬人，貧困人口占人口比重11.3％。其中黑人貧困率22.1％，白人貧困率7.5％。

    此外，上個世紀中期，雖然大多數工業化國家貧富差距有所縮小，但在近幾年，貧富間的懸殊又進一步拉開了。1979年全球富人的總收入是特貧階層總收入的9倍，到1997年，已上升到了15倍。可見，盡管西方私有制主體型國家居民的生活水平漸漸有所增長，但社會財富占有和收入分配上的貧富兩極始終存在，其數百年繁多的分化演變和高低起伏，并沒有根本消除貧富兩極的現象。一些西方媒體近年也驚呼：“中產階級”正在不斷縮小！

    倘若囿于西方關于機會平等和結果平等的膚淺之說，那便認識不到即使在號稱機會最平等的美國，由于財產占有反差巨大、市場機制經常失靈、接受教育環境不同、生活質量高低懸殊、種族性別多方歧視等緣故，因而人們進入市場之前和參與市場競爭的過程中，機會和權利也存有許許多多的不平等性。薩繆爾森《經濟學》在分析貧窮的原因時也承認：“收入的差別最主要是由擁有財富的多寡造成的。……和財產差別相比，工資和個人能力的差別是微不足道的。……這種階級差別也還沒有消失：今天，較低層的或工人階層的父母常常無法負擔把他們的子女送進商學院或醫學院所需要的費用——這些子女就被排除在整個高薪職業之外。”

    效率的理論和現實是什么

    人類的任何活動也都有效率問題。經濟效率，是指經濟資源的配置和產出狀態。對于一個企業或社會來說，最高效率意味著資源處于最優配置狀態，從而使特定范圍內的需要得到最大滿足，或福利得到最大增進，或財富得到最大增加。經濟效率涉及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各個領域，涉及到經濟力、經濟關系和經濟體制各個方面。

    即使在傳統體制和國際環境有利于私有制大國的條件下，中國的發展整體業績和效率也超過了絕大多數西方國家，我國的綜合國力，1949年排名世界第13位，1962年列第10位，1988年進入世界第6位；改革前26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年均增長率達到6.1％（與日本戰后的年均增長率也差不多）。

    美國費希爾和唐布什合著的《經濟學》教科書也確認公有制國家的較高效率：“計劃體制運行得如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大部分時期內，蘇聯的增長雖然沒有日本快，但比美國快。”可見，那種認為資本主義國家均屬高效率、社會主義國家均屬低效率的論點，與本世紀各國經濟發展的實證分析結論和科學精神格格不入。還是美國凱斯和費爾在90年代頗為流行的《經濟學》教科書中闡述較為客觀：“關于私有制和競爭市場是有效率的結論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系列非常嚴格的假設。……但就效率而言，主流派經濟理論也并沒有得出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是完全成功的結論。”其中存在的一個重要事實是，被聯合國確認的49個最不發達的國家全都是私有制國家。可見，我們根本沒有理由為了宣傳改革的必要性，而自我抹殺新中國前期的績效，這種做法會留下思想混亂的后遺癥。

    在耶魯大學教授邁斯納和我看來，計劃經濟是功成身退，市場經濟是繼往開來，若操作得法，市場經濟的績效可以超過傳統計劃經濟。改革的目的，就是要進入高效率的最佳狀態。法律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資產公有制，只是為微觀和宏觀經濟的高效率以及比私有制更多的機會均等開辟了客觀可能性，而要將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須以科學的經濟體制與經濟機制為中介。效率是實行公有制和體制改革的基本動因。

    事實上，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已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我國現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念，是建立在大量可靠的經驗比較基礎之上的，代表著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要求，代表著先進文化等上層建筑的前進方向，代表著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張五常關于“私產制是經濟發展的獨步單方”的簡單化庸俗理論，即使在斯蒂格利茨的眼里，也不過是一種“私有產權的神話”。

    公平與效率的關聯是什么

    收入和財富的差距并不都是效率提高的結果，其刺激效應達到一定程度后便具有遞減的趨勢，甚至出現負面的效應。例如，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地下經濟”、“尋租”活動、權錢交易等形成的巨大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與效率的提高沒有內在聯系，有時反而是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損失的結果。再如，一部分高收入者的工作效率已達頂點，繼續加大分配差距不會增高效率；也有一部分低收入者已不可能改變內外條件來增加收入，進而導致沮喪心態的產生和效率的降低。當前我國就也存在這種狀況。換句話說，“自私的經濟人”接受高收入刺激的效率有著生理和社會限制，不會輕易進行沒有新增收益的效率改進活動，過大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必然損失社會總效率。演藝界時常出現的“假唱”，美國會計系列丑聞中的“高管”高薪和股票期權制，個別行業奇高的收入所產生的普遍心態失衡等等，都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

    其實，高效率是無法脫離以合理的公有制經濟體制為基礎的公平分配的。在制度成本最低和相對最公平的狀態中實現高效率，是改革的終極目標。我的看法是：公平與效率具有正反同向的交促互補關系，當代公平與效率最優結合的載體是市場型按勞分配。按勞分配顯示的經濟公平，具體表現為含有差別性的勞動的平等和產品分配的平等。這種在起點、機會、過程和結果方面既有差別，又是平等的分配制度，相對于按資分配，客觀上是最公平的，也不存在公平與效率哪個占支配地位的問題。

    同時，只要不把這種公平曲解為收入和財富上的“平均”或“均等”，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和國家政策調節，按勞分配不論從微觀或宏觀角度來看，都必然直接和間接地促進效率達到極大化。這是因為，市場競爭所形成的按勞取酬的合理收入差距，已經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潛力，使勞動資源在社會規模上得到優化配置。國內外日趨增多的研究表明，公平與效率具有正相關聯系，二者呈此長彼長、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的交促關系和互補關系。這些具有一般的普遍意義和科學性，而非指某個特定階段。

    市場型按勞分配，詳細一點講，一是按勞分配市場化，也就是說，由勞動力市場形成的勞動力價格的轉化形式——工資或者叫收入，是勞動者與企業在市場上通過雙向選擇簽訂勞動合同的基礎，因而是實現按勞分配的前提條件和方式；二是按勞分配企業化，換句話說，等量勞動得到等量報酬的原則只能在一個公有企業的范圍內實現，不同企業的勞動者消耗同量勞動，其報酬不一定相等。如果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想重蹈為不少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又為美國庫茲涅茨所描述的“倒U型道路”，那么，就需要逐步建立一種公平與效率兼得的良性循環機制，來推進全社會的共同富裕和經濟、政治、文化的可持續發展。

    誰說魚和熊掌不可兼得？！關鍵在于制度創新和操作技藝。

    講演者小傳

    程恩富，1950年生于上海。1987年獲復旦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現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資本論》研究會、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中國經濟規律系統研究會和上海市經濟學會4個學會的副會長，中國海派經濟論壇主席，以及彼得堡大學、北京師大、復旦大學等兼職教授和研究員。

    《文匯報》 2002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