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關海瑞問題的討論中,有些同志的論文曾經引用一八四二年十月馬克思《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有關習慣權利(法)的一段文字,以之作為辨析“清官”行為的根據。我覺得這段話引得不太全面、不太恰當。
引用不當,部分原因可能是原文的某些段落和詞句翻譯得不夠確切或不夠明確。為了弄清楚馬克思的原意,我把書中談到習慣權利(法)的那一段,同原文前后進行了核對,對某些關鍵性詞句作了一些我認為較合原意的修改?,F在把有關段落抄錄于后,并把我理解馬克思這一大段話所得的幾點意見一并提出,供大家討論時的參考。
馬克思在這篇辯論中說:
但是我們這些不實際的人卻要為政治上和社會上備受壓迫的貧苦群眾伸張權利,揭露那些卑躬屈節唯命是聽的所謂歷史學家們所捏造出來的東西,他們把這種東西當做真正的哲人之石,以便把一切骯臟的欲求點成法之純金。
我們為窮人要求習慣權利,并不是限于某個地方的習慣權利,而是一切國家的窮人所固有的習慣權利。我們更進一步認為,習慣權利按其本質來說只能是這一最低下的、一無所有的自然群眾的權利。
所謂特權者的習慣是和法相抵觸的習慣。這些習慣產生于人類史還是自然史的一部分的時代,當時根據埃及的傳說,所有的神都以動物的形象出現。人類就象分裂成許多不同種的動物群,決定他們之間的關系的不是平等,而是法律所固定的不平等。
世界上不自由的時代要求不自由的法;因為人類法體現著自由,而這種動物的法與之相反,卻體現著不自由。……
在封建制度下也是這樣,一種人靠另一種人為生,后者象附在岸土上的水螅一樣,它只有許多只手,為上種人揀取土地的果實,而自身卻靠塵土為生;因為如果說在自然動物界中工蜂殺死雄蜂,則在精神動物界中,恰恰相反是雄蜂殺死工蜂——用工作把它們折磨死。
當特權者從法定權利向其習慣權利作呼吁時,則他們所要求的不是法的人類內容,而是法的動物形態,后者現在實際上已變成純粹是動物的假面具了。
貴族的習慣權利按其內容說是與普遍法律的形式相對抗的。它們不能制成法律的形式,因為它們是無法狀態下的形成物。這些習慣權利同法律形式及其一般性和必要性相對抗,這一點本身就說明它們是習慣的非法權利。
因此,不能以之與法律相對抗,而只能作為法律的對抗物加以廢除,甚至有時還要加以懲罰,因為一個人的行為方式并不因為這是他的習慣而不再是不法的行為,正如強盜兒子的搶劫行為并不因為是家風而可以原諒一樣。
如果一個人故意犯法,那末應該懲罰的是這種明知故犯;如果他犯法是由于習慣,那就應該懲罰他的這種不良習慣。在存在著普遍法律的時代,合理的習慣權利也就是制定法所規定的習慣,因為權利并不因為被制定為法律而不再是習慣,它只不再單純是習慣罷了。
對于一個有合法權利的人,法(權利)成為他自己的習慣;這個法將對沒有合法權利的人貫徹執行,盡管它不是后者的習慣。權利(法)之為權利(法),并不取決于習慣是否合理這個偶然事實;相反,習慣成為合理的,卻是因為權利被制定為法,因為習慣已成為國家的習慣。
因此,作為同制定法并存的一種各別領域,習慣法(權利)只在這個法(權利)并存于法律之外,即只在習慣是制定法的一種預示的場合,才是合理的。因此,根本談不到什么特權階級的習慣權利。
在法律里,特權階級不僅使他們的合理權利得到承認,而且他們的不合理欲求甚至也還經常得到承認。特權階級沒有權利在法律之外還要求什么,因為法律已把他們權利的一切可能效果都預計在內了。
因此,他們要求這些可能效果,這也只是作為menusplaisirs(注:小樂趣,外快)的領域,其目的是使法律里已按其合理界限加以規定的同一內容,在習慣里在合理范圍之外使他們的癖好和欲求得到更多的發揮余地而已。
如果說貴族的習慣權利是一些和合理法(權利)概念相抵觸的習慣,則貧民的習慣權利是同現行法的習慣相對抗的。后者的內容所對抗的不是制定法的形式,它所對抗的毋寧是它自身的缺乏形式。法的形式倒不是同它對立并存,而是它還沒有獲得這個形式。……
最自由的立法,在私權方面,只限于為現存的權利制定其形式,把它提升為普遍的法律。在沒有權利的場合,也就不去制定這種形式。……
這些立法不可能不是片面的,因為貧民的任何習慣權利,正象我們在中世紀一切制度中所看到的那樣,是以一定的所有權的不固定性為基礎的。
它究竟是屬于私有財產或公共財產,都不能絕對肯定,它是一種私法和公法的混合物。立法工作用以認識這種二重形態的工具就是理智;而理智不但本身是片面的,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于使世界成為片面的,——這真是一件偉大而令人贊嘆的工作,因為只有片面性才會從無機的稀糊中揀出那特殊的東西而給予它以一定的形式。
事物的性質是理智的產物。每一種東西要成為什么東西,必須把自己孤立起來,分裂成為孤立的東西。理智把世界的每一內容納入一種固定的范圍,并把這一流動的內容凝結成為化石,從而表明世界的多樣性,因為沒有這些眾多的片面性,世界就不會是多面的。
因此,理智應用了抽象私法中那些現存的范疇(其格式見之于羅馬法),取消了所有權的這種兩重性和不固定形態。由于立法者的理智把自己的國家特權取消了,他也就認為更有理由把這個不固定的所有權對貧民階級的責任也加以取消。
然而它忘記了,即使單純從私法角度講,這里也有兩種私權(法),占有者的私權(法)和非占有者的私權(法),更何況任何立法都沒有取消過所有權的國家特權,去掉的只是這些特權的胡作非為的性質,而賦以它們以民事的性質。
中世紀的一切權利形態,其中也包括所有權,在各方面都是二重的、二元的、分裂的,而理智也就理直氣壯地用自己的統一原則對抗這種矛盾的規定,但理智仍然忽略了一種情況,即有些所有權對象按其本質來說永遠也不能具有那種早被確認的私有財產的性質,而由于前者的原始性質和它的偶然存在只是屬于先占權的范圍,也就是屬于這樣一種階級的先占權的范圍。
這個階級正是由于這種先占權而被排除于任何其他所有權之外,它在市民社會中的地位同那些所有權對象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是一樣的。……
由此可見,在貧民階級的習慣中存在著本能的權利感,這些習慣權利的根源是肯定的、合法的,而習慣法(權利)在這里更是十分自然的,因為貧民階級的存在本身至今仍然不過只是市民社會的一種習慣,而這種習慣在國家的有意識的劃分中還沒有找到它的應有的地位。”
從馬克思上述這一長段話里,我認為有四點情況應該指出:
?。ㄒ唬R克思在這里所要揭露的,主要是從德國封建社會中脫胎而形成的資產階級法的那種掩蓋特權階級獸性的普遍形式的假相。這正是當時《萊茵報》展開關于林木盜竊法辯論時德國一般法所表現的情況。這里,馬克思并沒有要著重揭示歐洲中世紀勞動人民在專斷蠻橫兇暴殘酷的封建法制下所遭受的悲慘命運。
(二)在揭露林木盜竊法的實質的辯論中,馬克思無疑是在為貧民階級伸張權利(貧民的習慣權利)。不過,在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確也存在著一些自然法和自然權利的殘余觀念。而且,當時馬克思是在德國容克大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下進行辯論,在辯論中他不得不就普魯士現行地方法的情況出發進行揭露與批判,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ㄈR克思在上述這段文字中一再指出,特權階級的習慣權利不是什么別的東西,它只可能是自有階級社會以來剝削者血腥鎮壓與殘酷壓榨勞動人民血汗的獸性權利的表現。它是“違法的”,不合理的;這里所謂違法,馬克思指的是違反法的人性理念。
但是馬克思十分明確地指出,這些特權階級的所謂習慣權利的整個內容,不論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包括它們一切可能的效果,都已全部預計于特權階級法律之內了。
他說:“他們沒有權利在法律之外還要求什么。”他指出,這里“根本談不到什么特權階級的習慣權利”;如果還有什么的話,也只能是特權階級的一些額外享受。
?。ㄋ模┑俏艺J為馬克思這一長段話中最重要的一點意思是:如果要談剝削階級法所反映的矛盾,指出其表現的二重性,要加以一分為二的話,那只能是“占有者的私權(法)和非占有者的私權(法)”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正象馬克思所說,已由特權階級立法者的“理智”加以統一,即統一于肯定剝削制度與維護特權階級利益的一面了。貧民階級的習慣權利在剝削階級的統治下不可能得到任何法律形式的承認與肯定。
根據上述意見,我認為從馬克思《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中所說的話里是得不出說明中國封建社會“清官”和“貪官”或豪強惡霸在觀念上的區別的任何理論根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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