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新先生的長篇小說《西府人家》（中國文學藝術出版社2022年10月版），從1960年困難時期，金鹿縣王家堡游鄉賣貨郎王種祿收留來自甘肅的乞丐馬尕妹寫起，到2020年王家堡人搬出大山，住上扶貧搬遷的城區房為止。以樸實無華、生動形象的藝術之筆，描寫了半個世紀中30多位平凡人物的人生故事。

　　這本書的故事梗概是，王種祿的兒子王生福與馬尕妹結婚后，生了一對長相美麗的雙胞胎女兒王金花和王銀花，后與鄰村謝家塬謝玉濤、喬七巧的雙胞胎兒子謝崇發、謝志發結為夫妻。婚后，姐姐王金花創辦刺繡廠取得成功，收獲了人生的幸福。妹妹王銀花個性好強，對姐姐的成功不太服氣，想獨立自主追求自己的夢想，用另一種成功人生超過姐姐，但命運不濟，導致人生跌宕起伏。她曾在寶雞開出租車、去北京當演員不成功，又開飯店，回寶雞后當歌唱演員剛取得一點成績，又被流氓騷擾事件所打斷，甚至一度遭受牢獄之災。圍繞這兩對雙胞胎夫妻的人生故事，牽動他們的家人、親戚、朋友，30多位人物不同程度出場，展現了陜西關中西部一帶農民的生活場景和地域文化特點。作者想表達的立意是，人生沒有回頭路，只有奮斗獲得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這是一種樸素無奇的人生哲理，也是一種樸實無華的寫作風格。

　　筆者閱讀此書，有以下幾點感受：

　　第一，生活場景描寫細致。例如，寫到王種祿給兒子王生福和媳婦馬尕妹成婚的場景：“黃道吉日定下了，王家的親戚都來幫忙，殺豬宰羊，拉胡基盤鍋灶，搭喜棚，請先生寫對子，請大廚作席面，王家堡有史以來最熱鬧的婚禮就在這個院子舉行了，這是全村人的慶典，男人、婦女的都主動來幫忙，帶著自己家里的木盤，拉來了八仙桌，錫制的酒壺拿來23個，王種祿把白酒拉了30件。新房設在西方的廂房里，大紅的雙喜字貼在門扇上，掛著紅色的繡花門簾，窗戶上都是趙玉翠精心剪刻的喜結連理、鴛鴦戲水、早生貴子等圖案。馬尕妹穿一身紅衣，紅鞋，胸前戴著一朵用軟緞面挽成的大紅花，頂著紅蓋頭，王生福戴著禮帽，穿著馬褂，笑瞇瞇地牽著紅綢那頭的馬尕妹來到喜氣洋洋的院子。司儀已經安排人在院子里擺好了兩把太師椅，地上鋪著蘆席。結婚儀式舉行完畢，兩個新人被司儀引領著進喜棚給客人敬酒，有人問王生福:‘沒見你師傅來？你們沒給他下書嗎？’”（第27頁）這正是西府地區婚禮習俗的典型場景，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又例如,寫到王種祿給兒子王生福辦鐵匠鋪的場景：“他把給兒子收拾婚房的匠人和工隊叫回來，把南房朝街面上開了門，弄了一個半敞開的鋪子，盤了鐵匠爐，打發兒子去縣城購買打鐵用的工具，請村上的先生寫了‘王記鐵匠鋪’五個隸體字，拿到鎮上的木匠鋪里，讓他們做了一個古色古香的牌匾。鐵匠鋪開業的那天，又辦了一場酒席，招待來恭賀的親戚、朋友和鄉黨，鋪子門框上貼著大紅的對子:上面寫著：金爐不斷千年火，銀盞長明萬歲燈。在山墻上貼出了優惠告示，說凡是來料加工的鐵件，比其他鐵匠鋪優惠三成。村上的鑼鼓隊、秧歌隊也來助興，晚上叫來了鎮上的電影隊放映了故事片《英雄兒女》。王家堡一下子熱鬧起來，平時一文不名的王生福瞬間成了鐵匠鋪的老板。本村的、鄰村的群眾都圖個方便，來這里買?頭、鐵锨、鐮刀、剪刀、菜刀、馬掌、門釕铞、箱子的包角，東西好，價錢便宜。這里成了最熱鬧的地方，村里的閑人沒事的時候，就到鐵匠鋪來轉一轉，說說閑話。”（第31-32頁）

　　第二，人物形象生動傳神。例如，寫到趙玉翠和孫女王金花看望老鐵匠的場景：“老鐵匠高隨之靠在炕里的墻根，在打盹。他頭上幾根稀疏的白發，像麻絲一樣干枯無光，兩眼腫脹，兩頰凹進去一個坑，看上去有點像骷髏。老伴拿起糜稈做的笤帚把蘆葦做的發紅的席子掃了掃，讓他們坐。他數說老漢：‘你想睡就躺下睡嗎，坐著睡覺，是沒有炕咋的。’老鐵匠抬了抬耷拉的眼皮，妮妮喃喃地說：‘躺下睡不著，坐著就丟盹。’王金花抿嘴笑了，趙玉翠瞅了她一眼，她趕緊收住了笑容。王金花把牛奶放到三八柜上，出去，又把綁在自行車兩邊的點心、香蕉、茶葉拿進來放到柜上。老鐵匠的老伴看他們帶來那么多的禮品，笑容滿面，拉住趙玉翠的手，熱情異常，好像她們是關系最親密的親人。她笑著說：‘你們今天來了運氣好，昨個，我大女兒拿來新磨的蕎面，我給咱搟蕎面，咱們做蕎面臊子面吃。’說著，挽著袖子，準備到廚房去做飯。趙玉翠對坐在三八柜跟前凳子上的王金花說：‘美美，咱們幫你姑奶去做飯，讓你姑爺好好歇歇，也免得在這里說話吵著他。’”（第79頁）又例如：寫到謝志發知道自己的未婚妻當了警察后的場景：“謝志發從縣城開會回來，一進院子就大喊大叫起來：‘爹爹，不好了，不好了！’喬七巧頭頂著手帕，端著簸箕在廚房門口分撿黃豆：‘蝎子把你蟄了嗎？’謝志發沒有理會母親的戲謔,徑直跨過了上房的門檻，跑到東廂房去見謝家的當家人謝玉濤。謝玉濤這時候正靠在被垛上，瞇著眼睛抽紙煙，跟前放著一個用易拉罐做的煙灰缸。他吸了一口煙，從鼻孔里噴出一縷灰色的煙霧，瞇著眼睛瞅著滿頭大汗的小兒子：‘怎么啦？’‘爹呀，可不得了了。’謝志發站在炕跟急切地說：‘王家的那兩個丫頭當了警察了……’‘什么？’謝玉濤突然間坐直了身子，朝前撲著，目不轉睛地盯著疾風火燎的謝志發：‘你聽誰說的？咱們怎么一點也不知道啊。’謝志發抹著額頭上的汗水，心神不安地說：‘我今天去縣城開會，碰到在公安局上班的一個同學，他笑著對我說，你嫂子和你媳婦成了我的同事啦，你們成了警察家屬啦。這還有假！’‘那是這樣，你趕緊叫你姑過來。’謝玉濤說著溜下炕，腳在地上探尋著找鞋，找了半天，不知誰把他的鞋踢到哪里去了。屋里的光線有點暗。謝志發急忙彎腰幫父親找來他的黑色直貢呢面的圓口布鞋，穿在他瘦骨嶙峋的腳上，他轉身走出上房東廂房，站在堂屋門前問坐在房門口的母親：‘我姑在嗎？’喬七巧頭也沒有抬，依舊撥拉著簸箕里的黃豆子和豆莢秸節：‘她上娘娘殿看戲去了。’‘她倒活的悠閑，沒心沒肺的。’謝志發發了一句牢騷，不料母親接了話茬：‘她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她不悠閑你讓她干啥去。’謝玉梅看樣子非常高興，哼著跑調的秦腔，甩著細長的胳膊，一副輕松愉快、無憂無慮的樣子，聽見嫂子和侄兒好像在議論自己，她就突然收住了笑容，故作嚴肅起來：‘你們在背后說我的壞話是不是？老姑娘我活得自在不是。’‘誰敢說姑的壞話啊。’謝志發從謝玉梅手里接過麻花，笑著說：‘我們等你這個大媒人回來呢。’”（第136-137頁）

　　第三，語言文字干凈利落。《西府人家》的文字功底無疑是很深厚的。作者雖為業余文學愛好者，但勤于寫作，長期積累，發表過600多萬字的作品，在藝術表現能力方面的訓練和成績是無可置疑的。本書的故事情節也不復雜，基本上屬于單線敘事，能把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物寫得形象生動，包括對其語言、動作和心理的描寫，很有立體感和形象感，能產生引人入勝的感染力，沒有深厚的藝術功底是做不到的。作品寫景狀物的語言干練、利落，多用方言。全書寫景的段落并不很多，但有所涉及則言簡意賅，高屋建瓴，絕不拖泥帶水，有畫龍點睛之妙。例如，“白石河西岸的臺塬莽莽蒼蒼，一臺一臺向南奔去，如果在飛機上看這里的村莊，好像是一簇一簇的密林，只能看見房頂的灰瓦、紅瓦和太陽能電桿，道路只是非常細小的一條線，把田野隔成了很多方塊。謝家塬村子的布局，是坐西朝東，各家的門戶都朝南開著，第一排前面就是休閑廣場，中心有一個飛天雕塑。第二排的門戶對著第一排人家的山墻。謝玉濤家的院子在第一排中間第四戶，街門是紅色的雙扇門，上面鑲嵌著四排黃色的圓泡釘子，街門的墻壁用白色瓷磚貼了面子，屋頂上架著太陽能熱水器，在陽光下閃閃發光。”（61頁）又例如，“趙玉翠和王金花回到王家堡時，太陽已經落山了，西邊一片火燒云，給村莊、田野、河流、密林涂上了一層金紅色。王家堡的女人們燒炕的灰色煙霧從樹梢的間隙冒上天空，犁秋閑地的漢子，趕著兩頭黃牛正走在回家的路上。”（81-82頁）

　　第四，人生喜悲辯證描寫。例如，當謝玉濤兩個兒媳婦被吸收為協警，給家人帶來無比自豪與自信，并使其人際關系發生微妙變化，包括昔日欺負自己的仇人和因妒忌自己而老死不相往來的人，也都登門求助的時候，又因全省公安系統清退沒有編制人員而失去了協警身份，不得不返回家鄉。這讓勢利眼的鄉親大跌眼鏡。（174-179頁。）又例如，王銀花去北京尋夢當演員事與愿違，在失落中偶遇在北京打工的姑姑和馬玉曉。三個女人商量開了個早餐店，剛剛有點起色，正干得起勁的時候，不料姑姑意外病故，給了身處外地的兩個女人極大打擊，她們不得不拉下面子通知家人前往北京協助處理后事。隨后帶著傷痛雖然堅持了一段賣早餐的生意，又因外地人聚居的市場發生火災，在整頓中被拆除門店，要求外地人限期離京。（第225-230頁）這些人生遭遇很讓人惋惜和悲哀：勤勞善良的農民朋友啊！生活的出路在哪里?人生的希望在哪里？這一切又是誰造成的呢？又例如，王銀花返回家鄉后，憑借自己的美貌和歌喉，在李培志創辦的新時代歌舞團試演歌唱，一炮打響，意外走紅，正當她為找到新的人生希望而信心滿滿的時候，不料在和幾個女伴一起去桃園觀春游，觀賞桃花的時候，卻遇到流氓騷擾，因為她會點武術，在自衛還擊中打死了流氓劉來道。（247頁）這讓王銀花陷入牢獄之災，雖然在姐姐等人的營救下被判正當防衛而無罪釋放，但畢竟給人生留下了永難磨滅的陰影。

　　通過這本小說，能讓讀者生動形象地了解到西府一帶普通農民的生活狀態、思想觀念和心理活動。通過這些人生故事的描寫，也間接和無意識地反映了社會變遷給山區農民帶來的巨大變化。例如，作者寫了一大堆農民，卻沒有通過種地而安身立命的太多描寫；他們只有種果樹、打鐵、開商店、外出搞建筑、當保姆、開飯店、開出租車、當演員等的奮斗故事，他們的奮斗是無組織無領導的，完全是一種盲目的個人摸索，這正是對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和城鎮化過程中，很多農村、農民和農業的真實寫照。作者并沒有涉及農民朋友對社會變革的深刻思考和抱怨情緒，而是把這一切變化和命運都視為理所當然，甚至還帶有對這些變化和“進步”的感激之情。

　　也許是由作者作為縣級領導干部的地位和觀念決定的，也許是由作者作為中下層知識分子的身份和境界決定的。他把“只寫正能量”和“回避禁區”作為原則，在講述人物故事和社會變遷的過程中，回避和淡化了“十年文革”和改革開放的社會背景，基本上堅持了“只寫人生，不寫社會”的原則，寫農村和農民，卻沒有太涉及農業，“三農”問題和“鄉村振興”的出路何在？對此沒有涉及。對身為農民卻無農可務的社會原因沒有分析，對廣大低層農民既無法安心務農，又找不到生活出路和人生目標，只能在私有化、市場化、城市化的邊緣苦苦掙扎的社會根源，以及由此潛伏的巨大生存壓力和社會危機，缺乏深刻分析，這就影響了這部現實主義文學作品的批判性、思想性和啟蒙性。近些年來，在文藝界流行著一種執著于描寫人性，卻不認為人性或人的本質是由社會關系所決定的非科學思潮，也流行著“告別革命，回避崇高，不愿描寫宏大主題”的不正確取向。其實，廣大農民不僅面臨著離開土地后社會身份轉換和就業的巨大壓力，也背負著解決住房、婚姻、上學、養老、看病等的巨大壓力。很多家庭悲劇和人生不幸的背后，其實有社會變革和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在起作用。他們除了默默奮斗和苦苦掙扎，根本掌握不了自己的命運，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對農民朋友意味著什么？他們除了隨波逐流和對自己的前途命運茫然無知之外，還能有什么作為呢？

　　藝術源于生活也應該高于生活。作家是時代的記錄者，也應該是引領時代進步的思想家。魯迅筆下的阿Q、孔乙己、閏土、祥林嫂等人物，對現實的一切安之若素，缺乏超越性的理解和反思。這與其說是一種樸實和厚道，倒不如說是一種蒙昧和悲哀。魯迅描寫的那些人物，既是真實的，又是發人深思的。他們能激發人們對國民性的思考，在當時社會背景下，具有深刻的啟蒙性質和革命意義。如果通過生活場景或人物形象的描寫，或者能給人以勵志和激勵，或者能啟發人的思考和超越，讓人看清奮斗的前途在哪里？就更能增加作品的思想厚度和時代價值。

　　也許有人會說，不應該對作者有過高的要求，也不應該賦予文學太多的社會功能！但作為一種理想化的期盼，我還是希望有人能向這個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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