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年5月8日是奧地利裔英國經濟學家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誕辰125周年。德國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批判性社會分析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英格爾·索爾蒂（Ingar Solty）在“雅各賓”網站發表了“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Was an Enemy of Freedom”一文，對哈耶克的思想及其本質進行了系統的評述。作者認為，盡管哈耶克以捍衛“自由”的面貌出現，但他實際上是自由和民主的敵人，是“資產階級反對民主的最鋒利武器”。他的理論工作的目的，歸根結底是“尋求在沒有永久政治專政的情況下建立資本專政的手段”。他專注于“從根本上限制民選政府的權力”，并系統地取消了“政府對金融和經濟政策的主權”。這最終使得哈耶克成為比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等法西斯主義思想家更聰明的資產階級思想家。

　　作者：英格爾·索爾蒂（Ingar Solty），出生于1979年，加拿大約克大學博士，德國政治作家和記者，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批判性社會分析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著有《新帝國主義》（2004）、《奧巴馬治下的美國》（2013）等。

　　翻譯：趙丁琪

　　參考閱讀：《理性、市場與自由：哈耶克自生自發秩序觀念的悖論與超越》

　　在所有民主和自由的敵人中，哈耶克可能是最聰明的一個。至少，他的影響力是最大的：今天的全球經濟結構——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中央銀行、“平衡預算修正案”以及保證資本未來利潤的“自由貿易協定”——基本上都是基于他和他的學生們的思想。

　　據說撒切爾夫人曾在一次保守黨政策會議上從包里掏出哈耶克的《自由憲章》，宣稱：“這就是我們的信仰！”即使在新自由主義肆虐50年之后，仍有一些真正的信徒。哈維爾·米萊就是其中之一。當這位上流資本企業家的兒子在2023年12月當選阿根廷總統時，總部設在柏林的哈耶克學會向他頒發了該學會的最高獎項：哈耶克獎章。這個因與德國極右翼的“另類選擇黨”關系密切而備受抨擊的協會，稱贊米萊“對市場經濟力量的清晰認識”，能夠“再次為自由、繁榮和社會和平奠定基礎”，繼承了“路德維希·艾哈德、羅納德·里根和瑪格麗特·撒切爾”的傳統。

　　哈耶克學會執行委員會成員、波茨坦大學經濟學名譽教授格爾德·哈伯曼（Gerd Habermann）在米萊上任百日時寫道，他尋求廢除“平等主義的福利國家和破壞性的社會政治政策（如性別主義等）”。米萊上任僅十天就確實啟動了“鏈鋸”（chain saw），他強行通過了一項緊急法令，以資本完全自由的名義，廢除了工人組織工會的權利，修改了防止裁員和勞動保護的法律以及對電力、醫療和流動性的價格控制，廢除了保護租戶免受房地產公司侵害以及保護消費者免受制藥、銀行和信用卡公司侵害的政策。除軍隊外，所有政府開支都被凍結。此外，米萊還尋求將所有國有企業完全私有化。為了在沒有反對意見的情況下實施這些政策，米萊所通過的這項法令還包括一項“授權法”，旨在賦予他在關鍵政策領域的準獨裁權力。哈耶克肯定會非常喜歡這一切。哈耶克學會主席斯蒂芬·庫斯（Stefan Kooths）在商業日報《Handelsblatt》上撰文稱，米萊是“自由主義的幸運”，并希望他能帶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新浪潮。

　　哈耶克的第一個目標是有計劃地讓人民保持“大傻瓜”（海涅語）的狀態，遠離所有影響其生活的社會和經濟決策。他的第二個主要目標是將工人階級毫無防備地交給資本。

　　他和他的追隨者總是以“自由”的名義這樣做。這個詞貫穿了哈耶克的所有著作，他的學生米爾頓·弗里德曼稱之為“為自由而戰”。然而，哈耶克所說的“自由”指的是不受限制的資本自由，其另一面就是對工人的奴役。哈耶克想要的是無限制的剝削。為此，他在1974年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當時資本利潤受到擠壓。據保守派雜志《國家利益》稱，這使他成為“激進右派的崇拜人物”。當時，哈耶克仍不得不與左翼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貢納爾·米達爾分享這一獎項，這表明福特主義的危機是一個開放的過程，實際上有多種出路。弗里德曼在1976年的獲獎，后來成為新自由主義崛起的轉折點，遠在撒切爾和里根當選之前。

　　哈耶克痛恨平等。他只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當普通人被迫起訴寡頭壟斷的汽車業、制藥業或醫療行業的公司時，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像是一種嘲弄。哈耶克以“遺傳”差異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固有的巨大經濟不平等辯護。這與馬斯克、貝索斯、扎克伯格等人關于財富是個人成就和優點的結果這一主張產生了共鳴。

　　市場激進主義走投無路

　　20世紀30年代，由于資本主義危機、大規模罷工以及資產階級對共產主義的恐懼，美國試圖通過加強工會權利、引入財富稅和累進所得稅以及擴大經濟中的公共部門，來解決明顯的不平等問題，使財富和收入的分配變得更加平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面臨著其前任赫伯特·胡佛的自由主義緊縮政策的失敗，該政策導致大規模失業率上升至25%。羅斯福非常激進地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征收75%的稅，后來達到91%。

　　這筆錢被成功地投資于公共就業計劃、基礎設施建設（電氣化、高速公路、橋梁、地鐵、水壩和灌溉系統等）、自然保護（建立和擴大國家公園）、福利國家的發展以及文化生活的促進。如果他如愿以償，稅率將達到100%。1936年，經濟學家凱恩斯在其主要著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預見到了“食利者的安樂死”，因為食利者的生活完全依賴于對人類毫無價值的資本收入。

　　然而，在20世紀70年代福特主義危機期間，凱恩斯主義范式被哈耶克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所取代。凱恩斯本人曾幫助哈耶克獲得倫敦國王學院的職位，這可能被視為歷史的一個笑話。從那時起，食利者階層再次歡呼雀躍。根據聯邦統計局的數據，現在有1%的德國人口完全依靠資本收入生活，即依靠他人的（剩余）勞動，勞動者所創造的價值被上市公司通過利潤和股息所侵占。一些社會學家曾指責“占領運動”將社會最底層的99%和最上層的1%區分開來，簡化了階級概念。然而，這種區分實際上非常接近真實的階級關系。

　　無論如何，今天數十億美元的巨額財富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人口的相對貧困和日益嚴重的絕對貧困，以及學校、橋梁和公共交通等公共基礎設施的崩潰。正如皮凱蒂所指出的，2007年，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前夕，不平等現象再次達到了1929年的高點。這絕非巧合：金融資本主義必然會不斷產生金融危機，因為大量資本為了尋找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會不斷產生新的投機泡沫。它們也會引發社會危機，因為政客們通過公共住房、醫療保健、養老金、教育等領域的私有化，創造了新的投資機會。

　　哈耶克在20世紀20年代初的大學時代，就已經學會了憎恨像后來的羅斯福新政那樣的社會民主主義“紅色維也納”政治。1921年，他的一位教授為他聯系上了奧地利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后者是駁斥社會主義的經典著作《社會主義：經濟與社會學的分析》的作者，后來成為了他的導師。哈耶克在1944年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中，將羅斯福與希特勒相提并論：“我們必須指出一個令人不快的事實，那就是我們的命運有可能重蹈德國的覆轍。”他承認，“英國和美國的情況”當然不同。也許他是想先發制人，避免人們懷疑擴大美國工人的罷工權是否真的與德國工人運動在納粹集中營中被消滅的情況相似，或者為所有族裔的工人提供的公共就業計劃是否就是美國的奧斯維辛集中營。但是，哈耶克認為，這些差異不應掩蓋“我們正朝著同一方向前進”這一認識。

　　哈耶克正確地看到，市場激進主義在20世紀40年代處于守勢。盡管美國的大企業資助了《通往奴役之路》的大規模發行，但當時的趨勢是加強對資本主義的監管和更多的經濟計劃。自由資本主義導致了大蕭條，大蕭條導致了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導致了世界大戰。只有蘇聯在經濟計劃的幫助下順利度過了危機，雖然它是從一個依賴性的落后發展中國家脫胎而來，但幾乎是以一己之力將歐洲從德國法西斯主義手中解放出來。在美國，羅斯福成功地推行了左翼政策。戰后，蘇聯式的社會主義被推廣到東歐，而在英國，一個嚴重傾向左翼的工黨政府上臺執政，共產黨在法國和意大利獲得了巨大的力量。在德國也是如此，1945年后，所有占領區的數百萬人立即參與了工人運動，甚至在黑森州的全民公決中支持大規模工業社會化，但遭到美國占領軍的阻撓。就連基督教民主聯盟（基民盟）也在其《阿倫綱領》中承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符合……德國人民的利益”，因此需要一種超越“資本主義對利潤和權力的追求”的“社會主義經濟秩序”。

　　反革命者

　　此時此刻，哈耶克將自己視為反革命分子。他的烏托邦已成為過去。有童工和16小時工作制的“曼徹斯特資本主義”是他的“失樂園”。里根曾經說過，如果有機會，他要把歷史的車輪撥回到19世紀。然而，天堂之所以失落，是自由市場秩序本身的缺陷造成的。正如哈耶克的理論對手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在其同樣于1944年出版的《大轉型》一書中所描述的那樣，自由市場秩序所造成的對大自然和勞動力等“虛擬商品”的剝削，迫使社會被迫進行自我防御。波蘭尼認為，“除非消滅社會中的人和自然物質,否則這樣一種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時期,它會摧毀人類并將其環境變成一片荒野”。

　　哈耶克觀察到了1870年后發生的“大轉型”。他的意識形態反映了人類思想霸權從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向德語世界的轉移，他觀察到了這一轉移，并對此感到遺憾：從約翰·洛克和亞當·斯密轉向卡爾·馬克思和馬克斯·韋伯。哈耶克尋求一種回到未來的新的“大轉型”。他的著作是對社會主義的宣戰書。然而，對他來說，這場戰爭始于“企業自由主義”，即出于對工人運動的恐懼，試圖通過監管工廠和設定法定最長工作日等措施，遏制資本主義最明目張膽的過度剝削行為。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將此稱為通往社會主義的“滑梯”。他要把這本書獻給“所有黨派的社會主義者”。

　　盡管如此，哈耶克在懷舊之余，也看到了古典自由主義“現代化”的必要性。根據他的傳記作者布魯斯·考德威爾（Bruce Caldwell）的說法，“任何以收入再分配為具體目標的立法都將被禁止”。他面臨著一個基本問題：如何防止群眾利用他們贏得的普選權來收回至少一部分被資本榨取的剩余價值，甚至是廢除資本主義私有制。

　　為此，哈耶克使用了一種花招。他否定了階級的存在，構想出一種抽象的個人，其自由（完全是消極的自由）的基礎是不受國家控制。因此，他把每一項稅收政策都定義為對自由的剝奪。對某些人來說——因為仍有小牛在選擇自己的屠夫——這種消極的自由觀念今天仍然能引起共鳴。這些人就像是沒有長大的成年人，他們抨擊并反抗父母的要求，如吃飯前要洗手以免生病，整理自己的房間以免陷入混亂等。同時，這種幼稚的做法與那些在資本主義競爭中被孤立的人的疏離感聯系在一起，并將轉化為一種“人人為我”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態度。2023年一條在推特上瘋傳的消息說，“自由主義者就像家貓一樣：絕對相信自己的獨立性，卻完全依賴于一個他們并不認可或理解的系統"。

　　自然秩序？

　　在《自由憲章》中，哈耶克宣傳“法治”。與馬克思不同，他并不認為資本生來就“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在他看來，資本主義并不是革命性地創造和改造生產關系的漸進過程的一部分，也不是為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創造條件的過渡社會。相反，他認為這是一種“自然的”市場經濟。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者、波蘭尼與哈耶克等新自由主義者之間的爭論也是關于哪種秩序是“非自然的”：社會主義還是“自由市場”。哈耶克和他的弟子們常常自相矛盾，他們有時像弗里德曼在《通往奴役之路》英文新版序言中那樣，把市場描述為“常識”，有時又把社會主義描述為對資本主義的自然情感反應，把市場激進主義描述為高度理性思考的產物。

　　哈耶克認為，（市場）文明產生于“無意識的習慣”，這些習慣被轉化為“明確和清晰的陳述”，從而變得越來越“抽象和籠統”。在談到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理論時，他寫道，“個人自發的、不受控制的努力能夠產生復雜的經濟活動秩序”。憲法應限制國家對市場的監管和保護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在這一體系中，民主和多數決定本質上具有破壞性。由于市場會自發趨向于穩定的均衡，即資源的最優配置和經濟的自我調節，因此不存在市場失靈的問題。相反，國家才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哈耶克反駁了新自由主義者的烏托邦已被曼徹斯特資本主義的烏托邦所推翻的論點，認為十九世紀的貧困實際上并非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后果。它甚至不是真正的苦難。相反，市場帶來的“國家財富”的增加只是提高了“大傻瓜”對繁榮的期望，并導致發現“社會中非常黑暗的地方”。但事實上，“沒有一個階級沒有從普遍進步中獲得實質性的好處”。對于自由市場所引發的強大的勞動運動，他解釋說是由于“自由市場”的實施不夠激進，推進速度過于“緩慢”。

　　他的論點從根本上說是反民主的。在他看來，社會就像要求越來越多的忘恩負義的孩子。正是他們“無邊無際的野心”，導致了“在世紀之交，人們越來越放棄對自由主義基本信條的信仰”。此外，社會主義也是知識分子的過錯，他們誘導工人接受與他們本性格格不入的東西——集體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中寫道，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起源于基督教以及塑造人類歷史的所有宗教，它實際上是對“競爭性市場秩序基礎上自發產生的道德傳統”的否定。社會主義是“一種理性設計的道德體系......其吸引力取決于其承諾后果的本能吸引力”。他抱怨說，“我們在智力的階梯上爬得越高，與知識分子交談得越多，就越有可能遇到社會主義信念”。

　　歸根結底，市場激進主義將其存在歸功于這樣一個事實：盡管它具有破壞性，但它不可避免地會引發一場重新規范資本主義的“反運動”。這意味著，新自由主義者可能會堅持他們的觀點，即“自由”市場具有增進人性的作用。他們總是可以聲稱，他們的烏托邦尚未在任何地方完全實現。

　　但回到《自由憲章》上來：它所監督的規則只能是“抽象的、一般的和非個人的”。在哈耶克看來，“法治”與有利于“社會正義”的再分配政策根本不相容。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稅收和管制政策已經被視為專制統治，福利國家被視為極權主義。哈耶克試圖將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描繪成同一個“集體主義”家庭的兄弟姐妹，而不是彼此的死敵，也是基于這一點。今天，每當右翼自由主義者強調阿道夫·希特勒畢竟是“國家社會主義者”時，我們都是在處理哈耶克式的扯淡“賓果游戲”。

　　專制自由主義

　　作為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哈耶克遵循洛克的理論。洛克捍衛有產階級的利益，認為應該允許每個人占有自然環境中他所能占有的一切財富。早期的社會主義者皮埃爾·約瑟夫·蒲魯東曾經說過：“財產就是盜竊”。哈耶克對此進行了反駁，不僅社會主義是盜竊，甚至稅收也是盜竊。

　　實際存在的資本主義仍然是哈耶克的致命弱點。他不得不為之辯解的不平等并不完全是一種表現出來結果。他承認“環境的偶然性”，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從小繼承了數百萬或數十億遺產并“其為自己所用”的人都不一定是新的愛因斯坦。但“天賦和與生俱來的能力”也是“不公平的優勢”。“消除意外影響的愿望是要求‘社會公正’的根源……只有消除所有那些不受刻意控制的可能性，才能滿足這種愿望。但是，文明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個人對所遇到的任何意外的最佳利用”。哈耶克將此稱為“法律下的自由”，并稱之為他的“核心關切”。除了“法律和行為的一般規則的平等”之外的任何平等都等同于“摧毀自由”。

　　維護（資本主義）“秩序”及其（市場）“規則”對哈耶克來說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民眾”想要什么并不重要。相反，對哈耶克來說，人民決定自己命運的努力實際上是一種暴政。哈耶克、他的老師米塞斯以及他的學生弗里德曼和布坎南等人——簡而言之，新自由主義的主謀們，面臨著與卡爾·施米特和法西斯主義相同的問題。他們觀察到了大眾民主的發展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衰落之間的歷史聯系，這意味著古典自由主義的反民主遺產在他們的思想中得以延續——新自由主義的真實歷史也與專制主義密切相關。

　　新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都是資產階級思想對大眾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反動形式。二者都面臨著這樣一個問題：在普選的條件下，如何防止群眾突然產生以公共住房對抗住房短缺，并將食品、醫療、教育作為免費的公共產品而不是商品來提供的想法，甚至提出改造土地、工業和銀行的資本主義私有制，使社會化經濟服務于人民的要求。施米特等法西斯主義思想家試圖廢除普選權，轉而實行徹底的（總統制）獨裁。為反希特勒聯盟的英美資產階級撰寫文章的哈耶克非常清楚，這場戰斗已經輸了。他轉而集中精力消除民主進程的影響。哈耶克是“后民主”（用科林·克勞奇的貼切說法）的主要理論家。他的理論工作歸根結底是尋求在沒有永久政治專政的情況下建立資本專政的手段。因此，他專注于從根本上限制民選政府的權力領域。他的理論系統地取消了政府對金融和經濟政策的主權。與施米特相比，這最終使哈耶克成為更聰明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盡管如此，為了贏得反對民主、大眾和福利的戰爭，他也對徹底的獨裁持開放態度。

　　哈耶克在自由主義理論傳統——孟德斯鳩、本杰明·康斯坦茨和洛克以及美國歷史中找到了他要尋找的東西。在1776年的美國憲法中，他找到了資產階級決定國家政治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正如歷史學家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Beard）和特里·布頓（Terry Bouton）所指出的那樣，美國憲法也是本著同樣的精神出現的，它是當時反殖民主義革命戰爭中反對“民主時刻”的反革命產物。

　　波蘭尼是最早觀察到憲法如何侵蝕民主的人之一，他寫道，美國“將經濟領域完全隔離在憲法管轄之外，從而將私有財產置于可以想象的最大保護之下，并創造了世界上唯一依法建立的（資本主義）市場社會。盡管有普選權，美國選民對有產階級卻無能為力”。早在1939年，哈耶克就在《自由與經濟制度》一書中指出，“我們可以‘規劃’一個對所有人都平等適用的、旨在保持永久性的一般規則體系”。適用于個人的規則現在也應該對議會民主制具有約束力。

　　經濟憲法

　　哈耶克和他的學生們利用兩種機制來建立市場驅動的社會發展體系：第一，通過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經濟）憲法；第二，通過聯邦化政策系統地削弱民族國家的經濟和金融政策權限。因此，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都要發揮作用：一方面，將決策權集中到反民主機構，如中央銀行，這些機構已被宣布為“獨立”，即不受民主問責和控制，而且國際條約也具有憲法地位，對國家具有法律約束力；另一方面，地方分權有利于地方國家機構，但其財政等方面的指導和控制權卻很少。

　　從歷史上看，“國家的國際化”（羅伯特·W·考克斯）將成為以哈耶克為基礎的 “新憲政主義”（斯蒂芬·吉爾）的重要工具。這相當于通過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和世界貿易組織（WTO）、投資保護協定、歐盟經濟憲法等具有法律約束力的世界資本主義憲法，以及七國集團和歐盟委員會等不受國家議會影響的機構來限制民族國家。

　　因此，新憲政加強了資本的結構性力量，即資本的流動性，從而迫使國家提供補貼，迫使工會在工資政策上做出讓步，如此循環往復，使得資本外逃成為可能，如果政府計劃進行再分配或社會化，就會因此而倒臺。哈耶克還加強了與這一體系關系最密切的政府部門（尤其是財政部），犧牲了經濟、勞動和社會部門的利益。

　　因此，哈耶克為一個“別無選擇”的市場體系奠定了重要基礎，其規則只有在政府倒臺的情況下才會受到質疑。正是本著哈耶克的精神，世貿組織制定了關于平等對待本國和國際資本的規則，使附屬國無法爭取獨立。他為保護“知識產權”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TRIPS）奠定了基礎，使制藥公司甚至可以壟斷植物和種子，而不顧成千上萬的印度農民因此而自殺。《全面經濟與貿易協定》（CETA）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等投資保護協定最終也應歸功于哈耶克，在這些協定的基礎上，如果國家做出禁止吸煙或逐步淘汰核能等民主決策，跨國公司就可以起訴這些國家，要求它們為未來的資本利潤損失支付可怕的賠償金。

　　除了這種去民主化，哈耶克還發展了另一種使資本完全實現獨裁的手段。這就是聯邦化。基于“建立一個（民主的）世界國家對文明未來的危害可能比戰爭更大 ”的假設，哈耶克以及他之后的布坎南主張有系統的政府職能分權，即“開放聯邦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亞當·哈梅斯）以及“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

　　哈耶克說：“我們還沒有學會如何有效地限制所有政府的權力，以及如何在各級權力機構之間劃分這些權力……建立世界國家對文明未來的危害甚至可能比戰爭更大……贊成增加政府權力的人總是支持最大限度地集中這些權力，而那些主要關注個人自由的人則普遍主張權力下放。”

　　哈耶克認識到，當地方政府相互爭奪資本及其直接投資時，它們就有可能在預算方面遵守紀律，因為它們不再受到資本管制的限制。

　　事實證明，同樣的權力下放原則也有助于榨干令人痛恨的福利國家，因為地方政府通常無法滿足社會對于提供公共住房、改善學校條件等方面的要求——這表明它們的手被財政政策束縛住了。在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美國各州迫于地區債務壓力，不得不在增稅或削減社會福利之間做出選擇。因此，削減社會開支在結構上已嵌入憲法。

　　少數人的自由

　　因此，哈耶克被證明是資產階級反對民主的最鋒利武器。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在歐元區危機后要求的服從國際金融市場的“順應市場的民主”，就是基于他的思想。

　　在20世紀70年代福特主義危機期間，哈耶克將普選制度中的資本專政理論化，并因此在資產階級中獲得了廣泛的認同，這是哈耶克的歷史性勝利，使他成為以犧牲大多數人的自由為代價來實現少數人自由的最有力的宣傳者。如今，自由主義將自由的概念據為己有。哈耶克意識到它的爭議性，“毫無疑問，承諾更大的自由已成為社會主義宣傳最有效的武器之一。”這種更廣泛的自由確實只有通過社會主義才能實現：作為免受剝削和從不自由的時間中解放出來的自由，它是所有必須靠雇傭勞動生活的人過上自主生活的先決條件。

　　哈耶克的精英主義敵視民主，這表明市場激進主義不可能符合大多數工人階層的利益。即使他沒有得出法西斯主義的結論。米塞斯在1927年仍然歡迎法西斯主義，認為它是“歐洲文明的救星”。但他認為，反福利國家的反革命很可能必須是獨裁的，因為根據他和布坎南的“超負荷”理論，群眾永遠不會投票反對福利主義。因此，哈耶克在20世紀70年代要求剝奪“凈轉移支付領取者”（net transfer recipients），即所有公共部門雇員、所有退休工人和所有失業工人的選舉權。

　　因此，新自由主義者也直接支持了1973年智利反對民主社會主義的政變和奧古斯托·皮諾切特的軍事獨裁。在六年后，撒切爾和她的“專制民粹主義”（將解散福利國家的要求與民族主義訴求結合起來，因此基本上是哈耶克與施米特的結合）才表明，即使保留普選權，新自由主義也是可能的。但早在1981年，哈耶克就在一次采訪中宣稱，他永遠寧愿選擇市場獨裁，而不是福利國家民主。哈耶克說，“競爭畢竟總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少數人使得更多的人必須做他們不喜歡做的事情，無論是更加努力地工作、改變習慣，還是對工作投入一定程度的關注、持續的努力或規律性，而如果沒有競爭，這些都是不需要的”。

　　哈耶克懷疑，“在無限制的民主制度下（指在資產階級獨裁專政下--編者注）是否能出現一個正常運轉的市場”。在這方面，他無疑是正確的。

　　原文網址：https://jacobin.com/2024/05/friedrich-von-hayek-freedom-neoliberalism-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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