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右傾機會主義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主要機會主義思潮，流毒于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很大的危害作用。

　　如果說布哈林主義在蘇聯國內的主要表現是推行布哈林所捏造的富農、資產階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和“階級斗爭熄滅”論，那么在國際上的主要表現則是大肆販賣“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

　　這種謬論主要是鼓吹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內已經消滅了競爭、無政府狀態和經濟危機，而被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所代替，這是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的變種。這種論調是“階級斗爭熄滅”論的另一種表現形式。

　　布哈林的這一謬論也是由來已久的，早在一九一五年他寫的《世界經濟與帝國主義》一書和一九一六年寫的《論帝國主義國家理論》一文中，就已表露出來。

　　他當時名曰批判考茨基主義，實際上卻變相地抄襲了考茨基的“超帝國主義”論，提出了在壟斷資本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國家內部消除了競爭的謬論。他胡說“單個的資本家正在消失，正在變成集體資本家，成為組織的一員，不同本國的‘同鄉’競爭了，而同他們合作，因為競爭的重心已經轉移到世界市場上，而在國內，競爭正在消除。”（見《論帝國主義國家理論》）

　　一九一七年夏，布哈林在《斯巴達克》雜志上發表一系列文章，鼓吹“有組織的資本主義”這一謬論。他說：“先前分散和無組織的資本主義正為有組織的資本主義所代替。”他認為這種“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在國內已經消滅了生產的無政府狀態。

　　一九一九年三月，布哈林《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進一步發揮了這一謬論。他說：“在戰爭的影響下”，“無組織的資本主義在各別國家中由有組織的資本主義形式即國家資本主義所代替”，“隨著經濟矛盾的消失不見，在各別國家中，分散的資本主義變成了有組織的資本主義”。

　　隨后，布哈林在一九一九年底寫的《共產主義入門》和一九二〇年寫的《過渡時期的經濟》中，又進一步發揮了這種謬論。他胡說，在個別資本主義國家內，“資本的積聚和集中逐漸消滅了競爭”，“生產是有組織的，資本家與資本家不角逐，不競爭”，“資本主義國民經濟從不合理的體系成為合理的組織”，“金融資本消滅了資本主義大國內部的生產無政府狀態”等等。

　　一九二三年秋，德國無產階級革命失敗以后，西歐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暫時走向低潮，資本主義世界進入了一個相對暫時穩定時期。在這種情況下，布哈林更加露骨地鼓吹上述謬論。一九二五年，他發表了《帝國主義和資本積累》一書，胡說：“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有組織的制度，這里沒有危機，因為已經沒有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而只有合理的計劃。”

　　由于布哈林竊據第三國際的要職，他大肆販賣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在西歐一些國家的共產黨內，也先后產生了右傾機會主義派別。

　　如德國的布蘭德勒之流、捷克的伊列克之流、美國的洛夫斯頓之流、法國的薛列之流、瑞典的啟爾明之流、意大利的謝拉之流、瑞士的洪別爾——德羅之流等。

　　他們同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相呼應，大肆宣揚資本主義“穩固”論和“健康化”的謬論，美化資本主義制度，破壞國際工人運動。但是，機會主義總是要在事實面前碰壁的。

　　一九二八年，國際形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資本主義世界在經過了五年的相對暫時穩定之后，又面臨著新的危機：國際工人運動這時也由低潮逐步走向高潮，形勢的發展對無產階級十分有利。

　　在這種形勢下，第三國際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份在莫斯科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布哈林利用他竊取的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權，拋出了一個關于國際形勢的提綱。

　　在這一提綱中，布哈林依舊胡說什么資本主義正在改造，內都矛盾日益緩和，目前沒有任何動搖資本主義穩定的新現象。資本主義的穩定是持久的、鞏固的，以此美化資本主義，破杯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

　　針對布哈林的這一右傾機會主義的提綱，聯共（布）代表團提出了一個新的關于國際形勢的提綱，逐一批判了布哈林的右傾機會主義謬論。

　　最后，第三國際六大指出，目前國際工人運動已進入第三時期，即資本主義矛盾加深，相對穩定局面動搖，新的革命高潮日益增長的時期，因此各國共產黨應該積極準備迎接即將到來的革命高潮。這樣，布哈林妄圖把他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強加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陰謀便未能得逞。

　　當時，布哈林在國際上的追隨者、第三國際主席團成員謝拉（意大利）、洪別爾——德羅（瑞士）等人積極配合布哈林反對“六大”關于資本主義穩定性正趨于動搖和瓦解的論斷，說什么當前的斗爭已經不是處于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的瓦解時期，“相反地，是在資產階級的經濟和國家政權的鞏固時潮”（洪別爾——德羅）。

　　他們否定資本主義國家內工人運動走向高潮的事實。洪別爾——德羅在一次演說中把當時工人階級的斗爭說成是自發的，基本上只帶有防御的性質。因此，她們主張只應在現有的改良主義工會范圍內領導這一斗爭。

　　對布哈林之流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論，斯大林在一九二九年四月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上進行了嚴肅的揭露和批判，指出：“資本主義的穩定是在動搖著還是在鞏固著，——共產黨在日常政治工作中的全部方針都要根據這一點來決定。我們現在是處在革命運動低落的時期，即單純聚集力量的時期，還是處在新的革命高潮的條件日益增長的時期，即準備工人階級迎接即將到來的階級戰斗的時期，——共產黨的策略方針要根據這一點來決定。”

　　“照布哈林的提綱說來，目前沒有發生任何動搖資本主義穩定的新現象，相反地，資本主義正在改造，并且基本上相當鞏固。”（《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0頁）

　　斯大林指出，事實上，“資本主義的穩定是不鞏固的，而且不可能是鞏固的，由于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尖銳化，這種穩定正被事變的進程動搖著，而且以后還會被動搖”（《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20頁）。

　　斯大林還批判了洪別爾——德羅的謬論，指出，各國共產黨人應當在改良主義工會中工作，但是決不應當把群眾工作局限于改良主義工會的規范和要求，否則，就是要共產黨去扮演無產階級斗爭消極觀望者的角色，就是放棄共產黨對工人運動的領導作用。

　　在這次會議上，聯共（布）通過了一個《關于黨內事件的決議》，決定撤消布哈林在《真理報》和第三國際執行委具會所擔任的領導職務。死不改悔的布哈林，兩個月后又發表了《有組織的經營不善論》，仍然堅持他的反動的有組織的資本主義穩固論。

　　但是，歷史的發展完全證明了斯大林的科學論斷，從一九二九年起，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一場空前未有的政治、經濟危機，資本主義世界處于一片混亂之中。鐵的事實把布哈林之流的謬論擊得粉碎。

　　布哈林的追隨者、第三國際主席團成員之一謝拉（意大利）也無改悔之心。他竭力為布哈林的右傾機會主義觀點辯護，說“富農的危險不是什么致命的危險”。他認為目前對富農還沒有一個真正的科學定義，認為“俄國大部分富農的收入，還不超過我國（指意大利）中農的收入”。

　　布哈林之流還公然違背第三國際“六大”關于同右傾以及調和態度作斗爭的指示，積極支持德國共產黨內的布蘭德勒、捷共黨內的伊列克、美共黨內的洛夫斯頓、法共黨內的薛列、瑞典共產黨內的啟爾明等右傾機會主義集團進行派別活動和分裂黨的活動；支持他們反對第三國際“六大”的路線；支持他們篡黨奪權，破壞工人運動。

　　一九二九年七月，第三國際召開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展開了反對布哈林右傾集團及其在第三國際中的追隨者的斗爭，批判了布哈林主義的種種謬論。

　　第三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指出：“跟聯共（布）的路線相對立”，布哈林“提出另一條路線，一條反對對資本主義分子實行進攻、否認必須加強跟富農作斗爭……對資本主義分子投降的路線”。

　　全會還指出：“聯共（布）所實行的社會主義進攻，乃是破壞資本主義穩定的一個因素，而布哈林……等人則低估了這個因素的作用，這實際上便為整個第三國際的右派分子的政策奠定政治思想基礎”。

　　全會還指出，為了反對黨的路線，布哈林競墮落到從機會主義立場出發來否認資本主義穩定已日益動搖這個事實，因而又勢必要否認革命工人運動的新浪潮的日益高漲，從這種立場出發，布哈林提出了他的所謂資本主義內部矛盾趨于緩和的反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且在所謂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僅僅存在于世界市場這類詞句的掩蓋下來偷運這種理論。

　　這種作為第三國際一切右派分子的思想基礎的“理論”，正在被資本主義整個發展情況所推翻，它實質上是向改良主義思想意識（希法亭的“資本主義健全”的理論）的投降。

　　全會還指出，布哈林的《有組織的經營不善論》這篇文章表明，他非但沒有放棄自己的關于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緩和的反馬克思主義“理論”，而且還不斷加深自己的錯誤。

　　第三國際第十次全會對布哈林集團及其追隨者所進行的堅決斗爭，對于肅清布哈林主義的影響起了重大的作用。

　　由于布哈林集團的這些反革命活動嚴重地破壞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加上他們頑固地堅持自己的反動立場，因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肯定了聯共（布）所通過的關于撤消布哈林在第三國際中的領導職務的決議的正確性，決定解除其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和主席的職務并且把布哈林的追隨者謝拉、洪別爾——德羅等人一并開除出共產國際主席團。

　　在第三國際和聯共（布）的堅決斗爭下，布哈林集團及其在國外的追隨者遭到了可恥的失敗。

　　布哈林反黨集團在被揭露和批判后，他們不甘心于自己的失敗，便采用更加陰險、狡猾的反革命兩面派手法，在暗中進行其反革命復辟活動。

　　在一九三四年聯共（布）第十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發表了悔過的聲明，他們一方面說自己犯了錯誤，拼命地責罵自己，給自己扣上許多帽子，另一方面又用一切最華麗的言詞過分地頌揚黨，把黨所取得的成績吹得天花亂墜，以此來掩蓋他們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的罪惡活動。

　　就在他們作這種虛偽而又丑惡的表演的時候，一個更加毒辣的罪惡陰謀，就在他們之中進行了。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布哈林分子同托洛茨基分子秘密勾結，組織了秘密的“列寧格勒總部”和“莫斯科總部”專門從事暗殺聯共（布）黨的領導人的勾當。首先是企圖暗殺蘇聯人民的偉大領袖斯大林同志。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基洛夫同志被托布秘密恐怖集團兇惡地殺害了。無恥的是：這伙陰謀家、野心家、反革命兩面派，卻公然在基洛夫死后寫了頌揚死者的祭文，還要求把祭文公開發表。

　　托布匪幫所進行的窮兇極惡的反蘇維埃政權、反人民的反革命活動，激起了聯共（布）全黨和全體蘇聯人民的極大憤慨。一九三六年托布匪幫集團被破獲，蘇聯公安機關依法逮捕了布哈林、李可夫、皮達可夫、季諾維也夫等人，并對這伙怙惡不悛的反革命分子進行了公開審判，徹底清算了他們的滔天罪行。一九三八年布哈林等人被處以極刑。這伙殺人犯、賣國賊終于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從列寧、斯大林反對布哈林主義的斗爭中我們可以看到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布哈林這伙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投降派，總是千方百計維護新老資產階級的利益，反對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實行專政。

　　他們竭力鼓吹“階毀斗爭熄滅”論，叫嚷“保證農村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雇工自由”、“貿易自由”，他們采用折中主義手法，把政治同經濟平列起來，等等，都是為了維護和扶植新老資產階級反動勢力，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復辟資本主義。

　　歷史證明，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布哈林反黨集團雖然被粉碎了，但是，蘇聯國內的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在蘇聯人民基本完成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后，蘇聯國內的資產階級并沒有消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更沒有結束。

　　在斯大林逝世以后，蘇修叛徒集團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繼承了布哈林的反動衣缽，在新的形勢和條件下，大肆鼓吹“階級斗爭熄滅”論。他們竭力宣揚什么在蘇聯已完全消滅了剝削和剝削階級，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已經完成了歷史任務，他們進而打起“全民黨”、“全民國家”的幌子，實行資產階級統治，把社會主義的蘇聯變成了法西斯專政的社會帝國主義。

　　當然，這種歷史大倒退只能是一種暫時現象，它絕對改變不了整個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戰勝修正主義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是任何人都阻擋不住的。

　　正如毛主席指出的，“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是列寧創造的黨。雖然，蘇聯的黨和國家的領導現在被修正主義者篡奪了，但是，我勸同志們堅決相信，蘇聯廣大的人民、廣大的黨員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義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轉引自一九七〇年《紅旗》雜志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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