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 ，馬克思認識到 ，資產階級社會中出現的資本是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生產 關系 。并且 ，資本開始被透視為一種作為不在場的在場性出現的支配性的奴役關系 。在資產階級社會經濟活動 中 ，商品與貨幣的到場被錯認為一般財富在場的經濟物像 ，而遮蔽了不在場的勞動交換關系和資本的生產關系 ；而當資本家通過貨幣購買原料和機器并將其投入到生產過程中時 ，這些作為到場對象物的原料和機器 ，在作為統治性生產關系的資本關系賦型之下 ，才會成為盤剝工人活勞動的資本的客觀構序力量 。這是經濟物相化中最難理解的資本關系賦型。

　　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科學認識，客觀上存在著一個復雜的思想演進過程。一直到19世紀40年代末，馬克思仍然以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資產階級社會）來指認工業生產之上復雜的以商品-市場經濟為本質的社會構式。其中一個重要的思想轉折點，出現在馬克思寫下的《雇傭勞動與資本》中，在這里，他第一次將資本視作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生產關系。下面，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深刻思想的歷史性生成過程。

　　一

　　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社會本質的新認識，是在1848-1849年寫下的《雇傭勞動與資本》（Lohnarbeit und Kapital）中才開始出現的。這一文本的原型，是馬克思1847年底在布魯塞爾關于資本與勞動關系的多次演講。1848年2月，馬克思開始修改這一文本。1949年4月，這一文本以連載的社論形式公開發表在《新萊茵報》上[1]。1880年，這本書以單行本在布勒斯勞出版。在這里馬克思第一次明確提出，資產階級社會中出現的資本是一種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生產關系。其實，馬克思的這一新認識也有一個過程，即從演講提綱《工資》（Arbeitslohn）手稿到布魯塞爾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演講，再到《雇傭勞動與資本》文本的思想認識過程。實際上，從馬克思的手稿標題Arbeitslohn（工資、報酬）到正式演講和文本的標題Lohnarbeit und Kapital（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改變中，我們也可看到一種思想構境的深化。馬克思是從關注工人的工資和報酬開始的，后來，他顯然覺得工人的工資問題無法離開資本關系，所以，作為“工資勞動”特定質性只能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支配關系之中討論。關于雇傭勞動更深一層場境本質的理解，馬克思是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完成的。

　　我們先來看這個寫于1847年12月演講之前的提綱性的《工資》手稿[2]。一是工人的勞動從表現生命的目的（telos）變成謀生的手段。在這個演講提綱的開始，馬克思先提出，“人的活動=商品（Die menschlicheTätigkeit=Ware）。生命的表現——生命活動——只是手段（Mittel）；與這種活動分開的生存才是目的（Zweck）”[3]。這里第一個“人的活動”，當然是指工人的勞動，它是工人生命（負熵）活動的表現，或者說，也是人的生命愛多斯之相實現出來的物相化[4]活動。這一點，顯然不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1844年手稿》）中作為類本質的勞動，而會讓人想起《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恩格斯討論過的那個歷史辯證法中的“自主活動”。這也可以看作人本學勞動異化構式的沒影點。然而，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雇傭制度下，勞動卻成為資產階級交易場境中可變賣的商品，實現生命愛多斯的勞動本身變成了經濟物相化中謀生的手段性活動，馬克思說，只有當人的勞動不再是為了變賣的謀生活動時，才會是生存的目的。后來馬克思意識到，不是勞動成為商品，而是勞動力的使用權成為商品。這顯然是當年《1844年手稿》中跳出經濟學的勞動異化構式中透視的相同非物相化認知對象，但卻沒有了現象學和批判認識論的關系透視。馬克思說，原先在封建專制下基于血親關系-自然負熵的“一切宗法制的東西都消失了，因為只有商業即買賣才是唯一的聯系，只有金錢關系（Geldverhältnis）才是企業主和工人之間的唯一關系”，現在，作為資產階級社會經濟構式負熵源泉的商業交換——可以買賣的偽在場就是一切，“舊社會的一切關系一般脫去了神圣的外衣，因為它們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5]。這是《共產黨宣言》充分討論過的問題。這里，也因為是面對工人的演講，馬克思跳過了取代農耕勞作的工業生產物相化過程，直接進入到工人可以直觀到的經濟物相化中的金錢世界。所以，工人作為自己生命活動的勞動（使用權）也成為了可變賣的商品，甚至，“一切所謂最高尚的勞動——腦力勞動、藝術勞動等都變成了交易的對象，并因此失去了從前的榮譽。全體牧師、醫生、律師等，從而宗教、法學等，都只是根據他們的商業價值來估價了”[6]。這是說，不僅是工人的體力勞動活動，生產過程之外的腦力勞動和抽象的藝術勞動，甚至一切形式的“生命表現活動”都失形為買賣對象。這里，馬克思顯然在刻意避免使用異化概念，而是用手段與目的實證邏輯構式來表征一種現實關系中的顛倒，因為，資本家“掌握著就業手段[Beschäftigungsmittel]，也就是掌握著工人的生活資料，就是說，工人的生活依賴于他；好像工人甚至把自己的生命活動也降低為單純的謀生手段了”[7]。本來是生存目的的生命活動，現在顛倒成了工人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可悲的謀生手段。我們也能感覺到，與《穆勒筆記》和《1844年手稿》的謀生勞動和異化勞動不同，馬克思在用生命的“目的”與謀生的“手段”“降低”為“交易對象”這樣一些接近實證的邏輯構式，來表征資產階級社會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這種復雜的社會關系顛倒，實際上，這多少是有一些言不及意的。并且，也不能極其深刻地揭露資產階級社會關系的特殊經濟物相化顛倒本質，這一點，也會為下一步馬克思在自己的經濟學研究中重啟科學的勞動異化批判構式和批判認識理論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二是馬克思談及資產階級社會中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對工人工資的影響。馬克思說，當資產階級社會中的機器化大生產和更加精細的分工出現之后，工人成為“愈來愈片面的生產力”，因為，在手工業生產中完整的勞動塑形和構序活動被切割為機器客觀工序的碎片性動作，同時，“在大工業的發展過程中，時間愈來愈成為商品價值的尺度，因而也成為工資的尺度。與此同時，隨著文明的發展，勞動這一商品的生產愈來愈低廉，所花費的勞動時間也愈來愈少”[8]。在經濟學語境中，這是李嘉圖已經面對的新問題，馬克思集中思考這一點，是在《倫敦筆記》的“李嘉圖筆記”（II-III）中。在《倫敦筆記》的“工藝學筆記”的思考中，這一理論線索深化為歷史唯物主義客體向度中的巨大認識飛躍。這是因為，原先勞動者手藝是勞動塑形產品的重要因素，而在今天的機器生產中，這種主體性物相化的工藝（創造性的“自主活動”和社會歷史負熵質）已經被非及物的技術所抽離，在機器的轟鳴聲中，只剩下簡單的同質化慣性實踐的生產時間，這種生產時間中的勞動構序的作用被大大貶低了。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情況是，原先只是在自然經濟中出現的農業生產中非物相化的慣性實踐，現在竟然成了機器化大生產中“祛技能化”工人勞動的基本樣式，因為工人勞動中原有的愛多斯（eidos）實現出來的創制性手藝和有目的（telos）的創造性實踐，現在變成了沒有任何主體創造性的同質性重復機械動作。勞動生產率水平隨著機器化大生產和高度分工的出現大幅度提高，它當然給資本家帶來更多的利益，可是，由此對工人的影響卻是“勞動日益簡單化。勞動的生產費用日益減少”，勞動（力使用權）的價格變得日益低廉，這使得工人之間的競爭日益加劇。并且，工人的“工資愈來愈以世界市場為轉移，而工人的狀況也愈來愈不穩定”[9]。這是一種對資產階級社會中日益下降的工人生存狀況的客觀描述。顯然，馬克思這里對工人階級生存狀況的分析，比《1844年手稿》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的相近討論，都更加深刻了。

　　三是在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中出現的悖反邏輯。我們可以注意到，馬克思這里無意間沒有突顯主體性的資本家奴役工人，而是在將工人與一種看不見的客觀存在的資本關系對立起來，在此，他將這種看不見的資本關系稱之為生產資本（produktiven Kapitals）。我以為，這里馬克思對資本本質的重要進展表現為，資本開始被透視為一種作為不在場的在場性出現的支配性的奴役關系。相比《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那種基于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外部經濟力量，馬克思對資本本質的認識顯然是更加深刻了。并且，在此出現的produktiven Kapitals（生產資本），并不是后來馬克思第三次經濟學研究中確立的異質于商業資本的生產資本，而只是一個在資本增殖性構式中使用的概念。在資本奴役工人的雇傭關系中，工人如果想要提高自己的工資，通常的做法只能是讓資本能夠獲得更大的增殖。馬克思分析說：

　　使工人能夠勉強生活的主要條件是他使自己的生活狀況比資產階級愈來愈降低，是他盡量增加自己敵人的力量-資本（das Kapital）。這就是說：工人只有在他生產并加強和他敵對的力量即他本身的對立者的條件下，才能勉強生活下去；在這種條件下，當他造成這種和他敵對的力量的時候，他才能從后者得到就業手段，這種手段又使他成為生產資本的一部分，成為加強生產資本（produktivenb Kapitals）并使之快速增長的杠桿。[10]

　　資產階級社會中出現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是一個悖論：明明資本是敵對的力量，可工人只有在增強資本的力量時才能勉強活下去，因為資本家的工廠如果倒閉了，工人將沒有飯吃。馬克思這里的思考，已經在接近將資本看作一種資產階級社會中重要的社會生產關系。當馬克思認識到，“伴隨生產力的提高而來的是大資本的統治（Herrschaft des großen Kapitals）加強”時[11]，這里的großen Kapitals（大資本）并不是某個資本家個人主體，而一種強大的資本關系的統治。

　　在這里，馬克思最后也談及雇傭勞動制度的“積極方面”，這就是資產階級正在資產階級社會自身的奴役性關系統治中創造出革命的無產階級和新社會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如果談雇傭勞動的積極方面，那就是談資本、大工業、自由競爭、世界市場（des Kapitals，der großen Industrie，der freien Konkurrenz，des Weltmarktes）的積極方面，我無需乎向你們解釋，沒有這些生產關系，就不會創造出生產資料——解放無產階級和建立新社會的物質資料，無產階級本身也就不會團結和發展到真正有能力在舊社會中實行革命并使它自身革命化的程度。[12]

　　我們看到，馬克思已經在將資本、大工業、自由競爭和世界市場看作資產階級“舊社會”中的生產關系，這就接近了對資產階級社會復雜經濟關系構序和塑形起來的場境本質最重要的科學認識核心。有趣的是，馬克思在這一手稿中并沒有使用bürgerliches Gesellschaft一詞。很快，這一核心觀點就在《雇傭勞動與資本》的公開演講中突現出來了。

　　二

　　在《雇傭勞動與資本》這一演講中，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雖然在集中討論經濟學問題，但思考的重點卻是從社會場境關系出發的，因為他要說明資產階級社會中存在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馬克思在第一篇演講中曾宣稱要說明三個問題：一是雇傭勞動對資本的關系，“即工人的奴役地位，資本家的統治（die Sklaverei des Arbeiters，die Herrschaft des Kapitalisten）”；二是中產階級和農民在資產階級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消亡；三是國際市場上各國資產階級之間的不平等關系。實際上，從后來所發表的文本來看，馬克思僅對第一個問題進行了討論[13]。這里可以看到，Kapitalist一開始仍然是從主體視位出現的，而不是作為非主體的客觀的生產關系在場的。可是，也是在這一文本中，馬克思的觀點發生了極其深刻的改變。

　　首先，馬克思再一次突出強調了認識資產階級社會經濟關系的歷史唯物主義前提。這甚至是馬克思此后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方法論筑模，在后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研究中，歷史唯物主義始終是他遵循的面對復雜經濟現實的邏輯構序和觀念賦型原則，不過，它更多地深化為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馬克思后來在1859年寫下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再一次概述這一用以指導自己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方法。因為，要想透視資產階級社會中的雇傭勞動與資本的關系，面對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每天遭遇的熟悉的商品、貨幣和資本物（原料、機器和廠房）時，不僅要透視這些到場物相化對象作為“正在消逝的東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背后更深一層的生產活動塑形和構序活動（用在性），這是第一重不在場的在場性的辨識，而且還要進一步透視資產階級社會特有的商品-市場經濟物相化的生產關系構式，這是在捕捉第二重不在場的在場性的努力。之后馬克思會在第三次經濟學研究中驚奇地發現，這種經濟物相化中發生的不在場的在場性本身也是復雜的，因為他在找到商品、貨幣等到場物隱匿的“經濟質”（價值關系）之后，在生產過程的客觀要素的到場之物中，還深刻地發現了資本關系的不在場的在場和對象化勞動被徹底遮蔽起來的偽像，以及剩余價值在利息和地租等轉化形式中的隱匿。這將是狹義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歷史現象學和科學的批判認識論的主要任務。所以，馬克思需要先確定非物像社會關系場境的一般方法論和認識論的規定。

　　第一馬克思在廣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構境中指出，物質生產活動是一切社會定在和發展的客觀基礎，而這種生產活動本身卻是特定歷史時間中社會關系賦型下人對自然的能動塑形和構序：

　　人們在生產中不僅僅同自然界發生聯系（sich beziehen）。他們如果不以一定方式（bestimmte Weise）結合起來共同活動和互相交換其活動，便不能進行生產。為了進行生產，人們便發生一定的聯系和關系（bestimmte Beziehungen und Verhältnisse）；只有在這些社會聯系和社會關系（die gesellschaftliche Beziehungen und Verhältnisse）的范圍內，才會有他們對自然界的關系，才會有生產。[14]

　　不同于自然經濟產品的非物相化天然形態，我們今天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所有到場事物的背后，都隱匿著人們通過工業生產物相化活動塑形和構序起來的人對自然的能動關系，使它們獲得了人的生存中所需要的用在性。這是馬克思從《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以來，始終堅持的歷史唯物主義第一層級非物像透視中的“活動”和“關系”本質。應該說，這也是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構境中客體向度構式。在一定的意義上，歷史唯物主義的客體向度，往往是馬克思主體向度批判話語的前提。可以看出，馬克思這一表述的主旨，一是指向物質生產活動中的狹義生產關系，即勞動者之間在生產活動中以一定的方式發生的共同協作的關系場境，這種“結合起來”的共同活動直接構成生產力的構序因素。馬克思在后來的《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和《資本論》寫作中，都充分討論了發生在農業生產中的“共同合作”與工業生產中的協作與分工中勞動者之間“共同活動”場境格式塔突現出來的結合力。二是人們的生產物相化活動也必然為特定社會關系制約和賦型作用下的人對自然的塑形和構序關系。一定生產關系中的生產力發展運動的觀點，不是在描述直觀可見的在場對象性的人和自然存在，而是透視人以特定歷史性質的生產塑形和構序，在農業生產中促使外部自然物質部分改變，或者在工業生產中創制自然物質全新的社會歷史負熵質和關系場境存在，這極其深刻地表征了歷史唯物主義最基始性的非物像社會關系場境論。

　　第二，在馬克思看來，生產總是一定社會歷史時間中有特殊質性的生產，而且必然是一定社會關系賦型下以一定的形式構成的生產資料的生產塑形和構序過程。“生產者相互發生的這些社會關系（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他們借以互相交換其活動和參與共同生產的條件，當然依照生產資料的性質（Charakter der Produktionsmittel）而有所不同。”[15]這旨在說明一定歷史條件下生產工具質性的制約作用，如《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所說的手推磨與蒸汽機的不同歷史制約作用。應該說明，馬克思這里的觀點并非是肯定工具決定論，因為任何對象性到場的生產資料都只是不在場的勞動工藝和物相化生產力水平的物性結晶，作為勞動生產重新激活塑形活動的實踐模板，它客觀地表征著一定社會歷史中物質生產場境的特殊生產力構序的質性。

　　第三，更進一步說，不僅社會關系由一定的物質生產力水平決定，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筑模也必將發生深刻的改變。“生產方式和生產資料總在不斷變更，不斷革命化；分工必然要引起更進一步的分工；機器的采用必然要引起機器的更廣泛的采用；大規模的生產必然要引起更大規模的生產。”[16]生產方式不是一個分立于生產活動的抽象框架，它本身就是生產物相化構序活動的內在功能性的動態筑模，工業生產中的勞動分工就是新的勞作方式，分工的進一步發展必然是機器化大規模生產的客觀要求。反之亦然。這是一個步步遞進的社會發展邏輯。馬克思說，“總之，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產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產關系（gesellschaftlichen Produktionsverhältnisse），是隨著物質生產資料、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17]可以感覺得到，馬克思此時的思考重心，還是一定生產力發展水平下的社會生產關系，因為它對應于馬克思即將發現的資本的生產關系本質。

　　第四，在對這個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確認的背景下，馬克思接著說：

　　生產關系總合起來（Produktionsverhältnisse in ihrer Gesamtheit）就構成為所謂社會關系，構成為所謂社會（die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dieGesellschaft），并且是構成為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bürgerliches Gesellschaft）都是這樣的生產關系的總和（Gesamtheiten），而其中每一個生產關系的總和同時又標志著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一個特殊階段。[18]

　　馬克思在此文中只是少量使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這樣的詞語（四次），共十一次使用bürgerliche一詞，而開始較多地使用Kapitalisten等相關詞。這是繼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刻意塑形社會概念以來，在《致安年柯夫信》提出社會定義后，第一次在公開場合明確給出關于社會的定義。馬克思這里的表述中出現了一個對社會關系場境分層的說明：一是上述的狹義的勞動技術層面的生產關系；二是廣義“生產關系的總和”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式的總體場境，即社會。這意味著，馬克思開始將人類社會物相化的歷史負熵本質直接指認為歷史性的關系場境存在。這是《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那個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ensemble）一說，在社會本質層面的重新賦型。不過，在這里馬克思使用Gesamtheit（總合，全部）一詞，更加精準地體現了社會關系構式的復雜整合機制。這個“生產關系的總和”的觀點，是馬克思在不久前《道德化的批評與批評化的道德》一文中提出的[19]。有趣的是，馬克思這里跳過了他自己那個作為市民社會的“基礎”。三是社會關系是在狹義的生產關系之上生成的社會生活關系，它就必然表征了一定社會關系歷史性賦型的總體構式性質，即“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比如古代社會、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賦型。這里也可以看出，馬克思關于歷史分期的基本構式，即歷史性的生產關系賦型所生成的特定社會歷史負熵質。由于《德意志意識形態》手稿沒有公開出版，《致安年柯夫的信》是私人通信，這可能是馬克思對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第一次正面表述。我們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思想的進一步成熟和發展。

　　其次，資產階級社會的本質是作為生產關系的資本統治。這是馬克思對資產階級社會本質的一個全新認識。實際上，上述所有關于歷史唯物主義一般觀點的討論，都是為了引出這個新的判斷。馬克思先分析說，按照資產階級經濟學的觀點，資本是人們熟知的各種對象性的到場之物，“資本包括原料、勞動工具和各種生活資料，這些東西是用以生產新的原料、新的勞動工具和新的生活資料的。”[20]可是，在馬克思看來，這些看起來熟知的物的本質，卻是一種將不在場的社會關系重新遮蔽起來的經濟物相化。他明確指出，資本并不僅僅是一種可見的到場之物，從本質上說，它是資產階級社會中最重要的社會生產關系賦型。這個生產關系，正是上述歷史唯物主義中描述社會關系場境存在的本質方面。筆者認為，雖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思恩格斯已經在廣義歷史唯物主義構境中創立了第一層級非物像的社會場境存在論，但他們并沒有將其關聯于對資產階級社會經濟復雜經濟關系本身的分析，而在這里，當馬克思開始認真思考出現在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資本統治問題時，社會關系場境存在論則深化為狹義歷史唯物主義中全新的經濟物像批判。馬克思分析說：

　　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產關系。這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bürgerliches Produktionsverhältnis），是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系。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難道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不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bestimmten gesellschaftlichen Verhältnissen）下生產出來和積累起來的嗎？難道這一切不是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內被用來進行新生產的嗎？并且，難道不正是這種一定的社會性質（bestimmte gesellschaftliche Charakter）把那些用來進行新生產的產品變為資本的嗎？[21]

　　馬克思顯然對自己的這個理論新發現感到格外興奮。因為，這兆示著，馬克思有可能揭開針對資產階級商品-市場經濟的社會賦型中發生的復雜經濟關系顛倒現象，進而走進狹義歷史唯物主義的更深構境層。我們不難看到，這里馬克思的三個“難道”的追問，既是對資產階級經濟拜物教意識形態的最初透視，也會是馬克思自己重要的理論內省。應該說，馬克思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認識論的“實證原則”在這里經歷了一次重要的問題危機。我們都知道，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和《德意志意識形態》的討論中，直觀的對象性世界在第一層級非物像透視中，由物質創制實踐活動—物質生產物相化活動和社會關系場境所破境，可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商品—市場經濟關系場境中，這種非物像的社會關系卻再一次顛倒地呈現為事物和事物之間的事物化關系，這是第二層級的經濟物相化迷霧。并且，這并非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認識論能夠直接透視的特殊偽境，所以，馬克思不得不向前走。其實，這正是走向《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狹義歷史唯物主義和科學的批判認識論的入口。對此，我們再進行一些具體的分析。

　　可以看出，馬克思此時已經認識到，資本是支撐資產階級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最重要的生產關系，正是在這種不可見的社會關系的支配下，直接在場的對象性的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才會被賦型為資本的關系場境關聯物。此時馬克思的表述為：“資本不僅包括生活資料、勞動工具和原料，不僅包括物質產品，并且還包括交換價值（Tauschwerten）。資本所包括的一切產品都是商品（Waren）”[22]。我們先排除馬克思此時在經濟學表述上的不精準，他的意思是對的，因為他看到了資本表現為物性對象的勞動工具和原料，也看到了不是直接在場的對象物的“交換價值”，他實際上已經達成這樣一種新的認識：資本作為一種生產關系賦型，讓所有社會定在都變成關系性構式負熵中的神秘商品存在。這也意味著，不在場的資本關系場境讓對象物作為資本的力量在場。于是，馬克思說：

　　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關系（bestimmten Verhältnissen）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關系，它也就不是資本了，就像黃金本身并不是貨幣，沙糖并不是沙糖的價格一樣。[23]

　　這是《雇傭勞動與資本》一文中比較重要的一段表述。在此時的馬克思看來，奴隸、資本和貨幣，都不是我們在感性經驗塑形和觀念認知中可以看到的黑人、紡紗機和黃金這些直接到場對象物的客觀屬性，奴隸并非黑人天生的生理屬性，貨幣并非黃金的天然屬性，資本并非紡紗機的物質屬性。可是，這三種我們都熟知的到場之物，作為“正在消逝的東西（verschwindend darstellt）”，在非物像透視中的情況又是不同的：一是作為生命負熵存在的黑人并非天生的奴隸，他就是黑皮膚的人，只是在特定的奴隸制社會物相化關系賦型下，他才成為奴隸這種社會負熵進程中的關系性場境存在--人們將奴隸關系的在場誤認為黑人的固有到場性。馬克思這里的表述，顯然是他聯想到許多年前讀到的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第4章討論主奴辯證法中的一句話：“正是在這種關系里，奴隸才成為奴隸。”[24]二是黃金是一種無機自然界中存在的貴金屬，它只是在商品交換關系賦型中才會成為貨幣這種特殊經濟構式負熵中關系性場境存在。黃金的到場被錯認為一般財富在場的經濟物像，而遮蔽了不在場的勞動交換關系和資本的生產關系，當經濟物相化消逝之后，它的經濟偽在場則有可能在“修建廁所”（列寧語）[25]中恢復它的自然本相，在那里，黃金才會以它自身到場。三是最復雜的關系場境，因為紡紗機是將棉花制作為布匹的機器，它在經驗塑形中可以直觀的物性實在首先是工人勞動物相化塑形和構序的用在性產品，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第一層級的非物像透視；然后這種用在性的產品在資產階級社會突現的商品-市場經濟構式負熵進程中轉型為商品，當資本家通過貨幣購買紡紗機并將其投入到生產過程中時，作為到場對象物的紡紗機，在作為統治性生產關系的資本關系賦型之下，才會成為盤剝工人活勞動的資本的客觀構序力量。這是經濟物相化中最難理解的資本關系賦型。

　　依筆者的判斷，馬克思這里的分析，顯示出他已經深刻地意識到：第一，自然對象物與人通過勞動物相化所塑形和構序的事物，都會因一定的社會關系而獲得一種歷史性的社會關系場境存在，這是歷史唯物主義非物像透視第一層面已經解決的問題，然而，在資產階級社會中，作為資本的經濟關系，卻會再一次顛倒地表現為經濟物相化中的特殊事物，這些事物都會因為資本關系而獲得一種新的社會屬性和統治性力量。這是原先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認識論所無法達及的構境層。因為，當人們遭遇作為資本出現在生產中的紡紗機時，僅僅將其歸基為制造它的物質生產物相化活動是不夠的，它為什么是資本關系的具象化存在的問題并沒有被透視。并且應該承認，馬克思在此時尚無法科學地說明這種“二次顛倒”中經濟物相化的成因。第二，只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關系之下，人才會變成特定歷史時間中的社會關系場境的ensemble（總和）。這是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已經說明過的方面。應該看到，這也會是馬克思歷史認識論在主體關系存在上的重要進展，作為最重要的認知對象，人不僅僅是自然實存的肉體，而是特定歷史條件下一定社會條件下的場境存在，歷史性的社會關系賦型了人類主體的實際生存本質，在奴隸制關系場境中，不僅黑人的生存場境是奴隸，而且也塑形了高舉皮鞭的奴隸主；而轉換到資產階級社會中資本的社會關系場境，就有了工人與資本家。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1861-1863年經濟學手稿》中，馬克思更加深刻地發現，工人與資本家都是特定經濟關系的反向物相化中的人格化。

　　對于這后一種人的主體關系場境存在問題，馬克思進一步分析說，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勞動[在1891年的版本中，‘勞動’改為‘勞動力’。—編者注]是一種商品[26]，是由其所有者即雇傭工人出賣給資本的一種商品”。勞動者并非天生的雇傭勞動者，勞動（力）也不是天生的商品，只是在資本統治的生產關系賦型下，才會塑形出雇傭勞動者和雇傭關系場境存在。馬克思歷史性分析道，

　　勞動[在1891年的版本中，“勞動”改為“勞動力”。—編者注]并不向來就是商品。勞動并不向來就是雇傭勞動、即自由勞動（Lohnarbeit，d.h.freie Arbeit）。奴隸就不是把他自己的勞動[在1891年的版本中，“勞動”改為“勞動力”。—編者注]出賣給奴隸主，正如耕牛不是向農民賣工一樣。奴隸連同自己的勞動[在1891年的版本中，“勞動”改為“勞動力”。—編者注]一次而永遠地賣給自己的主人了。奴隸是商品，可以從一個所有者手里轉到另一個所有者手里。奴隸本身是商品，但勞動[在1891年的版本中，“勞動”改為“勞動力”。—編者注]卻不是他的商品。[27]

　　這是一個重要的歷史認識論觀點。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最早涉及到這個關于奴役關系的歷史對比。如同上面已經討論過的問題，非人的奴隸并不是天生的奴隸，只是在一定的社會關系場境之下，才會出現將奴隸當作商品一次性地從一個所有者手中賣給另一個奴隸主的現象，有所不同的是，奴隸自身的勞動（力）并不是商品；而在資本的生產關系之下，勞動者從宗法式的血親依存關系場境中脫型出來成為自由勞動者，可是，當他“自由”的一無所有時，就只能以Lohn（工資、報酬）的方式一次次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商品，成為無形的資本關系場境控制下的雇傭勞動者。從認識對象上看，這是將人們熟知的對象性存在放置到不同歷史關系場境之中加以透視的認知過程，這是歷史認識論十分重要的進展。馬克思進一步分析說：

　　勞動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動（Lebenstätigkeit），是工人本身的生命的表現。工人正是把這種生命活動出賣給別人，以獲得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可見，工人的生命活動對于他不過是使他能以生存的一種手段（Mittel）而已。他是為生活而工作的。他甚至不認為勞動是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相反地，對于他來說，勞動就是犧牲自己的生活。勞動是已由他出賣給別人的一種商品。因此，他的活動的產物也就不是他的活動的目的（Zweck seiner Tätigkeit）。[28]

　　正是在資本的生產關系之下，勞動者才成為出賣自己勞動（力）的“拿工資”的雇傭勞動者。將馬克思這里的分析與《1844年手稿》對照一下，我們會發現，此時馬克思雖然也在討論工人的勞動在資本關系支配下的資產階級社會之中的悲慘狀況，但已經沒有了人本主義異化史觀的價值批判。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作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即作為一種屬于社會一部分的力量，借交換直接的、活的勞動而保存下來并增殖起來”[29]。所以，在資本主導的生產方式中，除勞動能力以外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的存在是資本的必要前提，更可悲的是，工人如果若不受雇于資本家就會餓死。“如果他不愿餓死，就不能離開整個購買者階級即資本家階級。工人不是屬于某一個資產者，而是屬于整個資產階級”[30]。這是一種特定的生產關系強暴性賦型和奴役性支配關系場境。馬克思分析道：“只是由于積累起來的、過去的、對象化的勞動（vergegenständlichten Arbeit）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積累起來的勞動才變為資本。”[31]資本作為“積累起來的勞動”，其本質在于“對象化的勞動”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的統治關系，并且，資本的這種關系場境存在的“實質在于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自己并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32]。這是資本這一“帶來金錢的金錢”的秘密關系。這也是馬克思所說的“工人的奴役地位”和“資本家的統治”之間關系的真正本質[33]。這里重新在場的（對象化的勞動）是重要的，它既讓我們回想起《1844年手稿》之前馬克思那次關于《精神現象學》的思想實驗，也會內在地關聯于后來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

　　但是，之所以我指認馬克思思想中出現了問題危機，是因為雖然他發現了資本是一種生產關系，正是這種關系讓所有存在變成商品，但他并沒有解決這些變成事物和事物的關系的社會生產關系背后，即第二層級的經濟物相化迷霧中，仍然存在著特定的資本與勞動之間更復雜的多重顛倒和異化關系。為什么得出這樣的判斷？其實，我們看到在馬克思此時的理論構序和話語構序場境中，他始終堅守著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創立的廣義歷史唯物主義和歷史認識論，他仍然盡可能堅持用“實證性的”話語來描述資產階級社會中的資本與勞動的關系，所以才會出現關系與人、關系與物，以及“積累起來的對象化勞動”（資本）支配“直接的、活的勞動”這樣的表述，可是，在經濟的社會賦型中，特別是在資產階級社會中商品與市場經濟關系場境中，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如何在交換中事物化地顛倒為事物與事物的關系，這種關系甚至重新畸變為物（商品、貨幣和資本）的“自然屬性”并成為統治一切的外部權力，這種統治性的權力與勞動的關系到底是什么？這些更深一層的經濟物相化的構序和賦型是如何發生的，作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幻象的經濟拜物教如何成為整個社會感性經驗塑形和精神構境的壓倒性構序力量？這些重要的問題，都是馬克思此時一下子無法科學解決的問題。在馬克思下一步在經濟學研究中創立剩余價值理論（“第二個偉大發現”）的進程中，他將直面這些復雜的深層次理論問題。這當然會是馬克思最終揭露資產階級社會生產方式本質，走向自己科學社會主義中第三個偉大發現的關鍵性的一步。由此，他才會創立狹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歷史現象學，在重建勞動異化批判構式III的經濟學話語構序場境中，再一次吁請批判認識論的回歸，徹底透視第二層面上的經濟物相化。這將是不久之后發生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和《1861-1863年經濟學》中的重要學術事件。

　　文章來源：《東岳論叢》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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